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江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一生必至的游览胜地。民国时期，以浙江杭州为中心并向周边辐射的新式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沿线所经区域大多名胜古迹繁多、风光旖旎动人，具备优良的资质，发展旅游的工作也由交通部门来负责。1930年，浙江省出台了《发展浙江省旅游事业计划》，认为旅游收入不仅可以直接利济民生，还能调剂金融，应充分利用本省的湖山胜景、清幽佳境发展旅游，提出要根据铁路、公路沿线的风景区域，添筑支线，联贯一气，为旅行便利创造条件。旅游活动日渐成为了民众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杭州旅游 传统名胜细经营
上世纪30年代的杭州已经是江南最繁华的旅游城市之一了，传统名胜的魅力有增无减。杭州春景之胜，以西湖为最，农历三月，游人最盛，桃柳摇曳、暖风微醺。而冬日的杭州秀景，非孤山、灵峰莫属。此处梅花本已在前清时为路人攀折殆尽，民国时期市政府又补种了新树百余株。而民国百姓对梅花的爱慕更深，踏雪赏梅的传统也持续不衰。
以此为契机，铁路局推出了春季旅游和探梅旅游两项服务，在每年的3月～5月底组织大规模的春游活动，而在12月～次年3月推出探梅旅游项目。铁路局不仅会在相应时节印制精美的宣传小册子，派出干练的工作人员招揽引导，鼓励人们游览的兴趣，同时，还不断完善旅游服务。接送行李、代雇车轿、代订旅舍、供应餐点、辅助导游、安放名胜指导牌等多项贴心服务，不仅为游人代劳了游览前的准备工作，也解决了游览中的劳烦问题，还能节省时间和旅游开支，使旅客尽可能多地享受游玩之乐。
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教授的赵君豪说，当时的上海人一提起春季旅游便会联想到杭州，“杭州好像是上海人们旅行的唯一目的地。上杭州去，一年一度，杭州是百去不厌的”。诗人徐志摩曾在其日记中描述了携爱侣陆小曼游西湖的经历：“次日（1927年3月17日）早车去杭……偶步山后，发见一水潭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二人观赏“三潭印月”，漫步九曲桥，品尝特色小吃藕粉，尽兴而归。
北线旅游 出行入住皆便利
沪杭铁路承揽了杭州为起点，向北延伸经海宁、嘉兴等地至上海的北线旅游的大部分业务。北线的特点在于潮涌、山秀。
海宁潮素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观潮风气自南宋开始盛行。自民国以来，海宁观潮更是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每当观潮节三日（农历八月十七、十八、十九），都会出现“摩肩击毂，舟车拥挤不堪”的情形。针对此类情况，京沪-沪杭甬铁路局推出了一些便利游览、疏导客流的措施。首先，开设旅游专车，提高速度、缩短往来周期。由上海赴海宁观潮，乘坐专车可达长安，再乘坐汽车前往目的地，全程只需要四个小时。其次，通过降低票价减少旅客的出行成本。据有关资料显示，1936年从上海至海宁来回的票价分高、中、低三个档次，而且将观潮的票价包含其中。以降低票价来促进旅游收入可谓当时铁路局惠民与增收的一项创举，这也是现在许多景区经常采用的营销措施。
避暑胜地莫干山夏季游客络绎不绝。由于客人大多需避暑久住，对于住宿的要求相对较高。针对这一需求，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对莫干山旅游的开发中，在山上建起了铁路旅馆，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在当地首屈一指。旅馆占地70余亩，计卧室40间，每屋均有走廊连接。旅馆的内部设施相当美观，会议室、休息室、餐厅、网球场、游泳池、理发厅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充分满足了社会上层人士的需要。通往馆舍的途中有飞瀑，四面丛竹掩映，下有泉声叮咚，又有亭榭可憩，风景无处不佳，入住亦能赏景。
西线开发 铁路公路两相宜
西线旅游业务主要由浙赣铁路与杭徽公路两处的交通部门负责拓展。浙赣铁路承揽了以杭州向西南延伸经绍兴、金华等地至玉山、南昌的大部分业务；杭徽公路则承揽了杭州—富阳-临安-徽州（含歙县、黄山）的旅游线路。
