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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地归纳和分析，尝试把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唐以前的起源演进期；唐宋元的初步发展期；明代之恢复兴盛期；清末民初的近代化改良期。
【关键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变迁
从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来看，淮河在安徽境内的流域主要包括当今的阜阳、淮南、淮北、亳州、蚌埠、宿州、六安等7市完整地区，滁州的大部分地区（明光、天长2市及凤阳、定远2县），以及合肥的小部分地区（主要是长丰县）。现在，这一地区蚕桑业发展势弱，研究人员和当地人民都不够重视，而在历史上，这个区域可曾是蚕丝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故笔者尝试对这一地区清以前蚕桑科技变迁做一初步归纳和分析，以期有抛砖引玉之功。
一、唐以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起源及演进
由于年代久远，受相关资料留存不完整、遗失等因素制约，对于中国蚕桑起源的具体时间，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几近达成一致意见，即蚕桑不是单一起源于某地，而是可能起源于多地，黄河与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其中下游地区是诸多重要农业物种的起源地，蚕桑亦无例外，而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安徽淮河流域亦不可能与蚕桑生产与科技发展完全割裂开来。
《淮南子》对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事迹曾有记载：“禹会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所记涂山也被称为当涂山，位于淮河东岸，在今安徽滁州的怀远县境内，在县城东南约八里处，其山的西南方还有一个禹会村，乃是当时会见各部落首领的神圣处所。据《怀远县志》和《风阳府志》记载的史料反映，大禹生活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渐趋丰富，诸侯职位也有了等级上的贵贱之分，各氏族首领都必须按其等级佩带相应的礼服和礼冠，以示区别。而且，各氏族首领出席在涂山举办的隆重大会时，要想朝见圣神的禹帝，帛和玉是必不可少的通行证[2]。这个史实材料告诉我们，早在禹时，蚕桑等丝织物就已经在安徽淮河流域出现了。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大禹治水后，全国被分为冀、兖、青、徐、豫、扬、荆、雍、梁等九州，并整饬国土，加强农业生产，种桑养蚕为其重要措施之一，其中提到冀、兖、青、徐、豫、扬、荆这六州皆出蚕桑[3]，徐州即为包括现今皖北等淮河地域在内的地区。表明当时安徽淮河流域的人们在生产中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茧丝纤维生产纺织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在地域上隶属于淮河流域的安徽肥西县大墩子出土了一批陶制的陶网坠、陶纺轮等古物，据考证约为公元11～16世纪，是商代的一处遗址，纺轮的出土也正验证了当时与纺织业相关的生产活动于安徽江淮流域开始出现。
淮河流域的亳州，因紧临当时著名的绣织地区河南商邱，其蚕桑发展时间和规模可能居安徽全省领先地位。1973年，亳州的一处工地上出土了3座隋朝墓葬，据考证乃是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由外地移葬于此的，多种陶瓷器物被发掘出土，其中就有运输丝绸等物的骆驼陶俑。这也证明了在1300年前，以亳州为代表的安徽淮河流域的丝织品有了很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很高[4]。
东晋和南北朝时，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是各诸侯等统治势力争相力夺之地。为维持或扩大其统治地区，大都统治者重视蚕桑生产，并以蚕丝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各统治集团的经济与政治实力的主要依据。《南史》曾记述过这样一个小材料，说的是在公元505年，韦俊任南朝梁大将，率兵占领安徽淮河流域的合肥时，发现有几十间屋堆的都是绢等丝织物。
安徽淮河流域的凤阳府还曾被改名为“蚕府”[5]。这是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事，当时王莽篡汉后建立了新朝，处于重视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锦衣玉食的富贵享受，为了显示重视蚕桑生产的决心，一时意气就把凤阳府改为“蚕府”了。有趣的故事中也折射出当时安徽淮河流域蚕丝发展的些许史迹。
二、唐宋元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初步发展
