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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里看花两不同
国际共运史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已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在更为舒展的历史画卷里，对他的评价仍然杂陈纷繁。
30年前进入苏共政治局时，他才五十多岁，据说影响和左右其思想行为的，却是30年代的大清洗、大饥荒，他自己就是受害者的后代。据说，这是他力主推行“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动能和源头之一。
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阵营似乎也不再执著于曾经的教义，它们各自选择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以及维系统治地位的路径与路线，戈尔巴乔夫成了“终结”某种特定政治体制的代名词，在某些国度，谁被冠以“戈尔巴乔夫”，就预示着他政治上失势的开始。
只有在西方，他依然享有盛誉。因为他，西方阵营才能轻而易举推倒了柏林墙。
再过30年，还会是这样吗？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位被罢黜的国家主席曾经这样说。
杨锦麟（凤凰卫视）
《戈尔巴乔夫 今天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就俄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他个人而言，却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斯拉夫这个民族，从列宁到普京，只有铁腕人物才能在首脑的位子上坐得长久，又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心宇怀渊（新浪网友）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几个历史数据：就世界范围看，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从世界的关注度看，达到了俄罗斯或苏联历史上后无来者的地位；从历史进化角度看，历史的断裂性在其时期最明显；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常识似乎告诉我，他在历史上被关注的深度和时间长度肯定会很长。
——网易广东省湛江市网友
国家是一个各种力量搅和在一起的复合体，温和改革进步也许是幸的，僵化保守和激烈变革都是不幸运的，演变到暴力革命可能是最不幸的。
——网易广东省佛山市网友
《PK》
我也是从2005年看过来的人，文中提到的这些人我都知道，06年以后，我就已经觉得，出人头地的只能是那几个，剩下的只能靠自己，那么多人继续参加每年的选秀，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很无谓了！
——迪迪（新浪网友）
想唱就唱只是个幌子，娱乐圈优胜劣汰，就算一二流明星也不免会被冷藏，你一草根出身的，没点能耐怎么让公司和唱片方看到你的商业价值？
——ChristG（新浪网友）
Hip Hop在中国
段祺瑞府旧址的“愚公移山”酒吧，2010“钢铁话筒”嘻哈总决赛正在进行。
主持人、曾经的Hip Hop斗士王波激动地在台上说：“这已经是第十年了，一开始没人相信我们能一年一年地做下来，可我们就这么站在这里，NIKE公司今年第一次提供了赞助，包括第一名的3000块奖金及其设计师为这次比赛特制的夹克衫和鞋子，我问他们需要什么回报，他们说什么都不要。”
第一次在现场看饶舌Battle，充斥着极其自我的表达，形式上如政治家在竞选，可实质是罗马斗兽场里的血溅黄沙。战士的声音来自愤怒的街头，他们一层层地自我剖析，手捧对自由的渴望，决定输赢的是台下观众呐喊的分贝和一双双挥舞在空中的手。
决赛的两名MC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马俊和高中刚毕业的北京人大卫。不知为什么，参加比赛的好几名北京选手都有种天生的优越感，但凡在之前遇到马俊，都用卖羊肉串、卖果糖，甚至脏口和下半身来挑衅，这显然无法走远，从最后的胜负就可以看出。
满头卷发，留着山羊胡的马俊虽然在技巧上远不如大卫，但他在台上的气场却可以压倒任何人。每当对方发起进攻，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握话筒，自然交叉于身前，寸目不离地盯着对手。
面对众多歧视性的话语，他并没有拿民族说事，也不像北京的选手拿属地拉票，而是始终讲自己的看法，不带大量的脏字，聪明有力：“你说我什么可以，但别说我的家乡，新疆，那里的血液在我的心中流淌……我的信仰不会带你到天堂，因为你根本去不到那么神秘的地方……为什么你站在这里眼神不定，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坚挺，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来自我的神经，我说的话会永远保持这种态度，所以就算割了我的头，砍了我的喉，我也会永远亮出我的双手。”
