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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子系统，是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点。县域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必然选择，没有县域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县域经济是重点和难点。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在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加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能力的产业集群和城镇集群，立足县情，以市场为导向，坚决破除县域经济的路径依赖，突破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困扰，从实际出发扎实推进县域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加快向城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变，打造浙江经济二次腾飞的主引擎。
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行政为调控主体，地域特色明显和功能相对完备的区域经济。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
县域经济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从空间布局看，县域经济发展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即在县域行政区划范围内，人口、产业、要素等分散地布局在各个乡镇，呈现出外部边界明晰、内部不集聚的状态；从产业形态看，县域经济基本上以传统产业为主，尽管二三产业比重较高甚至已占主体地位，但总体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支柱产业一般为根植于县域资源禀赋的地域特色产业；从动力支撑看，县域经济增长以要素、资源的大量投入驱动为主，县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由广义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资源配置看，县域行政区划的壁垒仍然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盘根错节，人口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不畅，土地等资源的跨城乡配置受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机勃勃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形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县域“块状经济”是支撑“浙江模式”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成为新的特征，成为新的主体形态，浙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新型城市化、经济转型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重挑战。浙江要素供应已经难以保障原有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需求，地荒、人荒、电荒、水荒、钱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接踵而至。浙江市场先发优势逐步消退，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问题逐渐暴露，与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一是缺跨国企业和上规模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二是缺鲜明有影响力的主业，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缺乏鲜明主业，多从事配套行业，资产收入主要构成依靠房地产等非主营收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依赖性强、市场容量小，抵御市场波动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较弱。浙江企业“低、小、散、弱”的制度性原因有三：一是起点不高、成长慢。由于浙江企业多是民营，起步于小作坊，产品具有很高的同类性、相似性，路径依赖使得同行业企业过度拥挤，缺乏包容性，生长空间严重不足。二是开放度低、更新慢。许多企业运行封闭，难以吸引外部的资源和人才，更多依靠数量型增长，多年来都没有外部资本进入，内在更新缓慢。三是体制单一、风险高。浙江民营企业许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资本结构单一，抓住外部机遇、吸收外部资源、复制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能力都不强，抗御风险能力较差。
2003年至2008年，浙江的全国百强县（市）数量连续6年高居榜首，但2011年后已落后于江苏、山东，位居第三。近三年来，只有慈溪能稳定进入前十。浙江县域经济遇到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困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工业增长，靠低成本、低价格、低效益拓展市场空间，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用发展的眼光看，结构固化、效益下滑的突出矛盾，必须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层次来打破，其核心就是要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加快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从发展的趋势看，突破县域行政区划限制，以更宽视野、更广范围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具有较强一体化特征的“都市圈经济”势在必行。
目标指向
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指向，分省域和县域两个层面：在全省层面突出空间形态，加快推进形成都市圈经济；在县域层面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向城市经济转型。两个指向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省域层面的都市圈经济引领，县域层面的城市经济仍是一盘散沙；没有县域层面城市经济的汇集，也不可能有省域层面的都市圈经济。也就是说，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简单拓展，更涉及区域内空间布局、城乡结构、资源调配、产业形态、管理方法等一系列转型升级；不仅是经济形态的单一转型，更是产业结构由“低、小、散”格局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增长模式由外延扩张为主向注重内涵提升为主转型、城乡建设管理由粗放式向标准化转型、社会治理体制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
速度变化是表象，结构优化是本质，动力转换是关键。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实质及其根本目的，是为浙江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国富民强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为进一步增加浙江国民收入福利水平打下坚实基础，为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居民的福祉水准创造充分条件。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切入点及其主题，要紧紧围绕鼓励和强化市场竞争，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展开。要打造好浙江经济升级版，就要着力推进浙江的城镇化，就要在大力实施农村和农民推动的“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产业集聚、资本集中、生产集约和企业联合的推进工作，实现浙江的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就要着力推进以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平台、以人力资本投资服务为主要支撑的技术创新社会化建设；就要在继承浙江已经取得的“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等基本经验的同时，使其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都是浙江优化空间布局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转型与提升的关系。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要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引擎，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再创体制机制优势，推进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进而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
