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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田吉顺医生在互联网上谈医患关系的文章（见后）。他对医患关系有着独到而细腻的见地，并全然站在患者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文章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我们联系到他，希望他能更深入地谈谈他眼中的医患关系。本来，我们以为他会大段大段得讲述他的观点和理论，没想到，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医生和患者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比以往更深切地感受到医与患的对立统一。
奶奶手术的红包和妈妈手术的红包
大众健康：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能写出这么深刻文章的人应该比您年长10岁，阅历再深些。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田吉顺：我从医快10年了，这个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其实每一个人最初都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大夫也一样。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和对医患关系的感受也是从患者的角度慢慢转变为医生的立场。
大众健康：那您作为患者的时候是怎样认识医生这个职业的呢？是不是对这个职业的良好印象引导您最终选择做一名大夫呢？
田吉顺：其实，小时候，我对医生的印象并不太好，也不是因为对我有吸引力所以才学医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生病，我爸带着我到医院看病的情形。楼上楼下跑，到处陪着笑脸，说着好话，怕大夫不好好给我看。有时候还会被大夫骂，责怪他怎么烧这么高了才带孩子来医院。那种忙乱和求人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大夫责怪人的语气和态度会让人不舒服，特别是小孩子。当时我会觉得：“哦，大夫都是这样的。”
而最后让我做出决定选择学医是因为我母亲的病。我从小就陪着她跑医院看病，我非常希望医生能治好她，可是病情一步步发展。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做手术的程度了。我还记得手术之前我爸包了一个红包，想办法给了主刀大夫。手术不错，很成功。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手术成功是因为我们送了红包。
我爸后来还回忆起他年轻时我奶奶动手术的情形。当年他也包了红包准备手术前给大夫，但是大夫没要，还大声的几近呵斥地让我爸“赶快出去”。由此，我爸认为，医生这个行业是“世风日下”了。
大众健康：那您从小肯定会对这个职业有看法啊，那怎么还会选择做医生？
田吉顺：最初是因为我想能治好我妈的病，再后来的想法就转变成“不行，看病这么折腾，家里得有个当大夫的，以后看病方便些。”
大众健康：那现在呢？家人看病是方便些了嘛？您母亲的身体还好吧？
田吉顺：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不是生病不用挂号、吃药不用花钱的方便，而是因为我了解医生了、理解医生了，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有了完全彻底的转变，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那样累了。
做了医生我才知道，原来大夫是不会因为有没有红包而去决定是否做好手术的。每一个大夫都想治好他所有的病人，都希望每一例手术都做得完美。在医院，医生的愿望与患者是一致的，与有没有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至于有些医生拿了红包，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怕患者家属不放心，产生“不拿我们的红包就不好好给我们做手术”的心理。而且，术前收了红包的医生心理压力会更大，其实并不利于手术。
至于给我奶奶做手术的大夫，当时的情形换成任何一个大夫都会拒收的。当时的情形是，大夫换好了手术服，洗好了手，举着，我爸的红包递过来了。如果他接下来，就得重新洗手，重新换衣服，太麻烦了，换成哪个大夫都会让我爸“赶紧出去”的。当然，在方便的情况下，那位大夫也可能同样会拒收红包，也可能会收下。我这么说想表达的意思是，有时候医患矛盾的出现是由于患者不了解、不理解医生工作的性质导致的主观臆断，深层次的原因，不做这一行的人是很难明白的。
我现在可以断定的是，给我奶奶手术的大夫和给我妈手术的大夫不管有没有收到红包，他们也一定会在手术中全力以赴。
我母亲的身体几年前又需要做第二次手术。当时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在谈到红包这个问题时，我坚决地告诉我爸：不需要。结果是，手术很成功。而第二次手术的难度要比第一次大多了。
婴儿呼吸机与医生的无奈
大众健康：那是不是您工作中也出现过患者由于不能理解而产生误会或者矛盾的情况？
