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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1905年1月出生在河南一个地主家庭，襁褓中即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杨超的父亲杨彩青是一个教书先生，对儿子教育很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所作为，能够振兴家业和维护书香门第人家的门面。可是，杨超没有满足父辈的愿望，成为了封建地主家庭的“逆子”。
男儿志在安天下
1921年，杨超正当青春年少，也是他即将从德安郭氏沈毅小学毕业的时候。对于杨超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点。一天，在郭氏沈毅小学里，同窗好友们都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今后的去向。有的说：如今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活跃，我们何不组织起来革命；有的说：到西方去开眼界，到法国、到苏联去；有的说：还是安分守己回家耕种，帮助父母减轻负担为计。杨超平时在班里甚至在学校里是最活跃和最有威信的一个优等生，此时却不动声色。
热血青年，憎恶黑暗，渴求光明。同学们的话在杨超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回到家里，父亲正等待着他对人生去向选择的回答。
“海儿，你小学要毕业了，有什么志向没有？是继续入学深造，还是回家耕种扶植家业？”
杨超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提问，只是要求父亲把灯再挑亮一点，尔后，从书包里拿出纸墨，写下了一首诗，作为他对父亲的回答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诗曰：
莫教桑麻困后人，浮云富贵不如贫。
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河山再造新。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拿起儿子的诗作看了又看，对儿子如此开阔的思维和远大的理想抱负感到震惊和欣慰。
滴水映出太阳的光辉
杨超在德安沈毅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位叫金士望的同学，家境非常贫寒，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认识几个字，日后也好有人记个宗谱，想方设法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弄来几块钱给儿子交上了学费，但上学后的吃住就越来越成问题。小小年纪每天清晨五六点钟起来，步行八九里路到县城读书，中午有时只吃一两只红薯充饥，放学还得赶八九里回家住，一天两天扛得过去，十天八天就很艰难。杨超发现这个问题后，深表同情，让金士望同学把一床破棉被搬到自己床上来，两人合睡一张床，冬天可以互相取暖，晚上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互相促进功课。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可吃的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校经常米食告绝的金士望，饿得面黄肌瘦。杨超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个星期回家时，总是把米菜加了又加。母亲见儿子饭量大增，米食渐涨，却未见其脸色好起来，反而日渐面黄肌瘦，甚觉奇怪。有一个星期天，杨超又回家取米带菜，母亲忍不住问起原由来。在母亲的再三询问下，杨超不得不如实将金士望的家境讲了出来。母亲听完儿子的叙述后，会心地向儿子笑了一下，低头不语到厨房做饭去了。母亲是有愁有喜。愁的是儿子接济贫苦人家的孩子，不能总是这样下去，黑暗的现实社会，贫困孩子不只是一两个，多得很，也治不了根。喜的是儿子从小养成勤劳朴实、乐于助人的品德，杨家宗德有望发扬光大。
后来，杨超到南昌心远中学读书，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他经常把父母邮寄的钱物，分送给贫困同学用，购买有关的书籍供大家看。他自己从来不乱花一分钱，生活勤俭节约，一件破旧的棉袄穿了又穿，从未添制一件好衣服。
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细微之事也能展示人的心灵。杨超这个生活在比较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对贫苦人民富有如此的同情心，在当时那黑暗的社会真是极为可贵，给德安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革命
1919年1月，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通过，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革命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消息传到德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立即起来响应。全县近四百余名师生聚集在县城东门观开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五四”运动的波涛在德安一直延续了几个月。
15岁的杨超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经受了锻炼，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从小就聪颖不凡的少年为改造德安立下了雄心壮志。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盖因未得改革之道，我当首先竭力为此奋斗。”在学校，他除了刻苦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校中的各项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教育。
杨超就读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时，更是刻苦学习，努力寻求革命的道理，在进步思想和思潮的影响下，很快成为一个爱国青年。他广览各种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时进步青年学生袁玉冰等创办的“改造社”，成为“改造社”最早的社员之一，并经常为“改造社”社刊《新江西》写文章。1923年，杨超在南昌心远中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他以读书为名，积极从事秘密的革命宣传工作。1923年12月15日，为欢迎“民权运动者”袁玉冰出狱，杨超在《新江西半月刊》第6号上发表了题为《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革命》的著名文章，批判“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人格救国”等各种谬论，认定只有革命，才是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文章代表了江西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改造社大多数社员改造社会的正确主张和认识。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爱国青年的共鸣。不久，杨超因“学潮中滋事分子”被开除了学籍。但他没有后悔，怀着上进的心理和探寻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先后又到了南京、北京等大城市求学。
正义的呼声
1926年7月，杨超担任了中共德安县委书记。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他经常是边看边听汇报，并且马上回答或解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那高度的政治修养、富有表情的谈吐和高超的演讲水平，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极大热情，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杨超到省城开会，大会安排了他发言。人们见他个子不高、长相平平，又穿着粗布大袄，都有点看不起。当他谈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等一代天骄的治国强策韬略时；当他谈到改革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时；当他谈到“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革命”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们赞赏不已，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他以铁的事实，雄辩的逻辑，痛斥蒋汪合流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大罪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义愤填膺。杨超的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那正义的呼声，在会场产生出巨大的共鸣。
