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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轻时的赵野而言，诗歌曾经是大于生命的东西。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的赵野，开始慢慢往生活里走，诗歌对我没那么重要了，但它还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距离北京3300多公里，距离成都1300多公里，距离大理500多公里，在西双版纳一个可以看见干净夕阳的地方，赵野写下了今年少数几首诗中的一首：《赞美落日》 。“云的无限是一道/深奥的数学题/不知不觉就到了/赞美落日的年纪/夕光如深渊，闪着多少屠龙的幻境/我独忆山梁上/那个恍惚的少年”
作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主将，赵野向来的创作都显得惜字如金。但不同于少年时，如今他已非常清楚自己要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只不过，那需要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因此他喜欢云南，在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都买下房子，每年冬天，这个四川古宋人会带上自己年轻的画家妻子，选择其中一处居所，隐居，静思，“彻底清空自己”，在云之南方的气候中，感受“跟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了”的生活。
转折，或选择
赵野说他不喜欢城市，不喜欢人多的地方，甚至梦想自己生活在宋代。“鱼搅动池水，鸟搅动风/蜜蜂固执盘旋眼前/一生辜负的人与事/我必须说出我的亏欠”，在50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了《天命之诗》 ，“然则秦朝的一片月光/或宋朝的一个亡灵/也许在今天不期而来/它们都有我的住址”。不期而来的月光和亡灵，投递的地址显然不会是北京的望京。秋天来临之前，我们坐在距离他位于望京的家五分钟路程的一家咖啡馆的角落里，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只巨大的斑斓的豹子，黄色灯光下赵野的短寸发丛中，浮起了一片少年白。
曾经的川大外文系毕业生，赵野经历过诗歌，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有过颓废、潦倒、浪荡，抛弃过工作，被迫进入过商界，写过畅销书做过书商，编辑过刊物当过策划，参与过影、视、音整一个流行文化产业，担任过且至今担任着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到2012年他提出“心性自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破题之径的时候，似乎，旧日的时光已经离他太远。
改变对赵野而言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刻意要去改变什么，”他并不太愿意用“改变”这个词来指涉他们那一代人，“但我们经历过很多转折，或者说—选择。”
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那帮年轻人，选择的权力常常倏忽而变幻：童年目睹“文革”的浩劫，少年见证“文革”的尾声，到了青年，就猛然迎来春风苏醒，凭着一股意气，造就一个让当下人怀念的黄金时代。仿佛，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拥有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传奇，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非诗人莫属。
赵野就是诗人。15岁时写下处女作，三年后他凭借在高考前三天写的《爱的十四行》组诗得名于四川大学，从此交朋结友，“算是正式步入诗歌江湖”。
旧日时光，诗歌江湖
在那一切发生之前，赵野有过“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父亲被下放的地方，夏天下河洗澡、摸鱼，跟着父亲在水田里捉黄鳝，夜晚则在院子里点烟熏蚊子，同时听父亲讲三国、隋唐以及家族故事；而当白天大人出工时，“我会去‘勾搭’邻居的小姑娘”。
何其芳是赵野的文学启蒙者，前者的诗篇让他“开始随着季节的变迁感时伤怀”；另外的贡献者则包括冯至、卞之琳以及朱东润、周钰良和袁可嘉编的各种文学选本。
他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肝病。中学时，养病中的少年一个人住在二楼，没有谁来督促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天清晨，我会沿着一条小河慢慢步入城郊。我这一生都没见着那么多的晨曦，没有观察过那么多庄稼的生长，花的开放，露珠的跌落。晚上我会记录下早晨的观想，对大自然的美和神奇心怀感恩。”他在2008年写就的一篇随笔长文《一些云烟，一些树》中如此回忆。
多年以后，当其简介浓缩着这样的语句—“固执地坚持农业时代的审美和趣味，主张无边语言，有情生命；想做个语言的清洁工，企望接通古代诗歌传统，将现代汉语诗歌写得像古诗一样有滋味和魅力”时，人们有理由推测，这一立场的源头来自哪里。
然而，真正的转戾点肇始于1982年。那年10月，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18岁的赵野与胡冬、唐亚平、万夏及廖希等大学生相聚，准备发起属于自己的诗歌运动—他们将之命名为“第三代人”。命名的理由相当简单：“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那次聚会虽然由于几个年轻人在美学观念上的分歧而破裂，但那仍然导致了“第三代人”运动的推进，并于次年促成了“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成立，和《第三代人》会刊的出版。到了1985年，对全国诗坛影响巨大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出现“第三代人”的栏目，导致赵野和“第三代人”一起被捆绑着，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一年，赵野不过才21岁。