田吉顺：这种情况太多了。昨天遇到一位产妇，31周，双胎，羊水少，需要马上行剖宫产，否则胎儿就有危险。但是孩子出生后需要使用呼吸机，还得是2个。我们医院产科一共配备了9个呼吸机，昨天一天都被其他婴儿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患者家属赶紧联系有婴儿呼吸机的医院。可是患者不干，他说我们是省内最好的妇产科医院，妻子情况特殊，他们就是奔着我们来的。大老远好不容易来，我们却不收他们。他希望我们大夫能帮他联系医院转走。
我也曾经是患者家属，他的心情我太理解了，太同情他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是医生，我只管医疗，病区里还有好几个产妇等着我，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帮他联系医院，这也确实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只能在有限的几分钟内尽可能耐心和细致地让他明白，他现在面临的情况和他最需要做的。最后这名产妇顺利转走了。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我值夜班的一天晚上。深夜一两点，也是一名产妇急需呼吸机，可是没有空余。我也同样跟产妇的丈夫进行了解释说明。可是这位先生比刚才那位要坚决得多。他说，他们是冲着医院来的，是从另一家医院转来的，来了之后不能又让转走。再跟他说，他就说自己不分东南西北，坚持让我们帮忙协调。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要不就自己解决，要不就向上级单位反应。
呼吸机属于医疗资源配置。本科室是否需要配置呼吸机，需要配置多少台呼吸机，这是由卫生医疗管理部门审批决定的。政府负责医疗配置，医生负责单纯的医疗。如果我去帮他们打电话联系医院，那我的患者就没人管了。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只能替患者干着急。
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时正值深夜，那位先生竟然拨通了卫生厅的值班电话。而卫生厅竟然有值班人员帮他沟通协调到了医院，最后也顺利转走了。 大众健康：同样的情况，两种不同的方式，殊途同归，都解决了。
田吉顺：是的，这是两例比较乐观的病例，问题都妥善解决了。但是如果他们当时都拒绝自己联系，坚持要我们联系，我们又无能为力，那很可能矛盾就会升级，就会直指我们医生本人。这就是医患矛盾。
医患矛盾让人感到特别无奈的是，双方都不是坏人，双方都有理，双方目标一致，结果，矛盾了。
大众健康：难道真的医患矛盾没有很好的解决哪怕是缓解的方法嘛？
田吉顺：相互理解和信任吧，特别是患者方。这么讲并不是逃避责任。刚才说了，我也是患者过来的，患者的心理我很理解。而是作为医方，一般他该做的都会做到，做不到的是真的做不到了，退到墙根了，后面没路了。如果患者能充分理解医生，他就会明白医生已经尽力了。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像当年的我一样，没做这一行，你要求他充分的理解那是不太可能的。那就退一步，尽量信任医生，配合度高了，效果会更好。
说白了，医疗行为是人与人互动、交流沟通的过程。如果患者把就医心理从防备变成信任，从求人变成合作，那这个互动沟通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刻骨铭心：身兼医生与患者
大众健康：您从小的经历让您更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上为他们考虑。这有没有让您在工作中医患矛盾比别的大夫更少一些？您的工作方法会不会有什么特别？
田吉顺：很遗憾，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医患关系比别人好多少，也一样会有患者不喜欢我。我的工作方法跟其他大夫也是差不多的。我确实很希望我的同情能帮助到他们，但是在工作中，我是否同情患者，是否理解他们的心情，对沟通效果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在我爱人生产的时候，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问题。
我爱人生产时，突然大出血，不得不去ICU抢救。前面的过程还都是我在给她处理，后来我就承受不住了。一方面我是医生，我做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它的后果；但我同时是她的老公，我会害怕、会紧张。而因为我做这行的，我会比其他家属更紧张、更害怕。当时我爱人面临子宫被切掉的可能。于是我逃避，不去想这些东西。但如果我不去想，我就做不了决定。到最后，我就干脆交给我的同事去处理。我就一直坐在旁边拉着她的手，告诉她，没事没事。
大众健康：身兼医生和家人确实是很痛苦的经历。
田吉顺：这事特别痛苦，因为就发生在我自己爱人身上，当时给我感受很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去跟产妇老公解释病情、把可能的结局告诉他们、让他们签字的时候，他们竟然会是这种心情！
之前我的患者面临可能切除子宫的情况时，我会告诉他们的老公，切子宫也是为了救命，不要再纠结了。命都要没了，保子宫有什么用？我希望他们赶快签字，我赶紧回去抢救。
我觉得说这些话时理直气壮。但是遇到我自己的老婆有可能要切除子宫时，我却感到非常纠结。后面的事情我真的不敢再想。我只能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
大众健康：那之后，在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您的工作方式有不同嘛？
