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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县，是浙江宁波市西北部的一个全国百强县。从余姚县城汽车站到大岚镇卫生院，城乡公交车要停59站，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43岁的大岚镇卫生院院长姚亚强说，他1991年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从事的是产科的工作。那时，乡镇卫生院都有权接生，中心卫生院甚至能够进行剖腹产和阑尾炎手术。而今，“大医院产科爆满，小医院都空着。”大岚镇卫生院更是多年没有接生了。在大岚镇，村卫生室更是不景气。有个行政村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巡诊……
卫生院最忙碌的科室
在余姚县大岚镇卫生院一栋青白色的3层小楼中，姚亚强所在的中医理疗科是唯一一个需要等待的科室。走廊里的塑料长凳没有人坐，来看病的村民挤坐在诊室里，大家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谈笑着。
走廊里贴着姚亚强的宣传海报，照片旁边用大红字写着“宁波好人榜”。楼梯转角处，一人多高的展板上印着通知：“姚医生全天限号30人。”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层层叠叠地挂着15面锦旗，实在挂不下的，索性挂到了楼下的急诊室里。
“我们找姚院长，不找别人！”有病人喊着。
3年前，出身全科的姚亚强，转行学习了一种名为“小针刀”的中医理疗技术，治疗关节痛、中风、瘫痪等。
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大岚镇卫生院的牙科诊室没有患者，全科门诊大夫在用手机听课，旁边的妇幼保健科室一片漆黑，观察室的病床似乎许久没人用过。姚亚强无疑是这里最繁忙的医生。“我的一个科室带动了医院一半的工作量。”姚亚强说，开设中医理疗门诊前，医院的年收入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中九成来自药品，而今，中医理疗科的服务费占到医院年利润的一半。
村民朱仁万从家里来卫生院，要花4小时，换5次车。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朱仁万左腿疼得严重时，“饭都不吃，人都发热”。他去过余姚、宁波的大医院，院方建议他换股骨头，但他不肯。从2014年11月起，这个腿脚不便的瘦老头儿，开始找姚亚强打针。“实在熬不住了来打一次。”到现在打了70多次了。
“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看诊的间隙，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微信群，每个周三晚上，他和同学会在群里交流，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专家会诊”。有时候，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对这里的农人而言，“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那是2012年，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父亲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肝癌晚期，已经出现淋巴转移。70岁的他连夜凑了4万块钱，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
但上海的大医院住院难，郭兴苗和儿子一起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捱着日子等医院的床位。他每天买菜、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钱用完了就回村，挨家挨户借。终于等到空床时，已是两个月后。“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郭兴苗深信这一点。
按村民的理解，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一位村民得意地说，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钱可贵了，”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不用排队，“像导游一样。”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也深感农民看病难。 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和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可是现在，大医院医患互不信任的情况，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姚亚强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病人轻微的外伤、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现在不敢了，手指头受伤，又怕功能受影响，都去大医院了。”麻醉、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他把自己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都印在名片上，摆桌上供患者取用。他会在手机里记下每个患者的电话、名字、病症。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比起过去，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尽管在村民口中，他是“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2012年，他突然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像只皮球。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一个星期治疗花了两万块。他听说手术需要十多万，就硬生生签字出院了。
从出院起，朱守芬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正天丸、分必的、治头痛、三九胃太、治胃痛涨”。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都在余姚，孙辈正值学龄，“养小的顾不了老的”，他念叨着起身，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抿嘴喝着：“自己顾自己，遇到毛病自己治。”前不久他上山采药时，脚别在石缝里扭断了，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上不了山，他一瘸一拐地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
在村民眼里，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3个儿子3个女儿，生病住院，“病房里人都坐不下”。儿女们搬到了城里，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前不久回到村里，沈功鸿得知，村里有户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
“小病能医，大病等死。”村里老人语气平和，如同谈论天气，“年龄大了就挺着，儿女不管，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病重的老人念叨，“阎王爷怎么还不来。”
村民沈功鸿分析，要是老两口有劳保，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儿子负担轻些，也愿意带着去医院。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她的儿子在余姚县城打工，当年向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而今，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遇到大病，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家人日常陪护、开销三四万，在普通的农家，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 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放弃”。每两年一次的体检，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很多人会想，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姚亚强说，他们索性拒绝体检，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
郭兴苗的儿子在上海住院治疗几个月，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回家后，儿子又坚持了两年，2014年6月，情况恶化，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我儿子又乖，又正直，”郭兴苗嘴角是笑的，眼里含着泪，“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今年应该30岁了。”他随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大多是老人的乡村和服务能力退化的乡镇卫生院
村子正在失去更多的年轻人。一位税务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丘庄，四五十岁之间的，已经不足10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
一个周四的下午，姚亚强背上棕色的药箱，来到村子进行“流动医院”服务。
大俞村是重点开发的旅游风景区，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却没有乡村医生。姚亚强接上电脑，用方言对村民们讲授伤口的处理方法、被蛇咬了怎么办、感冒的处理。半个多小时的课后，护士开始逐一给村民量血压，信息会被录入他们的电子健康档案。
随后，这支队伍赶着去下一个、下下一个村子，继续这次诊疗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服务——量血压。