他所结识的那些诗人—李亚伟、柏桦、钟鸣、欧阳江河、张枣、翟永明、廖亦武、骆耕野、宋炜、杨黎、周伦佑、蓝马、孙文波等等，他们相互关联，成为日后研究当代诗歌不能绕过去的名字；而赵野与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也足以写成一篇极其琐碎的长文—而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一些云烟，一些树》中，这个早已不再为生活忧愁的中年人事无巨细地回忆了80年代他们所经历的风波：成名、斗气、夺权，被压抑、放逐，最后不得不选择诗歌的反面：俗世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回忆这些已经被媒体曝光过无数次的往事，赵野写道：“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年里也写不出几首诗，直到2008年开始博览当代艺术和艺术史，他反倒豁然开朗，渐渐明白，后半生可以做点什么。
赵野 诗人、艺术策展人。获《作家》杂志诗歌奖、“天问诗人奖”等奖项。著有《逝者如斯》、德中双语诗集《归园》等。
[对话赵野]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
面对虚无，面对死亡，我肯定不是西方式的，我内心更接近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观，所以我也是未知生焉知死，我很注重现世，注重历史，注重自然。
---------------------------------------------
记者：你在《一些云烟，一些树》里提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觉得要跟北岛不一样，或者是要超过北岛，为什么这个会变得那么重要？
赵野：当一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他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就是弑父情结。不管达不达得到，至少在心性上，他要开创时代。80年代就是谁都想开创一个时代的时代。
记者：对你来说，过去的那种激情、争夺、幼稚，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赵野：挺正常的，我没有觉得那个有什么不对，年轻嘛，你年轻的时候不激情，不冲动，不乱来，那你还真不对。反过来说，这个年龄了如果还那样，那也有大问题。18岁、20岁当然可以虚荣，本来就该虚荣，但是你不能现在还这样子。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在90年代之前会更有意思，然后就进入到很世俗化的这个层面上来了？
赵野：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80年代有一种特别纯粹的、纯粹得让你心疼的东西，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但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其实内心一直很惨淡的。
记者：感觉上你跟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一样。
赵野：可能吧，1984年我就感觉跟我们的古人更亲近。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美学特质、精神气质等，不是说我在理论上已经很懂了，而是感觉内心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加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流派的原因。我没法为了成功，或为了时尚，或为了认可去写，我只能绝对忠于自己的内心。我的美学标准应该在二十多岁时就很独立、很明确了。
记者：对于诗人来说，写诗到底意味着什么？
赵野：年轻时就是一种本能的青春期的忧郁表达，然后有少数人，慢慢慢慢写作就成了他的某种信仰。我在30岁以前，肯定是认为写作是最重要的，是比生命还大的东西。然后我们得面对生活了，得承担生活的责任，开始进入社会折腾打拼。对我来说，挣钱本身没有任何乐趣，我只是需要生存，甚至需要生存得好一点。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抵抗死亡和虚无的一种方式，以及一种渴望不朽的努力。现在我也开始慢慢地往回走，我现在认为生命、生活大于诗歌。如果非要作出选择，我一定首先选择生存或者生活，诗歌对我没那么重要了，但它还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或者可以说，诗意的生活本身更重要。我也不在意是否一定要青史留名了，这是一种命定的东西，但用语言表达和完成这种表达，还是我最想做的事，如博尔赫斯所说，写作是为了让时间的流逝使自己安心。
记者：诗歌能够逃避或拒绝现代生活中或自身的生活经验中不纯净的那一面吗？
赵野：诗人通过语言构造一个完全自足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和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诗歌是纯净的。而在具体生活中，诗人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可能会更敏感、更内向，但人性的东西是共同的。如果人人都具有不纯净的一面，诗人也不会例外。一个很邪恶的人也有可能写出很好的诗歌，或者反过来说，一个邪恶的人可能内心也有很纯净的部分。总的来说，一个搞创作的人，内心往往很自我，因为艺术需要他极端，越是好的诗人和艺术家，这种自我和极端的力量就越强大。生活的历练或某种智慧，会让一个成熟的人把这种力量只用于他的创作里，而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和自然。反之可能就意味着自私、自大、嚣张、虚荣。
记者：哪些命题是你在写作中会回避的？
赵野：如果写随笔或写小说，那肯定有很多不想写或不愿碰的东西，但诗歌不一样，诗歌更抽象，一般很难写到具体的事件和命题上去。我的写作就更抽象、更综合。我喜欢把个人的感受跟历史的回忆、当下的现实糅在一起。我有自己喜欢或习惯的主题处理方式，谈不上刻意回避什么。
记者：是因为你认为有更高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写这种东西是吗？
