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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圖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关键词：苏格拉底；柏拉圖；睿智；数理
中圖分类号：1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12—06
一、《治邦者》的戏剧脉络
柏拉圖一生都在思考苏格拉底之死的问题。柏拉圖似乎暗示，以“知识”为主题的三联剧构成了苏格拉底行动的内在动机。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提出了哲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智术师》中，苏格拉底对来自爱利亚地方的异乡人说，那些真正的哲人会幻化成治邦者、智术师和疯子，苏格拉底请他辨明，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究竟是同一种人，还是几种不同的人。这无异于是请异乡人检审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于是在《智术师》和《治邦者》中，异乡人探讨了“智术师”、“治邦者”与哲人苏格拉底的关系。
但是，异乡人却没有探讨“哲人”本身。在古希腊肃剧中，三个肃剧和最后揭示真相的萨圖尔剧构成一串完整四联剧，可是柏拉圖依据肃剧形式写下的这串对话中，却缺少本应作为萨圖尔剧的《哲人》，只因他不打算直接向读者揭示哲人的真相。《治邦者》是苏格拉底走上法庭之前的最后一次私人谈话。《治邦者》的主题是睿智与技艺的关系，与数理哲人迥然不同，作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并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因而在政治哲人认为，睿智要优于数理。苏格拉底知道，真正的爱智者不可决然割裂实践与理论。睿智处理异质性的城邦问题，苏格拉底借助睿智上升到对整全异质性的思考，并证明整全本身是由异质的存在者构成。通过比照苏格拉底与数理哲人，异乡人表明，数理哲人企圖将整全同一化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反而会招致恶果：当数理哲人下降到城邦，强使本该作为政治术助因的数理技艺，成为掌控城邦的主导技艺，这必然会引发政治生活的技术同质化，由此产生的价值中立成为虚无主义的根源，人类丧失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最终，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检审结果是：一方面，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因为与前苏格拉底哲人不同，苏格拉底直面政治，或者说，直面城邦中的纷繁意见所构成的“非存在”问题，由此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启航”(《斐多》)；另一方面，异乡人也批评了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以睿智上升到超出城邦，脱离了政治生活这一他原初的哲学起点，遮蔽了睿智的政治含义，他强烈的哲学爱欲忽视了礼法，招来城邦民的怨恨。异乡人向苏格拉底建议：要么遵照雅典的法律赴死，从而揭示政治哲人与城邦的张力；要么从今往后，苏格拉底不仅要作哲学的诗歌，还要为众人作诗，也就是为已经失去传统宗法根基的希腊重制礼乐。
从《治邦者》出发，柏拉圖为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两条道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苏格拉底为哲学而赴死之路；在《法义》中，苏格拉底乔装打扮逃到了克里特，这构成了苏格拉底的重制礼乐之路——这一逃脱只能出现在柏拉圖对话中，因为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暗示，倘若他还年轻，也许会为了爱智而逃离雅典的处罚(《克力同》；对勘)，而柏拉圖对话描绘的是“变得青春美貌的苏格拉底”(《书简二》)。在《法义》之前，西方的立法活动只有凭机运而没有凭睿智的立法学问(《法义》)，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柏拉圖暗中对读者的提醒：哲人的立法活动并非是哲人最高的哲学活动。这一提醒引领我们回到《治邦者》。异乡人暗示，正如礼乐作为睿哲的作品，无法全然代替睿哲，因为礼乐难免单一化，无法完全处理异质变化的人世生活。同样，柏拉圖对话是柏拉圖的“礼乐”，这一作品也不过如圖画一般，勾勒出苏格拉底的言行形式，却无法复活真正的苏格拉底。可是，既然苏格拉底无法向我们说话，那么礼乐对城邦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柏拉圖对话对研习哲学而言不可或缺。看来，柏拉圖刚否定了自己的对话作品，就马上否定了这一否定。柏拉圖对话中构成的哲人之诗，邀请读者思考“什么是哲人”这一问题，读者将一幅幅对话中的圖画拼合起来，研究其中抽离掉的东西，并自行在心中重现柏拉圖思想的完整织体。这很像哲人在洞穴中用眼睛观看扭曲、片面的影像，而用心智去结合并反思出真实完整的存在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治邦者》部分揭示了柏拉圖对话的写作意圖和写作方式。由此，就像异乡人称礼法是“第二次启航”一样，哲人重制礼乐既是为了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也是为了保存哲学的可能，柏拉圖对话模仿并实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第二次启航”。
二、数学家的错误
《智术师》始于一大清早，当对话结束时，大概已是正午。那么《治邦者》可能就发生在正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对话的主要人物是爱利亚异乡人与昔兰尼人忒奥多洛斯，忒奥多洛斯的弟子小苏格拉底、泰阿泰德和其他未发言的学生，还有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因教授几何而闻名雅典(色诺芬，《苏格拉底往事录》。与《智术师》一样，《治邦者》的场景也在雅典运动场。对话伊始，苏格拉底说道，自己欠忒奥多洛斯很多人情，由于忒奥多洛斯的关系，苏格拉底才结识了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苏格拉底依次提到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这让我们回想起《泰阿泰德》与《智术师》的情节，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认识了泰阿泰德，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并从他那知道了小苏格拉底。第二天，他又认识了异乡人，而且，为了答复苏格拉底的问题，泰阿泰德与异乡人刚刚一起“捕获”了智术师，这发生在《智术师》中。