西线旅游的特色在于山水相衬。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在描述乘火车旅行时的感受时说，坐在车厢之中，虽然明知面前没有路，但临窗眺望，“意识里面始终不会抓住那些山、水、溪滩的部位……连自己立脚的地点也要发生疑惑”。有时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每座山峰都和它的同伴们或者并肩，或者交臂，或者搂抱，或者叠股……浓妆的居于前列，随着你行程的弯曲献媚呈妍；淡妆的躲在后边，目送你忍心奔驶而前”。
虽有铁路“分庭抗礼”，公路在西线旅游中的作用依然显著。1935年，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曾以“自驾游”的方式，陪同英国军官晏子少校（Major Edward Ainger）开车游玩。他们由富阳站出发，沿环城马路行车直到鹳山脚下，登上“春江第一楼”眺望时，竟生出一步登天之感。晏子少校为这里的美景所震撼，赞叹山中奇景好似魔术变出的一般。
为便利旅游，1934年，杭徽路的于潜-天目山支线、玲珑山支线先后通车。这些支线都铺设至景点的山脚，游客可步行或乘轿上山。而且，为了增强宣传效果，1934年4～5月间，浙江省政府专程邀请当时的著名作家、记者游览观光，同时为景点撰文。郁达夫就写过不少浙江公路沿线的游记，其中《徽州游记》展现了沿线所见的淳朴民风：“小儿们指点汽车，张大了嘴，举起了手，似在大喊大叫。村犬之肥硕者，有时还要和汽车赛一段跑，送我们一程。”当时的旅游趣闻及其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包车服务也在此时出现。1935年，余临公司先后与杭余公司、浙江省公路局、歙昱公司进行联运，将其业务逐渐扩大，连接浙、皖两省，客运业务愈发繁荣。杭徽线上开始出现了从杭州出发，直达玲珑山、天目山与黄山的小包车，时间由六小时至三天不等，到这些风景名胜区旅游不仅更加快捷便利，也更趋个性化。
新路的修筑和原有公路的改造，将浙江省内原本交通不畅的地区联成一线，同时也逐步实现了与多省公路网的对接。徽州、杭州、上海、南京等众多著名旅游地构成了内部等级不同、规模各异、纵横交错的跨省大区域的旅游地域系统。种种发展旅游的措施和多样化的旅游活动，也引起了当时国人对名胜古迹的重视和修缮保护，这大概也可算作民国浙江旅游不可忽略的一项积极影响了。
（杨玄博系厦门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交通史、民国浙江区域史）
杭州旅游 传统名胜细经营
上世纪30年代的杭州已经是江南最繁华的旅游城市之一了，传统名胜的魅力有增无减。杭州春景之胜，以西湖为最，农历三月，游人最盛，桃柳摇曳、暖风微醺。而冬日的杭州秀景，非孤山、灵峰莫属。此处梅花本已在前清时为路人攀折殆尽，民国时期市政府又补种了新树百余株。而民国百姓对梅花的爱慕更深，踏雪赏梅的传统也持续不衰。
以此为契机，铁路局推出了春季旅游和探梅旅游两项服务，在每年的3月～5月底组织大规模的春游活动，而在12月～次年3月推出探梅旅游项目。铁路局不仅会在相应时节印制精美的宣传小册子，派出干练的工作人员招揽引导，鼓励人们游览的兴趣，同时，还不断完善旅游服务。接送行李、代雇车轿、代订旅舍、供应餐点、辅助导游、安放名胜指导牌等多项贴心服务，不仅为游人代劳了游览前的准备工作，也解决了游览中的劳烦问题，还能节省时间和旅游开支，使旅客尽可能多地享受游玩之乐。
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教授的赵君豪说，当时的上海人一提起春季旅游便会联想到杭州，“杭州好像是上海人们旅行的唯一目的地。上杭州去，一年一度，杭州是百去不厌的”。诗人徐志摩曾在其日记中描述了携爱侣陆小曼游西湖的经历：“次日（1927年3月17日）早车去杭……偶步山后，发见一水潭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二人观赏“三潭印月”，漫步九曲桥，品尝特色小吃藕粉，尽兴而归。
北线旅游 出行入住皆便利
沪杭铁路承揽了杭州为起点，向北延伸经海宁、嘉兴等地至上海的北线旅游的大部分业务。北线的特点在于潮涌、山秀。