赵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自己的写作方式。我不喜欢写太零碎的个人感受和太具体的社会事件，或者走到哪儿都能有感而发。里尔克说诗是经验，德里达则用“记忆和心灵”来界定诗歌，像我们的古诗，唐人的绝句，短短20个字或28个字，就可以穿越生死，涵盖古今，历史、人世、山川、还有个人内心的隐痛，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纯正的现代汉语，想把现代汉语诗歌也写出古典诗歌的滋味和魅力。
记者：你应该不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赵野：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年轻时对存在主义的东西感觉会多一些。基本上说，西方任何意义上的哲学，最终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面对虚无，面对死亡，我肯定不是西方式的，我内心更接近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观，所以我也是未知生焉知死，我很注重现世，注重历史，注重自然。
---------------------------------------------
我没说一定要住别墅开豪车，一定要混什么最上流社会，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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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现在还写诗吗？
赵野：当然，只是我对语言有特别的敬畏，写作一直很少，2003年那本诗集总共只收了70首左右的诗，那是差不多20年的诗了。这几年写得还相对多一点，但一般一年就几首诗。目前写作的状态蛮好的，我知道写什么和怎么写，但并不着急，就像我说的，我现在认为生活更重要。
记者：据说你是一个非常不社交的人？
赵野：我是不爱跟生人打交道。可能是性格的原因，我很难主动去结交人，但是江湖上认为我人缘特别好。我想我是个宽厚的人，跟朋友交往不挑剔，能理解人，不找人麻烦，尽量不欠人情，只要非原则的问题都无所谓，所以我的朋友一般都很长久。我也不会对人设防，因为觉得没什么可防的，我一介江湖人士，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赵野：2008年开始关注，然后就大量地阅读。这对我太重要了，以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很关注理论，思想史、美术史、哲学什么的，都是不求甚解。到了2012年年初，我就特别明确了，就是传统的当下转换。那年在西双版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概念“心性自然主义”，然后就和夏可君一起，在今日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心性自然—朝向未来的中国绘画”。这是我做的展览里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一定会有一次文化振兴，不管文学还是艺术，它的主流一定是传统的当下转换。我常常会通过诗歌和绘画来互相印证，我在思考诗歌的时候会联想到绘画，我在想绘画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诗歌。进入当代艺术，我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和另外一个维度，对过去关注的东西有一种新的视野，获得了更宽广的认识。
记者：就是说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赵野：找到方向了，只是说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是比较懒惰，我不是那种很刻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想，再苦都要写出伟大的作品，现在不这样想了。现在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记者：你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成功人士吗？
赵野：我不太喜欢用“成功”这个词。什么叫成功呢？里尔克不是说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因为诗人肯定内心都是很悲观的，我在年轻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人生就是一个悲剧。
记者：悲剧具体指什么？
赵野：这个悲剧更多是形而上的，面对死亡、面对虚无，你是无法逃脱的，包括工作，你肯定有很多烦心的事，这种烦心的事要是把它放大，你会觉得人生不那么快乐了。我认为自己是很中国古代的那种态度，就是内心有一种悲剧意识，但在生活中又是个享乐主义者。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年轻时觉得这一生怎么苦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写出伟大的作品，青史留名。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让我选择当杜甫我肯定不当，我不要那个名气，不要那个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无法把自己想象成成功人士。那么多年坚持在体制外，我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气，虽然说有好几次都濒临绝境，谁知道自然而然就又转过来了。我没说一定要住别墅开豪车，一定要混什么最上流社会，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由和尊严。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可说是求仁得仁，还要怎么样呢？包括名，本来艺术家或诗人是很难过这一关的，但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我18岁就在成都大学生里面很有名了，享受过的东西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特有名的人，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中心，我更愿意成为一个旁观者，但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说，什么状态都是一半一半最好，包括名气，一半有名一半没名，蛮好。