田吉顺：没有。我还是得在该告知的时候告知他们，同样都是在很有限的时间内迅速解释一些专业术语，同时希望他们赶紧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心里再理解再同情又能怎么样？他们跟当时的我一样，别无选择。
大众健康：所以医学不仅是治好病这么简单的。
田吉顺：是啊。我以前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学的只是大出血如何治疗、后果是什么样、会有什么风险、出现什么情况该给予什么样的治疗等等。但是当这些东西出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两码事。我都不敢设想，如果我老婆真的把子宫切掉了，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给她心理上的那种影响该有多大？她以后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大夫？她跟我的感情会怎样？她以后看待孩子的心情会如何……一定都会变的。
大众健康：有没有患者因为不得不切除子宫还怨怼你们的？
田吉顺：当然有。我们遇到过一名产妇，手术时发生胎盘前置，需要切除子宫。签字的时候家属同意了，谁知过后由于这名产妇心理上无法接受，就把我们医院告了。但是当时那个前置胎盘的病例，不管放在哪里，放在全世界都是要切除子宫的。也不能说病人在无理取闹，心理上的这种东西确实很难接受。
我爱人很幸运，留住了子宫，出院后，我的同事们问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会不会找医院去闹呢？
大众健康：这种情况在历次产检时查不出来嘛？
田吉顺：生产时突然发生的情况有很多。所以在妇产科学还不发达的过去，妇女生孩子都跟过一次鬼门关似的。我老婆当时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之前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我想每一个遇到胎盘前置的产妇和她们的家属都会有跟我爱人一样的疑问。可是，我回答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体的奥秘还有很多，并不是医学都能解释和对付得了的。
大众健康：但是很多患者都认为医院能治好大多数疾病。
田吉顺：是的，但是医学能够解释的人体奥秘大概也就千分之一，也许千分之一都不到。那位有名的Trudeau医师的墓志铭上所镌刻的铭文不是流传至今嘛？“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很多时候，医学所不能解释的，医生所无能为力的，也会成为医患矛盾的源头。
妇产科一点也不“顺风”
大众健康：韩国拍过一部叫《顺风妇产科》的电视剧。虽然也有医患矛盾，但是比起现实中的情况，肯定轻松多了。您觉得妇产科的医患矛盾比起其他科室有什么特殊性嘛？
田吉顺：其他科室看病，顶多家里2个人陪着。来妇产科生孩子，家里所有人都来了。别的科室就治一个人，妇产科是保两条命。所以妇产科的大夫往往得面对一堆人不停得解释，沟通时耗费的精力增加了很多。
文章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我们联系到他，希望他能更深入地谈谈他眼中的医患关系。本来，我们以为他会大段大段得讲述他的观点和理论，没想到，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医生和患者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比以往更深切地感受到医与患的对立统一。
奶奶手术的红包和妈妈手术的红包
大众健康：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能写出这么深刻文章的人应该比您年长10岁，阅历再深些。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田吉顺：我从医快10年了，这个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其实每一个人最初都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大夫也一样。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和对医患关系的感受也是从患者的角度慢慢转变为医生的立场。
大众健康：那您作为患者的时候是怎样认识医生这个职业的呢？是不是对这个职业的良好印象引导您最终选择做一名大夫呢？
田吉顺：其实，小时候，我对医生的印象并不太好，也不是因为对我有吸引力所以才学医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生病，我爸带着我到医院看病的情形。楼上楼下跑，到处陪着笑脸，说着好话，怕大夫不好好给我看。有时候还会被大夫骂，责怪他怎么烧这么高了才带孩子来医院。那种忙乱和求人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大夫责怪人的语气和态度会让人不舒服，特别是小孩子。当时我会觉得：“哦，大夫都是这样的。”
而最后让我做出决定选择学医是因为我母亲的病。我从小就陪着她跑医院看病，我非常希望医生能治好她，可是病情一步步发展。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做手术的程度了。我还记得手术之前我爸包了一个红包，想办法给了主刀大夫。手术不错，很成功。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手术成功是因为我们送了红包。
我爸后来还回忆起他年轻时我奶奶动手术的情形。当年他也包了红包准备手术前给大夫，但是大夫没要，还大声的几近呵斥地让我爸“赶快出去”。由此，我爸认为，医生这个行业是“世风日下”了。
