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年轻公务员要走多少路，才能到达领导的彼岸？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界定领导的定义。
《公务员法》中规定我国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其中领导职务从国家级正职到乡科级副职共10级。按照国家人社部201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國公务员任职县处级副职以上职务按照领导干部来管理，其比例仅占700多万公务员的10%左右。
这意味着公务员体系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大部分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只能止于塔底或基座。
按照现行规定，公务员从科员晋升到乡科级正职理论上需要1+3+3=7年，但大部分县处级以下单位的基层公务员都用了20多年，事实上40多岁的“年轻”科长在许多基层单位比比皆是。
根据有关数据，从科员到真正登堂入室为“领导干部”身份的县处级副职，其升迁比例仅为4.4%，而从县处级正职升迁到厅局级副职比例不到1%。因此，厅局级以上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本来就是极小概率事件，对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晋升履历，作为神话看看也就算了，显然造神路径也是不可复制的。
对众多公务员而言，具有普适性的领导定义，只能限于科级和处级。如在地方公务员晋升的金字塔层级之中，可以关注两个位置，一个是县处级以下单位的乡科级副职，一个是县处级以上单位的县处级副职。
这就是下面要说的重点，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如何尽快成长为领导。换言之，如何成为处级以下单位的副科长或成为处级以上单位的副处长？不讲长篇累牍的大道理，只讲述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案例。
一、展现领导看得到的业绩
阿峰是省直某厅选调进来的公务员。
进入这个人数超过200人的新单位之前， 他在原单位一直在办公室负责项目申报和统筹，33岁，主任科员3年。
进入这个单位后，阿峰分配在某业务处室工作，负责相关公路项目的资金申报和统筹，虽然勤恳但也如同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年初该省厅接到国家部委下达的任务，落实核查该省的公路项目的在建和竣工情况、资金统筹和运营情况等。任务落到阿峰所在处室，并由阿峰负责工作动态的撰写和数据的上报。经过大半年的折腾，任务顺利完成，该厅厅长到北京开会获得上级肯定，阿峰也被评为该专项任务的全国先进个人。第二年该厅选拔副处长，阿峰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事实上，工作业绩是晋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多数公务员认同的评价标准。但很多年轻公务员会抱怨，每年我都辛苦得一塌糊涂，天天忙着加班，但是评优升职都没份。不少人也羡慕说，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写材料的升职才快，其他人干活估计领导看都看不到。事实上，因为职能和分工存在差异性，绝对公平的工作评价标准是不存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能看到的只能是展现在他眼前的有用的业绩。这些业绩，理应可以帮助领导解决棘手问题，或者可以在领导的年度述职报告中洋洋洒洒地宣读。
二、“公选族”的追求
小刚大学读的是法学专业，毕业后考到某区某镇司法所任科员。
转正后参加了多次公开选拔考试，考进了该市食药监局法规科任副科长；五年后依旧是通过公开选拔，考到另一个城市国资委任法规处副处长。
干部年轻化曾经一度盛行，公开选拔副处长、副科长甚至副厅长在某些地方也一度成为年轻干部升迁的重要途径。虽然选拔形式多样，笔试、面试、小组讨论、专家测评，甚至现场演讲、电视直播等等。公开选拔的职务有个特点，一般选拔副职为主，而且可以跨越一级选拔。即副科可以考副处，副处可以考副厅。因此，无论何种命题模式，对于经历过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进来的年轻公务员，考试是最简单粗暴的评价标准，因此许多基层单位的公务员都把公选视为晋升的成本最小的途径。然而，“公选族”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目前党政干部选拔导向以工作实绩为重，各地的公开选拔干部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