距离北京3300多公里，距离成都1300多公里，距离大理500多公里，在西双版纳一个可以看见干净夕阳的地方，赵野写下了今年少数几首诗中的一首：《赞美落日》 。“云的无限是一道/深奥的数学题/不知不觉就到了/赞美落日的年纪/夕光如深渊，闪着多少屠龙的幻境/我独忆山梁上/那个恍惚的少年”
作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主将，赵野向来的创作都显得惜字如金。但不同于少年时，如今他已非常清楚自己要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只不过，那需要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因此他喜欢云南，在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都买下房子，每年冬天，这个四川古宋人会带上自己年轻的画家妻子，选择其中一处居所，隐居，静思，“彻底清空自己”，在云之南方的气候中，感受“跟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了”的生活。
转折，或选择
赵野说他不喜欢城市，不喜欢人多的地方，甚至梦想自己生活在宋代。“鱼搅动池水，鸟搅动风/蜜蜂固执盘旋眼前/一生辜负的人与事/我必须说出我的亏欠”，在50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了《天命之诗》 ，“然则秦朝的一片月光/或宋朝的一个亡灵/也许在今天不期而来/它们都有我的住址”。不期而来的月光和亡灵，投递的地址显然不会是北京的望京。秋天来临之前，我们坐在距离他位于望京的家五分钟路程的一家咖啡馆的角落里，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只巨大的斑斓的豹子，黄色灯光下赵野的短寸发丛中，浮起了一片少年白。
曾经的川大外文系毕业生，赵野经历过诗歌，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有过颓废、潦倒、浪荡，抛弃过工作，被迫进入过商界，写过畅销书做过书商，编辑过刊物当过策划，参与过影、视、音整一个流行文化产业，担任过且至今担任着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到2012年他提出“心性自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破题之径的时候，似乎，旧日的时光已经离他太远。
改变对赵野而言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刻意要去改变什么，”他并不太愿意用“改变”这个词来指涉他们那一代人，“但我们经历过很多转折，或者说—选择。”
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那帮年轻人，选择的权力常常倏忽而变幻：童年目睹“文革”的浩劫，少年见证“文革”的尾声，到了青年，就猛然迎来春风苏醒，凭着一股意气，造就一个让当下人怀念的黄金时代。仿佛，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拥有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传奇，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非诗人莫属。
赵野就是诗人。15岁时写下处女作，三年后他凭借在高考前三天写的《爱的十四行》组诗得名于四川大学，从此交朋结友，“算是正式步入诗歌江湖”。
旧日时光，诗歌江湖
在那一切发生之前，赵野有过“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父亲被下放的地方，夏天下河洗澡、摸鱼，跟着父亲在水田里捉黄鳝，夜晚则在院子里点烟熏蚊子，同时听父亲讲三国、隋唐以及家族故事；而当白天大人出工时，“我会去‘勾搭’邻居的小姑娘”。
何其芳是赵野的文学启蒙者，前者的诗篇让他“开始随着季节的变迁感时伤怀”；另外的贡献者则包括冯至、卞之琳以及朱东润、周钰良和袁可嘉编的各种文学选本。
他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肝病。中学时，养病中的少年一个人住在二楼，没有谁来督促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天清晨，我会沿着一条小河慢慢步入城郊。我这一生都没见着那么多的晨曦，没有观察过那么多庄稼的生长，花的开放，露珠的跌落。晚上我会记录下早晨的观想，对大自然的美和神奇心怀感恩。”他在2008年写就的一篇随笔长文《一些云烟，一些树》中如此回忆。
多年以后，当其简介浓缩着这样的语句—“固执地坚持农业时代的审美和趣味，主张无边语言，有情生命；想做个语言的清洁工，企望接通古代诗歌传统，将现代汉语诗歌写得像古诗一样有滋味和魅力”时，人们有理由推测，这一立场的源头来自哪里。
然而，真正的转戾点肇始于1982年。那年10月，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18岁的赵野与胡冬、唐亚平、万夏及廖希等大学生相聚，准备发起属于自己的诗歌运动—他们将之命名为“第三代人”。命名的理由相当简单：“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那次聚会虽然由于几个年轻人在美学观念上的分歧而破裂，但那仍然导致了“第三代人”运动的推进，并于次年促成了“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成立，和《第三代人》会刊的出版。到了1985年，对全国诗坛影响巨大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出现“第三代人”的栏目，导致赵野和“第三代人”一起被捆绑着，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一年，赵野不过才21岁。
他所结识的那些诗人—李亚伟、柏桦、钟鸣、欧阳江河、张枣、翟永明、廖亦武、骆耕野、宋炜、杨黎、周伦佑、蓝马、孙文波等等，他们相互关联，成为日后研究当代诗歌不能绕过去的名字；而赵野与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也足以写成一篇极其琐碎的长文—而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一些云烟，一些树》中，这个早已不再为生活忧愁的中年人事无巨细地回忆了80年代他们所经历的风波：成名、斗气、夺权，被压抑、放逐，最后不得不选择诗歌的反面：俗世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回忆这些已经被媒体曝光过无数次的往事，赵野写道：“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年里也写不出几首诗，直到2008年开始博览当代艺术和艺术史，他反倒豁然开朗，渐渐明白，后半生可以做点什么。
