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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西学东渐，五四前后思想与潮流交融的思潮风起云涌，其呈现的脉络无疑与展示的载体或平台有着密切关联。其时国家、社会的话语表述乃至意识形态重构变动不居。“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尤有代表性，“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涉及学理与政治，讨论在舆论平台上发布也涉及报刊传媒；涉及胡适对安福系的民生主义政治主张的清理并关联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探讨报刊与这一政治议题的关系，显然有其价值。探析“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南北舆论中《每周评论》及《星期评论》的遥相呼应，可见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南北舆论呼应涉及舆论空间，亦关联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学界应当注意。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南北舆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36-07
过去“主义”多被定义为过激主义，意指政治上激进。李大钊刊文将主义定义为“民主主义”，并将政治意义上陈独秀被捕与“布尔什维主义”学理关联。杜威来华讲学将此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及民生主义联系，其学生胡适则涉及民生主义与改良哲学意义实验主义联系。这涉及由学理转向政治，无疑是其时学理讨论的政治化重要体现。而胡适、李大钊这样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精英在《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将分歧公布于众，“问题”与“主义”的两离自然是不可弥合。
作为思想乃至思潮的载体，近代意义的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区别传统的京报、邸报。以往对陈独秀、胡适等报刊传播思想史研究重在内在发展逻辑及学术传承的理路，较少关注近代“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社会思潮的形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歧下精英人物的时评价值取向。而将社会思潮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鲜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一、传媒视域在报刊政论研究中的重要性
五四前后的思想乃至文化有趋新的走向，作为思想的载体报刊也不例外，从《新青年》《新潮》到《每周评论》等刊发的时评性的政论皆可窥见一斑。1919年4月23日，汪孟邹致胡适信也称：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帐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类似的话亦见是年5月23日张黄致胡适信，称：“《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奏效很大。”其时，以新的时代潮流、新的青年、新的教育等为标识的新思潮，已占据社会的舆论平台，形成新的时代趋向。趋新的报刊抨击保守思想并塑造新思潮。从新文化思潮到新文化运动的流变，离不开时代的弄潮儿思想家、舆论精英的分析，也离不开报刊及其文本内容的解读。两者结合，有利于重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并解读意义。由此而言，从报刊这一媒介来看其时的文化趋向乃至政治事件，显然是学术传播史学题中应有之义。
陈独秀与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就《新青年》办刊方针他们内部有分歧，胡适主张刊物立足于思想启蒙。胡适回忆称：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①
相比之下，面对国内外政治局面的变迁及救亡图存压力，陈独秀已转向讨论政治。陈独秀在《答顾克刚（政治思想）》②中称：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③
即此可见陈独秀是代表刊物的立场在表态：《新青年》早期不谈政治而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但时局变迁促使《新青年》发表时评。
针对世界大战，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议论政治，“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④为了补《新青年》在新闻时事方面的资讯上向导之短，陈独秀等出版《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第1号在北京发刊，以议论时局政治为主，兼涉思想文艺，早期四版。陈独秀任主编。《新青年》第5卷6号刊载了《每周评论》刊行广告：“《新青年》是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⑤这说明《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呼应，亦可见《每周评论》作为媒介其政治议题设置的倾向。
民主与科学的鼓吹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等要致力的舆论方向。正是坚持制度、学理意义上的民主，《新青年》致力于论证共和政体的合法性。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堕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⑥
《新青年》对政体尤其关注外，对持社会改良倾向的《东方杂志》也颇在意。旧派林纾等对《新青年》的诬陷之言，亦在《新青年》内部引发反应，是年3月3日张奚若致胡适信称：
《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下同]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谓新潮。Bolsheviki，中国报纸向称为过激党，不通已极。“联治”二字比“联邦”较佳万倍，可免许多无谓争执。⑦
这些论点后在胡适的文章也略有体现。1919年4月，李大钊一度以“弟大钊”的口吻致信胡适称： 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而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面的人被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
