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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的中国之行不是一次单纯的任务写作之旅,而是其诗艺发展过程中的一起标志性事件,承载着他在自己的左派政治信仰遭遇严重困境之际,试图借此验证政治书写之艺术效度、反思作家之本真使命的重要动机.在中国强大文化异质性的冲击下,奥登的浪漫主义政治妄念转向幻灭,开始其疏离政治书写、进而以个人存在体验的内省式表达关切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尝试.在《战地行纪》,特别是其中的《在战时》组诗中,奥登借助巧妙的“去中国化”策略和对里尔克“赞颂诗学”的招魂,首次将他的“非政治化”艺术人格理念付诸系统的诗歌表达,从而不仅对“动乱时代下诗人何为”这一重大命题做出全新的回应,而且也发出其中后期诗歌转型的第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