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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严复；史华兹；能力观；能力建构；公民启蒙；社会公正；公共管理；善治
摘要：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5—0031—08
一、引言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汉学权威，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其广博的学识背景、独特的分析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因而备受学界瞩目。哈茨先生在史华兹教授这本著作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认为严复“充分地发挥了关于能力的概念”。若用现在学界术语来解读的话，即指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如平等意识、自由意识等)与公共意识(如公德理念、爱国意识等)的双向提升。而上述“力本论”中的一体两面恰恰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的运动过程，成为整个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论题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严复的这种能力观不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仍有着重要启示。
二、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三大启示
(一)能力建构——公共管理创新的着力点
史华兹对严复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后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差别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里去寻找。正是依循这一思路，“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正是这一主题推动“欧洲走向近代化”。中西方“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尽管文艺复兴时代已过去，西方也走上了现代化的大道，但“西方思想所表达的有组织的力本论精神仍是西方的特点和冲击力中的关键所在”。严复在热情追寻西方富强之奥秘的过程中，对现代欧洲思想体系中包含着的“集体的能力”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因为“严复看到西方文化具有动力，能够将人类的能力作无限的解放，发挥所有的潜力以创造革新；而中国文化却缺乏此一精神……”于是，严复将他从西方文化中萃取出来的“浮士德一普罗米修斯的气质”这一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不遗余力地介绍到中国，从理论到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展开了倡导与革新。
在史华兹看来，严复的重民力、强国力思想始终是与他的“富强”梦想萦绕在一起的。严复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培养民力、民智与民德，发挥与天争胜的精神，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以实现国家富强，使中国成为天演世界中的适者和存者。严复的能力观对近代中国有着深刻洞见和警世作用，正如史华兹所说：“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因此，要成为天演世界中的适者和存者，必须以强大的能力做后盾。即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严复的能力观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个国家的能力(政府是其实体形态，故下文亦称“政府能力”)大小与强弱是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关键因素。“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格达尔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能力后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发展乏力、社会矛盾尖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国家能力太弱。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无不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没有一定的政治能量，没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公共政治权力便无法实施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管理、服务和协调”；充分强大的国家能力虽然不能增加既定的物质性资源总量，但它可以提供非物质性资源，可以保证既有资源被更好和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自信心，可以保证为社会提供持续不断的推动力。可见，有效政府或好政府的关键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能力，而能力是通过能力建构来获取的。因此，不断建构和提升我们国家的民力和国力依然是我们的战略重点，“中国仍然需要追求富强”，这是严复思想理念中至今仍得到人们肯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前，由于我国社会发育还未成熟，能力尚弱，各种监督和评估社会自主治理的手段尚不健全，而国家自身在掌握公共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特别是国家在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规范社会的良性运转机制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国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关键性的主导力量。因此，国家将在社会宏观调控、创设现代公共规则、维持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充实的公共服务和优良的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担负起重要的职责，发挥主导作用，将扮演和谐社会建设的启动者、组织者、保卫者、实施者等重要角色。此外，在推进“全球化”和谐中，国家能力的大小与强弱更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要想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经济全球化伴随的挑战，争取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机会和收益，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作后盾。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国际协调等公共事务变得日益艰巨和复杂，不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就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总之，加强国家能力建构，进一步提升、强化国家能力，优化、完善国家能力结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全球化”和谐的一项战略任务。可以说，国家能力的建构已成为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也是当今各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以上就是我们从严复的能力观中得出的第一个重要启示。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单纯通过政府能力建设来促进国家的治理只是治理的一个维度”，实现善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由此，我们逻辑地引出严复能力观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二)公民启蒙——公共管理创新的社会基石
严复是公认的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据史华兹考察，严复发现中西方“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 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是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他还指出，西方富强正是得益于“民众的德、智、体能力在一个由自由制度及无拘束的经济领域内的生存竞争所构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并且“西方把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都运用于‘公共的’目标”。可见，国民道德、才智、能力的培养与发挥同“富强”构成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唇齿相依”。反观中国，严复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所以，中国变革的人手之端就在于“鼓民力”、“新民德”和“开民智”，并将之作为治本之策，“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实际上，严复在此是抓住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的现代化。诚如虞和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他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他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结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人的素质的提高在现代化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反观严复的“三民”思想，可以看出，严复启蒙思想中提倡人的现代化，并指出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及其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这在当时是多么深刻和具有前瞻性。无怪乎史华兹教授高度评价严复“具有阿基米德式高瞻远瞩的能力”。