唐代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初步兴起的阶段。此阶段出现了专门从事丝织生产的私人手工作坊，丝织等农家手工业品有了明显的增长，特别是绢的产量增长较快。《唐六典》曾记载，亳州生产的绢被列为一等品，颖州（今阜阳）和泗州（今泗县、五河）所生产的绢也名列前茅，这三个地区皆属现今的安徽淮河流域地区。《新唐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当时整个上贡绢的中国范围内28个州郡中，属安徽淮河流域的亳州、宋州为最优。安徽淮河流域历代还有锦的产品；北宋时期的淮南地区土地肥沃，出产茶、盐、丝、帛等产品，尤其以丝帛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及政治经济紧密相关，“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绸绢九十余万”[6]。 亳州绉纱较其他地方更是优质独特，素有轻巧华丽的美誉，工艺精巧细腻，别具一格，深受当时权贵的宠爱。可见，当时安徽淮河地区的蚕桑生产与科技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宋代的陆游，他曾在《老学庵笔记》形象地描述到：“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谓轻容也”[7]。这位关心社会与人民生活的著名诗人以诗人独特的眼光，以诗歌般亮丽简约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安徽淮河地区丝织生产的精细工艺，具体而深刻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亳县出产的绢纱等织品的工艺之精妙。也反映出当时安徽淮河流域相关地区的丝织产品独具特色，传播也较远。
其后的宋金政权相对垒期间，南宋政权为抵抗金政权的南下侵扰，不得不发展农耕经济，对农桑丝织业更是大力提倡。南宋当权者曾分别于绍兴七年（1137）正月七日和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日对当时的安徽淮河地区的地方官发布过“安辑抚养，躬劝农桑”和“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的诏令[8]，鼓励当地流民复员定居，开展蚕桑等农业生产，这表明当时的统治集团意识到蚕桑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农桑推广政策促进其生产发展，只是由于当时战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这些措施难以达到统治集团的期望，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宋政权羸弱不堪。
此后，历经宋金及宋元之战，人口大量南迁，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生产与科技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殆至元末，安徽淮河流域更是难得片刻休养生息之机，蚕桑生产与科技亦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蚕桑科技的发展陷入一个短暂的低谷时期。 三、明朝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恢复与兴盛
统一的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维持长久的统治，开始重构被元末战乱所打破的耕桑结合的社会秩序，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重视农事蚕桑，采取积极措施推广蚕桑科技，促进蚕桑生产。在此背景下，安徽淮河流域蚕桑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及发展，进入一个兴盛期。
首先是将推广蚕丝生产与科技纳入地方官员业绩考核的指标。此一建立，明政府就把劝课农桑提高到与兴学和修水利并列的重要地位，并规定将其作为各级地方官员临民治民的三大主要职责之一。洪武五年（1372）与洪武八年，明太祖都曾颁发“以农桑考课”和“敕有司不以农桑、学校报者，以违制论。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依律究治”的诏令[9]，命令相关部门落实到位。在各地的地方志中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如宣德年间的泗州、知州石佩就很注意鼓励农民们植桑养蚕，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政策给予保证和奖励。同时，还对植桑的具体数量和规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一措施不流弊于空喊口号，而是让地方官员和人民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操作规范，相当于现今的农业政策性文件。及至洪武政权稳定后的二十七年，朱元璋又颁布诏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以之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载，每五尺润一垄”[10]，并命令工部严格执行，这充分体现了统治者重视农桑，维护安定局面的殷切之心。
在此基础上，明统治者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惠民政策，对丝绢农桑等相关生产活动实行奖励，并给予赋税优惠。由民初伊始的“栽桑以四年起科”政策逐渐发展到洪武中期的“俱不起科”。由此广大蚕桑丝织生产者的确得到了实惠，政府官员与农民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业也在政权主导的良好政策推动下，有章可循，获得了快速增长，亦被很多研究者称之为安徽淮河流域蚕桑发展的兴盛期。如此，亳州地区在万里年间就流传着“家有十颗桑，养蚕不着慌”的农家生产俗语，可见当时农桑发展的普及程度及对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重要性。据研究考证，驰名中外的亳州万寿绸也是起源于明历年时期，其原名唤为“一筋绸”，其布料较宽，色泽、图案鲜明，主要呈蓝、白、浅蓝组成的方格状，无论是作衣料还是被面，都非常实用美观。可谓用途广，色案大气唯美，质量高端有品位，深受人们欢迎，逐渐扬声海内外[11]。
四、清末民初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近代化改良