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进一步认识了泰阿泰德的品性，以及异乡人不同于传统爱利亚派的哲思。可见，苏格拉底出于好多原因感谢忒奥多洛斯。但忒奥多洛斯却想当然地以为，苏格拉底真正要感谢的，并非他认识异乡人与泰阿泰德这两个人，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是这二人一起给苏格拉底带来的好处——即他们为苏格拉底回答了何谓智术师。忒奥多洛斯过快的联想，一则因为，他认为《泰阿泰德》是场失败的对话，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二则因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他对人本身不感兴趣，这一点恰与苏格拉底相反。苏格拉底最爱去市场与人闲谈，因为对苏格拉底而言，认识各种各样的灵魂是一大乐事。在苏格拉底看来，泰阿泰德与异乡人探询智术师的过程，不见得比这二人本身的灵魂品质精彩。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请异乡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忒奥多洛斯接着就说，异乡人记得爱利亚圈内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这里只是复述而已。异乡人也说，为 了复述方便，要找个听话的伙伴问答着讲，否则不如自己讲。随后，异乡人选择与泰阿泰德对谈，这意味着，异乡人之所以选择泰阿泰德，只是因为他很听话(《智术师》)。
可是，真正开始问答以后，异乡人并非复述，而是根据泰阿泰德的天性与之对谈。于是，《智术师》这场由异乡人主导的对话，目的之一是教育泰阿泰德。其中，异乡人不顾帕墨尼德的教诲，试着探究非存在，好让泰阿泰德敢于面对智术师造出的纷乱幻象，从而使节制的泰阿泰德变得勇敢起来——这不啻于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检审了泰阿泰德之后，异乡人又再次对泰阿泰德进行了检审，尽管二人的检审形式不同，但目的却都在探查泰阿泰德的灵魂品性。
苏格拉底在开场首句中为结识异乡人而感谢忒奥多洛斯，部分是因为异乡人在《智术师》中的论证，因为异乡人揭示了作为哲人幻象的智术师，亦即揭示了哲人的伪装之一。可是，哲人的伪装并非哲人本身，倘若异乡人真的揭示了哲人，那么苏格拉底自会大大感谢异乡人，而非忒奥多洛斯这个中介人。忒奥多洛斯不这么认为：“苏格拉底，等他们给你造好了治邦者和哲人，你就要欠下我三倍的情喽。”这句话最奇怪之处在于，忒奥多洛斯掂量了三种人的分量，列出了他们与“人情”的比例，这位数学家竟然精准到以数学衡量人事，要知道，忒奥多洛斯从不开玩笑(《泰阿泰德》145c)。忒奥多洛斯不直面超自然与人事的复杂状况，而直接以数学工具改造现实。依据泰阿泰德的老师普罗塔戈拉，在雅典民主制下，应用技术保证了自由民都同样具有美德(《普罗塔戈拉》)，那么，由此可以推论，有资格做美德教师的人也就是最懂得理论科学的人。技术可以改造自然，进而使人的品质差异变得多余，这诱使数理哲人以为，理论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政治知识，同质性的理论技艺完全可以取代异质性的政治术。果真如此么?
苏格拉底反问道，我们听到的是算数、几何高手的话吗?听起来，忒奥多洛斯犯了一个数学上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搞数学的行家里手，才易犯这种错误。忒奥多洛斯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用意，苏格拉底解释道：“你置这几种人于同等价值，可这三者在荣誉上相差悬殊，凭你技艺中的比例可解决不了。”忒奥多洛斯这位数学家希望以自己精通的事物理解一切，可是，数学家无法以尺和网规测量人的灵魂，因而也搞不清智术师、治邦者、哲人在荣誉和价值上孰轻孰重，这是数学家凭数学比例解决不了的问题。忒奥多洛斯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在《泰阿泰德》中，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发现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也是在那时，他觉得苏格拉底是个智术师，继而认为应该有个赫拉克利特般的哲人来制服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虽然承认哲人高于智术师，但是辨识不出苏格拉底的真实身份，反把他当成智术师。由此可见，忒奥多洛斯完全不知晓智术师和哲人，以及这二者的差别。作为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忒奥多洛斯自认为是站在理论科学的顶峰向下俯瞰，他想当然地以为理论科学高于一切。在他看来，正如《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所述的“顶尖哲人”高高在上一样，同质性的技艺也是研究一切的最高原则。因而，即使他本人已放弃了对超自然领域的数理研究，但是他相信存在这样的“顶尖哲人”。
存《智术师》开场，忒奥多洛斯声言，他找到了“有分寸”的神圣哲人——来自爱利亚的异乡人。正如他曾认可高高在上的数理哲人可以洞察人事一样，他相信异乡人和他心爱的弟子泰阿泰德会“造出”治邦者和皙人——智术师、治邦者与爱伪装的苏格拉底式哲人成了顶尖哲人的造物。在以数学为唯一尺度的条件下，忒奥多洛斯认为这三种人的价值相同。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冲突，是有关纯理论与人事问题的冲突。为了反驳忒奥多洛斯，苏格拉底挑明了政治与数学，或睿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因为，只有政治智慧或睿智才能辨明“高贵”或“美”，继而认清依据自然的高贵而安排的高低秩序，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价值”、“荣誉”。与数学和其他技艺的价值中立相比，政治技艺必须关注意义和目的。苏格拉底用一句话就使忒奥多洛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应该归功于雅典律法的效力。他提醒忒奥多洛斯：尽管当时的雅典礼法已经残破不堪，然而，启蒙知识人向往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民主制仍旧不可能实现，因为雅典城邦中尚有老人与维护传统诗教宗法的政治人及诗人，他们不允许新兴知识人颠覆传统的秩序。祖先与后辈或父子的高低位置说明，一种彻底的技术民主制是违背自然的。忒奥多洛斯当然知道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塔戈拉被逐出雅典的事情，因而在三联剧的前两部开场，他显得谨小慎微。但是，在《智术师》中，异乡人的划分法声称，为了获取心智，要置所有技艺于同等荣誉，而将抓虱子的与将军同列(《智术师》)。仿佛心智只是同质性的(对勘《智术师》)。爱利亚异乡人划分法中表现的数理同质性使忒奥多洛斯得意忘形，直到苏格拉底提醒他，忒奥多洛斯才想起，他们正身处于雅典城内的公共运动场。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也就点明了划分法在分析政治事物时的本质缺陷，他暗中建议异乡人摘下他数理哲人的面具。
