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工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
　　
　　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2008年，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名著《沉思录》骤然走火，一年之间出了16个版本，其共同的宣传语是：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而2009年另一本西方名著、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在几个月里冒出了11个版本，这次的封面上写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温家宝总理推荐《道德情操论》是在访英期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和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时他都引述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后来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总理有一次引用了这段话。
　　时值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温总理多次引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普遍被解释为对这种金融危机起因的分析或者说批判。确实，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述这段话时明确说到：“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两本书在其身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在中国也是如此。《国富论》1902年就被严复以《原富》之名译介到中国，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诞生之日，而《道德情操论》则到1997年才有中译本。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看似互相矛盾，所以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但这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温总理对《道德情操论》的偏爱仅仅当作是一种“时事评论”，事实上，早在2004年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采访时他就提到了这本书：“他(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道德情操论》)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此后在2005年到2007年间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本书，其交谈对象有参加两会的代表，有《财富》论坛的企业家，有文学艺术家，也有人大青年学生。可见温总理对这本书和这段话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温总理最近两次谈到《道德情操论》而言，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有网友提及“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收入非常高”，温家宝总理以《道德情操论》里的这段话开头，表示“我们非常关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而在《金融时报》采访时，这段话更是用以回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
　　可见，温总理喜欢这段话，不仅仅是用来对企业家或者西方国家进行道德批评，也是对自己、对广大政府官员的期许和要求。道德的血液不仅是企业家需要，担负社会管理重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而且需要以制度去保证公平正义，才是最大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