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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51-15
［摘 要］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化；儒家文化；基层社会治理；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33.22；C91 ［文献标志码］A
2011年3月5日、4月2日、5月14日，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举办了3场卢晖临学术报告会和1次学术研讨会：受讲坛主持人孙培新教授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于河南省郑州市福彩中心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作了3场学术报告，深入分析了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学术报告结束后，孙培新教授主持了同一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除卢晖临教授外，郑州轻工业学院陈江风教授、行红芳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宝锋教授、朱金瑞教授、王金山教授、王利军博士，许昌学院仉建涛教授等人，参加了座谈会，就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与改良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讨会气氛自由而活泼，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积极讨论、交流，建言献策。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儒家文化命运、基层社会治理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
卢晖临教授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公众形象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兴到衰，由正面到负面，由褒到贬。对此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来看待具体的社会环境、事件及历史人物所面对的危机与挑战，并以“批判性的反思”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独立思考。
（1）“同情式的理解”。儒家文化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正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末而实未断绝。明代中晚期，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社会变化向传统儒家文化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其迎来了一次自新、转化和变革的历史机遇，但这一历程被推崇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并大兴文字狱的清朝中断。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之时代主题从防夷制夷转变成救亡图存，但“洋务派”的问题意识中只有坚船利炮而无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问题的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这一思路的基本概括。甲午战争之后，变法维新成为共识，但200多年的思想钳制遏制了思想创造和变革的源头活水，浮在“庚子事变”表面的是民众对于“洋人”和“洋教”的仇恨与反抗，而潜藏的则是民众及朝廷无路可走的“逃避”心态。
进入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成为时代主题,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受到致命打击。“打倒孔家店”的一批代表人物均具备“狂人”的批判精神；他们批判的重点虽各不相同，却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清算。“打倒孔家店”是批判传统，是“去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则是学习西方，是“迎新”。“五四”人认为只有全面接纳西方文化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新”字在20世纪初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面是“旧”，认为凡传统的东西都是旧的。这种做法的极端之一就是呼吁废除传统的方块汉字，走文字拉丁化之路。钱玄同、傅斯年、鲁迅、瞿秋白等人都是这种观点的积极倡言者。这些人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挣扎、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对传统割舍不断的情感依恋，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
（2）“批判性的反思”。“从传统到现代”本是对于现代化历程最简练直白的表达，却经常被人们进一步发挥，理解为只有抛弃传统才能达致现代性——欧美各国、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它们成功的故事各有不同，但给我们的共同启发是：传统和现代性不仅可能共存，而且还可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传统到现代，不应是如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以现代性取代传统，而应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由传统的现代转化发展出现代性。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但最应该记取的教训是对自身传统的抛弃。很多国家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但大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如此长时间、大范围地攻击自身传统的绝无仅有，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譬如民国以来大力兴办新学、倡导教育本为莫大善事，但大量的庙宇寺观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最早一批乡村学校校址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乡村工业初具规模，但大量的宗族祠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拆毁用作兴修大坝和工厂的建筑材料的。“教育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如此宏大的现代化计划面前，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民间信仰、家族情感，要么被当做推进现代化的必要代价，要么被视做与现代化不相容的落后残余，没有得到现代化建设者们最起码的尊重。
儒家文化是一个活的形态，不只是“四书”、“五经”，还包括一系列乡土建筑物、乡土资源，这些在近代以来的革命历程或社会运动中统统被视做过时、迷信、反动的东西而遭到破坏。虽然传统没有变成废墟，却成了碎片，不能成一个体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对碎片化的文化元素进行主动积极的整理，找到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复兴的使命。
2.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
（1）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卢晖临教授指出，朱熹以来的宋明理学大力倡导“公私一体”的统治理念，认为地方治理的最好形式是基于村社成员自愿参与的社区合作，它有利于培养地方居民的互利、互惠、互助，因此也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治理方法，比起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和控制更为可取。政府干预地方治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渎职和腐败问题。“不生事扰民”是传统国家自身设计的重要原则。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是一种“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轨道是皇帝—官僚—胥吏（乡绅）—乡里—百姓，自下而上的轨道是百姓—乡里—胥吏（乡绅）—官僚—皇帝。传统中国政治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相分离，国权不下县，县级以下由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中国乡绅活动的舞台是基层市镇社区，农民生活以单个村庄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同时被拓展村庄界限的各种联系（包括市场、庙宇、宗族亲属以及灌溉组织等）所丰富。包括乡绅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公”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的，他们通过调解纠纷、组织合作等进行社会控制。绅民关系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乡绅的声望与其维护乡村制度、促进公共利益的角色相关联。这种治理模式的局限是：不生事，但也成不了事。
（2）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经纪统治。卢晖临教授指出，在百年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国家建设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一般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为巩固其权力而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20世纪以来乡村基层治理的总体趋势是：一方面，国家权力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乡村自治能力渐弱；另一方面，营利型国家经纪逐渐窃取了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国家主要依赖乡村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治，乡村社会处于国家和乡村经纪人的双重盘剥之下，加剧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破产、衰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得到部分实现，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的政权无法通过政权的官僚组织化或机构合理化来消除营利型经纪体制，国家的村政建设因此被断送在自己手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农村最终经过暴风骤雨似的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农民不能支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成果，国家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等基层组织从农业中抽取了大量资金（含税收），并无偿调用农村的几乎所有经济社会资源，国家为实现初步工业化而把从农业中提取的原始积累加到最大限度。随着国家垄断农产品贸易并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生活至关重要的旧基层市场社区逐渐萎缩、消亡，国家力量成为农村生活中最重要、最排他性的代表——“公”的行动者。表面上看，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公”的程度，但它的脆弱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没有内核的“私”的基础上。当非集体化运动在1980年代初开始的时候，之前那种社会主义的“公”迅速地坍塌了。中国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得重建“公”，这是一个完全超出他们能力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集体化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进行重建工作。今天，人们还可注意到市场力量介入之后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变化，并在这些新变化中辨认出过去的影子。
3.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
卢晖临教授以2010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至1980年代，我们以廉价劳动力、由生产低端产品而成为“世界工厂”,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产能。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中国制造”背后的基本制度安排。这种生产体制由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结合而形成，其核心在于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其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与空间的意义上被割裂开来。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往往只是出卖劳动力，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生活和繁衍，则只能放在农村老家进行。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内在需要，但是他们作为劳动者和人的需求被忽视，他们的生活被高度简化和压缩。
“成为城市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欲望和长远目标。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尝试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由于收入微薄，加上缺乏各种制度性支持，他们越是努力地追求城市生活，便越是会发现这个目标遥不可及，通过打工这条途径似乎永远没有办法接近这一目标——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他们用行动和选择表明自己“不是农民”，却无法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确定自己新的位置，自我否定的打工之旅通向的是一种漂泊的生存状态和主体体验。没有人生规划、漂泊、焦虑、紧张、情绪化，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在行为和情绪上的外在表现。2010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这种表现的极端事例。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是“消灭”农民工。企业应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工会在工厂中必须代表工人讲话，不能投入资本的怀抱；政府则应该在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考虑农民工群体。如果解决不了农民工问题，城市就没有未来。
二、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治理
卢晖临教授学术报告结束后，部分与会学者于5月14日下午参加了由孙培新教授主持的学术座谈会。座谈会以“中国社会百年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学科方向各抒己见，从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治理、教育与伦理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座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关注社会现实、推进学术研究有积极意义。座谈会上，卢晖临教授首先总结了3场学术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分别围绕儒家文化命运、基层社会治理、农民工问题做了简要概述。儒家文化命运的论题涉及文化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农民工问题则属于比较具体也比较现实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关涉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未来走向，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其必要性，它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构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总体上，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100年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其中有很大的被逼迫着进行现代化的因素。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是强国，但强国是否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唯一主题呢？现代化是否只有“西化”这种唯一的模式？过去100年的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1.“魂不守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陈江风教授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百年社会变迁中中国文化发展及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很多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当下的文化模式建设应着眼于锻造一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模式。
（1）“魂不守舍”的当代中国文化。陈江风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背景下，卢晖临教授3场学术报告的选题既关注历史文化，又契合社会现实，尤其能突出其重大意义，当代学人、甚至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人都应关注这些重大问题。但事实上，真正关注这些重大问题的人并不多，浮躁风气的盛行使得人们只关注各自当下的境遇和利益，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整体上是振奋的。从社会进步、社会反思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1989年江泽民提出弘扬民族文化问题，这让人很振奋，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提倡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态度完全相反。此后，党和政府有一系列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比如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做的努力。江泽民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讲话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命题——“四个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他还提出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执政党执政水平的问题。这就是在矫治社会的毛病，这些情况也都令人鼓舞。此后，这一态势得到了延续，国家相继出台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文件。从百年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国家、执政党、学者能够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是一个大进步；我们从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到重视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又是一个大进步。希望今天能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春天。
当前，对于我们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我们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不是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人们也没有真正群策群力地去研究或思考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没有通过实践甚至微调来解决这些问题，更没有建立起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我调适系统。
（2）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建设。对于基层社会治理，陈江风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我们当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的情况下更应该关注的一个文化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动作之慢、程度之浅实在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称。比如，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国际、政治、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于是我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从社会秩序来看，“稳定压倒一切”并没有错，但简单地认识这一问题并仅仅为稳定而稳定，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最终阻碍社会发展。比如文化模式的建设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话语权，并在实际操作中以主导话语建立起单一的文化模式。但我们发展了几十年，靠什么来塑造我们的公民精神？我们在牢牢把握主导话语权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我们应有一个自己的文化模式并以此去铸造我国的公民社会。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仍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今天，社会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信仰伦理、文化模式或文化系统。要建设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我们原有的东西已经不能完全适用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关注现实，关注基层治理与文化模式建设。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呼吁、阐释，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后才是知行问题。目前，知，没有成为系统；行，更是非常苍白。社会治理问题、农民工问题等具体问题是很重要，但文化模式建设是更根本的问题。当没落的宗教、破碎的传统动摇了意识形态核心之后，其重建更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更多的关注，需要我们走出那种“魂不守舍”的状态。