通过比较“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和荣誉，苏格拉底引入了三种人的自然差异问题。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哲人”常幻化作“智术师”或“治邦者”，这似乎在暗示，与哲人相比，“智术师”和“治邦者”不过是不真实的影像而已。《智术师》中的异乡人在论述苏格拉底的智术师伪装时，称这种伪装为“出身高贵的智术师”(《智术师》)。可见，异乡人不得不顾及价值和荣誉。在《智术师》处，异乡人暂且不用划分法，转而向泰阿泰德阐明他们探询的目的：他们抓捕智术师这头“野兽”，是遵“王者的逻各斯或意译为“王道”之命。在对话结尾，异乡人与泰阿泰德阐明，智术师不过是窃“智慧者”之名的无知之辈，那么如今，通过向忒奥多洛斯暗示政治的威严，苏格拉底意在提醒他，别忘了刚刚的谈话中，忒奥多洛斯眼中的“神圣哲人”已经承认了智术师与治邦者(或王者)、哲人之间的高低关系。“出身高贵的智术师”辩驳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以祛除灵魂的无知，达到教导的目的，这正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形象。另外，苏格拉底也是善于制造影像的魔术师(《智术师》以下)——这使苏格拉底看起来像“智术师”；“王者的逻各斯”一词，则很好地表达了苏格拉底与王者的共同之处：与理工科知识只是关注和解决局部知识不同，治邦者与苏格拉底一样，关注并追求人的完善，关注好的生活。治邦者关注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追求公共福祉。城邦共同体由邦民的集合组成，城邦民高低有别、性情也多种多样，治邦者的任务在于如何结合这些异质因素，为本着不同目的而生活的城邦民建立高低秩序，因而，治邦者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勾连高低的，治邦者不能只考虑局部，必须顾全大局，否则城邦就是一盘散沙。所以，治邦者命令手艺人和技术专家而非相反。尽管我们知道了治邦者与智术师的高低之别，却尚不知 晓哲人与这两种人的区别何在。
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讲得好，他以阿蒙神起誓，说苏格拉底讲得在理。“在理”或“正义”、“正直的”一词，在传统上与城邦相关，多指人遵从礼法或统治(对勘，希罗多德，《原史》)。忒奥多洛斯用该词向苏格拉底表明，自己很清楚当下的政治处境，可是既然忒奥多洛斯是昔兰尼人，他应当遵奉的是昔兰尼的神。因而，忒奥多洛斯提到“我们的神阿蒙”，借此委婉地挑明了雅典与昔兰尼不同礼法之间的冲突。忒奥多洛斯暗示，既然不同城邦的礼法之间有冲突，那么城邦所遵奉的价值也是相对的。忒奥多洛斯暗示，苏格拉底讲得“在理”或“正义”不过是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而已。雅典的法具有现实约束忒奥多洛斯的效果，可是，这位数学家不认可城邦的礼法在理论上也是至高无上的。
在希罗多德《原史》II，42处提到，埃及人称宙斯为阿蒙，据忒拜人流传，赫拉克勒斯想要见宙斯，宙斯不愿意赫拉克勒斯看见自己的真相，于是他披上公羊皮，挂上公羊头，只让赫拉克勒斯看见伪装之后的自己。这使人想起《智术师》中，苏格拉底称异乡人也许是个神时所引用的荷马诗句，诗句中提及的正是伪装之下的宙斯，这位正义之神下界惩罚违背礼法的狂徒。当时，忒奥多洛斯立即反驳了苏格拉底，称异乡人是哲人。接着苏格拉底说，哲人也不好辨认，因为哲人与神一样爱伪装。忒奥多洛斯不懂苏格拉底的意思。忒奥多洛斯，这个从不开玩笑的数学家，因为厌恶哲学的玄奥复杂而离开了普罗塔戈拉，又极力反对那些主张万物皆流的赫拉克利特派哲学，他选择了具有确定性和明晰性的数学，他完全不理解爱隐匿自身的哲人，也不会认可赫拉克利特的箴言：自然爱隐匿自身。这样看来，此处忒奥多洛斯提及阿蒙神，决非意味着他追随苏格拉底，承认神爱伪装，而是相反，他通过列举自己地方信仰的大神，不过是表明自己地方的习俗，这虽不同于雅典的习俗，却仍是习俗。由此必然推导出，以神法为支撑的正义也不过是一种习俗，而非自然。苏格拉底在《王制》卷二阐述了一种神学，他证明，神决不会变化，不会撒谎，神永远处于自己单一形式的尽善尽美中，神出于正义的惩罚只会使人变好，而不会使人悲惨。看来，《王制》中的神学是为这种不能再信仰自己祖宗神的知识人而准备的。
苏格拉底警告忒奥多洛斯，不能用数学比例估价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但忒奥多洛斯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只承认自己的计算有误，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的记性好，是暗示苏格拉底之所以能指出这一错误，也不过是因为苏格拉底记得爱利亚异乡人的谈话中，治邦者或王者高于智术师，就像忒奥多洛斯以为，异乡人能够界定三种人，是因为他记得爱利亚派的说法(《智术师》)，忒奥多洛斯仿佛对异乡人修改帕墨尼德箴言的话置若罔闻，仍坚持认为异乡人是在复述爱利亚派的论说，好像爱利亚派的论说就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当有任何变化。忒奥多洛斯向苏格拉底暗示了城邦礼法的相对价值以后，还没有证明数学的绝对价值，以及该如何用数学计算三种人的比例关系，于是，他对苏格拉底说：“以后再找你算账。”看来，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有信心，他不至于想在苏格拉底被判刑监禁后，到雅典监狱中找苏格拉底报仇，忒奥多洛斯并没有出现在《斐多》中。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申辩成功的信心，源于他对雅典宗法乃至任何城邦宗法的蔑视。
接着，忒奥多洛斯转向异乡人，叫异乡人莫倦于向他们施惠。也许，在亲自找苏格拉底算账之前，忒奥多洛斯期待异乡人先为他报仇?异乡人在探询治邦术时的纯数理倾向，的确可以看作异乡人为忒奥多洛斯报仇。可是异乡人后来让忒奥多洛斯及其弟子看到，迫于事实，这种报仇并不适当，异乡人运用划分法的一系列溃败表明：数理局限于同一，无法处理城邦的异质事务。即便如此，以忒奥多洛斯拒不承认数学局限的性情看，这位数学家很难因此而回心转意，因而在对话中，忒奥多洛斯始终是个旁观者，他的学生才是受教者。忒奥多洛斯接着对异乡人说，下面是先将治邦的男儿，还是哲人，“任你选，选好了就谈吧”，忒奥多洛斯连说了两次“选择”可见柏拉圖笔法，塑造人物性情之精妙，宜深玩味。按照《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的暗示，不先探究哲人的伪装(智术师、治邦者)，就没法探究哲人。但忒奥多洛斯仍旧故我，全然不顾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区别，好像先讲治邦者，还是讲善于伪装的哲人，真有得挑一样。
三、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