清末民初，在改良的基础上，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逐渐走上近代化之路。光绪三十二年，时任安徽巡抚的诚勋在了解了安徽农业生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实用价值的一些建议：“若能各因其物候所著，土性所宜，开辟蚕桑、畜牧、种植之利，参与新法，则利益不可胜算。”[12]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任兰生，长期担任安徽淮河流域的地方官，更是对皖北淮河流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于晚清时期在皖北为官数十年，为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他积极倡导重视发展蚕桑业等农耕生产，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混乱，土匪出没对蚕桑等农耕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正如其在《蚕桑摘要》开篇中所描述的一样：“不佞从事皖北十有余年，发捻之乱，弥望萧然荡平之后，亦即开垦田亩，各锄耕作，而历年已久，民气卒难元复。”当时改良与推广蚕桑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进优良桑种，注重育蚕技术。主要体现在：由当时的政府部门在购买较为优良的蚕桑种之后分发给当地给民耕种，同时，为解决当地农民蚕桑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专门从浙江湖州等蚕桑生产先进地区招募技术熟练者教授本地农民相关蚕桑技术。这些史实，在《霍山县志》等有关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光绪四年，任职凤颍六泗道的任兰生就颁发过“购发桑秧”和“募浙湖人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的官方文令。光绪三十一年修订的《霍山县志》也曾记述有“近年官给桑种”和“有领秧栽植者”的文字[13]。
（二）创办蚕桑试验场，举办实用性试验与技术指导。光绪四年，在任兰生的主持倡导下，地处淮河流域的寿州创办了专门开展蚕桑实验与推广应用的课桑局。其后，又在霍山等地设立了专门教授蚕桑生产技术的讲习所[12]。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劝业道在凤阳县森泉寺成立了安徽柞蚕传习所，设有柞蚕制种、放养、缫丝、织绸和练染场、厂。清末又在五河县创设安徽省立第三蚕桑模范场，太和县设立育蚕试验所[14]。颍上县开办农事试验场，1908年合肥县成立了蚕桑试验厂，创办蚕桑试验场[15]。
（三）编辑蚕桑书刊，传播教习蚕桑生产的系统知识。当时一些实用通俗的蚕桑读物陆续被编印出来，并有组织地指导农民集中学习。如任兰生在寿州倡导编印了《蚕桑摘要》；山东宁海人王元埏也素来对农耕生产较为重视，他于履职凤阳期间，亲自编写《野蚕录》一书（光绪二十八年），介绍柞蚕；当时的安徽劝业道署还组织印制出版了《安徽劝办柞蚕案》一书，并在全省广泛宣传推广。（四）创办蚕桑学校，培养专业蚕桑人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学堂教育的兴办较早。据《皖政辑要》载：“皖省今日不特高等农业未有端倪，仅太和、阜阳两县，而实业又止蚕桑一科。”阜阳蚕桑学堂创立较早，是在当时的地方官刘昌彝倡导支持下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成立的，其经费从政府征收的烟酒税中划拨，有很好的保障，故其发展较为稳定迅速，招收学生23名[16]， 此后还有扩大。由于安徽淮河流域各地官员的实际倡导与政策支持，清末民初安徽淮域蚕丝业走上近代化之路，植桑养蚕的县域继续扩大，由于受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所限，效果并非如预期的完美，但在生产上确实推动了当地蚕桑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夏纬瑛.夏小正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80|95.
[2]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编.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释[M].上海：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油印本， 1980，27|33.
[3]夏纬瑛.夏小正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80|95.
[4]吴健.安徽古代蚕业史略[J].蚕桑，1981（3）， 281|285.
[5]安徽省图书馆编.安徽省图书馆藏书目录·农业技术类[M].1964年铅印本，174|176.
[6]宋史[M].卷八八：志第四一·地理四.
[7]（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卷六.
[8]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食贷[M].六三之二一二.
[9]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M].卷二六：农桑部.
[10]明太祖实录[M].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
[1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32·纺织工业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3. 106|110.
[12]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19·农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160.
[13]（光绪）霍山县志[M].卷二：地理下·物产.
[14][N].申报， 1909|11|21.