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还说明，我们对“左”的东西反思不够彻底，我们也缺乏对历史过程反思的传统。是断裂还是超越、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抛弃传统还是反思传统并进行再造？这些在和魂洋材、士魂商材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中都争议颇多。比如对于革命与改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大多更倾向于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改良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即使有改良的内容，我们也冠之以改革而不叫改良。事实上，革命意味着毁灭，是从一极到另一极；而改良则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建设性而非毁灭性的，更富于哲学意味，是更高层面的东西，更注重对于传统的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敢正视这一问题。
陈江风教授接着指出，卢晖临教授在讲儒家文化的命运时提出的“批判性的反思”这一思想方法温和而实用，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今天的社会更多地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那种偏激地极左或极右的方法均应被超越。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坚韧与良知，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我们，那么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社会自然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思想解放方面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但这个多元应该被锻打成一个基本的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模式，各种思想都应服从于这一不能超越民族基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以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长期受用——就像孔夫子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须有利于富民、有利于强国。对我们而言，这就是困惑中的期许，更是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2.发展现代社会资本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宝锋教授主要从社会资本角度阐释了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及百年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1）现代社会资本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在国家的运行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离不开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资本很丰富，以个人为中心或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资本尤为丰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比如儒家价值观所凸显的就是家族导向的社会资本。以个人为中心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与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一种反相关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越多，它的消极因素越多，对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腐蚀性就越大，促进社会运行的积极因素则越少。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及发展表明，中国缺少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东西，比如诚信、团结、合作、参与等基于价值层面的制度或规范性内容，中国缺失的正是这些东西。这种社会资本的缺失造成了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的欺诈、三角债等社会问题，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种现代社会资本缺失也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加强社会建设，如建设和谐社会或者建设和谐社区，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育现代性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可使社会运行比较平稳，并可降低其成本。
当前，在很多农村社区建设中，村委会基本上掌握在势力强大的家族或一些所谓“能人”、“强人”和富人的手中，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发展也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在城市社区中，虽然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要解构单位制，但单位制作为政府整合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依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社区就是单位制下的家属院，二者没有太大区别，政府通过单位制依然在主导着社区的公共生活，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表现得很冷淡。社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当中的自制性没有体现出来，依然是处于一种行政化的、高度依附于政府的状态，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匮乏、公共意识匮乏，公众在社区的公共空间中缺乏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渠道或网络；再加上更多的利益不在社区而在单位，很多单位就把社区作为一个旅馆和一个生活场所，而不是作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所以人们对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注，大多数人甚至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也表现得很冷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超强控制压缩了社会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则与现代社会资本缺失有很大关系。
（2）培育现代社会资本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虽然有人说美国人的社会资本在下降，但整体上人们参与社团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很高。而在中国，我们日常参加的活动多囿于朋友的小圈子，且基本上不是以公共利益为纽带，而是带有聚会性质的老乡或同学、朋友的集会。我们缺乏对以公共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而这正是培育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种民间社会。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并实现真正的社会治理，培育和打造现代性的以社会为中心，以团结、民主、合作、参与为内涵的社会资本尤为重要。
传统地缘社会和血缘社会的运行靠的是人们对当地文化和宗族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一种资本，比如乡绅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靠家族这一传统性地方社会资本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治理。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城市中，靠家族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在这里，政府必须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给公众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和一个能让公民自由表达意愿的制度化渠道，以此来构建和培育公民社会。比如对于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如果工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民营企业中有一定社团存在或工人能够自发结社，那么当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会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而自发地结成团体并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现实中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设置和渠道。可见，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政府要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方面多下工夫，并进行制度创新，实实在在地为公众提供一种表达意愿的载体和平台。这其实也是一种民主试验——在最草根的层面切切实实为公众提供民主参与的实践和训练，培育公众的公共意识和民主管理技能，从而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3.百年中国教育的艰难发展与当代中国教育的“病症”
许昌学院仉建涛教授从教育学角度探讨了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中的教育问题。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艰难而曲折，教育问题亦如此。清朝末年的奏章已经涉及义务教育问题，规定家庭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否则违法；民国时期也有关于家庭需送孩子上学的规定，甚至规定了政府在这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但由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成本即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的实现是在100年以后的今天。这一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也可从建筑上反映出来，如西方中世纪建立的机构仍保留至今并继续发挥作用的多数是大学与教堂，我们的许多古建筑却在此过程中经一系列“破”与“反”的运动而灰飞烟灭。
清朝末年举办新学，河南积极响应朝廷号召，1907年前后河南有师范传习所103个，专任教师约216人，招收30~45岁的成人，学制1年，毕业后到乡村做教师。而此时欧美一些大学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培养了很多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在德国北部，有一所180年前的小学至今仍在发挥功能，有世界上唯一一所小学博物馆，180年前的教具、挂图仍在，且挂图上有中国长城的标示。一位普鲁士将军对战败的法军说：我们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而是在小学课堂上决定的。
对比之下，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决非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如诚信和学风问题，前些年升学率与教师的奖金挂钩，于是教师就教学生在考场上如何“互相帮助”，所以考试作弊是我们“从娃娃抓起”、“从娃娃培养”起来的。1907年之后战乱不断，教育发展依然艰难而曲折。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有了很大发展，但很多大学只能说在物理外观上像一所大学，缺乏的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所以说“中国教育病了”，而且仅从内部是治不好的，必须从外部进行治理。
4.教育功能的压缩与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
卢晖临教授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功能压缩及传统社会资本破坏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1）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扭曲了精英意识。中国现代教育始于清末，发展至今才100多年历史。百年前的中国的确很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揍出来的现代化”。面临当时落后挨打的局面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很多人寻求救国的途径，有人倡导实业救国，也有人倡导教育救国。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心理也影响到了我们后来的教育发展，我们在路径选择和教育实践中把它看成了工具理性的东西——过去的“中学”不能改造自然并让我们发展而走向先进，现在用“西学”来教数学、化学、物理并发展科技却能让我们快速富强起来。由此，对工具理性的强调贯穿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我们完全忽略了教育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凸显出来的其他功能，比如公民建设问题、社会资本问题、道德问题、诚信问题、合作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服务社会意识等，这些都是教育固有的非常重要的功能。现今的理念和实践与我们的传统教育重道德修养而忽视科技教育完全相反，现代教育在激烈反传统的思维模式下忽略了道德与诚信等一些基本问题。
教育固然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但如何培育合格的社会人、培育合格的公民等更是其应有之功能。这些在当今的教材和教学实践中都严重缺失——中国近年的教育状况尤其如此，大学不是越来越“大”（拓宽知识视野），而是越来越“小”（知识面越来越窄）。大学之“大”应体现在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学生社会关怀的培养上。这种大小倒置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大学中普遍存在着陈江风教授所讲的“魂不守舍”的问题。如很多大学的学生以“精英”自居，认为考入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有好的工作就是社会“精英”。这种意识表明了我们教育事业的失败，因为它培养的学生没有社会责任感，只关注个人发展和个人救赎而不顾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不能将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解决。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反观“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他们则是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既成就了个人，也推动了社会发展。我们近几十年的教育发展是抓住了一些东西，却忽视了培养公民意识、培养合格的社会人等重要方面。我们现代的大学培养的仅仅是“好好学习”的学生，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事实上并不支持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而学生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关注自身发展，也一定会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及其改进的可能。显然，这必然会增加学校管理的困难，因而不被学校提倡。
此外，我们并没有如前两年所期望的那样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除了大环境的因素，这与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坚持也有关系——缺乏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1980年代北京大学校园中有一个“振兴中华”的石碑，也许现在有人会说它“大而无当”，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校园文化的反映，容纳了当时人们的参与意识及当时大学生很强的精英意识，其效用从结果上看是积极的，对于塑造时代精神、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是有帮助的。而今天的精英意识则是一种伪精英的自我陶醉，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考托福、出国、进外企、参加公务员考试等个人发展的问题。对于这种整个社会都“魂不守舍”的现象，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反思，持续的反思才可能有社会改良和积极建设，否则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并最终病入膏肓。
（2）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问题也是我们过去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忽略的一个问题。近代之后的中国由于民族危机而使快速强国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与管理关注并不多。现在看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缺乏的正是自我管理能力、社会自组织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及公民意识。辛亥革命中，基层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体制改变和动荡，但各地都实现了旗帜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中的乡绅借助于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社会资本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我们今天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能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平稳地接受一种重大变革吗？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可新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建立起来。建立现代社会资本是要有基础的、有资源的。我们都认为现代法制很好、原则很好，我们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可这仍然需要基础，否则硬性推进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传统社会资本虽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代社会资本，但它在很多地方往往可能是我们所能凭借的唯一基础。比如在广东、福建的某些地方，家族意识依然很浓厚，其乡土文化保留较好，可它们不会自动转化为现代社会资本。但如果我们在政治设定及公众参与方面给予其更大的空间，在规则制定上考虑这些既有的资源，这种转化还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现代社会资本也只能在我们既有的传统资源之上生发出来，如此，才能产生“带来兰花草”的效果。
但事实上，今日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理想。比如老乡关系与亲戚关系都是传统社会资本，在取得信任与生活支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今天我们在没有建立起好的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毁弃了这些传统社会资本。这在建筑工地上表现最为明显——包工头带着自己的乡亲在工地做工，乡亲出于信任这一传统社会资本而不与之签合同，而包工头又服务于建筑公司，建筑公司也没有按限定规则与每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建筑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而采用了包工体制，一旦有风险就转嫁给包工头，包工头拿不到钱自然就无法兑现对乡亲的承诺，从而也破坏了“乡亲”这种传统社会资本，且可能使那些梦想落空的乡民的积怨转移到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则既可维护传统的社会资本，又能建立起现代社会资本。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有一种社会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采取一种个人化或极端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魂不守舍”是因为我们有太强的无力感，如果我们继续不予反思，越来越沉溺于“书斋中的学问”，我们就真的与社会没有关系了。