严复的公民启蒙观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核心提法，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家培养人才能力、提高民众素质的竞争，同时又是培养民众创新能力的竞争。这就需要对公民在科学与人文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启蒙。另外，建设创新型国家也需要创新型公共管理，因为社会各项创新事业的有效、持续开展离不开也少不了公共管理积极而有效的服务和支持。西方公共管理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创新过程中，涌现出诸如治理与善治、新公共服务、公民治理等理论“新秀”，越来越突出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公民在社会公共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公民广泛而深入、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将是国内外公共管理发展与创新的共同趋势，这就对公民启蒙提出了更为迫切和更高的要求。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一启蒙运动……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经过启蒙后的公民，作为独立自由个体而存在的他／她，应该能够明智地处理私人事务，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他／她，应该理性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具备社会公共交往和参与社会公共合作的各种普遍技能、公共责任心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
严复在“三民”启蒙论中，认为启发民智、民力、民德应“三者并重”，但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是新民德。其所谓的新民德即“以固有道德条目为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再加上热心参与公众事务、为群众服务等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情操与爱国心”，“是培养人民使之不但具有传统美德，更具备现代公民的素养”，亦即史华兹所概括的“公心”、“公益精神”等概念所包含的意蕴。严复的这一思想对于公共管理创新中公民公共精神的启蒙有着十分深刻的借鉴意义。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正是因为公共精神的这种平等、开放、大众化的本质，不仅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而且在推动和促进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公共利益和公共善治等方面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公共精神同样也是和谐有序的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质料，在这种精神质料的滋养下社会构建主体可以以一种平等、自由、参与、公正、理性的公共精神去推动社会和谐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精神状况还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面貌；反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状况也可以投射到其公民的公共精神素养上。有学者指出：“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教育，其立足点和最基本的要求或者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所应有的‘公共精神’的启蒙与教育。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信念的教育，既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长远之策，又是构建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民族精神新生形态之必需。”切入本文的主题，我们认为，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提升是公共管理创新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之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精神的状况和水平是其软实力的最有力的证明。这也是严复理论中的一贯主张。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公共精神?通过公共精神的导引走向一个更加完善的公共性社会的具体路径有哪些?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即在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过程中所应致力的方向是：努力塑造政府的公共形象，彰显公共服务理念，在将公共事务付诸公共讨论与对话中促进公民公共精神的萌生；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提升公民的公共意识和自主治理能力；从现代市场经济与公共生活实践中开掘出现代公共人格意识、现代公共规则等公共理性教育的优良资源，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水平；等等。以上就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三)突显公正——公共管理创新的内在灵魂
严复所译《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也正是通过这部重要译著，“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其实早在《天演论》发表之前，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已经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进行了初步解说，其用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很足：“‘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者宜种也， 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严复在此“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形势下，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根据史华兹的观察，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传人中国以来，中国知识界所做的一件大事即是对国家富强的无尽追寻，与之相伴随的自然就是对个人能力、国家能力之提升的特别强调，同时这也构成了严复思想的核心内容。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自立、自主……这才是严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的真正动机和核心。