大众健康：那您从小肯定会对这个职业有看法啊，那怎么还会选择做医生？
田吉顺：最初是因为我想能治好我妈的病，再后来的想法就转变成“不行，看病这么折腾，家里得有个当大夫的，以后看病方便些。”
大众健康：那现在呢？家人看病是方便些了嘛？您母亲的身体还好吧？
田吉顺：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不是生病不用挂号、吃药不用花钱的方便，而是因为我了解医生了、理解医生了，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有了完全彻底的转变，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那样累了。
做了医生我才知道，原来大夫是不会因为有没有红包而去决定是否做好手术的。每一个大夫都想治好他所有的病人，都希望每一例手术都做得完美。在医院，医生的愿望与患者是一致的，与有没有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至于有些医生拿了红包，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怕患者家属不放心，产生“不拿我们的红包就不好好给我们做手术”的心理。而且，术前收了红包的医生心理压力会更大，其实并不利于手术。
至于给我奶奶做手术的大夫，当时的情形换成任何一个大夫都会拒收的。当时的情形是，大夫换好了手术服，洗好了手，举着，我爸的红包递过来了。如果他接下来，就得重新洗手，重新换衣服，太麻烦了，换成哪个大夫都会让我爸“赶紧出去”的。当然，在方便的情况下，那位大夫也可能同样会拒收红包，也可能会收下。我这么说想表达的意思是，有时候医患矛盾的出现是由于患者不了解、不理解医生工作的性质导致的主观臆断，深层次的原因，不做这一行的人是很难明白的。
我现在可以断定的是，给我奶奶手术的大夫和给我妈手术的大夫不管有没有收到红包，他们也一定会在手术中全力以赴。
我母亲的身体几年前又需要做第二次手术。当时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在谈到红包这个问题时，我坚决地告诉我爸：不需要。结果是，手术很成功。而第二次手术的难度要比第一次大多了。
婴儿呼吸机与医生的无奈
大众健康：那是不是您工作中也出现过患者由于不能理解而产生误会或者矛盾的情况？
田吉顺：这种情况太多了。昨天遇到一位产妇，31周，双胎，羊水少，需要马上行剖宫产，否则胎儿就有危险。但是孩子出生后需要使用呼吸机，还得是2个。我们医院产科一共配备了9个呼吸机，昨天一天都被其他婴儿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患者家属赶紧联系有婴儿呼吸机的医院。可是患者不干，他说我们是省内最好的妇产科医院，妻子情况特殊，他们就是奔着我们来的。大老远好不容易来，我们却不收他们。他希望我们大夫能帮他联系医院转走。
我也曾经是患者家属，他的心情我太理解了，太同情他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是医生，我只管医疗，病区里还有好几个产妇等着我，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帮他联系医院，这也确实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只能在有限的几分钟内尽可能耐心和细致地让他明白，他现在面临的情况和他最需要做的。最后这名产妇顺利转走了。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我值夜班的一天晚上。深夜一两点，也是一名产妇急需呼吸机，可是没有空余。我也同样跟产妇的丈夫进行了解释说明。可是这位先生比刚才那位要坚决得多。他说，他们是冲着医院来的，是从另一家医院转来的，来了之后不能又让转走。再跟他说，他就说自己不分东南西北，坚持让我们帮忙协调。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要不就自己解决，要不就向上级单位反应。
呼吸机属于医疗资源配置。本科室是否需要配置呼吸机，需要配置多少台呼吸机，这是由卫生医疗管理部门审批决定的。政府负责医疗配置，医生负责单纯的医疗。如果我去帮他们打电话联系医院，那我的患者就没人管了。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只能替患者干着急。
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时正值深夜，那位先生竟然拨通了卫生厅的值班电话。而卫生厅竟然有值班人员帮他沟通协调到了医院，最后也顺利转走了。 大众健康：同样的情况，两种不同的方式，殊途同归，都解决了。
田吉顺：是的，这是两例比较乐观的病例，问题都妥善解决了。但是如果他们当时都拒绝自己联系，坚持要我们联系，我们又无能为力，那很可能矛盾就会升级，就会直指我们医生本人。这就是医患矛盾。
医患矛盾让人感到特别无奈的是，双方都不是坏人，双方都有理，双方目标一致，结果，矛盾了。
大众健康：难道真的医患矛盾没有很好的解决哪怕是缓解的方法嘛？
田吉顺：相互理解和信任吧，特别是患者方。这么讲并不是逃避责任。刚才说了，我也是患者过来的，患者的心理我很理解。而是作为医方，一般他该做的都会做到，做不到的是真的做不到了，退到墙根了，后面没路了。如果患者能充分理解医生，他就会明白医生已经尽力了。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像当年的我一样，没做这一行，你要求他充分的理解那是不太可能的。那就退一步，尽量信任医生，配合度高了，效果会更好。