异乡人应承忒奥多洛斯，他说道是该这么办，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就要达到目的才结束。异乡人的教诲始于《智术师》，止于《治邦者》，异乡人莫非是说，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的两种幻象，就已经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倘若如此，苏格拉底这个哲人就是智术师与治邦者本性的综合，智术师善于变异和造像，治邦者则分辨、调和异质因素，要是我们知晓哲人如何综合这两种性质，就能够知晓为何苏格拉底要致力于政治一道德问题。
接着，异乡人征求忒奥多洛斯的意见，要求变更交谈者，让泰阿泰德下去休息，换与苏格拉底同名的青年上来。在异乡人的请求之前，忒奥多洛斯完全认为泰阿泰德胜任治邦者的讨论。从《泰阿泰德》中，我们了解到，泰阿泰德是个节制的年轻人，他是雅典人，并且听说过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问题感到好奇，却没有勇气主动与苏格拉底谈话，反倒是他的老师忒奥多洛斯将他引介给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问他：人通过什么而知觉“在”、“不在”等共性时，泰阿泰德以宙斯起誓，自己指不出，但他的意见是，灵魂不借助其他手段，而是通过自身检验一切事物的共通之处。苏格拉底由此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美。苏格拉底声称，言谈美妙的人既美且善，因为泰阿泰德使他不必多费口舌来论证这一点(《泰阿泰德》。
在《智术师》中，爱利亚异乡人希望鼓舞泰阿泰德勇气，他将他们二人探寻智术师的过程比作狩猎野兽。异乡人在区分制作术时，区分了神的制作与人的制作，泰阿泰德表示难以明白这种划分，随后他承认，也许由于自己还年轻，他时常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究竟是神造就了世间万物，还是像众人以为的那样，一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可是此刻，泰阿泰德看着异乡人，猜想异乡人认为万物当归于神功，于是他也愿意这样想。异乡人马上夸泰阿泰德说得美，并称自己了解泰阿泰德的天性，纵然不必言辞，泰阿泰德也会对神造万物坚定不移，因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说服他(《智术师》)。这样，我们对泰阿泰德的天性已有所了解：他适度、节制，懂得凡是莫过度追问，且常常怀有美的意见，不必理性推论，他相信灵魂和神的存在以及神造万物。泰阿泰德之所以能处理无理数问题，恰恰因为他不是对无理数寻求一个终极的解决，而只是归纳无理数的现象。泰阿泰德最终为了履行邦民的义务而战死沙场，欧几里得称泰阿泰德既美且善(《泰阿泰德》。终其一生，泰阿泰德是一位相信美好事物，不越礼法，具有君子风范的数学家。 《智术师》开头，异乡人因为以前和泰阿泰德谈过，而选择与泰阿泰德对答，泰阿泰德说道，他想此时还不至于疲倦，可一旦他支持不住了，他推荐他的同伴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因为他们常常一起做事(《智术师》)。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找不如自己的人代替自己工作，而是找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共事。表面上，苏格拉底提出的论题有三个：智术师、治邦者、哲人，泰阿泰德说由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却没提他们轮流上，他似乎要把剩下的议题都交给小苏格拉底。我们猜想，泰阿泰德比小苏格拉底更知道适可而止，小苏格拉底则比泰阿泰德更有耐力。他们平常共事可能也是这般搭档。小苏格拉底必定有冒险的勇气，这样才能与泰阿泰德一起探求无理数。而我们知道，忒奥多洛斯认为泰阿泰德是他最好的弟子，夸泰阿泰德异常温顺，又最具男子气。其他机敏相若者，是男子气过劲了，毋宁说是狂躁(《泰阿泰德》)。可是，异乡人并不认为，一个非哲人能轻易具备节制与勇敢两种德性，他暗示，忒奥多洛斯误以为狂躁的小苏格拉底，才是男子气概的人。《治邦者》需要一位有男子气的人参与讨论，因为探讨的内容可能会损害泰阿泰德的温和天性。在《智术师》中，异乡人刚好利用这位从神明处求得的泰阿泰德，利用泰阿泰德的敬畏之心来早早结束“智术师”的讨论——实际上，异乡人运用了智术的花招，骗过泰阿泰德，用造像术造出一个创世神，即一个虚假但美好的幻象，以便早早结束对智术师的追捕。然而，在《治邦者》中，他不得不运用无神论神话，以揭示礼法真空的世界中真实而丑陋的东西，异乡人还必须向谈话人展示政治的严酷性，异乡人认为，勇敢的小苏格拉底是不二人选，果然，异乡人说起净化城邦时需要杀人与放逐，小苏格拉底听了并不为之动容。小苏格拉底不懂得节制，爱刨根问底。他也不畏艰难，当异乡人让他选择走漫长的路还是捷径时，小苏格拉底竟然选择两条道都走。于是，爱利亚异乡人抑制小苏格拉底的男子气概，以训练他懂得节制。
可见，在《智术师》、《治邦者》两部对话的情节中，异乡人有意中和两位年轻人的天性，使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不仅在知识上相合，而且使彼此能够倾听到对方的灵魂特性。在忒奥多洛斯同意小苏格拉底代替泰阿泰德时，苏格拉底道出了自己与两位青年的联系：泰阿泰德与他外貌相似，小苏格拉底与他同名。如此看来，苏格拉底不仅希望两位年轻人在表面上与他相似，也希望他们的内在性情成长得与他相当，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希望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人(《泰阿泰德》)。而作为潜在的哲人，这两位青年也有着面临审判的危险。这段话是老苏格拉底在《治邦者》中最长的发言，也是最后的发言。此后，他便默默听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对答。鉴于老苏格拉底即将走向法庭，因而，辨识小苏格拉底是否是政治哲人具有反讽意味，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意思是，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应当辨识出苏格拉底，从而走向苏格拉底哲学。毕竟，泰阿泰德节制，小苏格拉底勇敢，他们是两类人，二人与苏格拉底某个单方面的相似，不能保证他们能够补全自己天性上不具备的要素。《治邦者》结尾，异乡人表明，只有哲学才能够融合节制与勇敢，进而统一德性。
对于开场时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争执，异乡人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同苏格拉底一样，深知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三者的差别，因此认可苏格拉底一开始说的考察顺序：“我认为，智术师之后，我们两个人无疑应该去找一找治邦者。”但异乡人却决定以数学的方式开始，这看起来违背了苏格拉底之前说的“不可以用数学度量三种人的价值”，可是，我们只要想到，在对话的中心，异乡人把度量技艺分为数学的度量与中道的度量，以此确定中道的主导地位与数学的附属地位，我们就会明白，异乡人不得不采用这种教育方式，以便使小苏格拉底认识到数学的局限(对勘)。
《治邦者》开场是整部对话最具有戏剧因素的部分，接下来，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将走向严肃的划分法之路。《治邦者》始于数学家的错误，这提醒我们，留意划分法中包含的反讽和谐剧因素。