5.企业的责任伦理与政府的责任良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认为，卢晖临教授的学术报告凸显了一个现代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朱金瑞教授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就解决农民工的出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农民工问题中的责任主要涉及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两个方面。这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很多具体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1）企业责任应强调自觉、自愿与自律。近年来，经济学界、管理学界、伦理学界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责任到底是什么？其定义上百种。就企业责任而言，如黑心棉、空气污染、牛奶污染等，说明当代中国企业责任伦理缺失。我们之所以在责任方面出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困惑，关键在于我们对责任问题的认识出了问题，使其涵义模糊不清。当今，我们对于责任的理解应该从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它是对义务的一种升华，具有规范和良心的成分，至少有自觉、自愿和自律三大特点。企业责任就应该强调从企业自身做起，强调自觉、自愿和自律。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制度、法律，而政府和法律调节都隐含着或明或暗的缺陷，比如法律调节具有滞后性，很多时候往往是问题出来后才去调节。而且法律调节的成本也很高，比如《秋菊打官司》，剧情实质上就是一个赔礼道歉的问题，主人公却为此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政府监管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它总有监管不到之处，制度、法律或政策也总有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企业的责任自觉。
不管是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还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强调企业的责任自觉。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对于企业责任经历了谴责与期盼的过程。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政治义务，责任与政治义务没有分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企业经历了经济责任时代，如1980年代初企业认为追求效益就是企业责任；到了21世纪，企业开始确立生态责任观，认识到了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慈善意识觉醒，这可从汶川地震后各企业的慈善活动中显现出来，人们开始从多个层面看待企业责任问题。因此，我们在批评和反思企业责任时，既要看到其问题，也要看到企业责任伦理的提升是一个过程。
（2）政府责任应强调安全、人性和尊重历史。如果从良心这一视角来看待政府责任，那么至少可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其一，政府在这一方面缺乏安全生产理念而只提发展。安全生产至少有三层涵义：以安全生产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和谐为目标追求。安全生产不仅仅是不死人，它还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二，在政府管理中，要有科学的制度来推进责任伦理，在制度设计中应当融入人文关怀。这是当前制度设计中最为缺乏的内容。第三，要有多元化渠道作为载体来推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凸显对文明的记忆和对历史的尊重。当前，我们不仅仅是管理制度的设计落后，还有对文明和历史的不尊重。比如我们在理解和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应该将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它的极端反传统的方式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破了一个缺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对其予以彻底否定，那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尊重文明和历史，才能真正培养起我们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
6.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行红芳博士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的相关问题做了探讨。她认为学者在社会变迁的时代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学会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从近年来社会学成为“显学”的现象来看，国家、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学的需要很迫切，因为社会变迁的时代也是社会问题集中出现的时代，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对学者提出了参与的要求。由于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很多时候学者虽然看到了弱势群体和公共产品提供等很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存在，但对于解决问题深感自身力量微小甚至无能为力，于是就走向了逃避或转行两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促进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1）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和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四个方面，其目标在于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执行来实现社会的善治、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从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社会和谐。在这四大主题中，非常突出的是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
社会组织建设与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制定是社会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弱势群体虽然庞大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所以最后制定出来的政策在各个领域和方面就很少考虑他们的利益。此时，就需要通过民间团体或社会组织使之团结起来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前，我国对于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建立是严格控制的，即一定要给它找一个“婆婆”，要求它必须在民政部门注册，并使之隶属于某监管部门。这种控制主要表现在其成立之初的“入口”限制上，而对于其成立之后的管理却松散甚至不管不问。这种在“入口”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得某些问题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我们对某一群体或社会问题进行倒逼的时候，就会面临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问题——其管理的专业水平到底如何？它能否放松对某些领域的控制？
近年来，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态度很是蹊跷。一方面，政府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利用民间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救灾或优抚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故政府在某些地方以招标、采购、契约的方式通过民间组织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又害怕这些民间组织发展壮大之后与政府讨价还价，于是又对民间组织的成立和运行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另外，政府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也会对民间组织给予诸多限制。中亚的“橙色革命”很大程度上与国外势力对其民间组织的渗透有关。鉴于此，我国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惹麻烦”，就提高了民间组织成立和注册的门槛，使得真正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民间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这时，民间组织就会设法以工商企业或其他方式来进行注册，这既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建立和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怎么样变管理为服务应是当前政府在对待民间组织问题上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我国的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少民间组织或草根组织，它们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团结群众、维护群体利益和权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集体行动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管理者仅仅对其一味压制，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
（2）社会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我们在分析西方社会的整合机制时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有外在和内在两套机制。一方面是外在的法律规范，是对于法律法规的遵守和尊敬，是一种事后制约，违法之后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由于我国是熟人社会，很多时候法律会受到人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执法层面上做不到西方那么严格，所以我们虽推行依法治国多年，但在对人们言行的外在性法律制约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内省机制，如一些宗教信仰就让人们自律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对我们而言，传统时期我们有儒家文化，人们保持了对传统礼仪的遵守和对“天谴”等观念的敬畏；但今天的人们“无畏”了，对于传统的极端否定最终导致了内省机制的完全缺失，出现了规范“真空”，人们为了金钱等工具理性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很多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对于没有敬畏感的人而言，即使法律再多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他们依然会设法去“钻空子”。在此情况下，如何来重建这种信仰和内省机制？当今时代，我们是仍然采用传统儒家文化还是采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来作为人们自我约束的标杆？用什么来重塑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必须认真思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只有建立起人们心中的内省机制，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并将公共事业发展作为分内之事，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培养其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最终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7.碎片化社会和结构化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利军博士认为卢晖临教授将农民工问题和富士康“连环跳”中的个人心理现象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从社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让我们看到了此类问题的症结所在。王利军博士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时代表征与结构化过程进行了探析。
（1）碎片化时代表征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王利军博士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对卢晖临教授提出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倒逼机制和社会压力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当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引进企业社工制度。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广州也有政府组织的社工机构对事件的处理给予关注。但对于此类事件仅靠政府组织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应该在企业中建立起一种制度性长效机制，比如引入企业社工制度。这样，一方面可呼吁政府调整政策以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另一方面亦可对个体进行心理安抚和生活关照。
对于百年变迁中的社会转型问题，王利军博士认为，按照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理论，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和“半生不熟”的社会。这种状况很容易造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个阶层的认同危机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过程性。就当前社会中的浮躁和焦虑状况而言，它一方面容易引发人们的心理疾患，但另一方面也逼迫着人们去思考——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只有在思考中批判、在批判中前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在近代彻底否定了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情况下达到了思想的单一性高度统一，现在人们在多元化与碎片化时期则表现出不知所措的迷茫与焦虑，而这又逼迫着我们思考如何面向未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信仰体系。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问题，更是一个凸显长期性和过程性的问题。
百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解放前是动荡时代，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是建设与动荡共存时代，改革开放至今是一个政治主导型和资本掠夺型的准正常时代。我们说第三个时代是准正常时代，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由经济领域开始的纯自然的社会变革，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政治主导和资本掠夺。政治主导之社会变革的特点是权力大于一切，很容易导致腐败及其他社会现象，以行政命令代替制度及强制拆迁等就是政治主导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黑砖窑”事件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说明企业在资本掠夺型发展模式下根本没有什么社会责任可言，其所追求的仅仅是利润而已，这种掠夺型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富士康“连环跳”之类事件的发生。
（2）“读图时代”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过程。就社会变迁过程来看，当今社会是一个感性文化时代和“读图时代”，人们仅仅从感觉上考虑问题而缺乏理性与思考，这就容易给人们带来心理疾患。另外，现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共存，而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叠加就造成了很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奇怪现象，比如农民工现象、下岗职工上访、强制拆迁等，最终都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彼此碰撞的结果。这些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不可简单概括之。比如就民主发展来看，我们能从网络微博上看到很多抱怨不够民主的言论，更能从“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中看到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这一方面说明问题的确存在，但另一方面，从纵向观察，也可看到中国民主的发展进步——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虽然它离现代国家的民主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可见，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远甚于其他，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学者提出反思并影响社会，社会实践部门据此做出改善，其他学者再对其进行批判或反思，彼此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构化过程。从卢晖临教授关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来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完善与改良，而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我们应该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渐进式发展。
8.社会建设与执政理念选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金山教授认为卢晖临教授的研究很深入，有行动、有思考，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王金山教授认为可将现代化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社会资本、义务教育等问题概括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落后了30多年，社会建设中出现了社会不公平、区域发展不平衡、腐败等众多问题。在这样一个矛盾凸显期，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应大有作为。这涉及政府执政理念的路径选择与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比如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中政府为之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这一行为就凸显了政府的执政理念。一般而言，理念确立要优先于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又优先于技术选择。就农民工问题而言，作为政府或执政党，它首先应考虑是否为农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大的思路；如果政府决定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它接着就要考虑设计什么制度的问题；此后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才有具体的技术选择。这一过程凸显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当前，我国已连续7年用一号文件来讲包括农民工、农村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三农”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里也有一个理念选择的问题，即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解决弱势群体救助、公共产品供给等问题。有学者说虽然我国现在GDP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很少，所以还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财力的分配问题，包括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我们总是说要建立公共财政，顾名思义，公共财政就要反映在社会支出上。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平均占其财政总支出的50%以上，一般在60%~70%，而中国的公共支出却仅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0%多一点，尚不到30%；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一般各占其财政总支出的10%左右，而中国的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支出各占我国财政支出的30%左右，行政管理支出则高达20%，在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支出排行中属于高支出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已经比较雄厚，国家资本完全可以退出经济领域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国家应利用这部分资本搞社会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果政府能真正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多作为、多投入，则很多社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9.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
孙培新教授认为，在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内生性动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应将事件抽离具体语境而对其彻底否定，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泛化倾向将使其失去应有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我们已有趋于成熟的心态，在实践中应将新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区别开来，走中、西、马平等对话和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现实路径，而其首要任务则是确立个人的主体性。