说白了，医疗行为是人与人互动、交流沟通的过程。如果患者把就医心理从防备变成信任，从求人变成合作，那这个互动沟通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刻骨铭心：身兼医生与患者
大众健康：您从小的经历让您更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上为他们考虑。这有没有让您在工作中医患矛盾比别的大夫更少一些？您的工作方法会不会有什么特别？
田吉顺：很遗憾，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医患关系比别人好多少，也一样会有患者不喜欢我。我的工作方法跟其他大夫也是差不多的。我确实很希望我的同情能帮助到他们，但是在工作中，我是否同情患者，是否理解他们的心情，对沟通效果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在我爱人生产的时候，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问题。
我爱人生产时，突然大出血，不得不去ICU抢救。前面的过程还都是我在给她处理，后来我就承受不住了。一方面我是医生，我做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它的后果；但我同时是她的老公，我会害怕、会紧张。而因为我做这行的，我会比其他家属更紧张、更害怕。当时我爱人面临子宫被切掉的可能。于是我逃避，不去想这些东西。但如果我不去想，我就做不了决定。到最后，我就干脆交给我的同事去处理。我就一直坐在旁边拉着她的手，告诉她，没事没事。
大众健康：身兼医生和家人确实是很痛苦的经历。
田吉顺：这事特别痛苦，因为就发生在我自己爱人身上，当时给我感受很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去跟产妇老公解释病情、把可能的结局告诉他们、让他们签字的时候，他们竟然会是这种心情！
之前我的患者面临可能切除子宫的情况时，我会告诉他们的老公，切子宫也是为了救命，不要再纠结了。命都要没了，保子宫有什么用？我希望他们赶快签字，我赶紧回去抢救。
我觉得说这些话时理直气壮。但是遇到我自己的老婆有可能要切除子宫时，我却感到非常纠结。后面的事情我真的不敢再想。我只能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
大众健康：那之后，在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您的工作方式有不同嘛？
田吉顺：没有。我还是得在该告知的时候告知他们，同样都是在很有限的时间内迅速解释一些专业术语，同时希望他们赶紧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心里再理解再同情又能怎么样？他们跟当时的我一样，别无选择。
大众健康：所以医学不仅是治好病这么简单的。
田吉顺：是啊。我以前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学的只是大出血如何治疗、后果是什么样、会有什么风险、出现什么情况该给予什么样的治疗等等。但是当这些东西出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两码事。我都不敢设想，如果我老婆真的把子宫切掉了，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给她心理上的那种影响该有多大？她以后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大夫？她跟我的感情会怎样？她以后看待孩子的心情会如何……一定都会变的。
大众健康：有没有患者因为不得不切除子宫还怨怼你们的？
田吉顺：当然有。我们遇到过一名产妇，手术时发生胎盘前置，需要切除子宫。签字的时候家属同意了，谁知过后由于这名产妇心理上无法接受，就把我们医院告了。但是当时那个前置胎盘的病例，不管放在哪里，放在全世界都是要切除子宫的。也不能说病人在无理取闹，心理上的这种东西确实很难接受。
我爱人很幸运，留住了子宫，出院后，我的同事们问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会不会找医院去闹呢？
大众健康：这种情况在历次产检时查不出来嘛？
田吉顺：生产时突然发生的情况有很多。所以在妇产科学还不发达的过去，妇女生孩子都跟过一次鬼门关似的。我老婆当时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之前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我想每一个遇到胎盘前置的产妇和她们的家属都会有跟我爱人一样的疑问。可是，我回答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体的奥秘还有很多，并不是医学都能解释和对付得了的。
大众健康：但是很多患者都认为医院能治好大多数疾病。
田吉顺：是的，但是医学能够解释的人体奥秘大概也就千分之一，也许千分之一都不到。那位有名的Trudeau医师的墓志铭上所镌刻的铭文不是流传至今嘛？“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很多时候，医学所不能解释的，医生所无能为力的，也会成为医患矛盾的源头。
妇产科一点也不“顺风”
大众健康：韩国拍过一部叫《顺风妇产科》的电视剧。虽然也有医患矛盾，但是比起现实中的情况，肯定轻松多了。您觉得妇产科的医患矛盾比起其他科室有什么特殊性嘛？
田吉顺：其他科室看病，顶多家里2个人陪着。来妇产科生孩子，家里所有人都来了。别的科室就治一个人，妇产科是保两条命。所以妇产科的大夫往往得面对一堆人不停得解释，沟通时耗费的精力增加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