可见，李大钊希望《新青年》朝先进的方向走，也希望胡适等同仁继续团结一致，“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⑧即在舆论压力面前，李大钊怕新思潮的代表们内部分裂，故先给胡适等打预防针。实际上，此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与胡适为代表的欧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在政治舆论上已有分歧的苗头，后胡适发表问题与主义之类的文章，李大钊予以回应，显然涉及这些苗头，只不过在报刊上面对读者将政治舆论有所放大而已。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俘。陈独秀散发传单、散发宣言属于媒介事件，而其由此而被捕意味着媒介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陈独秀被逮捕后，《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李大钊也在编辑人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主持下《每周评论》办刊方向发生重大调整，尤其以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后的《每周评论》为分界线，将《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等专栏取消，第26期用黑体大字号标题《杜威讲演录》并刊载“杜威博士同他夫人的相片”，宣传杜威以解决问题为趋向的实验主义。
其时《每周评论》主持者胡适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关系，十分微妙。经多次政治挫败后，孙中山开始从学理上进行反思。他称中国革命失败教训“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①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先后完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加上他1917年撰著《民权初步》，构成哲学、经济乃至民主层面的较为系统的《建国方略》。与此同时，孙中山命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在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舆论界筹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宣传他的建国思想。面对新星——《星期评论》的问世，胡适在1919年6月29日第28号的《每周评论》上刊发《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称：
上海现在新出了一种周报，名叫《星期评论》。因为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所以我们认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欢天喜地的欢迎我们的兄弟出世，更祝他长大，祝他长寿！
……
《星期评论》的第一期出世时，我们看了虽然喜欢，但觉得这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罢了。到了《星期评论》第二期出版，我们方才觉得我们这个兄弟是要另眼看待的了！
与此同时，胡适声称：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这些话为胡适讨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埋下伏笔。
孙中山建设思想指导下的上海《星期评论》在南方的舆论整合上做了相当的工作。与北京的《每周评论》相呼应的就是无论是刊物的名称还是办刊风格大体一致的是上海的《星期评论》。沈玄庐、戴季陶、孙棣三主编的《星期评论》为周刊，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刊行。上海的《星期评论》与北京的《每周评论》编辑及主持人员多遥相呼应，《星期评论》的三个发起人致信《每周评论》的主持人胡适称：
《星期评论》第一号到第四号各寄十份去，以后出版当照数寄。中间的缺点很多，请你随时指教。我们比欢迎你的欢迎文字还要欢迎。②
他们还一度指望胡适帮助在北京推销，“北京如果找得到代派所，请你知会我们。大约要多少份数，也请你说个数目。至于报费，尽他销行过十期二十期再说，我们苦凑了这个宣传事业，暂时不能够在营业上着想的”。③即此时《星期评论》还处在初创阶段，定位为政治宣传，营业上的推广还有个过程。戴季陶与《每周评论》的主持人之一胡适多有往来。戴季陶、孙棣三、沈玄庐在1919年7月2日曾致信胡适，称：
适之先生：接到你二十九号的信并28号《每周评论》，很感激你的用意。同时看到《每周评论》上没有独秀先生的著作，又觉得非常遗憾。唉！监狱是进去了，几时回到研究室呢？④
可见，《星期评论》同仁对陈独秀鼓吹“主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俘是持同情之态度。对当局的舆论压制政策，他们很是反感：
上海工部局取缔出版的提议，此间出版界打算联合提出抗议。我们这小小出版也同样处这矮檐底下，前天送了请求书去，仅仅得了个出版后给他一张看看的允诺。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⑤
而南北舆论呼应由此可见侧影。
二、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语境：
从媒介事件到政治事件的转向
“五四”之后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中重要的政治议题。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有个过程，先由政治演讲引发。安福系王辑唐发表讲演，分析现实政治，谈到“主义”。针对此，1919年7月20日，时年28岁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称：
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无论从话语表述还是修辞来看，这是媒介议题。而在近代中国所谓民生主义显然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之政治语境。孙中山等所代表的民生主义中主义受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而其时英国的经济学家有关民生方面的思想与其国内社会层面的改良思潮如影随形。胡适该文虽未提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通过胡适与孙中山及其笔杆子廖仲恺等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可见，实际上胡适此处有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意思。其时与北京当局密切关联的安福部（系）正是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要抨击的对象。胡适对自己的发表主题涉及“问题与主义”的此类政论很是看重。他曾给孙中山在政治舆论宣传上的重要助手廖仲恺致信，推荐看这篇文章。是年7月19日，廖仲恺回信称：“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每周评论》31号出版，当敬读尊论。”①1919年7月26日，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骨干曾琦致信胡适称：
《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②
事实上，曾琦提倡国家主义，与胡适等往来密切，思想亦近。可见，面对安福系政客高调谈论主义，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刊文所论“主义”虽未明确提及三民主义，但多隐性地从学理层面借助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学理讨论现实政治。而对于“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称：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替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这无疑是将政治发言引到报刊，并就“问题与主义”再三乃至再四在《每周评论》等报刊上进行舆论议程设置，无疑变成媒介事件。