赵野 诗人、艺术策展人。获《作家》杂志诗歌奖、“天问诗人奖”等奖项。著有《逝者如斯》、德中双语诗集《归园》等。
[对话赵野]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
面对虚无，面对死亡，我肯定不是西方式的，我内心更接近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观，所以我也是未知生焉知死，我很注重现世，注重历史，注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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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在《一些云烟，一些树》里提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觉得要跟北岛不一样，或者是要超过北岛，为什么这个会变得那么重要？
赵野：当一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他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就是弑父情结。不管达不达得到，至少在心性上，他要开创时代。80年代就是谁都想开创一个时代的时代。
记者：对你来说，过去的那种激情、争夺、幼稚，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赵野：挺正常的，我没有觉得那个有什么不对，年轻嘛，你年轻的时候不激情，不冲动，不乱来，那你还真不对。反过来说，这个年龄了如果还那样，那也有大问题。18岁、20岁当然可以虚荣，本来就该虚荣，但是你不能现在还这样子。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在90年代之前会更有意思，然后就进入到很世俗化的这个层面上来了？
赵野：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80年代有一种特别纯粹的、纯粹得让你心疼的东西，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但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其实内心一直很惨淡的。
记者：感觉上你跟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一样。
赵野：可能吧，1984年我就感觉跟我们的古人更亲近。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美学特质、精神气质等，不是说我在理论上已经很懂了，而是感觉内心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加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流派的原因。我没法为了成功，或为了时尚，或为了认可去写，我只能绝对忠于自己的内心。我的美学标准应该在二十多岁时就很独立、很明确了。
记者：对于诗人来说，写诗到底意味着什么？
赵野：年轻时就是一种本能的青春期的忧郁表达，然后有少数人，慢慢慢慢写作就成了他的某种信仰。我在30岁以前，肯定是认为写作是最重要的，是比生命还大的东西。然后我们得面对生活了，得承担生活的责任，开始进入社会折腾打拼。对我来说，挣钱本身没有任何乐趣，我只是需要生存，甚至需要生存得好一点。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抵抗死亡和虚无的一种方式，以及一种渴望不朽的努力。现在我也开始慢慢地往回走，我现在认为生命、生活大于诗歌。如果非要作出选择，我一定首先选择生存或者生活，诗歌对我没那么重要了，但它还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或者可以说，诗意的生活本身更重要。我也不在意是否一定要青史留名了，这是一种命定的东西，但用语言表达和完成这种表达，还是我最想做的事，如博尔赫斯所说，写作是为了让时间的流逝使自己安心。
记者：诗歌能够逃避或拒绝现代生活中或自身的生活经验中不纯净的那一面吗？
赵野：诗人通过语言构造一个完全自足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和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诗歌是纯净的。而在具体生活中，诗人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可能会更敏感、更内向，但人性的东西是共同的。如果人人都具有不纯净的一面，诗人也不会例外。一个很邪恶的人也有可能写出很好的诗歌，或者反过来说，一个邪恶的人可能内心也有很纯净的部分。总的来说，一个搞创作的人，内心往往很自我，因为艺术需要他极端，越是好的诗人和艺术家，这种自我和极端的力量就越强大。生活的历练或某种智慧，会让一个成熟的人把这种力量只用于他的创作里，而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和自然。反之可能就意味着自私、自大、嚣张、虚荣。
记者：哪些命题是你在写作中会回避的？
赵野：如果写随笔或写小说，那肯定有很多不想写或不愿碰的东西，但诗歌不一样，诗歌更抽象，一般很难写到具体的事件和命题上去。我的写作就更抽象、更综合。我喜欢把个人的感受跟历史的回忆、当下的现实糅在一起。我有自己喜欢或习惯的主题处理方式，谈不上刻意回避什么。
记者：是因为你认为有更高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写这种东西是吗？
赵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自己的写作方式。我不喜欢写太零碎的个人感受和太具体的社会事件，或者走到哪儿都能有感而发。里尔克说诗是经验，德里达则用“记忆和心灵”来界定诗歌，像我们的古诗，唐人的绝句，短短20个字或28个字，就可以穿越生死，涵盖古今，历史、人世、山川、还有个人内心的隐痛，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纯正的现代汉语，想把现代汉语诗歌也写出古典诗歌的滋味和魅力。
