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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发现，建国前后的1949年8月至同年11月的4个月里，毛泽东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各野前委及相关领导同志发了9封文电（包含1个给新华社社论加的一段话）。这9封文电，措词严厉而恳切，彰显着严肃认真、毫不含糊的鲜明态度。
建国前后，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政党、政权之要，就是要处理好与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8月26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1949年10月13日）不难看出，在新中国之际，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为人民所认同、所接受、所支持，意义非常之大。有鉴于此，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急切大声地指示要求，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你们应重视此事”；“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勿误”；“是为至盼”……对于忽视、轻视，一时没召开会议，召开了没有及时报告的严肃地指出，予以批评。于是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了建国之初我们的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历史表明，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有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古今中外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创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建国前后有关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9封文电，提出并明确了人民代表会议主题、原则、思路、办法等一系列重大内容，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践要求。9封文电中的丰富思想内涵，迄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对于我们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保持与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良传统，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和现实指导。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洋溢于9封文电中的最大信息。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思想，但字里行间无不能品味出来。他在指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鲜明地指出人民力量的强大和智慧的宝贵，要求“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1949年8月26日）；严肃告诫不能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必须放眼社会各界，放眼最广大人民。他多次提到“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和各县均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949年9月4日的文电中还提出“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这里的三万二万，是可开会的基数，也是对人民群众这个新中国的主人、执政基础的看重。不仅如此，在会期要求上，毛泽东提出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如此安排，既让群众有充裕的时间来表达意愿，也使党和政府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听取意见建议甚至批评。试想，没有对人民群众的充分尊重，是不可能这么精细设计的。在毛泽东的伟大开国方略中，各界代表必须第一，人民群众始终至上，建立新中国，首先要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国家的事情要放手让国家的主人——人民来参与、来商量。通过讨论商量，找到各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人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早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在9封文电中，毛泽东通过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相关领导同志借助人民代表会议很好地议大事、作决定，生动表达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代表会议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地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交由人民代表来决定，“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动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1949年9月7日）。建国初期的不少人民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指导下召开，他们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组织实施，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大家的集体事务，直至管理国家事务，很好地发挥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广泛热诚欢迎。历史昭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非常适宜的新中国政权最初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要有广泛性。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诸多特点中的重要一项。在毛泽东的9封文电中这一思想十分鲜明。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致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的文电中说：“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此前的同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也明确，新老解放区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代表的广泛性，在毛泽东的人大制度设计中，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尤其是相當数量的基层代表，充分彰显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根底和血脉。事实也表明，只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保证人大代表始终成为人民的代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避免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人民代表会议不能搞形式主义。在1949年9月4日的一个文电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要做到这一条，“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保证会议实效，在有关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1949年8月19日）；“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认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要议大事、商大事的，不能为了开会而开会，必须带着问题意识，着眼解决问题，把会议开实，把会议用好。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等的指示中说：“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民代表会议，不聚焦问题，“靴子不落地”，一次又想解决很多问题，就可能吃夹生饭，就可能走过场，再好的工具也白搭了。为此，要把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至今不乏教益，给人启迪。
人民代表会议要保证由党领导。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1949年9月4日的文电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同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又一封文电中，就党员代表数量特别提出：“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1949年9月7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性很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精心谋划，既抓方向性的原则问题，又抓党员大会、党员代表构成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工作，以具体促关键、以细节保核心，有力有效地实现了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毛澤东当年对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把关、大局定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和突出党的领导、高举党的旗帜。
毛泽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造者、奠基者，但他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引导“各路大军”共同实践，日臻成熟的。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致华中局等的一封电报中说：“此种会议（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我们。”在此前（1949年8月19日）的一封代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你们应重视此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习仲勋等电报中要求：“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毛泽东的9封文电中，既有他自己的谋划设想，又有他推介一些地方的经验，非常难得，十分宝贵。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学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结、继承、完善、提高”的原则，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好更充分地展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建国前后，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政党、政权之要，就是要处理好与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8月26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1949年10月13日）不难看出，在新中国之际，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为人民所认同、所接受、所支持，意义非常之大。有鉴于此，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急切大声地指示要求，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你们应重视此事”；“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勿误”；“是为至盼”……对于忽视、轻视，一时没召开会议，召开了没有及时报告的严肃地指出，予以批评。于是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了建国之初我们的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历史表明，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有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古今中外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创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建国前后有关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9封文电，提出并明确了人民代表会议主题、原则、思路、办法等一系列重大内容，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践要求。9封文电中的丰富思想内涵，迄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对于我们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保持与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良传统，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和现实指导。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洋溢于9封文电中的最大信息。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思想，但字里行间无不能品味出来。他在指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鲜明地指出人民力量的强大和智慧的宝贵，要求“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1949年8月26日）；严肃告诫不能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必须放眼社会各界，放眼最广大人民。他多次提到“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和各县均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949年9月4日的文电中还提出“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这里的三万二万，是可开会的基数，也是对人民群众这个新中国的主人、执政基础的看重。不仅如此，在会期要求上，毛泽东提出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如此安排，既让群众有充裕的时间来表达意愿，也使党和政府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听取意见建议甚至批评。试想，没有对人民群众的充分尊重，是不可能这么精细设计的。在毛泽东的伟大开国方略中，各界代表必须第一，人民群众始终至上，建立新中国，首先要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国家的事情要放手让国家的主人——人民来参与、来商量。通过讨论商量，找到各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人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早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在9封文电中，毛泽东通过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相关领导同志借助人民代表会议很好地议大事、作决定，生动表达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代表会议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地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交由人民代表来决定，“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动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1949年9月7日）。建国初期的不少人民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指导下召开，他们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组织实施，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大家的集体事务，直至管理国家事务，很好地发挥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广泛热诚欢迎。历史昭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非常适宜的新中国政权最初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要有广泛性。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诸多特点中的重要一项。在毛泽东的9封文电中这一思想十分鲜明。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致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的文电中说：“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此前的同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也明确，新老解放区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代表的广泛性，在毛泽东的人大制度设计中，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尤其是相當数量的基层代表，充分彰显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根底和血脉。事实也表明，只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保证人大代表始终成为人民的代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避免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人民代表会议不能搞形式主义。在1949年9月4日的一个文电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要做到这一条，“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保证会议实效，在有关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1949年8月19日）；“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认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要议大事、商大事的，不能为了开会而开会，必须带着问题意识，着眼解决问题，把会议开实，把会议用好。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等的指示中说：“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民代表会议，不聚焦问题，“靴子不落地”，一次又想解决很多问题，就可能吃夹生饭，就可能走过场，再好的工具也白搭了。为此，要把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至今不乏教益，给人启迪。
人民代表会议要保证由党领导。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1949年9月4日的文电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同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又一封文电中，就党员代表数量特别提出：“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1949年9月7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性很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精心谋划，既抓方向性的原则问题，又抓党员大会、党员代表构成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工作，以具体促关键、以细节保核心，有力有效地实现了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毛澤东当年对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把关、大局定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和突出党的领导、高举党的旗帜。
毛泽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造者、奠基者，但他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引导“各路大军”共同实践，日臻成熟的。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致华中局等的一封电报中说：“此种会议（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我们。”在此前（1949年8月19日）的一封代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你们应重视此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习仲勋等电报中要求：“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毛泽东的9封文电中，既有他自己的谋划设想，又有他推介一些地方的经验，非常难得，十分宝贵。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学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结、继承、完善、提高”的原则，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好更充分地展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