[15][N].申报， 1908|03|23.
[16]（清）冯煦主修， （清）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M].卷五三：学科·实业·农业学堂.合肥：黄山书社， 2005.540.
【关键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变迁
从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来看，淮河在安徽境内的流域主要包括当今的阜阳、淮南、淮北、亳州、蚌埠、宿州、六安等7市完整地区，滁州的大部分地区（明光、天长2市及凤阳、定远2县），以及合肥的小部分地区（主要是长丰县）。现在，这一地区蚕桑业发展势弱，研究人员和当地人民都不够重视，而在历史上，这个区域可曾是蚕丝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故笔者尝试对这一地区清以前蚕桑科技变迁做一初步归纳和分析，以期有抛砖引玉之功。
一、唐以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起源及演进
由于年代久远，受相关资料留存不完整、遗失等因素制约，对于中国蚕桑起源的具体时间，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几近达成一致意见，即蚕桑不是单一起源于某地，而是可能起源于多地，黄河与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其中下游地区是诸多重要农业物种的起源地，蚕桑亦无例外，而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安徽淮河流域亦不可能与蚕桑生产与科技发展完全割裂开来。
《淮南子》对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事迹曾有记载：“禹会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所记涂山也被称为当涂山，位于淮河东岸，在今安徽滁州的怀远县境内，在县城东南约八里处，其山的西南方还有一个禹会村，乃是当时会见各部落首领的神圣处所。据《怀远县志》和《风阳府志》记载的史料反映，大禹生活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渐趋丰富，诸侯职位也有了等级上的贵贱之分，各氏族首领都必须按其等级佩带相应的礼服和礼冠，以示区别。而且，各氏族首领出席在涂山举办的隆重大会时，要想朝见圣神的禹帝，帛和玉是必不可少的通行证[2]。这个史实材料告诉我们，早在禹时，蚕桑等丝织物就已经在安徽淮河流域出现了。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大禹治水后，全国被分为冀、兖、青、徐、豫、扬、荆、雍、梁等九州，并整饬国土，加强农业生产，种桑养蚕为其重要措施之一，其中提到冀、兖、青、徐、豫、扬、荆这六州皆出蚕桑[3]，徐州即为包括现今皖北等淮河地域在内的地区。表明当时安徽淮河流域的人们在生产中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茧丝纤维生产纺织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在地域上隶属于淮河流域的安徽肥西县大墩子出土了一批陶制的陶网坠、陶纺轮等古物，据考证约为公元11～16世纪，是商代的一处遗址，纺轮的出土也正验证了当时与纺织业相关的生产活动于安徽江淮流域开始出现。
淮河流域的亳州，因紧临当时著名的绣织地区河南商邱，其蚕桑发展时间和规模可能居安徽全省领先地位。1973年，亳州的一处工地上出土了3座隋朝墓葬，据考证乃是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由外地移葬于此的，多种陶瓷器物被发掘出土，其中就有运输丝绸等物的骆驼陶俑。这也证明了在1300年前，以亳州为代表的安徽淮河流域的丝织品有了很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很高[4]。
东晋和南北朝时，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是各诸侯等统治势力争相力夺之地。为维持或扩大其统治地区，大都统治者重视蚕桑生产，并以蚕丝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各统治集团的经济与政治实力的主要依据。《南史》曾记述过这样一个小材料，说的是在公元505年，韦俊任南朝梁大将，率兵占领安徽淮河流域的合肥时，发现有几十间屋堆的都是绢等丝织物。
安徽淮河流域的凤阳府还曾被改名为“蚕府”[5]。这是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事，当时王莽篡汉后建立了新朝，处于重视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锦衣玉食的富贵享受，为了显示重视蚕桑生产的决心，一时意气就把凤阳府改为“蚕府”了。有趣的故事中也折射出当时安徽淮河流域蚕丝发展的些许史迹。
二、唐宋元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初步发展
唐代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初步兴起的阶段。此阶段出现了专门从事丝织生产的私人手工作坊，丝织等农家手工业品有了明显的增长，特别是绢的产量增长较快。《唐六典》曾记载，亳州生产的绢被列为一等品，颖州（今阜阳）和泗州（今泗县、五河）所生产的绢也名列前茅，这三个地区皆属现今的安徽淮河流域地区。《新唐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当时整个上贡绢的中国范围内28个州郡中，属安徽淮河流域的亳州、宋州为最优。安徽淮河流域历代还有锦的产品；北宋时期的淮南地区土地肥沃，出产茶、盐、丝、帛等产品，尤其以丝帛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及政治经济紧密相关，“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绸绢九十余万”[6]。 亳州绉纱较其他地方更是优质独特，素有轻巧华丽的美誉，工艺精巧细腻，别具一格，深受当时权贵的宠爱。可见，当时安徽淮河地区的蚕桑生产与科技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宋代的陆游，他曾在《老学庵笔记》形象地描述到：“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谓轻容也”[7]。这位关心社会与人民生活的著名诗人以诗人独特的眼光，以诗歌般亮丽简约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安徽淮河地区丝织生产的精细工艺，具体而深刻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亳县出产的绢纱等织品的工艺之精妙。也反映出当时安徽淮河流域相关地区的丝织产品独具特色，传播也较远。