关键词：苏格拉底；柏拉圖；睿智；数理
中圖分类号：1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12—06
一、《治邦者》的戏剧脉络
柏拉圖一生都在思考苏格拉底之死的问题。柏拉圖似乎暗示，以“知识”为主题的三联剧构成了苏格拉底行动的内在动机。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提出了哲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智术师》中，苏格拉底对来自爱利亚地方的异乡人说，那些真正的哲人会幻化成治邦者、智术师和疯子，苏格拉底请他辨明，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究竟是同一种人，还是几种不同的人。这无异于是请异乡人检审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于是在《智术师》和《治邦者》中，异乡人探讨了“智术师”、“治邦者”与哲人苏格拉底的关系。
但是，异乡人却没有探讨“哲人”本身。在古希腊肃剧中，三个肃剧和最后揭示真相的萨圖尔剧构成一串完整四联剧，可是柏拉圖依据肃剧形式写下的这串对话中，却缺少本应作为萨圖尔剧的《哲人》，只因他不打算直接向读者揭示哲人的真相。《治邦者》是苏格拉底走上法庭之前的最后一次私人谈话。《治邦者》的主题是睿智与技艺的关系，与数理哲人迥然不同，作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并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因而在政治哲人认为，睿智要优于数理。苏格拉底知道，真正的爱智者不可决然割裂实践与理论。睿智处理异质性的城邦问题，苏格拉底借助睿智上升到对整全异质性的思考，并证明整全本身是由异质的存在者构成。通过比照苏格拉底与数理哲人，异乡人表明，数理哲人企圖将整全同一化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反而会招致恶果：当数理哲人下降到城邦，强使本该作为政治术助因的数理技艺，成为掌控城邦的主导技艺，这必然会引发政治生活的技术同质化，由此产生的价值中立成为虚无主义的根源，人类丧失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最终，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检审结果是：一方面，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因为与前苏格拉底哲人不同，苏格拉底直面政治，或者说，直面城邦中的纷繁意见所构成的“非存在”问题，由此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启航”(《斐多》)；另一方面，异乡人也批评了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以睿智上升到超出城邦，脱离了政治生活这一他原初的哲学起点，遮蔽了睿智的政治含义，他强烈的哲学爱欲忽视了礼法，招来城邦民的怨恨。异乡人向苏格拉底建议：要么遵照雅典的法律赴死，从而揭示政治哲人与城邦的张力；要么从今往后，苏格拉底不仅要作哲学的诗歌，还要为众人作诗，也就是为已经失去传统宗法根基的希腊重制礼乐。
从《治邦者》出发，柏拉圖为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两条道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苏格拉底为哲学而赴死之路；在《法义》中，苏格拉底乔装打扮逃到了克里特，这构成了苏格拉底的重制礼乐之路——这一逃脱只能出现在柏拉圖对话中，因为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暗示，倘若他还年轻，也许会为了爱智而逃离雅典的处罚(《克力同》；对勘)，而柏拉圖对话描绘的是“变得青春美貌的苏格拉底”(《书简二》)。在《法义》之前，西方的立法活动只有凭机运而没有凭睿智的立法学问(《法义》)，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柏拉圖暗中对读者的提醒：哲人的立法活动并非是哲人最高的哲学活动。这一提醒引领我们回到《治邦者》。异乡人暗示，正如礼乐作为睿哲的作品，无法全然代替睿哲，因为礼乐难免单一化，无法完全处理异质变化的人世生活。同样，柏拉圖对话是柏拉圖的“礼乐”，这一作品也不过如圖画一般，勾勒出苏格拉底的言行形式，却无法复活真正的苏格拉底。可是，既然苏格拉底无法向我们说话，那么礼乐对城邦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柏拉圖对话对研习哲学而言不可或缺。看来，柏拉圖刚否定了自己的对话作品，就马上否定了这一否定。柏拉圖对话中构成的哲人之诗，邀请读者思考“什么是哲人”这一问题，读者将一幅幅对话中的圖画拼合起来，研究其中抽离掉的东西，并自行在心中重现柏拉圖思想的完整织体。这很像哲人在洞穴中用眼睛观看扭曲、片面的影像，而用心智去结合并反思出真实完整的存在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治邦者》部分揭示了柏拉圖对话的写作意圖和写作方式。由此，就像异乡人称礼法是“第二次启航”一样，哲人重制礼乐既是为了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也是为了保存哲学的可能，柏拉圖对话模仿并实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第二次启航”。
二、数学家的错误
《智术师》始于一大清早，当对话结束时，大概已是正午。那么《治邦者》可能就发生在正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对话的主要人物是爱利亚异乡人与昔兰尼人忒奥多洛斯，忒奥多洛斯的弟子小苏格拉底、泰阿泰德和其他未发言的学生，还有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因教授几何而闻名雅典(色诺芬，《苏格拉底往事录》。与《智术师》一样，《治邦者》的场景也在雅典运动场。对话伊始，苏格拉底说道，自己欠忒奥多洛斯很多人情，由于忒奥多洛斯的关系，苏格拉底才结识了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苏格拉底依次提到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这让我们回想起《泰阿泰德》与《智术师》的情节，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认识了泰阿泰德，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并从他那知道了小苏格拉底。第二天，他又认识了异乡人，而且，为了答复苏格拉底的问题，泰阿泰德与异乡人刚刚一起“捕获”了智术师，这发生在《智术师》中。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进一步认识了泰阿泰德的品性，以及异乡人不同于传统爱利亚派的哲思。可见，苏格拉底出于好多原因感谢忒奥多洛斯。