史华兹在书中反复强调，严复的全部思想几乎都可以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渊源。严复将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纳入斯宾塞的理论框架中解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具体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转换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理论，而这一理论恰恰“适合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需要，如同新教伦理思想一样，给资本主义注入了生气。新教伦理鼓励勤劳致富，而进化论则赞美竞争淘汰”。这种鼓励竞争、赞美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讲的仍是一个能力强弱的问题。“在严复看来，这些原理却不仅仅是在解释社会，而且还能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严复的关注首先集中在把社会科学的原理运用于达到富强这个极其诱人的目标上了。”在此，严复实际上是创造性地把斯宾塞的理论运用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中，“把社会学观察与解释社会的理论改造为政治改革的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严复的一大发明”。但是，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明，一味强调自由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性会导致弱肉强食的不公正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了，那便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的法则，后者却是反文明的法则。”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在自由竞争中，强者因其能力出众而获成功，并且还代表了文明进步的方向；反之，对于惨遭淘汰的弱者不仅不表示同情，反而还击掌叫好。显然，这与启蒙时代的平等、博爱等人文精神相去甚远。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上述弊病存在，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还应受伦理道德的规制。有学者就此指出，“严复已经注意到斯宾塞‘任天为治’纯任自然的缺陷，并以赫胥黎的伦理道德进步论予以纠正”。还有学者认为，严复在讨论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时，将传统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塞进其中，认为仅有富强，若无德行，若行不义，不是自强之道，而是自灭之道。
严复一方面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其合理性，适者就是强者，就是富强，这就是西方国家富强之奥秘，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适者还必须得到“天之所厚”，必须遵循某种天道与德行等，这对我们当前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希望通过强调伦理道德进步来适当弥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失，实际上已显现出其朦胧的社会公正意识。因为公正是一切伦理学说的最基本范畴之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整体”。当代正义论大师罗尔斯也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如果将上述二位公正伦理大师的理论对应于公共管理伦理学领域，那么前者强调的是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公正(即突出公共管理者的德性)；后者注重的是制度公正，尤其是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在保证公平的机会均等(即起点平等)方面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伦理双维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伦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最终价值取向与灵魂之所在。舍此，公共管理将成为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机械的僵化”的现代性“铁笼”。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已表明，任何社会的现代化并非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原则，现代化过程中相伴生的变异价值形态与无人情味的机制。越发把人置于“铁笼”之中；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自由的失却，无时不成为现代性的隐忧。实际上，严复在对西方现代性表示出强烈的向往和追求的同时，也对这种现代性保留一定的批判和反省。诚如张汝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深信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他对西方近代文明一开始就不像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并且这种“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严复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精神对于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实现社会公正有重要启示意义。公共管理思潮是在西方社会进行治道变革、追寻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具有“现代性”文明与文化的生成特性，是适应现代社会新的秩序要求所产生的新的公共社会治理方式。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因而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其管理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公共管理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的却存在着不断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变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不但无力担负起公共行政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使命”。因此，公共管理中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管理理念(主要是指“三E”理念)日益成为聚讼颇多的理论话题，这种现象在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过程中也应引起注意。公共管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应重树价值追求的旗帜，将被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观重新置回公共管理话语的中心，这是公共管理实现现代化，构建“良序社会”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康之等人所说，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伦理启蒙，通过这次启蒙为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确立行为原则和规范，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公共管理者多次在一些纲领性文件中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 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这是我们勇于正视中国现代化转型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非现代性病态与不和谐症候的结果和明智选择。可见，公正的公共管理理念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十分关键，它可以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有助于消弭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从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善治。因此，公共管理“必须将公正观念归并于一种社会基本结构的理想形式，而持续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积累性结果正是按照这一基本结构来加以限制和调整的”。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对于现代公共行政来说，公正无非是标明政府的社会正义供给的尺度，是作为一个标准而存在的，是衡量公共行政健全状况的标准。”公共管理的创新和发展也必须遵循“公正”这一“金律”。公正不是排斥效率，而是能够生成和促进效率，以公正为导向的公共管理是包含了效率追求、也是效率追求能够得到最大可能实现的治理范式。以上这些也就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结语：社会转型中的善治——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平衡
最后，简要评述严复的“群己观”及其给我们的启示，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将严复与约翰·密尔的自由思想进行比照与分析后指出，严复并非史华兹所认为的那样，在“己轻群重”与“己重群轻”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最终倒向了前者。严复认为“克己自繇二义不可偏废”，他“相信个人具有崇高的价值，而且群己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平衡、并进的关系”。这种在群己平衡、并重的前提下强调个人价值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公共管理亦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正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即“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与己域有共识；而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则定期让公众重新划定”。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划清“群己权界”。如前文所述，公共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能力建构，这主要是从“群”的角度来论述；公民启蒙偏向于从“己”人手；最后突显出作为公共管理创新之内在灵魂的公正视角，则尝试平衡“群”与“己”之间的关系。
