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滇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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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黄埔军校和滇桂军,本来是共同对付陈炯明的友军,但后来黄埔军校声名显赫,滇桂军却消失了,研究这段历史,很有意义。
  蒋介石1928年在黄埔军校(当时改名叫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典礼上说:“总理(指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四面都受了反革命军队的包围,经济的困难莫过于此,公家的钱一个也收不到,无论铁路的收入以及其他各种税收,都被滇桂军陈炯明等一概收去。有些日子,明天的伙食,今天晚上还没有筹到。”①
  蒋介石所说的滇桂军,就是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滇军和以刘震寰为总司令的桂军。滇桂军1922年底在孙中山的策动下,在广西白马誓师,一万五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直下西江、广州一带,驱逐了陈炯明的叛军,占领了广州、佛山、三水、东莞一带,陈炯明叛军退据惠州。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只有500多学生。面对滇桂军这支一万五千人的友军,初期的黄埔军校毫无办法。
  周恩来1924年10月以伍豪的笔名在中共中央的《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广东政府(指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最为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他们驻扎的地方多是广东富庶之区,而滇军各首领每年汇回云南款项,据银行人说常不下千万。对于东江战争(指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驱湘军为前锋,胜则归功于己,败则卸过他人。北伐事起,阳示赞成,阴则借口陈炯明将图反攻,按兵不动好保持他们已占有的富庶防地。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动身北伐时下令废除一切苛捐,而饷源在握的各军不但不能遵令取消,且更借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种捐税。滇军军阀如是,粤军桂军湘军等军阀亦莫不如是,政府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反政府号令,政府亦须屈从,例如扣械事件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借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
  “不意进攻商团的战争一开,眼灵手快的滇军军阀,立刻觉悟到商团得势与陈炯明转瞬归来,便会排斥客军的危险,和枪械与其存商团的手中,莫如收为己有的妥当,唯利是图的李福林亦看出趁火打劫之利、较受商团拥戴为可靠而切实,于是阵势中便立地加增了两派侩子手。自然我们也承认滇军军阀和福军之攻打商团,甚至于趁机抢劫。广东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统都无法禁止的。不过事后任军阀自缴商团枪械之不足,犹复以每支枪外,再缴百元军饷的敲捐号,令关各军阀敛钱之路,以广州新旧城归范军(范石生)驻防,西开归廖军(廖行超)驻防,河南归福军驻防分配,授滇军军阀以广州实权,这不能不说是广东政府(指孙中山政府)的自愿了”②。
  滇桂军1922年底在广西誓师讨伐陈炯明时,军威很是雄壮,打败广州的陈炯明叛军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又率领部队攻打退据惠州的陈炯明叛军,刘震寰且率领几百人冲入惠州城内,但被陈炯明叛军反包围,刘震寰奋勇突围,跳城逃出,脚跌伤,后被部下救回。大元帅府上下许多官员,前来刘震寰住处慰问。
  但滇桂军驻广州周围后,勒收苛捐杂税,引起人民愤慨。当时广州有一可园别墅,被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看中,便租来居住,刘震寰娶桂剧名演员为妻,住在香港。经常从香港来广州,住在可园,可园和刘震寰成为广州的亮点。桂军主要驻在东莞一带。
  滇军以杨希闵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在广州结婚时,请酒十几天,用了几十万元。当时广州的各处设有赌馆,各赌馆大都有滇军派出的军队保护,也有一些滇军士兵进入赌馆赌博的。
  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兼任大元帅府筹饷局督办,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筹饷局总办。但滇桂军有1万5千多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只有500多人,因此,广州的财税收入多为滇军把持。
  1923年1月陈炯明叛军刚刚退出广州,粤军许崇智部就派一个排的兵力在广州设办事处,准备设税收机关,结果这一个排被滇军包围,枪也被缴去。而黄埔军校开学时只有30多支真枪。所以初期的黄埔军校,有时伙食都遇到困难。
  1924年10月,苏联援助黄埔军校枪械八千多支,子弹四百万发,通过轮船运到广州黄埔。据曾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回忆(叶剑英当过教授部副主任):“八千多步枪,号称万数,广州军阀们眼睛都红了,够得上的,向总理硬要(总理指孙中山),够不上的,就想效法梁山泊,来个劫夺生辰纲。加之总理经不起这个要,那个要。于是乎,在大家都是革命军,为先生革命的甘语之下,这个落千,那个五百,还有两千三千的。我们又白忙了一场,空欢喜一场,叫人家都分了去了。我们全体官兵(指黄埔军校全体官兵),真是哭哭啼啼,一到手不过三千支。只有要求校长(指蒋介石)下次有枪来,我们不再分为愿望”。当时孙中山为了促使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北伐,就曾考虑分给赵成梁二千支枪。③
  1924年11月,以黄埔学生为骨干,黄埔军校成立了教导第一团,1924年12月又成立了教导第二团,从此黄埔军越战越勇。1925年4月,黄埔革命军发展到了2000余人。