但忒奥多洛斯却想当然地以为，苏格拉底真正要感谢的，并非他认识异乡人与泰阿泰德这两个人，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是这二人一起给苏格拉底带来的好处——即他们为苏格拉底回答了何谓智术师。忒奥多洛斯过快的联想，一则因为，他认为《泰阿泰德》是场失败的对话，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二则因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他对人本身不感兴趣，这一点恰与苏格拉底相反。苏格拉底最爱去市场与人闲谈，因为对苏格拉底而言，认识各种各样的灵魂是一大乐事。在苏格拉底看来，泰阿泰德与异乡人探询智术师的过程，不见得比这二人本身的灵魂品质精彩。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请异乡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忒奥多洛斯接着就说，异乡人记得爱利亚圈内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这里只是复述而已。异乡人也说，为 了复述方便，要找个听话的伙伴问答着讲，否则不如自己讲。随后，异乡人选择与泰阿泰德对谈，这意味着，异乡人之所以选择泰阿泰德，只是因为他很听话(《智术师》)。
可是，真正开始问答以后，异乡人并非复述，而是根据泰阿泰德的天性与之对谈。于是，《智术师》这场由异乡人主导的对话，目的之一是教育泰阿泰德。其中，异乡人不顾帕墨尼德的教诲，试着探究非存在，好让泰阿泰德敢于面对智术师造出的纷乱幻象，从而使节制的泰阿泰德变得勇敢起来——这不啻于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检审了泰阿泰德之后，异乡人又再次对泰阿泰德进行了检审，尽管二人的检审形式不同，但目的却都在探查泰阿泰德的灵魂品性。
苏格拉底在开场首句中为结识异乡人而感谢忒奥多洛斯，部分是因为异乡人在《智术师》中的论证，因为异乡人揭示了作为哲人幻象的智术师，亦即揭示了哲人的伪装之一。可是，哲人的伪装并非哲人本身，倘若异乡人真的揭示了哲人，那么苏格拉底自会大大感谢异乡人，而非忒奥多洛斯这个中介人。忒奥多洛斯不这么认为：“苏格拉底，等他们给你造好了治邦者和哲人，你就要欠下我三倍的情喽。”这句话最奇怪之处在于，忒奥多洛斯掂量了三种人的分量，列出了他们与“人情”的比例，这位数学家竟然精准到以数学衡量人事，要知道，忒奥多洛斯从不开玩笑(《泰阿泰德》145c)。忒奥多洛斯不直面超自然与人事的复杂状况，而直接以数学工具改造现实。依据泰阿泰德的老师普罗塔戈拉，在雅典民主制下，应用技术保证了自由民都同样具有美德(《普罗塔戈拉》)，那么，由此可以推论，有资格做美德教师的人也就是最懂得理论科学的人。技术可以改造自然，进而使人的品质差异变得多余，这诱使数理哲人以为，理论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政治知识，同质性的理论技艺完全可以取代异质性的政治术。果真如此么?
苏格拉底反问道，我们听到的是算数、几何高手的话吗?听起来，忒奥多洛斯犯了一个数学上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搞数学的行家里手，才易犯这种错误。忒奥多洛斯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用意，苏格拉底解释道：“你置这几种人于同等价值，可这三者在荣誉上相差悬殊，凭你技艺中的比例可解决不了。”忒奥多洛斯这位数学家希望以自己精通的事物理解一切，可是，数学家无法以尺和网规测量人的灵魂，因而也搞不清智术师、治邦者、哲人在荣誉和价值上孰轻孰重，这是数学家凭数学比例解决不了的问题。忒奥多洛斯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在《泰阿泰德》中，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发现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也是在那时，他觉得苏格拉底是个智术师，继而认为应该有个赫拉克利特般的哲人来制服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虽然承认哲人高于智术师，但是辨识不出苏格拉底的真实身份，反把他当成智术师。由此可见，忒奥多洛斯完全不知晓智术师和哲人，以及这二者的差别。作为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忒奥多洛斯自认为是站在理论科学的顶峰向下俯瞰，他想当然地以为理论科学高于一切。在他看来，正如《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所述的“顶尖哲人”高高在上一样，同质性的技艺也是研究一切的最高原则。因而，即使他本人已放弃了对超自然领域的数理研究，但是他相信存在这样的“顶尖哲人”。
存《智术师》开场，忒奥多洛斯声言，他找到了“有分寸”的神圣哲人——来自爱利亚的异乡人。正如他曾认可高高在上的数理哲人可以洞察人事一样，他相信异乡人和他心爱的弟子泰阿泰德会“造出”治邦者和皙人——智术师、治邦者与爱伪装的苏格拉底式哲人成了顶尖哲人的造物。在以数学为唯一尺度的条件下，忒奥多洛斯认为这三种人的价值相同。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冲突，是有关纯理论与人事问题的冲突。为了反驳忒奥多洛斯，苏格拉底挑明了政治与数学，或睿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因为，只有政治智慧或睿智才能辨明“高贵”或“美”，继而认清依据自然的高贵而安排的高低秩序，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价值”、“荣誉”。与数学和其他技艺的价值中立相比，政治技艺必须关注意义和目的。苏格拉底用一句话就使忒奥多洛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应该归功于雅典律法的效力。他提醒忒奥多洛斯：尽管当时的雅典礼法已经残破不堪，然而，启蒙知识人向往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民主制仍旧不可能实现，因为雅典城邦中尚有老人与维护传统诗教宗法的政治人及诗人，他们不允许新兴知识人颠覆传统的秩序。祖先与后辈或父子的高低位置说明，一种彻底的技术民主制是违背自然的。忒奥多洛斯当然知道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塔戈拉被逐出雅典的事情，因而在三联剧的前两部开场，他显得谨小慎微。但是，在《智术师》中，异乡人的划分法声称，为了获取心智，要置所有技艺于同等荣誉，而将抓虱子的与将军同列(《智术师》)。仿佛心智只是同质性的(对勘《智术师》)。爱利亚异乡人划分法中表现的数理同质性使忒奥多洛斯得意忘形，直到苏格拉底提醒他，忒奥多洛斯才想起，他们正身处于雅典城内的公共运动场。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也就点明了划分法在分析政治事物时的本质缺陷，他暗中建议异乡人摘下他数理哲人的面具。