（1）百年社会变迁中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关于百年来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一种说法认为它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此外，从侯外庐等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中国人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有其内生性动力。我们可以说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刺激，但中国学界于明清之际已经掀起了一波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批判，而这个批判完全是始于儒家内部的，是一种内生性动力。所以虽然“五四”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到了中国，“五四”人也已经有了西方知识的背景，但从中国思想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浪潮其动力至少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一方面，明末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不同于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映新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产生；另一方面，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或道学建立之后，儒学内部就有了理学与心学之争，而中国思想史界几乎一致认为，由于心学的发展逐渐疏离传统经典儒学，在理欲之辩中开始逐渐倾向于欲，走向“理在欲中”，使欲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这也最终成为明末清初出现批判传统儒学思想之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因素。所以，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而产生的思潮这一说法不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实际。也因此可以说，我们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的否定性批判是过激和偏颇的，是人们受西化思潮影响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对这种内生性动因的探讨与确认，将使我们对百年来人们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的合理性有全新的认识。
（2）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与当代新儒家的泛化倾向。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若从其“救亡图存”的思想语境来看，其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与黄万盛探讨关于启蒙的反思的问题时指出，只有儒家伦理经过西化以后，再经过自己的脱胎换骨，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积极的贡献……儒家现代转化的努力是希望以经过西化洗礼而存活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的儒家价值来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此来看，我们就“五四”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对其多有指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没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对其予以考量，而是以今天之标准去规范前人之言行。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不当批评是因为我们抽离了事件的具体语境，这一点在今日亦应当引起注意。
此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当代学者陈来、钱穆等都表示，虽然对其多有同情，但不能接受“文化保守主义”或“当代新儒家”的称号。这除了其本人不愿分门别派之外，也因为其学理与文化保守主义和当代新儒家确有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人都被泛化为新儒家，那么它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杜维明、陈来、钱穆等这些大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对待批判儒家文化这一事件本身的态度，对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都颇有启发意义。
（3）百年社会变迁与当代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首先，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趋于成熟。从一战到今天的金融危机大大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一战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宣传、翻译、介绍和引进都持积极态度，乐观主义占主导；一战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对其破坏性和负面作用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有时候人们的认识会因为走极端而产生偏颇。如在金融危机之后，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对于市场完全放开的结果，在这方面西方应该向我们学习。这一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目前尚缺乏规范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合理体制与经验，我们的金融体系尚未发展到完全放开的程度，我们不过对西方的“劝说”与诱惑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清醒而已。
近年来引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金融危机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已，而后现代主义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风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困惑，如消费主义和焦虑心理等，使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后果与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疑问。有学者开始对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提出批评，认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影响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百年社会变迁中，从全盘西化到有选择地借鉴，再到理性地批判，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正在成熟，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无疑有积极意义。
其次，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近年来国内盛行一种强势话语——“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它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管理、政治民主建设等。这个论题依凭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带来了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进而产生了“中国模式”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由于“中国模式”在起作用，且它涵盖了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与此对应，2011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开辟了“中国路径”的新专栏，请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交流。陈来教授认为：“中国路径的讨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他明确提出不要把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讨论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混淆在一起。“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的，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
再次，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现实路径应由冲突走向融合。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中、西、马要平等对话，由冲突走向融合，而不能仅以某一个为中心，这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现实路径。如近期北京大学举行的中、西、马的高端对话，分别请杜维明、张世英、黄楠森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相关论题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一事件可被视为标志性事件，它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前，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应该被批驳和否定的封建糟粕，西方文化则被认为是应予以批判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两者都不具备与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的资格，马克思主义漠视一切、压倒一切，与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只能以中、西、马的平等对话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应平等对待他者，不应再有居高临下或傲视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态度；中国文化也不能再固守原有的传统，应以开阔的视野面对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文化——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要接受西化的洗礼”；西方文化也应该放下其“强者”的姿态，平等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交流与对话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了100多年但并没有将它“打倒”，说明它的确还有生命力，但我们对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全盘接受，而是要有选择地进行批判性继承，因为只有那些“经过西化洗礼而存活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对于明代进入中国、明末清初潮涌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亦需进行批判性吸收，也不能再将之拒之门外或把它一概视为“腐朽的”思想并与之“划清界限”而不予理睬。经过了中、西、马的百年冲突，今天，诚如季羡林、张岱年等人所论：由冲突而融合将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条现实路径。
最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个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若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说，确立主体性就是要求我们培养“公民”。有主体性的人才能被称为“公民”，而“公民”就应该是有主体性的人。在中国，如果个人的主体性不能确立，则其他事情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中国人自我生成必须经历的一个逻辑环节。比如关于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事实上我国目前既有与此相关的国家性大法，各地也有贯穿此大法的具体条例，甚至有村委会组织法，但村民自治问题基本上还处于宣传或初始阶段。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已经证明，当中国农民没有觉悟的时候，无论多好的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都是无效的；只有农民成为自主自理之人的时候，自治才能够真正实现。这就好比我们希望中国大地上有一棵大树，大到足以覆盖所有的中国人并使之乘凉于大树之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棵树都能健康地独立生长，最终连成一片树林而彼此受益。更进一步，真正能健康、持续生长的树林是一个由多种树木组成的树林，单一树种的树林很容易受到灾害的毁灭性破坏——因为它不能在生态上形成彼此互助的良性循环系统。中国人的发展就应该像一棵棵自立自理的大树，彼此挽起手，如此才能形成一片树林并覆盖中国大地，每一个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归根结底要靠亿万中国人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无论我们的理论家多么高明，前者依然是决定因素。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应该是幸运的和大有作为的，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学者应该到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去学习、研究，然后再用学到的东西去指导或服务他们。这些问题的解决虽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对此应充满信心。
三、研讨会的丰硕成果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研讨会以学术报告、对话与交流为基本形式，以“同情式的理解”与“批判性的反思”为方法论，既纵观历史发展之脉络、还原历史事件之语境，又站在时代发展之前沿、聚焦社会发展之热点，以历史为因而求今日之果，兼历史探索与关注当下于一体，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之历史批评的追问中观照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操作实践。卢晖临教授的学术报告思想丰富、分析精当，他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反思与社会问题的精辟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人文学者关注民族与国家、关注国民与社会的忧思情怀。座谈会更侧重于问题与出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专家、学者多维的视角与缜密的思路，使我们对儒家命运、基层治理、农民工发展这些关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与把握，给我们进一步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模式建设及社会治理模式建设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其一，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
就儒家文化的命运来看，在实践和思想领域中，百年来激进的反传统行为不仅破坏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而且使之成为一种思维定式镶嵌于国人的意识深处，使中国文化从体系化的传统变成为一种碎片化存在。虽有现代新儒家的持续努力，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批判和西化思潮的强势介入使之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逐渐发现：个人、组织乃至社会，如果除了政治信仰而自身没有文化主体、没有文化模式，是很危险的。“快餐文化”的流行和种种西化思潮于无形中消蚀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政治信仰；彻底否定传统的思维模式又使我们最终走向了文化虚无主义。总之，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无法通过彻底反传统而成为文化模式建设者中的特例；彻底抛弃传统，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未来。
整理碎片化的文化元素并找到自己的中心价值是当前我们进行文化复兴的使命，即重建我们的文化模式。只有通过延续传统，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模式并以之铸造国民精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融合现代公民意识与传统社会资本的社会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当然，这个文化模式只能是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不能超越民族基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二者有机结合的价值系统，它既着眼于传统精华的延续，又着眼于强国、富民并福泽后代。
总之，综合各专家、学者的思想与观点，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构必须以继承、批判并延续传统为基础：方向上应建立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方法上应使“同情式的理解”与“批判性的反思”相结合，心态上应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视域上应具有在中、西、马的平等对话中走向融合的宽阔视野，路径上应坚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确立人的主体性。
其二，应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凸显价值理性、改善民生。
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我们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和资源。但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社会资本已遭破坏，而现代社会资本尚严重缺位。这导致了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也导致了规范“真空”与人们内省机制的缺失。因此，必须培育现代社会资本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结构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我们的文化模式建设有一定的同构性，对于传统文化中道德与诚信、服务与责任等思想的强调，既构成了文化模式建设的内容，又是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扭曲了精英意识。因此，当代中国在教育实践中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功能，凸显公民意识、道德与诚信、合作与服务、参与及责任等价值理性的教育功能。这是我们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就农民工及其他具体社会问题而言，除了企业应强调其自觉、自愿与自律意识外，政府更应在安全、人性和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凸显其“理念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真正为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和公共产品，以达到改善民生、和谐发展之目的。
此外，此次学术研讨会采取了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思想阐释与学术交流，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多元争鸣有助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其形式亦颇具创新意义，值得借鉴。学术报告可使报告人就某些论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思想精粹集中呈现给听众，实现了问题论述的延续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使听者对报告人的阐释主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并对其思想与学识形成基本判断；报告会结束前的论题问答也让讲者与听者之间有了基本的沟通与交流，或使问题清晰化或提出新的论题以便研究者日后继续探索。利用学术报告会与座谈会之间的时日间隔，参与报告会的其他专家、学者可根据报告人的论题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论或见解。在座谈会上，包括学术报告人在内的诸专家、学者可就之前的论题畅所欲言，进行批评、辩护等多项阐释，在对话交流与商讨辩论中对问题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犁耕。这种讨论大大有利于问题发掘的全面性与路径探讨的多样性，在多元话语的争鸣中推动学术问题的发展与创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卢晖临.革命前后的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C］//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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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义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2011-06-13
［作者简介］王纪波（1977—），男，河南省平舆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
［摘 要］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化；儒家文化；基层社会治理；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33.22；C91 ［文献标志码］A