“只是量量血压，做做公共卫生服务，是浪费医生资源。”姚亚强说，眼下，乡镇卫生院能够处理的，是伤风感冒、胃肠炎、皮炎等普通疾病，产科、外科已经萎缩甚至消失。“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小医院常年不接生，基层服务能力退化。”
1991年，姚亚强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从事的是产科工作。那时，乡镇卫生院是许多农村产妇就医的首选。现在，孕产妇都去大医院，大岚镇卫生院已经多年没有接生了。
大岚镇卫生院现有7名医生，医护工作人员共计21人。从2006年起，乡镇卫生院开始实行定向招聘，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编制成了最大的筹码。到大岚服务满5年，可以申请离开。姚亚强住在余姚县城，每天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被聘用的绝大多数年轻医生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奔波，为了孩子上学，把家安在县城，然后每天来回跑。平均每年会有一两个医生选择离开，去城市里的街道卫生院，或者平原地区的卫生院工作。空出的编制，则再次成为临时工的跳板。
“我当了13年院长了，”姚亚强说，他也担心，没有他负责的中医理疗诊室，大岚卫生院就完了。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
在后朱、雅庄、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
“医生每天上午九十点来，中午吃了饭就走了，有急病也找不到人。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一位村民说，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正在路边挖野菜。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然后扭头告诉记者：“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
“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每天都有，觉得平常，一旦没有了，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姚亚强说，几天前，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颅内出血，需要住院一周，村干部打电话向乡镇卫生院求助，问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
事实上，乡村医生一直不够。按照规定，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乡村医生，村民人数不够1000人的，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村，就没有乡村医生。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
差不多每周一次，后朱村的老书记、91岁的王贞苗和老伴儿，会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量血压，开些常见药。“就找姚院长，别人量不准。”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
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也不相信村卫生室。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自己开车跑40公里，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他偶尔会去村卫生室转转，但很多时候，村卫生室空无一人。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但是按照现行条例，“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于非法行医”。 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条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最年长的73岁，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大岚镇下属14个村，村民12671人，只有10个乡村医生。姚亚强说，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反而有3人死亡。“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再过5年，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
在姚亚强看来，要么进行分类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乡村医生证。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眼下，乡村医生没有编制，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这是规定出了问题！不修改的话，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
姚亚强说，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应该普及乡村医生，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
卫生院最忙碌的科室
在余姚县大岚镇卫生院一栋青白色的3层小楼中，姚亚强所在的中医理疗科是唯一一个需要等待的科室。走廊里的塑料长凳没有人坐，来看病的村民挤坐在诊室里，大家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谈笑着。
走廊里贴着姚亚强的宣传海报，照片旁边用大红字写着“宁波好人榜”。楼梯转角处，一人多高的展板上印着通知：“姚医生全天限号30人。”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层层叠叠地挂着15面锦旗，实在挂不下的，索性挂到了楼下的急诊室里。
“我们找姚院长，不找别人！”有病人喊着。
3年前，出身全科的姚亚强，转行学习了一种名为“小针刀”的中医理疗技术，治疗关节痛、中风、瘫痪等。
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大岚镇卫生院的牙科诊室没有患者，全科门诊大夫在用手机听课，旁边的妇幼保健科室一片漆黑，观察室的病床似乎许久没人用过。姚亚强无疑是这里最繁忙的医生。“我的一个科室带动了医院一半的工作量。”姚亚强说，开设中医理疗门诊前，医院的年收入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中九成来自药品，而今，中医理疗科的服务费占到医院年利润的一半。
村民朱仁万从家里来卫生院，要花4小时，换5次车。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朱仁万左腿疼得严重时，“饭都不吃，人都发热”。他去过余姚、宁波的大医院，院方建议他换股骨头，但他不肯。从2014年11月起，这个腿脚不便的瘦老头儿，开始找姚亚强打针。“实在熬不住了来打一次。”到现在打了70多次了。
“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看诊的间隙，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微信群，每个周三晚上，他和同学会在群里交流，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专家会诊”。有时候，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对这里的农人而言，“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那是2012年，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父亲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肝癌晚期，已经出现淋巴转移。70岁的他连夜凑了4万块钱，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
但上海的大医院住院难，郭兴苗和儿子一起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捱着日子等医院的床位。他每天买菜、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钱用完了就回村，挨家挨户借。终于等到空床时，已是两个月后。“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郭兴苗深信这一点。
按村民的理解，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一位村民得意地说，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钱可贵了，”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不用排队，“像导游一样。”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也深感农民看病难。 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和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可是现在，大医院医患互不信任的情况，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姚亚强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病人轻微的外伤、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现在不敢了，手指头受伤，又怕功能受影响，都去大医院了。”麻醉、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他把自己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都印在名片上，摆桌上供患者取用。他会在手机里记下每个患者的电话、名字、病症。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比起过去，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尽管在村民口中，他是“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2012年，他突然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像只皮球。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一个星期治疗花了两万块。他听说手术需要十多万，就硬生生签字出院了。