通过比较“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和荣誉，苏格拉底引入了三种人的自然差异问题。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哲人”常幻化作“智术师”或“治邦者”，这似乎在暗示，与哲人相比，“智术师”和“治邦者”不过是不真实的影像而已。《智术师》中的异乡人在论述苏格拉底的智术师伪装时，称这种伪装为“出身高贵的智术师”(《智术师》)。可见，异乡人不得不顾及价值和荣誉。在《智术师》处，异乡人暂且不用划分法，转而向泰阿泰德阐明他们探询的目的：他们抓捕智术师这头“野兽”，是遵“王者的逻各斯或意译为“王道”之命。在对话结尾，异乡人与泰阿泰德阐明，智术师不过是窃“智慧者”之名的无知之辈，那么如今，通过向忒奥多洛斯暗示政治的威严，苏格拉底意在提醒他，别忘了刚刚的谈话中，忒奥多洛斯眼中的“神圣哲人”已经承认了智术师与治邦者(或王者)、哲人之间的高低关系。“出身高贵的智术师”辩驳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以祛除灵魂的无知，达到教导的目的，这正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形象。另外，苏格拉底也是善于制造影像的魔术师(《智术师》以下)——这使苏格拉底看起来像“智术师”；“王者的逻各斯”一词，则很好地表达了苏格拉底与王者的共同之处：与理工科知识只是关注和解决局部知识不同，治邦者与苏格拉底一样，关注并追求人的完善，关注好的生活。治邦者关注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追求公共福祉。城邦共同体由邦民的集合组成，城邦民高低有别、性情也多种多样，治邦者的任务在于如何结合这些异质因素，为本着不同目的而生活的城邦民建立高低秩序，因而，治邦者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勾连高低的，治邦者不能只考虑局部，必须顾全大局，否则城邦就是一盘散沙。所以，治邦者命令手艺人和技术专家而非相反。尽管我们知道了治邦者与智术师的高低之别，却尚不知 晓哲人与这两种人的区别何在。
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讲得好，他以阿蒙神起誓，说苏格拉底讲得在理。“在理”或“正义”、“正直的”一词，在传统上与城邦相关，多指人遵从礼法或统治(对勘，希罗多德，《原史》)。忒奥多洛斯用该词向苏格拉底表明，自己很清楚当下的政治处境，可是既然忒奥多洛斯是昔兰尼人，他应当遵奉的是昔兰尼的神。因而，忒奥多洛斯提到“我们的神阿蒙”，借此委婉地挑明了雅典与昔兰尼不同礼法之间的冲突。忒奥多洛斯暗示，既然不同城邦的礼法之间有冲突，那么城邦所遵奉的价值也是相对的。忒奥多洛斯暗示，苏格拉底讲得“在理”或“正义”不过是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而已。雅典的法具有现实约束忒奥多洛斯的效果，可是，这位数学家不认可城邦的礼法在理论上也是至高无上的。
在希罗多德《原史》II，42处提到，埃及人称宙斯为阿蒙，据忒拜人流传，赫拉克勒斯想要见宙斯，宙斯不愿意赫拉克勒斯看见自己的真相，于是他披上公羊皮，挂上公羊头，只让赫拉克勒斯看见伪装之后的自己。这使人想起《智术师》中，苏格拉底称异乡人也许是个神时所引用的荷马诗句，诗句中提及的正是伪装之下的宙斯，这位正义之神下界惩罚违背礼法的狂徒。当时，忒奥多洛斯立即反驳了苏格拉底，称异乡人是哲人。接着苏格拉底说，哲人也不好辨认，因为哲人与神一样爱伪装。忒奥多洛斯不懂苏格拉底的意思。忒奥多洛斯，这个从不开玩笑的数学家，因为厌恶哲学的玄奥复杂而离开了普罗塔戈拉，又极力反对那些主张万物皆流的赫拉克利特派哲学，他选择了具有确定性和明晰性的数学，他完全不理解爱隐匿自身的哲人，也不会认可赫拉克利特的箴言：自然爱隐匿自身。这样看来，此处忒奥多洛斯提及阿蒙神，决非意味着他追随苏格拉底，承认神爱伪装，而是相反，他通过列举自己地方信仰的大神，不过是表明自己地方的习俗，这虽不同于雅典的习俗，却仍是习俗。由此必然推导出，以神法为支撑的正义也不过是一种习俗，而非自然。苏格拉底在《王制》卷二阐述了一种神学，他证明，神决不会变化，不会撒谎，神永远处于自己单一形式的尽善尽美中，神出于正义的惩罚只会使人变好，而不会使人悲惨。看来，《王制》中的神学是为这种不能再信仰自己祖宗神的知识人而准备的。
苏格拉底警告忒奥多洛斯，不能用数学比例估价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但忒奥多洛斯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只承认自己的计算有误，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的记性好，是暗示苏格拉底之所以能指出这一错误，也不过是因为苏格拉底记得爱利亚异乡人的谈话中，治邦者或王者高于智术师，就像忒奥多洛斯以为，异乡人能够界定三种人，是因为他记得爱利亚派的说法(《智术师》)，忒奥多洛斯仿佛对异乡人修改帕墨尼德箴言的话置若罔闻，仍坚持认为异乡人是在复述爱利亚派的论说，好像爱利亚派的论说就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当有任何变化。忒奥多洛斯向苏格拉底暗示了城邦礼法的相对价值以后，还没有证明数学的绝对价值，以及该如何用数学计算三种人的比例关系，于是，他对苏格拉底说：“以后再找你算账。”看来，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有信心，他不至于想在苏格拉底被判刑监禁后，到雅典监狱中找苏格拉底报仇，忒奥多洛斯并没有出现在《斐多》中。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申辩成功的信心，源于他对雅典宗法乃至任何城邦宗法的蔑视。
接着，忒奥多洛斯转向异乡人，叫异乡人莫倦于向他们施惠。也许，在亲自找苏格拉底算账之前，忒奥多洛斯期待异乡人先为他报仇?异乡人在探询治邦术时的纯数理倾向，的确可以看作异乡人为忒奥多洛斯报仇。可是异乡人后来让忒奥多洛斯及其弟子看到，迫于事实，这种报仇并不适当，异乡人运用划分法的一系列溃败表明：数理局限于同一，无法处理城邦的异质事务。即便如此，以忒奥多洛斯拒不承认数学局限的性情看，这位数学家很难因此而回心转意，因而在对话中，忒奥多洛斯始终是个旁观者，他的学生才是受教者。忒奥多洛斯接着对异乡人说，下面是先将治邦的男儿，还是哲人，“任你选，选好了就谈吧”，忒奥多洛斯连说了两次“选择”可见柏拉圖笔法，塑造人物性情之精妙，宜深玩味。按照《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的暗示，不先探究哲人的伪装(智术师、治邦者)，就没法探究哲人。但忒奥多洛斯仍旧故我，全然不顾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区别，好像先讲治邦者，还是讲善于伪装的哲人，真有得挑一样。
三、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
异乡人应承忒奥多洛斯，他说道是该这么办，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就要达到目的才结束。异乡人的教诲始于《智术师》，止于《治邦者》，异乡人莫非是说，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的两种幻象，就已经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倘若如此，苏格拉底这个哲人就是智术师与治邦者本性的综合，智术师善于变异和造像，治邦者则分辨、调和异质因素，要是我们知晓哲人如何综合这两种性质，就能够知晓为何苏格拉底要致力于政治一道德问题。