胡适的“主义”讨论虽有孙中山之民生主义之政治语境，但文章中胡适将其与现实政治寡头及其背后的军阀相联系，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称：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面，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在胡适看来，“‘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在“主义”学理上的阐述尚有较多的舆论空间，至少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主义”还涉及集体主义的学理及其阐述。由此引发对“主义”的讨论，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胡适评判安福系之民生主义的初衷。而胡适阐述学理中呈现的改良主义之政治倾向，也与主张政治革命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理不相融。
针对胡适倡导的渐进的改良社会这一实验主义倾向及其评判“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转载胡适之友知非先生（蓝知先）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问题与主义》一文，知非认为胡适：
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实际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随之而来的是，时年30岁的李大钊亦在8月17日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刊文《再论问题与主义》（该文寄自昌黎五峰）予商榷。李大钊在讨论了“主义”与“问题”两者不可分离之后，称：“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李大钊专门谈及所谓“过激主义”。他称：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
其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多受日本报刊的影响，尤其是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称：
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①
文中提及陶孟和。1918年底至1919年初，有着北大政治学系主任身份的陶孟和被派往欧洲，考察战后的教育重建。后陶孟和途经日本并会见正在日本讲演的胡适老师杜威。3月17日，他离开日本往美国，再从美国到英、法游历考察，访问同时撰写欧游通讯。李文中所谓过激主义，主要指政治激进。李大钊将陈独秀被捕与自己刊文《Bolshevism的胜利》关联，亦与“过激党”相联系，并为此痛心。但李大钊称“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等，与胡适谈论所涉孙中山等民生主义政治主张有相当距离，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虽然皆属于学理意义上“主义”，但民生与民主旨趣相去甚远。针对蓝知先及李大钊的论题，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及8月31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上分别刊发《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等文。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主要以蓝知非为标的，只是顺及李大钊及其主张。 总的看来，“问题与主义”讨论涉及知识分子政见上的阵营划分，大体可认为近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分野。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称：
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指胡适）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这涉及刊物由学理讨论转向政治运动，无疑是其时学理政治化重要体现。而胡适、李大钊这样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精英在报刊上将分歧公布于众。可见“问题”与“主义”的两离，自然是不可弥合。道统意义上“问题”与“主义”论争决定了两者在政见上的不同；主持人胡适与李大钊政见分歧亦决定了《每周评论》影响在受众中分为两个方向。
三、问题与主义论辩与《星期评论》
《每周评论》南北舆论之呼应
正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将胡适讨论主义所涉及的民生主义牵引至红色中国意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之名实之辩。换句话说，中国的民生主义乃至民主主义的社会背景讨论随之与布尔什维主义学理论辩相关联。政治意义上陈独秀入狱由此而有学理探究意义上代价付出。自陈独秀入狱后，北京的《每周评论》的主持人胡适、李大钊等与上海《星期评论》在南北的舆论整合上做了相当的工作。
首先，李大钊在北京多种有影响的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歌颂苏俄政治革命。他与陈独秀在筹建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所做的贡献，从“北李南陈”的说法中即可窥见一斑。而陈独秀为了宣传“主义”由此而入狱也引发南方舆论界同仁的关注与声援。1919年9月22日，戴季陶、沈定一致信胡适称：
我们替你和北大捏了一把汗过日子，这一两天才从各方面来的消息中间，总算把胸中这块大石头放下！……我们双十节的纪念号，已经说过要出，现在只得孙逸仙做了两篇，徐季龙、胡汉民、朱执信、叶楚伧各做了一点，总计要出七万字来，还差得很多，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们《星期评论》纪念号做一万字来。①
胡适也果然有一些稿件投给《星期评论》。
上海的所谓《星期评论》刊名语义上实同于北京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舆论上虽与《新青年》相呼应，但政治上仍大体上属同人办刊，特别是胡适主持后有自由主义精神。就媒介生态而言，《星期评论》虽为国民党党刊，毕竟有上海租界等治外法权遮风避雨。而地处京师的《每周评论》则大体暴露在行政压力之下，亦因言论几遭厄运。1919年9月7日，《星期评论》第14号评论专栏刊发戴季陶的《可怜的“他”》，称：
上月二十一二日，看见报上说北京的《每周评论》被封了。我心里又气又恨又好笑，便做了一篇文章。一半是拿来做吊《每周评论》的文，一半拿来警告那些可怜的“官鬼”。文稿刚发到排字房，《民国日报》接到北京电报，说《每周评论》还没有封，就高高兴兴的把这篇文章撤回了。谁想不到十天，《每周评论》被封的事，依然成了事实。我只得没精打采的，重把那一篇已经作好的“旧祭文”，略为修改、修改，重行登载出来。②
《星期评论》主笔戴季陶感叹：
《每周评论》为甚么事被封？这是不问可知的。中美通信社的“北京通信”说：此地的《每周评论》，前天忽然被政府封禁。可见政府厉行“压制政策”，摧残民意。五月封《益世报》、八月二十三日封《京报》，不过是一个发端。将来凡不是安福系和亲日派机关的报纸，都要到不能存在为止。
所谓“安福系和亲日派的机关报”多指与段祺瑞政府有着裙带关系的报刊。戴季陶言下之意凡反对行政当局者的报刊皆难以生存，此可见北京当局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意。