记者：你应该不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赵野：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年轻时对存在主义的东西感觉会多一些。基本上说，西方任何意义上的哲学，最终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面对虚无，面对死亡，我肯定不是西方式的，我内心更接近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观，所以我也是未知生焉知死，我很注重现世，注重历史，注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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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一定要住别墅开豪车，一定要混什么最上流社会，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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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现在还写诗吗？
赵野：当然，只是我对语言有特别的敬畏，写作一直很少，2003年那本诗集总共只收了70首左右的诗，那是差不多20年的诗了。这几年写得还相对多一点，但一般一年就几首诗。目前写作的状态蛮好的，我知道写什么和怎么写，但并不着急，就像我说的，我现在认为生活更重要。
记者：据说你是一个非常不社交的人？
赵野：我是不爱跟生人打交道。可能是性格的原因，我很难主动去结交人，但是江湖上认为我人缘特别好。我想我是个宽厚的人，跟朋友交往不挑剔，能理解人，不找人麻烦，尽量不欠人情，只要非原则的问题都无所谓，所以我的朋友一般都很长久。我也不会对人设防，因为觉得没什么可防的，我一介江湖人士，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赵野：2008年开始关注，然后就大量地阅读。这对我太重要了，以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很关注理论，思想史、美术史、哲学什么的，都是不求甚解。到了2012年年初，我就特别明确了，就是传统的当下转换。那年在西双版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概念“心性自然主义”，然后就和夏可君一起，在今日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心性自然—朝向未来的中国绘画”。这是我做的展览里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一定会有一次文化振兴，不管文学还是艺术，它的主流一定是传统的当下转换。我常常会通过诗歌和绘画来互相印证，我在思考诗歌的时候会联想到绘画，我在想绘画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诗歌。进入当代艺术，我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和另外一个维度，对过去关注的东西有一种新的视野，获得了更宽广的认识。
记者：就是说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赵野：找到方向了，只是说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是比较懒惰，我不是那种很刻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想，再苦都要写出伟大的作品，现在不这样想了。现在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记者：你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成功人士吗？
赵野：我不太喜欢用“成功”这个词。什么叫成功呢？里尔克不是说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因为诗人肯定内心都是很悲观的，我在年轻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人生就是一个悲剧。
记者：悲剧具体指什么？
赵野：这个悲剧更多是形而上的，面对死亡、面对虚无，你是无法逃脱的，包括工作，你肯定有很多烦心的事，这种烦心的事要是把它放大，你会觉得人生不那么快乐了。我认为自己是很中国古代的那种态度，就是内心有一种悲剧意识，但在生活中又是个享乐主义者。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年轻时觉得这一生怎么苦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写出伟大的作品，青史留名。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让我选择当杜甫我肯定不当，我不要那个名气，不要那个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无法把自己想象成成功人士。那么多年坚持在体制外，我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气，虽然说有好几次都濒临绝境，谁知道自然而然就又转过来了。我没说一定要住别墅开豪车，一定要混什么最上流社会，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由和尊严。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可说是求仁得仁，还要怎么样呢？包括名，本来艺术家或诗人是很难过这一关的，但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我18岁就在成都大学生里面很有名了，享受过的东西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特有名的人，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中心，我更愿意成为一个旁观者，但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说，什么状态都是一半一半最好，包括名气，一半有名一半没名，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