这次演讲，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注视，不久杨超及一批爱国激进分子被列入了清除名单，并在全省通缉。1927年12月27日，杨超与袁玉冰等同时就义于南昌市下沙窝，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杨超就义时，面对着刽子手，昂首挺胸，神色泰然，大声朗诵着就义诗：“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永求真理的气概。○
责任编辑 晏蔚青
男儿志在安天下
1921年，杨超正当青春年少，也是他即将从德安郭氏沈毅小学毕业的时候。对于杨超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点。一天，在郭氏沈毅小学里，同窗好友们都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今后的去向。有的说：如今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活跃，我们何不组织起来革命；有的说：到西方去开眼界，到法国、到苏联去；有的说：还是安分守己回家耕种，帮助父母减轻负担为计。杨超平时在班里甚至在学校里是最活跃和最有威信的一个优等生，此时却不动声色。
热血青年，憎恶黑暗，渴求光明。同学们的话在杨超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回到家里，父亲正等待着他对人生去向选择的回答。
“海儿，你小学要毕业了，有什么志向没有？是继续入学深造，还是回家耕种扶植家业？”
杨超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提问，只是要求父亲把灯再挑亮一点，尔后，从书包里拿出纸墨，写下了一首诗，作为他对父亲的回答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诗曰：
莫教桑麻困后人，浮云富贵不如贫。
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河山再造新。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拿起儿子的诗作看了又看，对儿子如此开阔的思维和远大的理想抱负感到震惊和欣慰。
滴水映出太阳的光辉
杨超在德安沈毅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位叫金士望的同学，家境非常贫寒，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认识几个字，日后也好有人记个宗谱，想方设法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弄来几块钱给儿子交上了学费，但上学后的吃住就越来越成问题。小小年纪每天清晨五六点钟起来，步行八九里路到县城读书，中午有时只吃一两只红薯充饥，放学还得赶八九里回家住，一天两天扛得过去，十天八天就很艰难。杨超发现这个问题后，深表同情，让金士望同学把一床破棉被搬到自己床上来，两人合睡一张床，冬天可以互相取暖，晚上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互相促进功课。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可吃的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校经常米食告绝的金士望，饿得面黄肌瘦。杨超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个星期回家时，总是把米菜加了又加。母亲见儿子饭量大增，米食渐涨，却未见其脸色好起来，反而日渐面黄肌瘦，甚觉奇怪。有一个星期天，杨超又回家取米带菜，母亲忍不住问起原由来。在母亲的再三询问下，杨超不得不如实将金士望的家境讲了出来。母亲听完儿子的叙述后，会心地向儿子笑了一下，低头不语到厨房做饭去了。母亲是有愁有喜。愁的是儿子接济贫苦人家的孩子，不能总是这样下去，黑暗的现实社会，贫困孩子不只是一两个，多得很，也治不了根。喜的是儿子从小养成勤劳朴实、乐于助人的品德，杨家宗德有望发扬光大。
后来，杨超到南昌心远中学读书，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他经常把父母邮寄的钱物，分送给贫困同学用，购买有关的书籍供大家看。他自己从来不乱花一分钱，生活勤俭节约，一件破旧的棉袄穿了又穿，从未添制一件好衣服。
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细微之事也能展示人的心灵。杨超这个生活在比较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对贫苦人民富有如此的同情心，在当时那黑暗的社会真是极为可贵，给德安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革命
1919年1月，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通过，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革命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消息传到德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立即起来响应。全县近四百余名师生聚集在县城东门观开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五四”运动的波涛在德安一直延续了几个月。
15岁的杨超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经受了锻炼，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从小就聪颖不凡的少年为改造德安立下了雄心壮志。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盖因未得改革之道，我当首先竭力为此奋斗。”在学校，他除了刻苦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校中的各项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教育。
杨超就读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时，更是刻苦学习，努力寻求革命的道理，在进步思想和思潮的影响下，很快成为一个爱国青年。他广览各种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时进步青年学生袁玉冰等创办的“改造社”，成为“改造社”最早的社员之一，并经常为“改造社”社刊《新江西》写文章。1923年，杨超在南昌心远中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他以读书为名，积极从事秘密的革命宣传工作。1923年12月15日，为欢迎“民权运动者”袁玉冰出狱，杨超在《新江西半月刊》第6号上发表了题为《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革命》的著名文章，批判“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人格救国”等各种谬论，认定只有革命，才是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文章代表了江西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改造社大多数社员改造社会的正确主张和认识。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爱国青年的共鸣。不久，杨超因“学潮中滋事分子”被开除了学籍。但他没有后悔，怀着上进的心理和探寻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先后又到了南京、北京等大城市求学。
正义的呼声
1926年7月，杨超担任了中共德安县委书记。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他经常是边看边听汇报，并且马上回答或解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那高度的政治修养、富有表情的谈吐和高超的演讲水平，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极大热情，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杨超到省城开会，大会安排了他发言。人们见他个子不高、长相平平，又穿着粗布大袄，都有点看不起。当他谈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等一代天骄的治国强策韬略时；当他谈到改革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时；当他谈到“改造中国的一条大道——革命”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们赞赏不已，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他以铁的事实，雄辩的逻辑，痛斥蒋汪合流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大罪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义愤填膺。杨超的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那正义的呼声，在会场产生出巨大的共鸣。
这次演讲，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注视，不久杨超及一批爱国激进分子被列入了清除名单，并在全省通缉。1927年12月27日，杨超与袁玉冰等同时就义于南昌市下沙窝，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杨超就义时，面对着刽子手，昂首挺胸，神色泰然，大声朗诵着就义诗：“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永求真理的气概。○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