2011年3月5日、4月2日、5月14日，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举办了3场卢晖临学术报告会和1次学术研讨会：受讲坛主持人孙培新教授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于河南省郑州市福彩中心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作了3场学术报告，深入分析了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学术报告结束后，孙培新教授主持了同一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除卢晖临教授外，郑州轻工业学院陈江风教授、行红芳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宝锋教授、朱金瑞教授、王金山教授、王利军博士，许昌学院仉建涛教授等人，参加了座谈会，就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与改良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讨会气氛自由而活泼，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积极讨论、交流，建言献策。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儒家文化命运、基层社会治理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
卢晖临教授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公众形象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兴到衰，由正面到负面，由褒到贬。对此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来看待具体的社会环境、事件及历史人物所面对的危机与挑战，并以“批判性的反思”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独立思考。
（1）“同情式的理解”。儒家文化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正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末而实未断绝。明代中晚期，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社会变化向传统儒家文化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其迎来了一次自新、转化和变革的历史机遇，但这一历程被推崇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并大兴文字狱的清朝中断。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之时代主题从防夷制夷转变成救亡图存，但“洋务派”的问题意识中只有坚船利炮而无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问题的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这一思路的基本概括。甲午战争之后，变法维新成为共识，但200多年的思想钳制遏制了思想创造和变革的源头活水，浮在“庚子事变”表面的是民众对于“洋人”和“洋教”的仇恨与反抗，而潜藏的则是民众及朝廷无路可走的“逃避”心态。
进入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成为时代主题,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受到致命打击。“打倒孔家店”的一批代表人物均具备“狂人”的批判精神；他们批判的重点虽各不相同，却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清算。“打倒孔家店”是批判传统，是“去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则是学习西方，是“迎新”。“五四”人认为只有全面接纳西方文化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新”字在20世纪初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面是“旧”，认为凡传统的东西都是旧的。这种做法的极端之一就是呼吁废除传统的方块汉字，走文字拉丁化之路。钱玄同、傅斯年、鲁迅、瞿秋白等人都是这种观点的积极倡言者。这些人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挣扎、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对传统割舍不断的情感依恋，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
（2）“批判性的反思”。“从传统到现代”本是对于现代化历程最简练直白的表达，却经常被人们进一步发挥，理解为只有抛弃传统才能达致现代性——欧美各国、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它们成功的故事各有不同，但给我们的共同启发是：传统和现代性不仅可能共存，而且还可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传统到现代，不应是如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以现代性取代传统，而应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由传统的现代转化发展出现代性。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但最应该记取的教训是对自身传统的抛弃。很多国家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但大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如此长时间、大范围地攻击自身传统的绝无仅有，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譬如民国以来大力兴办新学、倡导教育本为莫大善事，但大量的庙宇寺观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最早一批乡村学校校址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乡村工业初具规模，但大量的宗族祠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拆毁用作兴修大坝和工厂的建筑材料的。“教育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如此宏大的现代化计划面前，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民间信仰、家族情感，要么被当做推进现代化的必要代价，要么被视做与现代化不相容的落后残余，没有得到现代化建设者们最起码的尊重。
儒家文化是一个活的形态，不只是“四书”、“五经”，还包括一系列乡土建筑物、乡土资源，这些在近代以来的革命历程或社会运动中统统被视做过时、迷信、反动的东西而遭到破坏。虽然传统没有变成废墟，却成了碎片，不能成一个体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对碎片化的文化元素进行主动积极的整理，找到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复兴的使命。
2.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
（1）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卢晖临教授指出，朱熹以来的宋明理学大力倡导“公私一体”的统治理念，认为地方治理的最好形式是基于村社成员自愿参与的社区合作，它有利于培养地方居民的互利、互惠、互助，因此也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治理方法，比起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和控制更为可取。政府干预地方治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渎职和腐败问题。“不生事扰民”是传统国家自身设计的重要原则。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是一种“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轨道是皇帝—官僚—胥吏（乡绅）—乡里—百姓，自下而上的轨道是百姓—乡里—胥吏（乡绅）—官僚—皇帝。传统中国政治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相分离，国权不下县，县级以下由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中国乡绅活动的舞台是基层市镇社区，农民生活以单个村庄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同时被拓展村庄界限的各种联系（包括市场、庙宇、宗族亲属以及灌溉组织等）所丰富。包括乡绅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公”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的，他们通过调解纠纷、组织合作等进行社会控制。绅民关系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乡绅的声望与其维护乡村制度、促进公共利益的角色相关联。这种治理模式的局限是：不生事，但也成不了事。
（2）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经纪统治。卢晖临教授指出，在百年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国家建设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一般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为巩固其权力而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20世纪以来乡村基层治理的总体趋势是：一方面，国家权力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乡村自治能力渐弱；另一方面，营利型国家经纪逐渐窃取了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国家主要依赖乡村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治，乡村社会处于国家和乡村经纪人的双重盘剥之下，加剧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破产、衰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得到部分实现，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的政权无法通过政权的官僚组织化或机构合理化来消除营利型经纪体制，国家的村政建设因此被断送在自己手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农村最终经过暴风骤雨似的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农民不能支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成果，国家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等基层组织从农业中抽取了大量资金（含税收），并无偿调用农村的几乎所有经济社会资源，国家为实现初步工业化而把从农业中提取的原始积累加到最大限度。随着国家垄断农产品贸易并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生活至关重要的旧基层市场社区逐渐萎缩、消亡，国家力量成为农村生活中最重要、最排他性的代表——“公”的行动者。表面上看，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公”的程度，但它的脆弱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没有内核的“私”的基础上。当非集体化运动在1980年代初开始的时候，之前那种社会主义的“公”迅速地坍塌了。中国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得重建“公”，这是一个完全超出他们能力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集体化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进行重建工作。今天，人们还可注意到市场力量介入之后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变化，并在这些新变化中辨认出过去的影子。
3.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
卢晖临教授以2010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至1980年代，我们以廉价劳动力、由生产低端产品而成为“世界工厂”,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产能。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中国制造”背后的基本制度安排。这种生产体制由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结合而形成，其核心在于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其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与空间的意义上被割裂开来。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往往只是出卖劳动力，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生活和繁衍，则只能放在农村老家进行。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内在需要，但是他们作为劳动者和人的需求被忽视，他们的生活被高度简化和压缩。
“成为城市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欲望和长远目标。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尝试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由于收入微薄，加上缺乏各种制度性支持，他们越是努力地追求城市生活，便越是会发现这个目标遥不可及，通过打工这条途径似乎永远没有办法接近这一目标——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他们用行动和选择表明自己“不是农民”，却无法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确定自己新的位置，自我否定的打工之旅通向的是一种漂泊的生存状态和主体体验。没有人生规划、漂泊、焦虑、紧张、情绪化，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在行为和情绪上的外在表现。2010年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这种表现的极端事例。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是“消灭”农民工。企业应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工会在工厂中必须代表工人讲话，不能投入资本的怀抱；政府则应该在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考虑农民工群体。如果解决不了农民工问题，城市就没有未来。
二、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治理
卢晖临教授学术报告结束后，部分与会学者于5月14日下午参加了由孙培新教授主持的学术座谈会。座谈会以“中国社会百年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学科方向各抒己见，从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治理、教育与伦理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座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关注社会现实、推进学术研究有积极意义。座谈会上，卢晖临教授首先总结了3场学术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分别围绕儒家文化命运、基层社会治理、农民工问题做了简要概述。儒家文化命运的论题涉及文化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农民工问题则属于比较具体也比较现实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关涉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未来走向，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其必要性，它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构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总体上，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100年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其中有很大的被逼迫着进行现代化的因素。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是强国，但强国是否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唯一主题呢？现代化是否只有“西化”这种唯一的模式？过去100年的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1.“魂不守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陈江风教授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百年社会变迁中中国文化发展及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很多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当下的文化模式建设应着眼于锻造一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模式。
（1）“魂不守舍”的当代中国文化。陈江风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背景下，卢晖临教授3场学术报告的选题既关注历史文化，又契合社会现实，尤其能突出其重大意义，当代学人、甚至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人都应关注这些重大问题。但事实上，真正关注这些重大问题的人并不多，浮躁风气的盛行使得人们只关注各自当下的境遇和利益，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整体上是振奋的。从社会进步、社会反思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1989年江泽民提出弘扬民族文化问题，这让人很振奋，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提倡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态度完全相反。此后，党和政府有一系列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比如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做的努力。江泽民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讲话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命题——“四个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他还提出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执政党执政水平的问题。这就是在矫治社会的毛病，这些情况也都令人鼓舞。此后，这一态势得到了延续，国家相继出台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文件。从百年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国家、执政党、学者能够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是一个大进步；我们从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到重视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又是一个大进步。希望今天能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春天。
当前，对于我们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我们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不是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人们也没有真正群策群力地去研究或思考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没有通过实践甚至微调来解决这些问题，更没有建立起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我调适系统。
（2）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建设。对于基层社会治理，陈江风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我们当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的情况下更应该关注的一个文化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动作之慢、程度之浅实在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称。比如，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国际、政治、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于是我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从社会秩序来看，“稳定压倒一切”并没有错，但简单地认识这一问题并仅仅为稳定而稳定，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最终阻碍社会发展。比如文化模式的建设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话语权，并在实际操作中以主导话语建立起单一的文化模式。但我们发展了几十年，靠什么来塑造我们的公民精神？我们在牢牢把握主导话语权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我们应有一个自己的文化模式并以此去铸造我国的公民社会。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仍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今天，社会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信仰伦理、文化模式或文化系统。要建设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我们原有的东西已经不能完全适用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关注现实，关注基层治理与文化模式建设。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呼吁、阐释，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后才是知行问题。目前，知，没有成为系统；行，更是非常苍白。社会治理问题、农民工问题等具体问题是很重要，但文化模式建设是更根本的问题。当没落的宗教、破碎的传统动摇了意识形态核心之后，其重建更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更多的关注，需要我们走出那种“魂不守舍”的状态。