本刊记者 王大骐
那个不喜欢媒体的艾滋病人
那天一早，我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去看X先生。那是个中老年男人，男同，北京艾滋病友圈子里颇有名气的一个携带者。
X是中国较早的一批艾滋病病人之一，90年代就检出了携带病毒。得知染病后，他先跟老婆离了婚，“不能耽误人家”，然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反正绝症了嘛。”一年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他悲哀地发现：“钱花完了，人没死。”没办法，还得继续生活，还得抚养小孩。
他吃各种尚在试用期的药物，忍受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抗病毒药副作用，最后，居然就活到了现在，活了15年还多好几个月。
再后来，他搞了个志愿者组织，就在医院旁边。病人检出“阳性”后，马上交给他，他去开导，去教人怎么吃药，还能看新病人的检查单——比新医生还准，久病成医激发的天分，不容小觑。
见X的时候，他顶着刚长出发茬的秃头正帮一个新病人看病历，顺带开导，“你现在的CT4的值比正常人还正常，离死早着呢。”他还时不时半真半假地跟几个病友开玩笑，“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死艾滋病人了。”他管那叫脱敏，“不就是艾滋病、HIV嘛？”
NGO是X的“咱家”。居民楼租的地方，一室一厅带露台，厅里放张大桌子，室里放3张上下床，让缺钱的病友们来京看病时有个地儿住；向阳的露台用来晾晒被褥、衣物——那里有很严格的卫生规范，迎门是醒目的入住规则，第一条说，随时洗手，不要用香皂，用洗手液。不过，这里就快经营不下去了：“咱家”没有了资金来源。
X不准备把他的现状利用媒体传播出去，搞得跟让大家献爱心似的，他只是想申请些关注艾滋人群的社会活动基金，后者要更专业些。
X拒绝了采访，絮叨了半天，他解释了不喜欢媒体报道的原因。
“某年，某电视台找我录节目，非要我说病况有多惨，受多大罪。我说我现在挺好呀，他们就掐了不播”，据说是因为，“这么说，以后大家谁还怕这个病？”他的光头，就是为了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决心而剃的。
外加一声长叹，“我们这个圈子里，出头露脸的难有好结果……”
国际共运史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已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在更为舒展的历史画卷里，对他的评价仍然杂陈纷繁。
30年前进入苏共政治局时，他才五十多岁，据说影响和左右其思想行为的，却是30年代的大清洗、大饥荒，他自己就是受害者的后代。据说，这是他力主推行“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动能和源头之一。
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阵营似乎也不再执著于曾经的教义，它们各自选择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以及维系统治地位的路径与路线，戈尔巴乔夫成了“终结”某种特定政治体制的代名词，在某些国度，谁被冠以“戈尔巴乔夫”，就预示着他政治上失势的开始。
只有在西方，他依然享有盛誉。因为他，西方阵营才能轻而易举推倒了柏林墙。
再过30年，还会是这样吗？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位被罢黜的国家主席曾经这样说。
杨锦麟（凤凰卫视）
《戈尔巴乔夫 今天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就俄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他个人而言，却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斯拉夫这个民族，从列宁到普京，只有铁腕人物才能在首脑的位子上坐得长久，又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心宇怀渊（新浪网友）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几个历史数据：就世界范围看，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从世界的关注度看，达到了俄罗斯或苏联历史上后无来者的地位；从历史进化角度看，历史的断裂性在其时期最明显；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常识似乎告诉我，他在历史上被关注的深度和时间长度肯定会很长。