其后的宋金政权相对垒期间，南宋政权为抵抗金政权的南下侵扰，不得不发展农耕经济，对农桑丝织业更是大力提倡。南宋当权者曾分别于绍兴七年（1137）正月七日和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日对当时的安徽淮河地区的地方官发布过“安辑抚养，躬劝农桑”和“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的诏令[8]，鼓励当地流民复员定居，开展蚕桑等农业生产，这表明当时的统治集团意识到蚕桑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农桑推广政策促进其生产发展，只是由于当时战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这些措施难以达到统治集团的期望，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宋政权羸弱不堪。
此后，历经宋金及宋元之战，人口大量南迁，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生产与科技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殆至元末，安徽淮河流域更是难得片刻休养生息之机，蚕桑生产与科技亦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蚕桑科技的发展陷入一个短暂的低谷时期。 三、明朝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恢复与兴盛
统一的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维持长久的统治，开始重构被元末战乱所打破的耕桑结合的社会秩序，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重视农事蚕桑，采取积极措施推广蚕桑科技，促进蚕桑生产。在此背景下，安徽淮河流域蚕桑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及发展，进入一个兴盛期。
首先是将推广蚕丝生产与科技纳入地方官员业绩考核的指标。此一建立，明政府就把劝课农桑提高到与兴学和修水利并列的重要地位，并规定将其作为各级地方官员临民治民的三大主要职责之一。洪武五年（1372）与洪武八年，明太祖都曾颁发“以农桑考课”和“敕有司不以农桑、学校报者，以违制论。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依律究治”的诏令[9]，命令相关部门落实到位。在各地的地方志中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如宣德年间的泗州、知州石佩就很注意鼓励农民们植桑养蚕，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政策给予保证和奖励。同时，还对植桑的具体数量和规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一措施不流弊于空喊口号，而是让地方官员和人民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操作规范，相当于现今的农业政策性文件。及至洪武政权稳定后的二十七年，朱元璋又颁布诏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以之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载，每五尺润一垄”[10]，并命令工部严格执行，这充分体现了统治者重视农桑，维护安定局面的殷切之心。
在此基础上，明统治者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惠民政策，对丝绢农桑等相关生产活动实行奖励，并给予赋税优惠。由民初伊始的“栽桑以四年起科”政策逐渐发展到洪武中期的“俱不起科”。由此广大蚕桑丝织生产者的确得到了实惠，政府官员与农民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安徽淮河流域的蚕桑业也在政权主导的良好政策推动下，有章可循，获得了快速增长，亦被很多研究者称之为安徽淮河流域蚕桑发展的兴盛期。如此，亳州地区在万里年间就流传着“家有十颗桑，养蚕不着慌”的农家生产俗语，可见当时农桑发展的普及程度及对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重要性。据研究考证，驰名中外的亳州万寿绸也是起源于明历年时期，其原名唤为“一筋绸”，其布料较宽，色泽、图案鲜明，主要呈蓝、白、浅蓝组成的方格状，无论是作衣料还是被面，都非常实用美观。可谓用途广，色案大气唯美，质量高端有品位，深受人们欢迎，逐渐扬声海内外[11]。
四、清末民初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的近代化改良