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还说明，我们对“左”的东西反思不够彻底，我们也缺乏对历史过程反思的传统。是断裂还是超越、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抛弃传统还是反思传统并进行再造？这些在和魂洋材、士魂商材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中都争议颇多。比如对于革命与改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大多更倾向于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改良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即使有改良的内容，我们也冠之以改革而不叫改良。事实上，革命意味着毁灭，是从一极到另一极；而改良则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建设性而非毁灭性的，更富于哲学意味，是更高层面的东西，更注重对于传统的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敢正视这一问题。
陈江风教授接着指出，卢晖临教授在讲儒家文化的命运时提出的“批判性的反思”这一思想方法温和而实用，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今天的社会更多地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那种偏激地极左或极右的方法均应被超越。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坚韧与良知，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我们，那么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社会自然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思想解放方面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但这个多元应该被锻打成一个基本的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模式，各种思想都应服从于这一不能超越民族基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以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长期受用——就像孔夫子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须有利于富民、有利于强国。对我们而言，这就是困惑中的期许，更是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2.发展现代社会资本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宝锋教授主要从社会资本角度阐释了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及百年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1）现代社会资本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在国家的运行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离不开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资本很丰富，以个人为中心或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资本尤为丰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比如儒家价值观所凸显的就是家族导向的社会资本。以个人为中心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与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一种反相关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越多，它的消极因素越多，对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腐蚀性就越大，促进社会运行的积极因素则越少。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及发展表明，中国缺少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东西，比如诚信、团结、合作、参与等基于价值层面的制度或规范性内容，中国缺失的正是这些东西。这种社会资本的缺失造成了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的欺诈、三角债等社会问题，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种现代社会资本缺失也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加强社会建设，如建设和谐社会或者建设和谐社区，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育现代性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可使社会运行比较平稳，并可降低其成本。
当前，在很多农村社区建设中，村委会基本上掌握在势力强大的家族或一些所谓“能人”、“强人”和富人的手中，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发展也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在城市社区中，虽然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要解构单位制，但单位制作为政府整合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依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社区就是单位制下的家属院，二者没有太大区别，政府通过单位制依然在主导着社区的公共生活，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表现得很冷淡。社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当中的自制性没有体现出来，依然是处于一种行政化的、高度依附于政府的状态，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匮乏、公共意识匮乏，公众在社区的公共空间中缺乏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渠道或网络；再加上更多的利益不在社区而在单位，很多单位就把社区作为一个旅馆和一个生活场所，而不是作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所以人们对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注，大多数人甚至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也表现得很冷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超强控制压缩了社会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则与现代社会资本缺失有很大关系。
（2）培育现代社会资本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虽然有人说美国人的社会资本在下降，但整体上人们参与社团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很高。而在中国，我们日常参加的活动多囿于朋友的小圈子，且基本上不是以公共利益为纽带，而是带有聚会性质的老乡或同学、朋友的集会。我们缺乏对以公共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而这正是培育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种民间社会。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并实现真正的社会治理，培育和打造现代性的以社会为中心，以团结、民主、合作、参与为内涵的社会资本尤为重要。
传统地缘社会和血缘社会的运行靠的是人们对当地文化和宗族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一种资本，比如乡绅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靠家族这一传统性地方社会资本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治理。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城市中，靠家族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在这里，政府必须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给公众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和一个能让公民自由表达意愿的制度化渠道，以此来构建和培育公民社会。比如对于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如果工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民营企业中有一定社团存在或工人能够自发结社，那么当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会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而自发地结成团体并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现实中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设置和渠道。可见，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政府要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方面多下工夫，并进行制度创新，实实在在地为公众提供一种表达意愿的载体和平台。这其实也是一种民主试验——在最草根的层面切切实实为公众提供民主参与的实践和训练，培育公众的公共意识和民主管理技能，从而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3.百年中国教育的艰难发展与当代中国教育的“病症”
许昌学院仉建涛教授从教育学角度探讨了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中的教育问题。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艰难而曲折，教育问题亦如此。清朝末年的奏章已经涉及义务教育问题，规定家庭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否则违法；民国时期也有关于家庭需送孩子上学的规定，甚至规定了政府在这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但由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成本即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的实现是在100年以后的今天。这一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也可从建筑上反映出来，如西方中世纪建立的机构仍保留至今并继续发挥作用的多数是大学与教堂，我们的许多古建筑却在此过程中经一系列“破”与“反”的运动而灰飞烟灭。
清朝末年举办新学，河南积极响应朝廷号召，1907年前后河南有师范传习所103个，专任教师约216人，招收30~45岁的成人，学制1年，毕业后到乡村做教师。而此时欧美一些大学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培养了很多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在德国北部，有一所180年前的小学至今仍在发挥功能，有世界上唯一一所小学博物馆，180年前的教具、挂图仍在，且挂图上有中国长城的标示。一位普鲁士将军对战败的法军说：我们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而是在小学课堂上决定的。
对比之下，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决非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如诚信和学风问题，前些年升学率与教师的奖金挂钩，于是教师就教学生在考场上如何“互相帮助”，所以考试作弊是我们“从娃娃抓起”、“从娃娃培养”起来的。1907年之后战乱不断，教育发展依然艰难而曲折。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有了很大发展，但很多大学只能说在物理外观上像一所大学，缺乏的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所以说“中国教育病了”，而且仅从内部是治不好的，必须从外部进行治理。
4.教育功能的压缩与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
卢晖临教授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功能压缩及传统社会资本破坏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1）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扭曲了精英意识。中国现代教育始于清末，发展至今才100多年历史。百年前的中国的确很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揍出来的现代化”。面临当时落后挨打的局面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很多人寻求救国的途径，有人倡导实业救国，也有人倡导教育救国。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心理也影响到了我们后来的教育发展，我们在路径选择和教育实践中把它看成了工具理性的东西——过去的“中学”不能改造自然并让我们发展而走向先进，现在用“西学”来教数学、化学、物理并发展科技却能让我们快速富强起来。由此，对工具理性的强调贯穿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我们完全忽略了教育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凸显出来的其他功能，比如公民建设问题、社会资本问题、道德问题、诚信问题、合作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服务社会意识等，这些都是教育固有的非常重要的功能。现今的理念和实践与我们的传统教育重道德修养而忽视科技教育完全相反，现代教育在激烈反传统的思维模式下忽略了道德与诚信等一些基本问题。
教育固然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但如何培育合格的社会人、培育合格的公民等更是其应有之功能。这些在当今的教材和教学实践中都严重缺失——中国近年的教育状况尤其如此，大学不是越来越“大”（拓宽知识视野），而是越来越“小”（知识面越来越窄）。大学之“大”应体现在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学生社会关怀的培养上。这种大小倒置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大学中普遍存在着陈江风教授所讲的“魂不守舍”的问题。如很多大学的学生以“精英”自居，认为考入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有好的工作就是社会“精英”。这种意识表明了我们教育事业的失败，因为它培养的学生没有社会责任感，只关注个人发展和个人救赎而不顾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不能将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解决。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反观“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他们则是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既成就了个人，也推动了社会发展。我们近几十年的教育发展是抓住了一些东西，却忽视了培养公民意识、培养合格的社会人等重要方面。我们现代的大学培养的仅仅是“好好学习”的学生，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事实上并不支持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而学生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关注自身发展，也一定会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及其改进的可能。显然，这必然会增加学校管理的困难，因而不被学校提倡。
此外，我们并没有如前两年所期望的那样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除了大环境的因素，这与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坚持也有关系——缺乏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1980年代北京大学校园中有一个“振兴中华”的石碑，也许现在有人会说它“大而无当”，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校园文化的反映，容纳了当时人们的参与意识及当时大学生很强的精英意识，其效用从结果上看是积极的，对于塑造时代精神、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是有帮助的。而今天的精英意识则是一种伪精英的自我陶醉，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考托福、出国、进外企、参加公务员考试等个人发展的问题。对于这种整个社会都“魂不守舍”的现象，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反思，持续的反思才可能有社会改良和积极建设，否则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并最终病入膏肓。
（2）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问题也是我们过去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忽略的一个问题。近代之后的中国由于民族危机而使快速强国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与管理关注并不多。现在看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缺乏的正是自我管理能力、社会自组织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及公民意识。辛亥革命中，基层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体制改变和动荡，但各地都实现了旗帜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中的乡绅借助于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社会资本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我们今天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能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平稳地接受一种重大变革吗？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可新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建立起来。建立现代社会资本是要有基础的、有资源的。我们都认为现代法制很好、原则很好，我们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可这仍然需要基础，否则硬性推进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传统社会资本虽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代社会资本，但它在很多地方往往可能是我们所能凭借的唯一基础。比如在广东、福建的某些地方，家族意识依然很浓厚，其乡土文化保留较好，可它们不会自动转化为现代社会资本。但如果我们在政治设定及公众参与方面给予其更大的空间，在规则制定上考虑这些既有的资源，这种转化还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现代社会资本也只能在我们既有的传统资源之上生发出来，如此，才能产生“带来兰花草”的效果。
但事实上，今日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理想。比如老乡关系与亲戚关系都是传统社会资本，在取得信任与生活支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今天我们在没有建立起好的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毁弃了这些传统社会资本。这在建筑工地上表现最为明显——包工头带着自己的乡亲在工地做工，乡亲出于信任这一传统社会资本而不与之签合同，而包工头又服务于建筑公司，建筑公司也没有按限定规则与每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建筑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而采用了包工体制，一旦有风险就转嫁给包工头，包工头拿不到钱自然就无法兑现对乡亲的承诺，从而也破坏了“乡亲”这种传统社会资本，且可能使那些梦想落空的乡民的积怨转移到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则既可维护传统的社会资本，又能建立起现代社会资本。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有一种社会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采取一种个人化或极端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魂不守舍”是因为我们有太强的无力感，如果我们继续不予反思，越来越沉溺于“书斋中的学问”，我们就真的与社会没有关系了。
5.企业的责任伦理与政府的责任良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认为，卢晖临教授的学术报告凸显了一个现代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朱金瑞教授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就解决农民工的出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农民工问题中的责任主要涉及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两个方面。这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很多具体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1）企业责任应强调自觉、自愿与自律。近年来，经济学界、管理学界、伦理学界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责任到底是什么？其定义上百种。就企业责任而言，如黑心棉、空气污染、牛奶污染等，说明当代中国企业责任伦理缺失。我们之所以在责任方面出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困惑，关键在于我们对责任问题的认识出了问题，使其涵义模糊不清。当今，我们对于责任的理解应该从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它是对义务的一种升华，具有规范和良心的成分，至少有自觉、自愿和自律三大特点。企业责任就应该强调从企业自身做起，强调自觉、自愿和自律。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制度、法律，而政府和法律调节都隐含着或明或暗的缺陷，比如法律调节具有滞后性，很多时候往往是问题出来后才去调节。而且法律调节的成本也很高，比如《秋菊打官司》，剧情实质上就是一个赔礼道歉的问题，主人公却为此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政府监管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它总有监管不到之处，制度、法律或政策也总有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企业的责任自觉。
