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开先河的“私家聚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孔子推崇“有教无类”促使文化教育从官府衙门走向民间街巷，出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韩非子.非十二子》）的崭新局面，“士”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中国文人作为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农、耕、工、医等中华瑰宝的同时，也留下了风格迥异、内涵丰富、极具价值的文学作品，展示着“士不遇”的忧郁美。我们如能较深入认识“士不遇”情节，学习古文定会事半功倍。
　　首先，从中国“士”本身看“士不遇”。
　　第一，“士”都自认怀“才”，以天下为己任。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导吾夫先路”（《离骚》），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曹植“志四海”（《赠白马王彪》），“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左思以“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而“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咏史》其一），杜甫“会当菱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毫无掩饰地向世人表露胸中之雄才伟略。
　　第二，“士”由于有“怀才”的自我认识，便滋生了一个共性——清高。他们浮于人群之上，脱离民众，这正是显示受伤的我在精神上寻求慰籍，这不仅是社会的悲哀，更重要是人格的悲哀，鲁迅先生在孔乙己身上得到证实。
　　第三，“士”有了“不遇”的孤独，于是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假借于仙境，借以亲情与乡愁而解忧。“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鱼虫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叹其奇怪；内有幽思感愤之郁积，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欧阳修）。
　　其次，从中、西方对比中看“士不遇”。
　　第一、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是政治家兼作家，或时刻准备做政治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官致鲁国司寇，后又周游列国，推崇“恢复周礼，以仁政治理天下”的政治思想。屈原是我国最富个性的诗人之一，初为楚怀王左徒，内与楚怀王同议国事，外应诸侯。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挟天子令诸侯，盛推“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古今隐逸诗之宗”淘渊明，虽觉“误落尘网”而隐居田园，仍有“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的大声呼告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不屈咆哮。
　　初唐的四杰，盛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乃至豪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晚唐的“小李杜”等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们都有积极救世的抱负、安社稷的理想，渴望能建功立业，如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篱莱”（《感遇》其三十五），岑参“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冬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李白的《梁甫吟》、《古风》第十，杜甫“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等。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苏轼、辛弃疾成就最高，苏轼仁宗时便中进士乙科，继辅佐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政治上倾向儒学，积极从政，《念奴娇.赤壁怀古》最能体现出渴求建工立业的豪迈情感；辛弃疾二十三岁就领义军反正，长驱渡淮奔南宋，积极主张抗金，其《美芹十论》和《九议》最为有名，《稼轩词》中最有成就的也是表达抗战复国的词。
　　元、明、清时代的大批文人思想同样沿袭古人追求政治抱负和仕途理想，这种思想已根深蒂固地铭刻于中国文人心中。
　　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一身致力于文学创作，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17世纪古典主义鼎盛时期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以当时的闹剧和“即兴喜剧”为素材致力戏剧创造。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领袖，创作经历了从保守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成为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巴尔扎克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建造着《人间喜剧》的大厦，立意描写一部当代法国社会的“风俗史”。世界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一生是在不倦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中度过的，以 “天才艺术家特有的力量”观察和描绘着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面旗帜，着力于“人的精神的反叛”。
　　根据中、西方文人的对比不难看出，他们在文学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中国文人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西方文人则致力于艺术的追求。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灿烂的篇章是“士不遇”情绪。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诗，“离骚着，犹离忧也”（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希望为楚王“导夫先路，”但“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岂余心之可惩！”《蜀道难》采用大量浪漫主义手法，三次感叹“士不遇”之苦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登高》以悲秋为基调，悲个人身世之秋，慨国家多事之秋，抒飘零之悲而叹壮志难酬，仕途坎坷。《雨霖铃》抒写词人出发漫游与所恋女子难舍难分的真挚感情，折射出仕途失意、知音不遇的悲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虽然是一首气概豪爽、感情豪迈的送别诗，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出仕途不顺、明主不见的苦闷。《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则通过描写洞庭湖的美景表达出仕的愿望。《梦游天姥吟留别》用对仙境的赞美反衬社会的黑暗，隐喻怀才不遇，群小纵乱。被喻为“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虽作力于春江美景和思妇的离愁别绪，但引起伤感的仍是“士不遇”。《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溶注诗人的强烈感慨……“士不遇”情绪弥漫中国文人作品，驱之不尽，挥之不撒。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紧扣英国现实讨论王权问题，《罗米欧与朱丽叶》以一对男女青年的真爱和对封建旧思想的反叛为主旨。歌德的《浮士德》通过浮士德一生悲剧的探索，肯定积极进取的人生和建立幸福社会的理想。雨果的《悲惨世界》宣扬人道主义并对其局限性有所突破；《巴黎圣母院》弥漫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回响着大革命的声音。司汤达的《红与黑》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作现实主义的反映和深刻的揭露。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无论是“风俗研究”还是“哲学研究”、“分析研究”都是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意图也是宣扬宗法家庭理想，批判城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方文人作品展示的是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追求。
　　由此可见，中国作家是脚踏政治、作家两只船，若失政治有作家而于己有安全之感，封建科举制度是直接原因，同时受“学而忧而士”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文化影响，从而形成中国文人的主旋律——“怀才不遇”。中国文人于政治联系紧密，致使中国文人生活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把政治上的“士不遇”移到文学上去宣泄，或将现实受伤的我转移文学中去疗救和抚籍，把文学成为作家的一个支撑点，一个精神的乐园，一所精神的疗养院。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市宝轮中学初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