清末民初，在改良的基础上，安徽淮河流域蚕桑科技逐渐走上近代化之路。光绪三十二年，时任安徽巡抚的诚勋在了解了安徽农业生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实用价值的一些建议：“若能各因其物候所著，土性所宜，开辟蚕桑、畜牧、种植之利，参与新法，则利益不可胜算。”[12]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任兰生，长期担任安徽淮河流域的地方官，更是对皖北淮河流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于晚清时期在皖北为官数十年，为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他积极倡导重视发展蚕桑业等农耕生产，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混乱，土匪出没对蚕桑等农耕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正如其在《蚕桑摘要》开篇中所描述的一样：“不佞从事皖北十有余年，发捻之乱，弥望萧然荡平之后，亦即开垦田亩，各锄耕作，而历年已久，民气卒难元复。”当时改良与推广蚕桑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进优良桑种，注重育蚕技术。主要体现在：由当时的政府部门在购买较为优良的蚕桑种之后分发给当地给民耕种，同时，为解决当地农民蚕桑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专门从浙江湖州等蚕桑生产先进地区招募技术熟练者教授本地农民相关蚕桑技术。这些史实，在《霍山县志》等有关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光绪四年，任职凤颍六泗道的任兰生就颁发过“购发桑秧”和“募浙湖人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的官方文令。光绪三十一年修订的《霍山县志》也曾记述有“近年官给桑种”和“有领秧栽植者”的文字[13]。
（二）创办蚕桑试验场，举办实用性试验与技术指导。光绪四年，在任兰生的主持倡导下，地处淮河流域的寿州创办了专门开展蚕桑实验与推广应用的课桑局。其后，又在霍山等地设立了专门教授蚕桑生产技术的讲习所[12]。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劝业道在凤阳县森泉寺成立了安徽柞蚕传习所，设有柞蚕制种、放养、缫丝、织绸和练染场、厂。清末又在五河县创设安徽省立第三蚕桑模范场，太和县设立育蚕试验所[14]。颍上县开办农事试验场，1908年合肥县成立了蚕桑试验厂，创办蚕桑试验场[15]。
（三）编辑蚕桑书刊，传播教习蚕桑生产的系统知识。当时一些实用通俗的蚕桑读物陆续被编印出来，并有组织地指导农民集中学习。如任兰生在寿州倡导编印了《蚕桑摘要》；山东宁海人王元埏也素来对农耕生产较为重视，他于履职凤阳期间，亲自编写《野蚕录》一书（光绪二十八年），介绍柞蚕；当时的安徽劝业道署还组织印制出版了《安徽劝办柞蚕案》一书，并在全省广泛宣传推广。（四）创办蚕桑学校，培养专业蚕桑人才。安徽淮河流域蚕桑学堂教育的兴办较早。据《皖政辑要》载：“皖省今日不特高等农业未有端倪，仅太和、阜阳两县，而实业又止蚕桑一科。”阜阳蚕桑学堂创立较早，是在当时的地方官刘昌彝倡导支持下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成立的，其经费从政府征收的烟酒税中划拨，有很好的保障，故其发展较为稳定迅速，招收学生23名[16]， 此后还有扩大。由于安徽淮河流域各地官员的实际倡导与政策支持，清末民初安徽淮域蚕丝业走上近代化之路，植桑养蚕的县域继续扩大，由于受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所限，效果并非如预期的完美，但在生产上确实推动了当地蚕桑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夏纬瑛.夏小正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80|95.
[2]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编.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释[M].上海：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油印本， 1980，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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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健.安徽古代蚕业史略[J].蚕桑，1981（3）， 28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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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史[M].卷八八：志第四一·地理四.
[7]（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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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太祖实录[M].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
[1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32·纺织工业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3. 106|110.
[12]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19·农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160.
[13]（光绪）霍山县志[M].卷二：地理下·物产.
[14][N].申报， 1909|11|21.
[15][N].申报， 1908|03|23.
[16]（清）冯煦主修， （清）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M].卷五三：学科·实业·农业学堂.合肥：黄山书社， 2005.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