不管是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还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强调企业的责任自觉。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对于企业责任经历了谴责与期盼的过程。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政治义务，责任与政治义务没有分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企业经历了经济责任时代，如1980年代初企业认为追求效益就是企业责任；到了21世纪，企业开始确立生态责任观，认识到了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慈善意识觉醒，这可从汶川地震后各企业的慈善活动中显现出来，人们开始从多个层面看待企业责任问题。因此，我们在批评和反思企业责任时，既要看到其问题，也要看到企业责任伦理的提升是一个过程。
（2）政府责任应强调安全、人性和尊重历史。如果从良心这一视角来看待政府责任，那么至少可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其一，政府在这一方面缺乏安全生产理念而只提发展。安全生产至少有三层涵义：以安全生产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和谐为目标追求。安全生产不仅仅是不死人，它还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二，在政府管理中，要有科学的制度来推进责任伦理，在制度设计中应当融入人文关怀。这是当前制度设计中最为缺乏的内容。第三，要有多元化渠道作为载体来推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凸显对文明的记忆和对历史的尊重。当前，我们不仅仅是管理制度的设计落后，还有对文明和历史的不尊重。比如我们在理解和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应该将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它的极端反传统的方式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破了一个缺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对其予以彻底否定，那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尊重文明和历史，才能真正培养起我们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
6.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
郑州轻工业学院行红芳博士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的相关问题做了探讨。她认为学者在社会变迁的时代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学会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从近年来社会学成为“显学”的现象来看，国家、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学的需要很迫切，因为社会变迁的时代也是社会问题集中出现的时代，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对学者提出了参与的要求。由于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很多时候学者虽然看到了弱势群体和公共产品提供等很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存在，但对于解决问题深感自身力量微小甚至无能为力，于是就走向了逃避或转行两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促进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1）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和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四个方面，其目标在于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执行来实现社会的善治、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从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社会和谐。在这四大主题中，非常突出的是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
社会组织建设与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制定是社会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弱势群体虽然庞大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所以最后制定出来的政策在各个领域和方面就很少考虑他们的利益。此时，就需要通过民间团体或社会组织使之团结起来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前，我国对于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建立是严格控制的，即一定要给它找一个“婆婆”，要求它必须在民政部门注册，并使之隶属于某监管部门。这种控制主要表现在其成立之初的“入口”限制上，而对于其成立之后的管理却松散甚至不管不问。这种在“入口”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得某些问题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我们对某一群体或社会问题进行倒逼的时候，就会面临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问题——其管理的专业水平到底如何？它能否放松对某些领域的控制？
近年来，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态度很是蹊跷。一方面，政府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利用民间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救灾或优抚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故政府在某些地方以招标、采购、契约的方式通过民间组织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又害怕这些民间组织发展壮大之后与政府讨价还价，于是又对民间组织的成立和运行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另外，政府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也会对民间组织给予诸多限制。中亚的“橙色革命”很大程度上与国外势力对其民间组织的渗透有关。鉴于此，我国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惹麻烦”，就提高了民间组织成立和注册的门槛，使得真正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民间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这时，民间组织就会设法以工商企业或其他方式来进行注册，这既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建立和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怎么样变管理为服务应是当前政府在对待民间组织问题上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我国的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少民间组织或草根组织，它们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团结群众、维护群体利益和权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集体行动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管理者仅仅对其一味压制，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
（2）社会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我们在分析西方社会的整合机制时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有外在和内在两套机制。一方面是外在的法律规范，是对于法律法规的遵守和尊敬，是一种事后制约，违法之后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由于我国是熟人社会，很多时候法律会受到人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执法层面上做不到西方那么严格，所以我们虽推行依法治国多年，但在对人们言行的外在性法律制约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内省机制，如一些宗教信仰就让人们自律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对我们而言，传统时期我们有儒家文化，人们保持了对传统礼仪的遵守和对“天谴”等观念的敬畏；但今天的人们“无畏”了，对于传统的极端否定最终导致了内省机制的完全缺失，出现了规范“真空”，人们为了金钱等工具理性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很多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对于没有敬畏感的人而言，即使法律再多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他们依然会设法去“钻空子”。在此情况下，如何来重建这种信仰和内省机制？当今时代，我们是仍然采用传统儒家文化还是采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来作为人们自我约束的标杆？用什么来重塑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必须认真思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只有建立起人们心中的内省机制，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并将公共事业发展作为分内之事，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培养其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最终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7.碎片化社会和结构化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利军博士认为卢晖临教授将农民工问题和富士康“连环跳”中的个人心理现象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从社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让我们看到了此类问题的症结所在。王利军博士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时代表征与结构化过程进行了探析。
（1）碎片化时代表征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王利军博士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对卢晖临教授提出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倒逼机制和社会压力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当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引进企业社工制度。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广州也有政府组织的社工机构对事件的处理给予关注。但对于此类事件仅靠政府组织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应该在企业中建立起一种制度性长效机制，比如引入企业社工制度。这样，一方面可呼吁政府调整政策以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另一方面亦可对个体进行心理安抚和生活关照。
对于百年变迁中的社会转型问题，王利军博士认为，按照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理论，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和“半生不熟”的社会。这种状况很容易造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个阶层的认同危机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过程性。就当前社会中的浮躁和焦虑状况而言，它一方面容易引发人们的心理疾患，但另一方面也逼迫着人们去思考——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只有在思考中批判、在批判中前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在近代彻底否定了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情况下达到了思想的单一性高度统一，现在人们在多元化与碎片化时期则表现出不知所措的迷茫与焦虑，而这又逼迫着我们思考如何面向未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信仰体系。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问题，更是一个凸显长期性和过程性的问题。
百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解放前是动荡时代，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是建设与动荡共存时代，改革开放至今是一个政治主导型和资本掠夺型的准正常时代。我们说第三个时代是准正常时代，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由经济领域开始的纯自然的社会变革，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政治主导和资本掠夺。政治主导之社会变革的特点是权力大于一切，很容易导致腐败及其他社会现象，以行政命令代替制度及强制拆迁等就是政治主导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黑砖窑”事件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说明企业在资本掠夺型发展模式下根本没有什么社会责任可言，其所追求的仅仅是利润而已，这种掠夺型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富士康“连环跳”之类事件的发生。
（2）“读图时代”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过程。就社会变迁过程来看，当今社会是一个感性文化时代和“读图时代”，人们仅仅从感觉上考虑问题而缺乏理性与思考，这就容易给人们带来心理疾患。另外，现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共存，而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叠加就造成了很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奇怪现象，比如农民工现象、下岗职工上访、强制拆迁等，最终都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彼此碰撞的结果。这些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不可简单概括之。比如就民主发展来看，我们能从网络微博上看到很多抱怨不够民主的言论，更能从“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中看到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这一方面说明问题的确存在，但另一方面，从纵向观察，也可看到中国民主的发展进步——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虽然它离现代国家的民主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可见，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远甚于其他，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学者提出反思并影响社会，社会实践部门据此做出改善，其他学者再对其进行批判或反思，彼此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构化过程。从卢晖临教授关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来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完善与改良，而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我们应该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渐进式发展。
8.社会建设与执政理念选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金山教授认为卢晖临教授的研究很深入，有行动、有思考，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王金山教授认为可将现代化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社会资本、义务教育等问题概括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落后了30多年，社会建设中出现了社会不公平、区域发展不平衡、腐败等众多问题。在这样一个矛盾凸显期，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应大有作为。这涉及政府执政理念的路径选择与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比如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中政府为之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这一行为就凸显了政府的执政理念。一般而言，理念确立要优先于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又优先于技术选择。就农民工问题而言，作为政府或执政党，它首先应考虑是否为农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大的思路；如果政府决定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它接着就要考虑设计什么制度的问题；此后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才有具体的技术选择。这一过程凸显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当前，我国已连续7年用一号文件来讲包括农民工、农村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三农”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里也有一个理念选择的问题，即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解决弱势群体救助、公共产品供给等问题。有学者说虽然我国现在GDP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很少，所以还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财力的分配问题，包括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我们总是说要建立公共财政，顾名思义，公共财政就要反映在社会支出上。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平均占其财政总支出的50%以上，一般在60%~70%，而中国的公共支出却仅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0%多一点，尚不到30%；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一般各占其财政总支出的10%左右，而中国的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支出各占我国财政支出的30%左右，行政管理支出则高达20%，在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支出排行中属于高支出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已经比较雄厚，国家资本完全可以退出经济领域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国家应利用这部分资本搞社会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果政府能真正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多作为、多投入，则很多社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9.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
孙培新教授认为，在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内生性动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应将事件抽离具体语境而对其彻底否定，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泛化倾向将使其失去应有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我们已有趋于成熟的心态，在实践中应将新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区别开来，走中、西、马平等对话和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现实路径，而其首要任务则是确立个人的主体性。