接着，异乡人征求忒奥多洛斯的意见，要求变更交谈者，让泰阿泰德下去休息，换与苏格拉底同名的青年上来。在异乡人的请求之前，忒奥多洛斯完全认为泰阿泰德胜任治邦者的讨论。从《泰阿泰德》中，我们了解到，泰阿泰德是个节制的年轻人，他是雅典人，并且听说过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问题感到好奇，却没有勇气主动与苏格拉底谈话，反倒是他的老师忒奥多洛斯将他引介给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问他：人通过什么而知觉“在”、“不在”等共性时，泰阿泰德以宙斯起誓，自己指不出，但他的意见是，灵魂不借助其他手段，而是通过自身检验一切事物的共通之处。苏格拉底由此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美。苏格拉底声称，言谈美妙的人既美且善，因为泰阿泰德使他不必多费口舌来论证这一点(《泰阿泰德》。
在《智术师》中，爱利亚异乡人希望鼓舞泰阿泰德勇气，他将他们二人探寻智术师的过程比作狩猎野兽。异乡人在区分制作术时，区分了神的制作与人的制作，泰阿泰德表示难以明白这种划分，随后他承认，也许由于自己还年轻，他时常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究竟是神造就了世间万物，还是像众人以为的那样，一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可是此刻，泰阿泰德看着异乡人，猜想异乡人认为万物当归于神功，于是他也愿意这样想。异乡人马上夸泰阿泰德说得美，并称自己了解泰阿泰德的天性，纵然不必言辞，泰阿泰德也会对神造万物坚定不移，因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说服他(《智术师》)。这样，我们对泰阿泰德的天性已有所了解：他适度、节制，懂得凡是莫过度追问，且常常怀有美的意见，不必理性推论，他相信灵魂和神的存在以及神造万物。泰阿泰德之所以能处理无理数问题，恰恰因为他不是对无理数寻求一个终极的解决，而只是归纳无理数的现象。泰阿泰德最终为了履行邦民的义务而战死沙场，欧几里得称泰阿泰德既美且善(《泰阿泰德》。终其一生，泰阿泰德是一位相信美好事物，不越礼法，具有君子风范的数学家。 《智术师》开头，异乡人因为以前和泰阿泰德谈过，而选择与泰阿泰德对答，泰阿泰德说道，他想此时还不至于疲倦，可一旦他支持不住了，他推荐他的同伴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因为他们常常一起做事(《智术师》)。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找不如自己的人代替自己工作，而是找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共事。表面上，苏格拉底提出的论题有三个：智术师、治邦者、哲人，泰阿泰德说由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却没提他们轮流上，他似乎要把剩下的议题都交给小苏格拉底。我们猜想，泰阿泰德比小苏格拉底更知道适可而止，小苏格拉底则比泰阿泰德更有耐力。他们平常共事可能也是这般搭档。小苏格拉底必定有冒险的勇气，这样才能与泰阿泰德一起探求无理数。而我们知道，忒奥多洛斯认为泰阿泰德是他最好的弟子，夸泰阿泰德异常温顺，又最具男子气。其他机敏相若者，是男子气过劲了，毋宁说是狂躁(《泰阿泰德》)。可是，异乡人并不认为，一个非哲人能轻易具备节制与勇敢两种德性，他暗示，忒奥多洛斯误以为狂躁的小苏格拉底，才是男子气概的人。《治邦者》需要一位有男子气的人参与讨论，因为探讨的内容可能会损害泰阿泰德的温和天性。在《智术师》中，异乡人刚好利用这位从神明处求得的泰阿泰德，利用泰阿泰德的敬畏之心来早早结束“智术师”的讨论——实际上，异乡人运用了智术的花招，骗过泰阿泰德，用造像术造出一个创世神，即一个虚假但美好的幻象，以便早早结束对智术师的追捕。然而，在《治邦者》中，他不得不运用无神论神话，以揭示礼法真空的世界中真实而丑陋的东西，异乡人还必须向谈话人展示政治的严酷性，异乡人认为，勇敢的小苏格拉底是不二人选，果然，异乡人说起净化城邦时需要杀人与放逐，小苏格拉底听了并不为之动容。小苏格拉底不懂得节制，爱刨根问底。他也不畏艰难，当异乡人让他选择走漫长的路还是捷径时，小苏格拉底竟然选择两条道都走。于是，爱利亚异乡人抑制小苏格拉底的男子气概，以训练他懂得节制。
可见，在《智术师》、《治邦者》两部对话的情节中，异乡人有意中和两位年轻人的天性，使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不仅在知识上相合，而且使彼此能够倾听到对方的灵魂特性。在忒奥多洛斯同意小苏格拉底代替泰阿泰德时，苏格拉底道出了自己与两位青年的联系：泰阿泰德与他外貌相似，小苏格拉底与他同名。如此看来，苏格拉底不仅希望两位年轻人在表面上与他相似，也希望他们的内在性情成长得与他相当，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希望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人(《泰阿泰德》)。而作为潜在的哲人，这两位青年也有着面临审判的危险。这段话是老苏格拉底在《治邦者》中最长的发言，也是最后的发言。此后，他便默默听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对答。鉴于老苏格拉底即将走向法庭，因而，辨识小苏格拉底是否是政治哲人具有反讽意味，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意思是，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应当辨识出苏格拉底，从而走向苏格拉底哲学。毕竟，泰阿泰德节制，小苏格拉底勇敢，他们是两类人，二人与苏格拉底某个单方面的相似，不能保证他们能够补全自己天性上不具备的要素。《治邦者》结尾，异乡人表明，只有哲学才能够融合节制与勇敢，进而统一德性。
对于开场时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争执，异乡人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同苏格拉底一样，深知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三者的差别，因此认可苏格拉底一开始说的考察顺序：“我认为，智术师之后，我们两个人无疑应该去找一找治邦者。”但异乡人却决定以数学的方式开始，这看起来违背了苏格拉底之前说的“不可以用数学度量三种人的价值”，可是，我们只要想到，在对话的中心，异乡人把度量技艺分为数学的度量与中道的度量，以此确定中道的主导地位与数学的附属地位，我们就会明白，异乡人不得不采用这种教育方式，以便使小苏格拉底认识到数学的局限(对勘)。
《治邦者》开场是整部对话最具有戏剧因素的部分，接下来，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将走向严肃的划分法之路。《治邦者》始于数学家的错误，这提醒我们，留意划分法中包含的反讽和谐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