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正步入这样一个危机多发时期。
　　 在众多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中，金融业首当其冲。金融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部门。没有一个较健康的金融机制，任何一个经济不可能持续、深入地发展。同时, 金融业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不健全的银行系统或者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或者是危机迅速扩大、蔓延的最基本原因。金融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是很大的。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的成本通过国有企业的亏损、破产、逃账等形式在会计账面上基本是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这使得我国金融业十分脆弱。
　　因此，预防以及化解金融危机就成为政府与社会在危机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既然金融危机很难避免，就如台风，地震总会到来一样，建立一套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因此控制危机的范围并加以解决，就应是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
　　然而，是由少数人、由一些政府部门关起门来搞一个应急处理机制，还是动员社会多方的力量，建立一个开放式的、能吸纳社会各种资源的机制呢？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各国经验与我国反SARS的实践表明，后者显然优于前者。
　　要建立开放式的反危机机制，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金融危机涉及到千家万户。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危机的出现与发展，也会积极参与预防和化解危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应起主导作用，但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包括学术界、非政府组织、舆论界、企业、社会公众以及利用国际资源的参与。不仅在危机出现后要有公众参与，在防危机的机制设计，危机预警中都应该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监督。
　　要建立开放式地的反危机机制，就要增加透明度。我国金融问题由来已久，但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人们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较准确的概念。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一些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公布，但人们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与经营状况还不十分了解，对其它重要部门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租赁等等的情况也不很清楚。人们对自己资产的状况应该有知情权。也只有当大家一起来监督金融企业，用手、用脚投票，才能造成市场的压力，减少金融败德行为，从根本上降低金融危机的压力。
　　开放式的反危机机制还应与国际接轨，尽可能地以国际标准来衡量、约束和管理金融企业，而不能借口国情，网开多面。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经济危机的出现也日趋频繁。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不断扩大开放，会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如果对金融业的管理没有一个高标准，将承受不了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冲击，特别是国际经济动荡的冲击。国外经济危机就可能演变成国内经济与金融危机。
　　最后，加强金融稳定最好的办法是加速金融业的改革。我国金融风险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是国有垄断的金融业改革严重滞后。不解决国有金融机构的问题，仅从防与堵上下工夫是不够的。金融业改革不能只盯着现有的机构改，更要同时建立新的机制。中国过去20年改革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改造了旧体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新的体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新体制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给国有机制改革创造了宏观氛围与条件。如果中国从改革初期起就只致力于国企改革，很可能像俄罗斯一样，旧的体制破坏了，但新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这个真空期间造成极大的损失。金融改革要发扬光大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可能在于突破国家垄断，建立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金融机构，特别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小型的、地区性的民营银行与民营投资公司。这对于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于化解另一重大风险——失业问题，对于建立中国金融业的微观体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