三、援藏、援疆、援外、扶贫、挂职的红利
标哥38岁提任副处长，那时候他的身份是援藏干部。
现在远远看到他脸色暗红，其实不是兴奋或者害羞，而是他援藏3年留下难以抹去的“高原红”。主任科员7年，工作业绩平凡，当看到单位贴出选拔援藏干部的公告后，标哥毫不犹豫报名了，之后成为援藏干部的一员。在西藏林芝地区的3年，考验了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个人家庭也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气候的不适应，回来的标哥头发斑白，脸色暗红，若似苍老了10多岁。
援藏援疆干部、援外干部、扶贫驻村干部、挂职干部，这些身份既见证了公务员的奉献甚至牺牲精神，实际上也附带了晋升渠道的政策红利。然而，这种晋升的政策红利，其实也蕴含了过多的代价：家庭照顾不到、个人健康受损、业务能力的退化等等。这种晋升渠道选择的背后，考验的是你的忍受能力和取舍。
四、变革过程的运气
祥子36岁升任副处长，按照他的说法，靠的是运气。
23岁进入某处级单位的区局任科员，27岁的时候该单位扩编，从3个科室扩展为6个科室，还成立副处级的稽查队。在位置空缺的前提下，祥子很顺利提任副科长，2年后主持科室工作，业绩中规中矩。3年后该单位所在系统纳入垂直管理，祥子上调到市局，3年后提拔为副处长。
我们目睹一些公务员，素质平平，业绩平平，但似乎总有运气眷顾。所谓运气，一般都源于某些偶然的变化，如单位合并分立变动、领导变动、职能调整等等。然而，当这些变化到来之时，除了被动等待之外，你又是否为运气的到来做好足够的准备呢？
由此可见，通向领导的途径，看似不尽相同，但大致也离不开上述几种。事实上，很多止于科员或主任科员的公务员，都把难以提拔的原因归咎于“阴谋论”和“运气论”。
事实上，抱怨毫无用处，任何一种捷径其实都蕴含了相对应的能力。
譬如做出业绩的能力、在领导面前展现的能力、公选的考试能力、援疆扶贫的忍受能力、把握变革和运气的应变能力等待。
每一个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或许在享受体制相对安稳的同时，在夜深人静时候也应扪心自问，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或许只有这样，才会在每一个选择和被选择中从容而自信，才能真正面对职业生涯中的成与败、得与失、名与利。
（摘自“我是公务员”微信平台）
《公务员法》中规定我国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其中领导职务从国家级正职到乡科级副职共10级。按照国家人社部201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國公务员任职县处级副职以上职务按照领导干部来管理，其比例仅占700多万公务员的10%左右。
这意味着公务员体系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大部分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只能止于塔底或基座。
按照现行规定，公务员从科员晋升到乡科级正职理论上需要1+3+3=7年，但大部分县处级以下单位的基层公务员都用了20多年，事实上40多岁的“年轻”科长在许多基层单位比比皆是。
根据有关数据，从科员到真正登堂入室为“领导干部”身份的县处级副职，其升迁比例仅为4.4%，而从县处级正职升迁到厅局级副职比例不到1%。因此，厅局级以上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本来就是极小概率事件，对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晋升履历，作为神话看看也就算了，显然造神路径也是不可复制的。
对众多公务员而言，具有普适性的领导定义，只能限于科级和处级。如在地方公务员晋升的金字塔层级之中，可以关注两个位置，一个是县处级以下单位的乡科级副职，一个是县处级以上单位的县处级副职。
这就是下面要说的重点，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如何尽快成长为领导。换言之，如何成为处级以下单位的副科长或成为处级以上单位的副处长？不讲长篇累牍的大道理，只讲述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案例。
一、展现领导看得到的业绩
阿峰是省直某厅选调进来的公务员。
进入这个人数超过200人的新单位之前， 他在原单位一直在办公室负责项目申报和统筹，33岁，主任科员3年。