严复思想之所以能与公共管理思潮发生内在勾连，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理念。严复将“自由与否”作为评判中西方产生落后与先进差别的重要依据和分水岭，并将之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量，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突出地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史华兹进一步认为，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以及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构成严复思想的核心，同时规约了他的自由民主理念。因此，史华兹一再断定：严复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严复英国式自由主义”。李强先生也指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学者通过研究，详细梳理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认为他是“第一个点燃自由圣火的启蒙思想家”。而严复的“群己观”是其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个重要缩影。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严复曾指出：“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但他并没有因为主张国群自由而取消个体自由，他同时还指出：“小己之自由既微，国群之自由更少”。因此，他也很强调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在“权界”的前提下主张群已平衡与群己并重。严复之所以能够较为辩证地认识国群自由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来自他对近代社会、历史地深刻把握，来自他对感情上的义务(指强调精神个体的独立性)和历史理智上的义务(指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的双重体认”。
自由主义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十分强调社会治理中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种理念对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专门从事治道变革研究的毛寿龙等人所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自由至上主义继续影响着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成为新公共管理思潮的一个最富有系统性的理论来源，而且还开始影响转轨国家，对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一方面为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政府治道变革无法回避，个人价值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得到充分的彰显，这也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共同的应然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尚不能一蹴而就，原有管理体制的影响还无法立即消除，只能由政府这一公共管理主体供给的公共物品(包括新制度本身在内)的范围还很广，而尚在创建过程中的新的公共管理体制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时能力略显不足，还不够成熟，因此，转型国家的政府改革必须在国家能力建构与实现公民自由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来表达即：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不仅运用个人自由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这种平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创新的导向，亦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是否实现善治的一个重要衡量准则，同时这也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上述若干启示的一个重要总结。
(责任编辑：刘永淑)
摘要：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5—0031—08
一、引言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汉学权威，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其广博的学识背景、独特的分析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因而备受学界瞩目。哈茨先生在史华兹教授这本著作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认为严复“充分地发挥了关于能力的概念”。若用现在学界术语来解读的话，即指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如平等意识、自由意识等)与公共意识(如公德理念、爱国意识等)的双向提升。而上述“力本论”中的一体两面恰恰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的运动过程，成为整个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论题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严复的这种能力观不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仍有着重要启示。
二、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三大启示
(一)能力建构——公共管理创新的着力点
史华兹对严复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后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差别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里去寻找。正是依循这一思路，“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正是这一主题推动“欧洲走向近代化”。中西方“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尽管文艺复兴时代已过去，西方也走上了现代化的大道，但“西方思想所表达的有组织的力本论精神仍是西方的特点和冲击力中的关键所在”。严复在热情追寻西方富强之奥秘的过程中，对现代欧洲思想体系中包含着的“集体的能力”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因为“严复看到西方文化具有动力，能够将人类的能力作无限的解放，发挥所有的潜力以创造革新；而中国文化却缺乏此一精神……”于是，严复将他从西方文化中萃取出来的“浮士德一普罗米修斯的气质”这一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不遗余力地介绍到中国，从理论到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展开了倡导与革新。
在史华兹看来，严复的重民力、强国力思想始终是与他的“富强”梦想萦绕在一起的。严复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培养民力、民智与民德，发挥与天争胜的精神，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以实现国家富强，使中国成为天演世界中的适者和存者。严复的能力观对近代中国有着深刻洞见和警世作用，正如史华兹所说：“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因此，要成为天演世界中的适者和存者，必须以强大的能力做后盾。即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严复的能力观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个国家的能力(政府是其实体形态，故下文亦称“政府能力”)大小与强弱是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关键因素。“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格达尔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能力后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发展乏力、社会矛盾尖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国家能力太弱。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无不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没有一定的政治能量，没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公共政治权力便无法实施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管理、服务和协调”；充分强大的国家能力虽然不能增加既定的物质性资源总量，但它可以提供非物质性资源，可以保证既有资源被更好和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自信心，可以保证为社会提供持续不断的推动力。