从前《益世报》和《京报》的被封，为的是攻击官僚。这次《每周评论》被封，就是为了“主义”不合。据警察厅说，政府得到江西督军的电报，“请政府把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一并封禁，因为这两报都含得有过激派臭味。政府因此命《每周评论》停止出版，警察还要逮捕《每周》的发行人与印刷人，但是到底寻获不着……其他的投稿人京中的住宅，都被查抄。想要把这些人都牵进案里，竟自一个人也捉不住。《每周》在京里面销到五万份，大家都认他是一个最好的周刊。现在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仿《每周》的体裁，言论都是关系政治哲理，鼓吹进化主义，所以政府恨他们”。
在戴季陶看来，“《每周评论》的罪案就是这样了”。戴季陶所谓“这次《每周评论》被封，就是为了‘主义’不合”，这里的“主义”既涉及胡适的民生主义之论，也涉及李大钊的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当然涉及陈独秀因为“主义”而被捕。戴氏这些触犯时忌的话引起当局的高度注意。
就舆论与政治关系而言，一北一南的北京行政当局及上海的工部局，皆是导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此类标的一致的刊物在舆论上受到压抑，或始终受到打击的重要原委。《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在南北舆论上相互奥援。另一方面，报纸杂志因其话语表述触及社会乃至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痛处而遭当局查禁亦在情理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主义”付诸实践，与此对应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天地。
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过程中涉及对西方的审视及对本民族精神的建构，此与西方政治语境对中国的影响密切关联。就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期刊而言，社会主义思潮伴随欧战语境中德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起的。而中国“五四”前后舆论精英面对的不仅是欧战后世界地图的重绘，还涉及袁世凯病逝后社会秩序的重构乃至民族精神重建的种种设想。面对思想启蒙转向谈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等与社会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有诸多分歧，1919年下半年胡适与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倡导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要从问题出发，其学理依据来自杜威哲学。在胡适看来，“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③针对自由主义者此类观点，李大钊等予以反驳，诸多报刊投入论战。与封建的结构论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论相比，倾向于“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多强调民众思想启蒙要从社会底层做起，中国社会变革要从下至上；与资产阶级同人办报的学理相比，社会主义者多强调舆论宣传高度一致，党报强调阶级性、组织性与战斗性。当然事情有另外一面，正如胡适的老师杜威在北大演讲所称：
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景。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绝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①
“许多小百姓”当然关心的是衣食住行等民生主义，而“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当然指代布尔什维主义，杜威的话涉及俄国革命中的领袖与群众中的布尔什维主义及民生主义的糅合。杜威在北京的演说有针对中国所谓过激派政治传播之用意。相比之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强调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以重建的精神进行革命。对待报刊舆论，他们强调要以民众为中心，且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而早些时候近代无产者无疑处在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下游，他们作为民众群体的代表，无疑与社会草根阶层有更多的联系，这从报刊筹办上也可窥见一斑，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风貌，这与实践意义上的“主义”后来走群众道路密切相关。
简言之，就近代中国而言，代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是时代潮流、世界潮流。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潮流在近代中国的成功显然与媒介系统的舆论动员密切相关，而报刊无疑是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五四”前后的报刊上百种，组成了媒介系统，鼓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媒介系统的反应。关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源流中的共产国际、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无疑显示了报刊预流之精神，也展示了近代报刊的世界目光。由此而论，探析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南北舆论呼应中《每周评论》及《星期评论》的遥相呼应，可谓就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找到分析的切入点。报刊史探索涉及舆论空间的分析框架，南北舆论呼应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学界应当注意。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南北舆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36-07
过去“主义”多被定义为过激主义，意指政治上激进。李大钊刊文将主义定义为“民主主义”，并将政治意义上陈独秀被捕与“布尔什维主义”学理关联。杜威来华讲学将此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及民生主义联系，其学生胡适则涉及民生主义与改良哲学意义实验主义联系。这涉及由学理转向政治，无疑是其时学理讨论的政治化重要体现。而胡适、李大钊这样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精英在《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将分歧公布于众，“问题”与“主义”的两离自然是不可弥合。
作为思想乃至思潮的载体，近代意义的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区别传统的京报、邸报。以往对陈独秀、胡适等报刊传播思想史研究重在内在发展逻辑及学术传承的理路，较少关注近代“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社会思潮的形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歧下精英人物的时评价值取向。而将社会思潮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鲜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一、传媒视域在报刊政论研究中的重要性