（本文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供稿）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在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加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能力的产业集群和城镇集群，立足县情，以市场为导向，坚决破除县域经济的路径依赖，突破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困扰，从实际出发扎实推进县域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加快向城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变，打造浙江经济二次腾飞的主引擎。
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行政为调控主体，地域特色明显和功能相对完备的区域经济。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
县域经济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从空间布局看，县域经济发展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即在县域行政区划范围内，人口、产业、要素等分散地布局在各个乡镇，呈现出外部边界明晰、内部不集聚的状态；从产业形态看，县域经济基本上以传统产业为主，尽管二三产业比重较高甚至已占主体地位，但总体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支柱产业一般为根植于县域资源禀赋的地域特色产业；从动力支撑看，县域经济增长以要素、资源的大量投入驱动为主，县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由广义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资源配置看，县域行政区划的壁垒仍然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盘根错节，人口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不畅，土地等资源的跨城乡配置受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机勃勃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形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县域“块状经济”是支撑“浙江模式”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成为新的特征，成为新的主体形态，浙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新型城市化、经济转型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重挑战。浙江要素供应已经难以保障原有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需求，地荒、人荒、电荒、水荒、钱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接踵而至。浙江市场先发优势逐步消退，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问题逐渐暴露，与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一是缺跨国企业和上规模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二是缺鲜明有影响力的主业，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缺乏鲜明主业，多从事配套行业，资产收入主要构成依靠房地产等非主营收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依赖性强、市场容量小，抵御市场波动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较弱。浙江企业“低、小、散、弱”的制度性原因有三：一是起点不高、成长慢。由于浙江企业多是民营，起步于小作坊，产品具有很高的同类性、相似性，路径依赖使得同行业企业过度拥挤，缺乏包容性，生长空间严重不足。二是开放度低、更新慢。许多企业运行封闭，难以吸引外部的资源和人才，更多依靠数量型增长，多年来都没有外部资本进入，内在更新缓慢。三是体制单一、风险高。浙江民营企业许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资本结构单一，抓住外部机遇、吸收外部资源、复制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能力都不强，抗御风险能力较差。
2003年至2008年，浙江的全国百强县（市）数量连续6年高居榜首，但2011年后已落后于江苏、山东，位居第三。近三年来，只有慈溪能稳定进入前十。浙江县域经济遇到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困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工业增长，靠低成本、低价格、低效益拓展市场空间，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用发展的眼光看，结构固化、效益下滑的突出矛盾，必须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层次来打破，其核心就是要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加快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从发展的趋势看，突破县域行政区划限制，以更宽视野、更广范围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具有较强一体化特征的“都市圈经济”势在必行。
目标指向
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指向，分省域和县域两个层面：在全省层面突出空间形态，加快推进形成都市圈经济；在县域层面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向城市经济转型。两个指向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省域层面的都市圈经济引领，县域层面的城市经济仍是一盘散沙；没有县域层面城市经济的汇集，也不可能有省域层面的都市圈经济。也就是说，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简单拓展，更涉及区域内空间布局、城乡结构、资源调配、产业形态、管理方法等一系列转型升级；不仅是经济形态的单一转型，更是产业结构由“低、小、散”格局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增长模式由外延扩张为主向注重内涵提升为主转型、城乡建设管理由粗放式向标准化转型、社会治理体制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
速度变化是表象，结构优化是本质，动力转换是关键。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实质及其根本目的，是为浙江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国富民强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为进一步增加浙江国民收入福利水平打下坚实基础，为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居民的福祉水准创造充分条件。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切入点及其主题，要紧紧围绕鼓励和强化市场竞争，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展开。要打造好浙江经济升级版，就要着力推进浙江的城镇化，就要在大力实施农村和农民推动的“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产业集聚、资本集中、生产集约和企业联合的推进工作，实现浙江的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就要着力推进以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平台、以人力资本投资服务为主要支撑的技术创新社会化建设；就要在继承浙江已经取得的“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等基本经验的同时，使其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都是浙江优化空间布局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转型与提升的关系。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要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引擎，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再创体制机制优势，推进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进而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
（本文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