可见，有效政府或好政府的关键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能力，而能力是通过能力建构来获取的。因此，不断建构和提升我们国家的民力和国力依然是我们的战略重点，“中国仍然需要追求富强”，这是严复思想理念中至今仍得到人们肯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前，由于我国社会发育还未成熟，能力尚弱，各种监督和评估社会自主治理的手段尚不健全，而国家自身在掌握公共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特别是国家在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规范社会的良性运转机制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国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关键性的主导力量。因此，国家将在社会宏观调控、创设现代公共规则、维持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充实的公共服务和优良的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担负起重要的职责，发挥主导作用，将扮演和谐社会建设的启动者、组织者、保卫者、实施者等重要角色。此外，在推进“全球化”和谐中，国家能力的大小与强弱更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要想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经济全球化伴随的挑战，争取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机会和收益，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作后盾。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国际协调等公共事务变得日益艰巨和复杂，不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就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总之，加强国家能力建构，进一步提升、强化国家能力，优化、完善国家能力结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全球化”和谐的一项战略任务。可以说，国家能力的建构已成为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也是当今各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以上就是我们从严复的能力观中得出的第一个重要启示。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单纯通过政府能力建设来促进国家的治理只是治理的一个维度”，实现善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由此，我们逻辑地引出严复能力观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二)公民启蒙——公共管理创新的社会基石
严复是公认的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据史华兹考察，严复发现中西方“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 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是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他还指出，西方富强正是得益于“民众的德、智、体能力在一个由自由制度及无拘束的经济领域内的生存竞争所构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并且“西方把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都运用于‘公共的’目标”。可见，国民道德、才智、能力的培养与发挥同“富强”构成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唇齿相依”。反观中国，严复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所以，中国变革的人手之端就在于“鼓民力”、“新民德”和“开民智”，并将之作为治本之策，“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实际上，严复在此是抓住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的现代化。诚如虞和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他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他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结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人的素质的提高在现代化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反观严复的“三民”思想，可以看出，严复启蒙思想中提倡人的现代化，并指出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及其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这在当时是多么深刻和具有前瞻性。无怪乎史华兹教授高度评价严复“具有阿基米德式高瞻远瞩的能力”。
严复的公民启蒙观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核心提法，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家培养人才能力、提高民众素质的竞争，同时又是培养民众创新能力的竞争。这就需要对公民在科学与人文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启蒙。另外，建设创新型国家也需要创新型公共管理，因为社会各项创新事业的有效、持续开展离不开也少不了公共管理积极而有效的服务和支持。西方公共管理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创新过程中，涌现出诸如治理与善治、新公共服务、公民治理等理论“新秀”，越来越突出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公民在社会公共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公民广泛而深入、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将是国内外公共管理发展与创新的共同趋势，这就对公民启蒙提出了更为迫切和更高的要求。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一启蒙运动……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经过启蒙后的公民，作为独立自由个体而存在的他／她，应该能够明智地处理私人事务，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他／她，应该理性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具备社会公共交往和参与社会公共合作的各种普遍技能、公共责任心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
严复在“三民”启蒙论中，认为启发民智、民力、民德应“三者并重”，但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是新民德。其所谓的新民德即“以固有道德条目为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再加上热心参与公众事务、为群众服务等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情操与爱国心”，“是培养人民使之不但具有传统美德，更具备现代公民的素养”，亦即史华兹所概括的“公心”、“公益精神”等概念所包含的意蕴。严复的这一思想对于公共管理创新中公民公共精神的启蒙有着十分深刻的借鉴意义。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正是因为公共精神的这种平等、开放、大众化的本质，不仅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而且在推动和促进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公共利益和公共善治等方面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公共精神同样也是和谐有序的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质料，在这种精神质料的滋养下社会构建主体可以以一种平等、自由、参与、公正、理性的公共精神去推动社会和谐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精神状况还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面貌；反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状况也可以投射到其公民的公共精神素养上。有学者指出：“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教育，其立足点和最基本的要求或者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所应有的‘公共精神’的启蒙与教育。