  1925年4月,共产党人办的刊物《中国青年》上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革命的黄埔军校,题目叫做《广州的青年革命军》。
  文章写道:这些革命的青年军是国民党的党军。他们在党立的军官学校中不仅受到军事教育,而且受过很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他们出发东江的时候,就宣言不强拉夫役,不用军用票付价购物,保护人民。
  他们不仅保护人民。而且促使人民自己保护自己。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帮助人民组织团体,并且召集农民开联欢大会。他们告诉农民要自己保护自己。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之欢迎会上说:“人民如有强固的组织,则军阀不敢横行,请各界注意这点。”他们到汕头后所发的宣言,更明白告诉人民,要他们自己组织团体。他们告人民同胞书说:“我们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革命军,是本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来救援人民,救援商人,救援其他一切人民的。我们不抽任何不正当的税,不占地盘,不强迫人民当夫,不强住民房。”   黄埔学生军,“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的革命军。”
  二
  与此同时,进入广州的滇军却日益腐化。滇军第三军军长蒋光亮独霸佛山,据广三铁路为己有,各项税收,均被截留;放纵部下,包庇走私,烟赌花捐,谁收谁得,单位庞杂,滇军军长蒋光亮在佛山大肆搜刮后,竟带巨款前往上海花费,不管军队。
  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因其部下旅长杨廷培私吞巨额军款,派人于更深夜静时,用刺刀将杨廷培旅长刺死,就地掩埋。1925年初,范石生的第二军离开广州,前往广西。1922 年底,范石生的滇军第二军在广西白马誓师讨伐陈炯明,军威很是雄壮,但他们在广东的富有地区驻守两年多来,部队已经腐化。
  据李宗仁回忆,1925年范石生军开回广西时,李宗仁在广西五塘整整等了两天,“至5月24日才见范石生和他的参谋长杨蓁各乘四人绿呢大轿一顶,姗姗而来。他们的轿子是在广州定制的,极为华丽舒适。石生一见我,便露出很难为情的微笑,并滑稽地说:敌人跑得太快了,我们的烂部队又偏偏走得太慢些。辛苦了贵军,请即收队休息,由我们来接替。石生并要杨蓁立刻写信给龙云,劝龙率部投诚,大家一齐返滇,改革本省政治,而杨蓁要等鸦片抽足,才能动笔。”
  “忆范石生当初誓师白马,奉命入粤驱陈(陈炯明)时,是何等声威赫赫,今番何以散漫幼稚到此程度呢,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第二天,我们才见范军的先遣部队,零零落落不成队伍的经过五塘,向三塘,二塘集中;拖泥带水,毫无蓬勃之气。范军受鸦片之害太大了。时人讥刺滇军说,他们每个官兵,都带着两支枪,一为钢枪,另一则为烟枪。加以他们在广东驻扎很久,搜刮有方,囊中富足,这种贪婪怕死的部队,自然谈不上作战了。”④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留驻广东的滇军第一军杨希闵部队和滇军第三军蒋光亮等部,以及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妄图拥立唐继尧代替孙中山为大元帅。广东革命政府开展了讨伐滇桂军的战争。
  在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支持下,广州各界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唐继尧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口号。
  1925年6月10日,以滇桂军为一方,以黄埔军、粤军为一方,双方部队在广州展开决战。本来,滇军有些将领主张退出广州,但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却认为广州是富有之区,退出很是可惜,坚持守住广州。
  决战开始后,粤军与滇军第一师赵成梁的部队在广州瘦狗岭反复争夺,战况惨烈。这时一部分黄埔学生军从黄埔方向向滇军进攻,黄埔军校的苏联炮兵顾问,开炮打中赵成梁的指挥部,赵成梁和几个参谋被炸死。滇军全线动摇。
  结果,滇桂军被黄埔军和粤军击溃。滇军总司令杨希闵逃往香港,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逃往广州外国租界。黄埔军校的长官张治中,号召滇军自动交枪,每交枪一支即给5元。广州市民也纷纷拿起各种武器截击滇桂军。
  但是,1925年6月,滇桂军被消灭后,粤军接收了滇桂军的很多地盘,这又引起了后来黄埔军与粤军的矛盾大爆发,黄埔军在与粤军的争夺中取胜,以后,黄埔军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联合其他各军,出师北伐,基本上统一了中国。
  1923年驱赶陈炯明有功的滇桂军,只剩下滞留广西的范石生第二军的部队。李宗仁说范石生的部队有一万二千人。后来,范石生的部队又回到广东韶关。1927年底,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隐藏在范石生的部队中,朱德化名王锴。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军校的老同学,范石生给了朱德部队一些物资帮助。这也算范石生对共产党的一个贡献。
  几年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曾经想派黄埔军校一期的云南籍学生到粤北担任范石生军队的领导,结果范石生的部队不接受。1936年,蒋介石专门派黄埔军校的钱大钧等人前往粤北,设计将范石生军包围改编。至此,1923年1月驱赶陈炯明有功的滇桂军全部消灭。而与此同时,黄埔军已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
  注释:
  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②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③《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④《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研究会,1980年出版,第251页。
  参考书目: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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