从出院起，朱守芬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正天丸、分必的、治头痛、三九胃太、治胃痛涨”。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都在余姚，孙辈正值学龄，“养小的顾不了老的”，他念叨着起身，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抿嘴喝着：“自己顾自己，遇到毛病自己治。”前不久他上山采药时，脚别在石缝里扭断了，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上不了山，他一瘸一拐地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
在村民眼里，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3个儿子3个女儿，生病住院，“病房里人都坐不下”。儿女们搬到了城里，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前不久回到村里，沈功鸿得知，村里有户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
“小病能医，大病等死。”村里老人语气平和，如同谈论天气，“年龄大了就挺着，儿女不管，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病重的老人念叨，“阎王爷怎么还不来。”
村民沈功鸿分析，要是老两口有劳保，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儿子负担轻些，也愿意带着去医院。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她的儿子在余姚县城打工，当年向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而今，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遇到大病，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家人日常陪护、开销三四万，在普通的农家，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 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放弃”。每两年一次的体检，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很多人会想，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姚亚强说，他们索性拒绝体检，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
郭兴苗的儿子在上海住院治疗几个月，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回家后，儿子又坚持了两年，2014年6月，情况恶化，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我儿子又乖，又正直，”郭兴苗嘴角是笑的，眼里含着泪，“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今年应该30岁了。”他随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大多是老人的乡村和服务能力退化的乡镇卫生院
村子正在失去更多的年轻人。一位税务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丘庄，四五十岁之间的，已经不足10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
一个周四的下午，姚亚强背上棕色的药箱，来到村子进行“流动医院”服务。
大俞村是重点开发的旅游风景区，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却没有乡村医生。姚亚强接上电脑，用方言对村民们讲授伤口的处理方法、被蛇咬了怎么办、感冒的处理。半个多小时的课后，护士开始逐一给村民量血压，信息会被录入他们的电子健康档案。
随后，这支队伍赶着去下一个、下下一个村子，继续这次诊疗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服务——量血压。
“只是量量血压，做做公共卫生服务，是浪费医生资源。”姚亚强说，眼下，乡镇卫生院能够处理的，是伤风感冒、胃肠炎、皮炎等普通疾病，产科、外科已经萎缩甚至消失。“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小医院常年不接生，基层服务能力退化。”
1991年，姚亚强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从事的是产科工作。那时，乡镇卫生院是许多农村产妇就医的首选。现在，孕产妇都去大医院，大岚镇卫生院已经多年没有接生了。
大岚镇卫生院现有7名医生，医护工作人员共计21人。从2006年起，乡镇卫生院开始实行定向招聘，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编制成了最大的筹码。到大岚服务满5年，可以申请离开。姚亚强住在余姚县城，每天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被聘用的绝大多数年轻医生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奔波，为了孩子上学，把家安在县城，然后每天来回跑。平均每年会有一两个医生选择离开，去城市里的街道卫生院，或者平原地区的卫生院工作。空出的编制，则再次成为临时工的跳板。
“我当了13年院长了，”姚亚强说，他也担心，没有他负责的中医理疗诊室，大岚卫生院就完了。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
在后朱、雅庄、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
“医生每天上午九十点来，中午吃了饭就走了，有急病也找不到人。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一位村民说，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正在路边挖野菜。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然后扭头告诉记者：“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
“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每天都有，觉得平常，一旦没有了，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姚亚强说，几天前，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颅内出血，需要住院一周，村干部打电话向乡镇卫生院求助，问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
事实上，乡村医生一直不够。按照规定，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乡村医生，村民人数不够1000人的，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村，就没有乡村医生。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
差不多每周一次，后朱村的老书记、91岁的王贞苗和老伴儿，会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量血压，开些常见药。“就找姚院长，别人量不准。”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
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也不相信村卫生室。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自己开车跑40公里，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他偶尔会去村卫生室转转，但很多时候，村卫生室空无一人。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但是按照现行条例，“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于非法行医”。 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条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最年长的73岁，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大岚镇下属14个村，村民12671人，只有10个乡村医生。姚亚强说，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反而有3人死亡。“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再过5年，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
在姚亚强看来，要么进行分类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乡村医生证。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眼下，乡村医生没有编制，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这是规定出了问题！不修改的话，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
姚亚强说，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应该普及乡村医生，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