——网易广东省湛江市网友
国家是一个各种力量搅和在一起的复合体，温和改革进步也许是幸的，僵化保守和激烈变革都是不幸运的，演变到暴力革命可能是最不幸的。
——网易广东省佛山市网友
《PK》
我也是从2005年看过来的人，文中提到的这些人我都知道，06年以后，我就已经觉得，出人头地的只能是那几个，剩下的只能靠自己，那么多人继续参加每年的选秀，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很无谓了！
——迪迪（新浪网友）
想唱就唱只是个幌子，娱乐圈优胜劣汰，就算一二流明星也不免会被冷藏，你一草根出身的，没点能耐怎么让公司和唱片方看到你的商业价值？
——ChristG（新浪网友）
Hip Hop在中国
段祺瑞府旧址的“愚公移山”酒吧，2010“钢铁话筒”嘻哈总决赛正在进行。
主持人、曾经的Hip Hop斗士王波激动地在台上说：“这已经是第十年了，一开始没人相信我们能一年一年地做下来，可我们就这么站在这里，NIKE公司今年第一次提供了赞助，包括第一名的3000块奖金及其设计师为这次比赛特制的夹克衫和鞋子，我问他们需要什么回报，他们说什么都不要。”
第一次在现场看饶舌Battle，充斥着极其自我的表达，形式上如政治家在竞选，可实质是罗马斗兽场里的血溅黄沙。战士的声音来自愤怒的街头，他们一层层地自我剖析，手捧对自由的渴望，决定输赢的是台下观众呐喊的分贝和一双双挥舞在空中的手。
决赛的两名MC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马俊和高中刚毕业的北京人大卫。不知为什么，参加比赛的好几名北京选手都有种天生的优越感，但凡在之前遇到马俊，都用卖羊肉串、卖果糖，甚至脏口和下半身来挑衅，这显然无法走远，从最后的胜负就可以看出。
满头卷发，留着山羊胡的马俊虽然在技巧上远不如大卫，但他在台上的气场却可以压倒任何人。每当对方发起进攻，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握话筒，自然交叉于身前，寸目不离地盯着对手。
面对众多歧视性的话语，他并没有拿民族说事，也不像北京的选手拿属地拉票，而是始终讲自己的看法，不带大量的脏字，聪明有力：“你说我什么可以，但别说我的家乡，新疆，那里的血液在我的心中流淌……我的信仰不会带你到天堂，因为你根本去不到那么神秘的地方……为什么你站在这里眼神不定，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坚挺，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来自我的神经，我说的话会永远保持这种态度，所以就算割了我的头，砍了我的喉，我也会永远亮出我的双手。”
本刊记者 王大骐
那个不喜欢媒体的艾滋病人
那天一早，我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去看X先生。那是个中老年男人，男同，北京艾滋病友圈子里颇有名气的一个携带者。
X是中国较早的一批艾滋病病人之一，90年代就检出了携带病毒。得知染病后，他先跟老婆离了婚，“不能耽误人家”，然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反正绝症了嘛。”一年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他悲哀地发现：“钱花完了，人没死。”没办法，还得继续生活，还得抚养小孩。
他吃各种尚在试用期的药物，忍受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抗病毒药副作用，最后，居然就活到了现在，活了15年还多好几个月。
再后来，他搞了个志愿者组织，就在医院旁边。病人检出“阳性”后，马上交给他，他去开导，去教人怎么吃药，还能看新病人的检查单——比新医生还准，久病成医激发的天分，不容小觑。
见X的时候，他顶着刚长出发茬的秃头正帮一个新病人看病历，顺带开导，“你现在的CT4的值比正常人还正常，离死早着呢。”他还时不时半真半假地跟几个病友开玩笑，“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死艾滋病人了。”他管那叫脱敏，“不就是艾滋病、HIV嘛？”
NGO是X的“咱家”。居民楼租的地方，一室一厅带露台，厅里放张大桌子，室里放3张上下床，让缺钱的病友们来京看病时有个地儿住；向阳的露台用来晾晒被褥、衣物——那里有很严格的卫生规范，迎门是醒目的入住规则，第一条说，随时洗手，不要用香皂，用洗手液。不过，这里就快经营不下去了：“咱家”没有了资金来源。
X不准备把他的现状利用媒体传播出去，搞得跟让大家献爱心似的，他只是想申请些关注艾滋人群的社会活动基金，后者要更专业些。
X拒绝了采访，絮叨了半天，他解释了不喜欢媒体报道的原因。
“某年，某电视台找我录节目，非要我说病况有多惨，受多大罪。我说我现在挺好呀，他们就掐了不播”，据说是因为，“这么说，以后大家谁还怕这个病？”他的光头，就是为了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决心而剃的。
外加一声长叹，“我们这个圈子里，出头露脸的难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