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参加和主持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其著作《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5月13日，李伯谦刚从距今约5300年的“河洛古国”回到北京。5月23日，他又重整行装前往距今3500多年的吴城商代遗址。耄耋之年的李伯谦，依然乐此不疲地穿梭于璀璨的历史长河，为他深爱的考古工作往返奔波。
　　5月23日的吴城商代遗址之行是他在46年前结下的缘分。“吴城考古遺址公园要进行升级，请我过去参与研讨，我觉得我得去，一是我比较了解吴城的情况，另外，吴城遗址对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李伯谦说。

　　1974年，李伯谦带学生参与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属于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片，又有类似郑州商文化遗址出土的鬲、盆、豆、罐、大口尊等器物，这种情况无疑给遗址定性增加了难度，李伯谦翻阅大量资料，进行了反复思考。1977年，他在《试论吴城文化》一文中首次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出土文物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分为甲组、乙组，再根据数量多寡等定性，最终将吴城遗址命名为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吴城文化”，这一主张打破了当时难以定性的困局，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可以说，吴城遗址启发了他在考古学方法上的探索与思考，也促使他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1988年，李伯谦发表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统阐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这一考古学理论逐渐成为与地层学、标型学等并行的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为考古界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他日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尤其是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对比研究中，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李伯谦发现了三者在文明演进模式上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王权和神权），为学术界打开了另一道门。
　　“有时候甚至觉得一旦离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我可能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李伯谦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吴城遗址也同样重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伯谦在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经验之后，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著作在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持续散发着光和热。
　　60多年前，李伯谦因一句“考古就是游山玩水”步入了考古界。如今，再提及此事，李伯谦往后靠了靠，倚在沙发上欣然一笑。“当时还是年轻，对考古不太了解。了解之后，便会知道所谓的游山玩水其实就是野外考察。”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考古当然有辛苦的一面，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既能看到自然风光，也能看到人文之美，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古人对话，为修国史贡献力量。其实，只要是真心喜欢考古，完全可以获得游山玩水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