（1）百年社会变迁中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关于百年来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一种说法认为它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此外，从侯外庐等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中国人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有其内生性动力。我们可以说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刺激，但中国学界于明清之际已经掀起了一波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批判，而这个批判完全是始于儒家内部的，是一种内生性动力。所以虽然“五四”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到了中国，“五四”人也已经有了西方知识的背景，但从中国思想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浪潮其动力至少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一方面，明末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不同于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映新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产生；另一方面，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或道学建立之后，儒学内部就有了理学与心学之争，而中国思想史界几乎一致认为，由于心学的发展逐渐疏离传统经典儒学，在理欲之辩中开始逐渐倾向于欲，走向“理在欲中”，使欲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这也最终成为明末清初出现批判传统儒学思想之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因素。所以，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而产生的思潮这一说法不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实际。也因此可以说，我们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的否定性批判是过激和偏颇的，是人们受西化思潮影响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对这种内生性动因的探讨与确认，将使我们对百年来人们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的合理性有全新的认识。
（2）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与当代新儒家的泛化倾向。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若从其“救亡图存”的思想语境来看，其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与黄万盛探讨关于启蒙的反思的问题时指出，只有儒家伦理经过西化以后，再经过自己的脱胎换骨，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积极的贡献……儒家现代转化的努力是希望以经过西化洗礼而存活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的儒家价值来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此来看，我们就“五四”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对其多有指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没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对其予以考量，而是以今天之标准去规范前人之言行。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不当批评是因为我们抽离了事件的具体语境，这一点在今日亦应当引起注意。
此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当代学者陈来、钱穆等都表示，虽然对其多有同情，但不能接受“文化保守主义”或“当代新儒家”的称号。这除了其本人不愿分门别派之外，也因为其学理与文化保守主义和当代新儒家确有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人都被泛化为新儒家，那么它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杜维明、陈来、钱穆等这些大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对待批判儒家文化这一事件本身的态度，对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都颇有启发意义。
（3）百年社会变迁与当代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首先，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趋于成熟。从一战到今天的金融危机大大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一战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宣传、翻译、介绍和引进都持积极态度，乐观主义占主导；一战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对其破坏性和负面作用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有时候人们的认识会因为走极端而产生偏颇。如在金融危机之后，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对于市场完全放开的结果，在这方面西方应该向我们学习。这一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目前尚缺乏规范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合理体制与经验，我们的金融体系尚未发展到完全放开的程度，我们不过对西方的“劝说”与诱惑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清醒而已。
近年来引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金融危机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已，而后现代主义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风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困惑，如消费主义和焦虑心理等，使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后果与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疑问。有学者开始对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提出批评，认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影响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百年社会变迁中，从全盘西化到有选择地借鉴，再到理性地批判，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正在成熟，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无疑有积极意义。
其次，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近年来国内盛行一种强势话语——“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它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管理、政治民主建设等。这个论题依凭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带来了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进而产生了“中国模式”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由于“中国模式”在起作用，且它涵盖了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与此对应，2011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开辟了“中国路径”的新专栏，请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交流。陈来教授认为：“中国路径的讨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他明确提出不要把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讨论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混淆在一起。“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的，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
再次，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现实路径应由冲突走向融合。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中、西、马要平等对话，由冲突走向融合，而不能仅以某一个为中心，这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现实路径。如近期北京大学举行的中、西、马的高端对话，分别请杜维明、张世英、黄楠森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相关论题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一事件可被视为标志性事件，它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前，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应该被批驳和否定的封建糟粕，西方文化则被认为是应予以批判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两者都不具备与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的资格，马克思主义漠视一切、压倒一切，与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只能以中、西、马的平等对话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应平等对待他者，不应再有居高临下或傲视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态度；中国文化也不能再固守原有的传统，应以开阔的视野面对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文化——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要接受西化的洗礼”；西方文化也应该放下其“强者”的姿态，平等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交流与对话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了100多年但并没有将它“打倒”，说明它的确还有生命力，但我们对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全盘接受，而是要有选择地进行批判性继承，因为只有那些“经过西化洗礼而存活下来的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对于明代进入中国、明末清初潮涌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亦需进行批判性吸收，也不能再将之拒之门外或把它一概视为“腐朽的”思想并与之“划清界限”而不予理睬。经过了中、西、马的百年冲突，今天，诚如季羡林、张岱年等人所论：由冲突而融合将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条现实路径。
最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个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若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说，确立主体性就是要求我们培养“公民”。有主体性的人才能被称为“公民”，而“公民”就应该是有主体性的人。在中国，如果个人的主体性不能确立，则其他事情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中国人自我生成必须经历的一个逻辑环节。比如关于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事实上我国目前既有与此相关的国家性大法，各地也有贯穿此大法的具体条例，甚至有村委会组织法，但村民自治问题基本上还处于宣传或初始阶段。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已经证明，当中国农民没有觉悟的时候，无论多好的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都是无效的；只有农民成为自主自理之人的时候，自治才能够真正实现。这就好比我们希望中国大地上有一棵大树，大到足以覆盖所有的中国人并使之乘凉于大树之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棵树都能健康地独立生长，最终连成一片树林而彼此受益。更进一步，真正能健康、持续生长的树林是一个由多种树木组成的树林，单一树种的树林很容易受到灾害的毁灭性破坏——因为它不能在生态上形成彼此互助的良性循环系统。中国人的发展就应该像一棵棵自立自理的大树，彼此挽起手，如此才能形成一片树林并覆盖中国大地，每一个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归根结底要靠亿万中国人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无论我们的理论家多么高明，前者依然是决定因素。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应该是幸运的和大有作为的，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学者应该到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去学习、研究，然后再用学到的东西去指导或服务他们。这些问题的解决虽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对此应充满信心。
三、研讨会的丰硕成果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研讨会以学术报告、对话与交流为基本形式，以“同情式的理解”与“批判性的反思”为方法论，既纵观历史发展之脉络、还原历史事件之语境，又站在时代发展之前沿、聚焦社会发展之热点，以历史为因而求今日之果，兼历史探索与关注当下于一体，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之历史批评的追问中观照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操作实践。卢晖临教授的学术报告思想丰富、分析精当，他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反思与社会问题的精辟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人文学者关注民族与国家、关注国民与社会的忧思情怀。座谈会更侧重于问题与出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专家、学者多维的视角与缜密的思路，使我们对儒家命运、基层治理、农民工发展这些关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与把握，给我们进一步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模式建设及社会治理模式建设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其一，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
就儒家文化的命运来看，在实践和思想领域中，百年来激进的反传统行为不仅破坏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而且使之成为一种思维定式镶嵌于国人的意识深处，使中国文化从体系化的传统变成为一种碎片化存在。虽有现代新儒家的持续努力，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批判和西化思潮的强势介入使之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逐渐发现：个人、组织乃至社会，如果除了政治信仰而自身没有文化主体、没有文化模式，是很危险的。“快餐文化”的流行和种种西化思潮于无形中消蚀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政治信仰；彻底否定传统的思维模式又使我们最终走向了文化虚无主义。总之，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无法通过彻底反传统而成为文化模式建设者中的特例；彻底抛弃传统，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未来。
整理碎片化的文化元素并找到自己的中心价值是当前我们进行文化复兴的使命，即重建我们的文化模式。只有通过延续传统，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模式并以之铸造国民精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融合现代公民意识与传统社会资本的社会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当然，这个文化模式只能是多元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与不能超越民族基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二者有机结合的价值系统，它既着眼于传统精华的延续，又着眼于强国、富民并福泽后代。
总之，综合各专家、学者的思想与观点，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构必须以继承、批判并延续传统为基础：方向上应建立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方法上应使“同情式的理解”与“批判性的反思”相结合，心态上应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视域上应具有在中、西、马的平等对话中走向融合的宽阔视野，路径上应坚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确立人的主体性。
其二，应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凸显价值理性、改善民生。
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我们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和资源。但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社会资本已遭破坏，而现代社会资本尚严重缺位。这导致了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也导致了规范“真空”与人们内省机制的缺失。因此，必须培育现代社会资本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结构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我们的文化模式建设有一定的同构性，对于传统文化中道德与诚信、服务与责任等思想的强调，既构成了文化模式建设的内容，又是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扭曲了精英意识。因此，当代中国在教育实践中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功能，凸显公民意识、道德与诚信、合作与服务、参与及责任等价值理性的教育功能。这是我们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就农民工及其他具体社会问题而言，除了企业应强调其自觉、自愿与自律意识外，政府更应在安全、人性和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凸显其“理念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真正为农民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和公共产品，以达到改善民生、和谐发展之目的。
此外，此次学术研讨会采取了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思想阐释与学术交流，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多元争鸣有助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其形式亦颇具创新意义，值得借鉴。学术报告可使报告人就某些论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思想精粹集中呈现给听众，实现了问题论述的延续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使听者对报告人的阐释主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并对其思想与学识形成基本判断；报告会结束前的论题问答也让讲者与听者之间有了基本的沟通与交流，或使问题清晰化或提出新的论题以便研究者日后继续探索。利用学术报告会与座谈会之间的时日间隔，参与报告会的其他专家、学者可根据报告人的论题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论或见解。在座谈会上，包括学术报告人在内的诸专家、学者可就之前的论题畅所欲言，进行批评、辩护等多项阐释，在对话交流与商讨辩论中对问题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犁耕。这种讨论大大有利于问题发掘的全面性与路径探讨的多样性，在多元话语的争鸣中推动学术问题的发展与创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卢晖临.革命前后的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C］//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卢晖临.无处藏身的价值理性［J］.开放时代,2003(3):58.
［3］ 潘毅,卢晖临,严海蓉,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5.
［4］ 陈江风，孙培新，高有鹏.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中原话有熊座谈会实录［J］.百色学院学报,2010(6):1.
［5］ 陈江风.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6］ 张宝锋.治理理论主要思想综述［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8.
［7］ 朱金瑞.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若干要素分析［J］.伦理学研究,2010(5):115.
［8］ 王金山.网络时代人的社会化悖论浅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22.
［9］ 行红芳.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构建和谐社会［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12.
［10］ 王义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2011-06-13
［作者简介］王纪波（1977—），男，河南省平舆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