海宁潮素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观潮风气自南宋开始盛行。自民国以来，海宁观潮更是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每当观潮节三日（农历八月十七、十八、十九），都会出现“摩肩击毂，舟车拥挤不堪”的情形。针对此类情况，京沪-沪杭甬铁路局推出了一些便利游览、疏导客流的措施。首先，开设旅游专车，提高速度、缩短往来周期。由上海赴海宁观潮，乘坐专车可达长安，再乘坐汽车前往目的地，全程只需要四个小时。其次，通过降低票价减少旅客的出行成本。据有关资料显示，1936年从上海至海宁来回的票价分高、中、低三个档次，而且将观潮的票价包含其中。以降低票价来促进旅游收入可谓当时铁路局惠民与增收的一项创举，这也是现在许多景区经常采用的营销措施。
避暑胜地莫干山夏季游客络绎不绝。由于客人大多需避暑久住，对于住宿的要求相对较高。针对这一需求，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对莫干山旅游的开发中，在山上建起了铁路旅馆，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在当地首屈一指。旅馆占地70余亩，计卧室40间，每屋均有走廊连接。旅馆的内部设施相当美观，会议室、休息室、餐厅、网球场、游泳池、理发厅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充分满足了社会上层人士的需要。通往馆舍的途中有飞瀑，四面丛竹掩映，下有泉声叮咚，又有亭榭可憩，风景无处不佳，入住亦能赏景。
西线开发 铁路公路两相宜
西线旅游业务主要由浙赣铁路与杭徽公路两处的交通部门负责拓展。浙赣铁路承揽了以杭州向西南延伸经绍兴、金华等地至玉山、南昌的大部分业务；杭徽公路则承揽了杭州—富阳-临安-徽州（含歙县、黄山）的旅游线路。
西线旅游的特色在于山水相衬。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在描述乘火车旅行时的感受时说，坐在车厢之中，虽然明知面前没有路，但临窗眺望，“意识里面始终不会抓住那些山、水、溪滩的部位……连自己立脚的地点也要发生疑惑”。有时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每座山峰都和它的同伴们或者并肩，或者交臂，或者搂抱，或者叠股……浓妆的居于前列，随着你行程的弯曲献媚呈妍；淡妆的躲在后边，目送你忍心奔驶而前”。
虽有铁路“分庭抗礼”，公路在西线旅游中的作用依然显著。1935年，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曾以“自驾游”的方式，陪同英国军官晏子少校（Major Edward Ainger）开车游玩。他们由富阳站出发，沿环城马路行车直到鹳山脚下，登上“春江第一楼”眺望时，竟生出一步登天之感。晏子少校为这里的美景所震撼，赞叹山中奇景好似魔术变出的一般。
为便利旅游，1934年，杭徽路的于潜-天目山支线、玲珑山支线先后通车。这些支线都铺设至景点的山脚，游客可步行或乘轿上山。而且，为了增强宣传效果，1934年4～5月间，浙江省政府专程邀请当时的著名作家、记者游览观光，同时为景点撰文。郁达夫就写过不少浙江公路沿线的游记，其中《徽州游记》展现了沿线所见的淳朴民风：“小儿们指点汽车，张大了嘴，举起了手，似在大喊大叫。村犬之肥硕者，有时还要和汽车赛一段跑，送我们一程。”当时的旅游趣闻及其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包车服务也在此时出现。1935年，余临公司先后与杭余公司、浙江省公路局、歙昱公司进行联运，将其业务逐渐扩大，连接浙、皖两省，客运业务愈发繁荣。杭徽线上开始出现了从杭州出发，直达玲珑山、天目山与黄山的小包车，时间由六小时至三天不等，到这些风景名胜区旅游不仅更加快捷便利，也更趋个性化。
新路的修筑和原有公路的改造，将浙江省内原本交通不畅的地区联成一线，同时也逐步实现了与多省公路网的对接。徽州、杭州、上海、南京等众多著名旅游地构成了内部等级不同、规模各异、纵横交错的跨省大区域的旅游地域系统。种种发展旅游的措施和多样化的旅游活动，也引起了当时国人对名胜古迹的重视和修缮保护，这大概也可算作民国浙江旅游不可忽略的一项积极影响了。
（杨玄博系厦门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交通史、民国浙江区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