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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球谈判已经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十年有余。因此,毫不奇怪最后协议期限被一拖再拖。现在,伊朗及其谈判对手——五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P5+1)——将于6月底达成协议。
这真是令人沮丧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该进程注定要失败。但也有理由保持希望。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两大关键行动方——伊朗和美国似乎愿意——甚至可望——让谈判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伊朗总统鲁哈尼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能从协议中获益。加给伊朗的制裁正在开始对其经济形成重大影响,而和解争议是两国在叙利亚和平协议或解决伊斯兰国威胁等问题上合作的前提。
伊朗刚刚从为期三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走出。军方和强硬派毛拉认为伊朗应该制造核武器,他们面对大部分商界人士和改革派毛拉的反对,后一阵营以鲁哈尼和前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为首,他们认为伊朗不应该制造核武器。结果曾经十分不确定——直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重申了禁止核武器的宗教裁决。
只要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伊朗谈判代表团就不可能同意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谈判期间被授权进入可疑设施,而当检查者到达时,遭到了地方军官的横眉冷对、礼送出境。平心而论,美国代表团有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常常是官员对伊朗包含敌意,而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则根据奥巴马的要求寻求达成协议。
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希望理由。中东正在经历结构变化——什叶派正在觉醒。正如地球板块缓慢而稳定的移动,这一深刻、广泛、根本的变化正在以局部的破坏性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2003年,美国打了一场被误导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也打破了微妙的平衡。萨达姆是腐败而残忍的,但他的政权具有显著的世俗特征。他绝没有囤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专注于对权力的掌控。萨达姆汲取了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与伊朗的野蛮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不去干扰地区地缘政治均衡。
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世界一直被逊尼派—什叶派割裂。直到美国入侵前,伊朗以及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政权是仅有的两个什叶派掌权的国家。70%左右的阿拉伯人口是逊尼派,什叶派在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少数群体——除了伊拉克和巴林。萨达姆的倒台让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通过选举掌握了权力。但这也引发了内战和地区动荡(包括目前巴林的什叶派示威)。
叙利亚的情况完全是这一局面的镜像。叙利亚是一个多成分国家,包括德鲁兹派、库尔德人、基督徒、少数犹太人、大量什叶派以及逊尼派多数。和萨达姆一样,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着一个世俗政权。西方决心以人权和民主的旗号推翻他在逊尼派多数看来乃是推翻压迫者的一次机会。
不幸的是,叙利亚的温和逊尼派腹背受敌:巴沙尔政府和极端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中最偏狭的思想流派)。结果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少数派(包括基督徒和阿拉维派)的灭种危机。
这两个邻国的剧变改变了地区地缘政治。与伊朗一样,寻求削弱美国和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俄罗斯支持什叶派的觉醒,而逊尼派主宰的土耳其——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兼北约成员国——毫不掩饰对伊斯兰国的同情。比如,最近土耳其政府禁止该国的库尔德人支持沦为伊斯兰国灭绝对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同胞。
巴沙尔政权和伊朗成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行动方。重启P5+1与伊朗的核谈判因此变得至关重要;若能达成最终协议,可能通过解冻地区现状带来结盟机会,影响深远。事实上,也许认为谈判很快就能形成协议的最有力的希望理由就在于各方政府都害怕其他局面。
(作者为法国前总理、法国社会党前领袖)
这真是令人沮丧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该进程注定要失败。但也有理由保持希望。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两大关键行动方——伊朗和美国似乎愿意——甚至可望——让谈判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伊朗总统鲁哈尼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能从协议中获益。加给伊朗的制裁正在开始对其经济形成重大影响,而和解争议是两国在叙利亚和平协议或解决伊斯兰国威胁等问题上合作的前提。
伊朗刚刚从为期三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走出。军方和强硬派毛拉认为伊朗应该制造核武器,他们面对大部分商界人士和改革派毛拉的反对,后一阵营以鲁哈尼和前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为首,他们认为伊朗不应该制造核武器。结果曾经十分不确定——直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重申了禁止核武器的宗教裁决。
只要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伊朗谈判代表团就不可能同意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谈判期间被授权进入可疑设施,而当检查者到达时,遭到了地方军官的横眉冷对、礼送出境。平心而论,美国代表团有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常常是官员对伊朗包含敌意,而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则根据奥巴马的要求寻求达成协议。
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希望理由。中东正在经历结构变化——什叶派正在觉醒。正如地球板块缓慢而稳定的移动,这一深刻、广泛、根本的变化正在以局部的破坏性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2003年,美国打了一场被误导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也打破了微妙的平衡。萨达姆是腐败而残忍的,但他的政权具有显著的世俗特征。他绝没有囤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专注于对权力的掌控。萨达姆汲取了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与伊朗的野蛮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不去干扰地区地缘政治均衡。
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世界一直被逊尼派—什叶派割裂。直到美国入侵前,伊朗以及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政权是仅有的两个什叶派掌权的国家。70%左右的阿拉伯人口是逊尼派,什叶派在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少数群体——除了伊拉克和巴林。萨达姆的倒台让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通过选举掌握了权力。但这也引发了内战和地区动荡(包括目前巴林的什叶派示威)。
叙利亚的情况完全是这一局面的镜像。叙利亚是一个多成分国家,包括德鲁兹派、库尔德人、基督徒、少数犹太人、大量什叶派以及逊尼派多数。和萨达姆一样,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着一个世俗政权。西方决心以人权和民主的旗号推翻他在逊尼派多数看来乃是推翻压迫者的一次机会。
不幸的是,叙利亚的温和逊尼派腹背受敌:巴沙尔政府和极端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中最偏狭的思想流派)。结果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少数派(包括基督徒和阿拉维派)的灭种危机。
这两个邻国的剧变改变了地区地缘政治。与伊朗一样,寻求削弱美国和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俄罗斯支持什叶派的觉醒,而逊尼派主宰的土耳其——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兼北约成员国——毫不掩饰对伊斯兰国的同情。比如,最近土耳其政府禁止该国的库尔德人支持沦为伊斯兰国灭绝对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同胞。
巴沙尔政权和伊朗成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行动方。重启P5+1与伊朗的核谈判因此变得至关重要;若能达成最终协议,可能通过解冻地区现状带来结盟机会,影响深远。事实上,也许认为谈判很快就能形成协议的最有力的希望理由就在于各方政府都害怕其他局面。
(作者为法国前总理、法国社会党前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