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信念的教育，既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长远之策，又是构建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民族精神新生形态之必需。”切入本文的主题，我们认为，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提升是公共管理创新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之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精神的状况和水平是其软实力的最有力的证明。这也是严复理论中的一贯主张。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公共精神?通过公共精神的导引走向一个更加完善的公共性社会的具体路径有哪些?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即在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过程中所应致力的方向是：努力塑造政府的公共形象，彰显公共服务理念，在将公共事务付诸公共讨论与对话中促进公民公共精神的萌生；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提升公民的公共意识和自主治理能力；从现代市场经济与公共生活实践中开掘出现代公共人格意识、现代公共规则等公共理性教育的优良资源，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水平；等等。以上就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三)突显公正——公共管理创新的内在灵魂
严复所译《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也正是通过这部重要译著，“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其实早在《天演论》发表之前，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已经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进行了初步解说，其用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很足：“‘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者宜种也， 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严复在此“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形势下，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根据史华兹的观察，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传人中国以来，中国知识界所做的一件大事即是对国家富强的无尽追寻，与之相伴随的自然就是对个人能力、国家能力之提升的特别强调，同时这也构成了严复思想的核心内容。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自立、自主……这才是严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的真正动机和核心。
史华兹在书中反复强调，严复的全部思想几乎都可以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渊源。严复将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纳入斯宾塞的理论框架中解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具体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转换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理论，而这一理论恰恰“适合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需要，如同新教伦理思想一样，给资本主义注入了生气。新教伦理鼓励勤劳致富，而进化论则赞美竞争淘汰”。这种鼓励竞争、赞美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讲的仍是一个能力强弱的问题。“在严复看来，这些原理却不仅仅是在解释社会，而且还能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严复的关注首先集中在把社会科学的原理运用于达到富强这个极其诱人的目标上了。”在此，严复实际上是创造性地把斯宾塞的理论运用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中，“把社会学观察与解释社会的理论改造为政治改革的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严复的一大发明”。但是，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明，一味强调自由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性会导致弱肉强食的不公正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了，那便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的法则，后者却是反文明的法则。”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在自由竞争中，强者因其能力出众而获成功，并且还代表了文明进步的方向；反之，对于惨遭淘汰的弱者不仅不表示同情，反而还击掌叫好。显然，这与启蒙时代的平等、博爱等人文精神相去甚远。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上述弊病存在，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还应受伦理道德的规制。有学者就此指出，“严复已经注意到斯宾塞‘任天为治’纯任自然的缺陷，并以赫胥黎的伦理道德进步论予以纠正”。还有学者认为，严复在讨论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时，将传统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塞进其中，认为仅有富强，若无德行，若行不义，不是自强之道，而是自灭之道。
严复一方面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其合理性，适者就是强者，就是富强，这就是西方国家富强之奥秘，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适者还必须得到“天之所厚”，必须遵循某种天道与德行等，这对我们当前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希望通过强调伦理道德进步来适当弥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失，实际上已显现出其朦胧的社会公正意识。因为公正是一切伦理学说的最基本范畴之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整体”。当代正义论大师罗尔斯也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如果将上述二位公正伦理大师的理论对应于公共管理伦理学领域，那么前者强调的是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公正(即突出公共管理者的德性)；后者注重的是制度公正，尤其是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在保证公平的机会均等(即起点平等)方面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伦理双维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伦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最终价值取向与灵魂之所在。舍此，公共管理将成为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机械的僵化”的现代性“铁笼”。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已表明，任何社会的现代化并非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原则，现代化过程中相伴生的变异价值形态与无人情味的机制。越发把人置于“铁笼”之中；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自由的失却，无时不成为现代性的隐忧。实际上，严复在对西方现代性表示出强烈的向往和追求的同时，也对这种现代性保留一定的批判和反省。诚如张汝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深信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他对西方近代文明一开始就不像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并且这种“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严复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精神对于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实现社会公正有重要启示意义。公共管理思潮是在西方社会进行治道变革、追寻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具有“现代性”文明与文化的生成特性，是适应现代社会新的秩序要求所产生的新的公共社会治理方式。