进入这个单位后，阿峰分配在某业务处室工作，负责相关公路项目的资金申报和统筹，虽然勤恳但也如同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年初该省厅接到国家部委下达的任务，落实核查该省的公路项目的在建和竣工情况、资金统筹和运营情况等。任务落到阿峰所在处室，并由阿峰负责工作动态的撰写和数据的上报。经过大半年的折腾，任务顺利完成，该厅厅长到北京开会获得上级肯定，阿峰也被评为该专项任务的全国先进个人。第二年该厅选拔副处长，阿峰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事实上，工作业绩是晋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多数公务员认同的评价标准。但很多年轻公务员会抱怨，每年我都辛苦得一塌糊涂，天天忙着加班，但是评优升职都没份。不少人也羡慕说，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写材料的升职才快，其他人干活估计领导看都看不到。事实上，因为职能和分工存在差异性，绝对公平的工作评价标准是不存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能看到的只能是展现在他眼前的有用的业绩。这些业绩，理应可以帮助领导解决棘手问题，或者可以在领导的年度述职报告中洋洋洒洒地宣读。
二、“公选族”的追求
小刚大学读的是法学专业，毕业后考到某区某镇司法所任科员。
转正后参加了多次公开选拔考试，考进了该市食药监局法规科任副科长；五年后依旧是通过公开选拔，考到另一个城市国资委任法规处副处长。
干部年轻化曾经一度盛行，公开选拔副处长、副科长甚至副厅长在某些地方也一度成为年轻干部升迁的重要途径。虽然选拔形式多样，笔试、面试、小组讨论、专家测评，甚至现场演讲、电视直播等等。公开选拔的职务有个特点，一般选拔副职为主，而且可以跨越一级选拔。即副科可以考副处，副处可以考副厅。因此，无论何种命题模式，对于经历过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进来的年轻公务员，考试是最简单粗暴的评价标准，因此许多基层单位的公务员都把公选视为晋升的成本最小的途径。然而，“公选族”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目前党政干部选拔导向以工作实绩为重，各地的公开选拔干部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
三、援藏、援疆、援外、扶贫、挂职的红利
标哥38岁提任副处长，那时候他的身份是援藏干部。
现在远远看到他脸色暗红，其实不是兴奋或者害羞，而是他援藏3年留下难以抹去的“高原红”。主任科员7年，工作业绩平凡，当看到单位贴出选拔援藏干部的公告后，标哥毫不犹豫报名了，之后成为援藏干部的一员。在西藏林芝地区的3年，考验了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个人家庭也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气候的不适应，回来的标哥头发斑白，脸色暗红，若似苍老了10多岁。
援藏援疆干部、援外干部、扶贫驻村干部、挂职干部，这些身份既见证了公务员的奉献甚至牺牲精神，实际上也附带了晋升渠道的政策红利。然而，这种晋升的政策红利，其实也蕴含了过多的代价：家庭照顾不到、个人健康受损、业务能力的退化等等。这种晋升渠道选择的背后，考验的是你的忍受能力和取舍。
四、变革过程的运气
祥子36岁升任副处长，按照他的说法，靠的是运气。
23岁进入某处级单位的区局任科员，27岁的时候该单位扩编，从3个科室扩展为6个科室，还成立副处级的稽查队。在位置空缺的前提下，祥子很顺利提任副科长，2年后主持科室工作，业绩中规中矩。3年后该单位所在系统纳入垂直管理，祥子上调到市局，3年后提拔为副处长。
我们目睹一些公务员，素质平平，业绩平平，但似乎总有运气眷顾。所谓运气，一般都源于某些偶然的变化，如单位合并分立变动、领导变动、职能调整等等。然而，当这些变化到来之时，除了被动等待之外，你又是否为运气的到来做好足够的准备呢？
由此可见，通向领导的途径，看似不尽相同，但大致也离不开上述几种。事实上，很多止于科员或主任科员的公务员，都把难以提拔的原因归咎于“阴谋论”和“运气论”。
事实上，抱怨毫无用处，任何一种捷径其实都蕴含了相对应的能力。
譬如做出业绩的能力、在领导面前展现的能力、公选的考试能力、援疆扶贫的忍受能力、把握变革和运气的应变能力等待。
每一个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或许在享受体制相对安稳的同时，在夜深人静时候也应扪心自问，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或许只有这样，才会在每一个选择和被选择中从容而自信，才能真正面对职业生涯中的成与败、得与失、名与利。
（摘自“我是公务员”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