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因而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其管理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公共管理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的却存在着不断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变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不但无力担负起公共行政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使命”。因此，公共管理中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管理理念(主要是指“三E”理念)日益成为聚讼颇多的理论话题，这种现象在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过程中也应引起注意。公共管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应重树价值追求的旗帜，将被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观重新置回公共管理话语的中心，这是公共管理实现现代化，构建“良序社会”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康之等人所说，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伦理启蒙，通过这次启蒙为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确立行为原则和规范，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公共管理者多次在一些纲领性文件中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 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这是我们勇于正视中国现代化转型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非现代性病态与不和谐症候的结果和明智选择。可见，公正的公共管理理念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十分关键，它可以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有助于消弭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从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善治。因此，公共管理“必须将公正观念归并于一种社会基本结构的理想形式，而持续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积累性结果正是按照这一基本结构来加以限制和调整的”。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对于现代公共行政来说，公正无非是标明政府的社会正义供给的尺度，是作为一个标准而存在的，是衡量公共行政健全状况的标准。”公共管理的创新和发展也必须遵循“公正”这一“金律”。公正不是排斥效率，而是能够生成和促进效率，以公正为导向的公共管理是包含了效率追求、也是效率追求能够得到最大可能实现的治理范式。以上这些也就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结语：社会转型中的善治——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平衡
最后，简要评述严复的“群己观”及其给我们的启示，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将严复与约翰·密尔的自由思想进行比照与分析后指出，严复并非史华兹所认为的那样，在“己轻群重”与“己重群轻”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最终倒向了前者。严复认为“克己自繇二义不可偏废”，他“相信个人具有崇高的价值，而且群己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平衡、并进的关系”。这种在群己平衡、并重的前提下强调个人价值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公共管理亦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正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即“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与己域有共识；而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则定期让公众重新划定”。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划清“群己权界”。如前文所述，公共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能力建构，这主要是从“群”的角度来论述；公民启蒙偏向于从“己”人手；最后突显出作为公共管理创新之内在灵魂的公正视角，则尝试平衡“群”与“己”之间的关系。
严复思想之所以能与公共管理思潮发生内在勾连，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理念。严复将“自由与否”作为评判中西方产生落后与先进差别的重要依据和分水岭，并将之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量，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突出地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史华兹进一步认为，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以及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构成严复思想的核心，同时规约了他的自由民主理念。因此，史华兹一再断定：严复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严复英国式自由主义”。李强先生也指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学者通过研究，详细梳理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认为他是“第一个点燃自由圣火的启蒙思想家”。而严复的“群己观”是其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个重要缩影。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严复曾指出：“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但他并没有因为主张国群自由而取消个体自由，他同时还指出：“小己之自由既微，国群之自由更少”。因此，他也很强调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在“权界”的前提下主张群已平衡与群己并重。严复之所以能够较为辩证地认识国群自由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来自他对近代社会、历史地深刻把握，来自他对感情上的义务(指强调精神个体的独立性)和历史理智上的义务(指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的双重体认”。
自由主义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十分强调社会治理中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种理念对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专门从事治道变革研究的毛寿龙等人所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自由至上主义继续影响着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成为新公共管理思潮的一个最富有系统性的理论来源，而且还开始影响转轨国家，对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一方面为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政府治道变革无法回避，个人价值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得到充分的彰显，这也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共同的应然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尚不能一蹴而就，原有管理体制的影响还无法立即消除，只能由政府这一公共管理主体供给的公共物品(包括新制度本身在内)的范围还很广，而尚在创建过程中的新的公共管理体制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时能力略显不足，还不够成熟，因此，转型国家的政府改革必须在国家能力建构与实现公民自由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来表达即：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不仅运用个人自由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间的这种平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创新的导向，亦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是否实现善治的一个重要衡量准则，同时这也是我们从严复能力观中得到上述若干启示的一个重要总结。
(责任编辑：刘永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