五四前后的思想乃至文化有趋新的走向，作为思想的载体报刊也不例外，从《新青年》《新潮》到《每周评论》等刊发的时评性的政论皆可窥见一斑。1919年4月23日，汪孟邹致胡适信也称：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帐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类似的话亦见是年5月23日张黄致胡适信，称：“《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奏效很大。”其时，以新的时代潮流、新的青年、新的教育等为标识的新思潮，已占据社会的舆论平台，形成新的时代趋向。趋新的报刊抨击保守思想并塑造新思潮。从新文化思潮到新文化运动的流变，离不开时代的弄潮儿思想家、舆论精英的分析，也离不开报刊及其文本内容的解读。两者结合，有利于重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并解读意义。由此而言，从报刊这一媒介来看其时的文化趋向乃至政治事件，显然是学术传播史学题中应有之义。
陈独秀与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就《新青年》办刊方针他们内部有分歧，胡适主张刊物立足于思想启蒙。胡适回忆称：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①
相比之下，面对国内外政治局面的变迁及救亡图存压力，陈独秀已转向讨论政治。陈独秀在《答顾克刚（政治思想）》②中称：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③
即此可见陈独秀是代表刊物的立场在表态：《新青年》早期不谈政治而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但时局变迁促使《新青年》发表时评。
针对世界大战，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议论政治，“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④为了补《新青年》在新闻时事方面的资讯上向导之短，陈独秀等出版《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第1号在北京发刊，以议论时局政治为主，兼涉思想文艺，早期四版。陈独秀任主编。《新青年》第5卷6号刊载了《每周评论》刊行广告：“《新青年》是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⑤这说明《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呼应，亦可见《每周评论》作为媒介其政治议题设置的倾向。
民主与科学的鼓吹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等要致力的舆论方向。正是坚持制度、学理意义上的民主，《新青年》致力于论证共和政体的合法性。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堕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⑥
《新青年》对政体尤其关注外，对持社会改良倾向的《东方杂志》也颇在意。旧派林纾等对《新青年》的诬陷之言，亦在《新青年》内部引发反应，是年3月3日张奚若致胡适信称：
《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下同]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谓新潮。Bolsheviki，中国报纸向称为过激党，不通已极。“联治”二字比“联邦”较佳万倍，可免许多无谓争执。⑦
这些论点后在胡适的文章也略有体现。1919年4月，李大钊一度以“弟大钊”的口吻致信胡适称： 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而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面的人被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
可见，李大钊希望《新青年》朝先进的方向走，也希望胡适等同仁继续团结一致，“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⑧即在舆论压力面前，李大钊怕新思潮的代表们内部分裂，故先给胡适等打预防针。实际上，此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与胡适为代表的欧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在政治舆论上已有分歧的苗头，后胡适发表问题与主义之类的文章，李大钊予以回应，显然涉及这些苗头，只不过在报刊上面对读者将政治舆论有所放大而已。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俘。陈独秀散发传单、散发宣言属于媒介事件，而其由此而被捕意味着媒介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陈独秀被逮捕后，《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李大钊也在编辑人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主持下《每周评论》办刊方向发生重大调整，尤其以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后的《每周评论》为分界线，将《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等专栏取消，第26期用黑体大字号标题《杜威讲演录》并刊载“杜威博士同他夫人的相片”，宣传杜威以解决问题为趋向的实验主义。
其时《每周评论》主持者胡适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关系，十分微妙。经多次政治挫败后，孙中山开始从学理上进行反思。他称中国革命失败教训“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①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先后完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加上他1917年撰著《民权初步》，构成哲学、经济乃至民主层面的较为系统的《建国方略》。与此同时，孙中山命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在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舆论界筹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宣传他的建国思想。面对新星——《星期评论》的问世，胡适在1919年6月29日第28号的《每周评论》上刊发《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称：
上海现在新出了一种周报，名叫《星期评论》。因为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所以我们认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欢天喜地的欢迎我们的兄弟出世，更祝他长大，祝他长寿！
……
《星期评论》的第一期出世时，我们看了虽然喜欢，但觉得这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罢了。到了《星期评论》第二期出版，我们方才觉得我们这个兄弟是要另眼看待的了！
与此同时，胡适声称：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这些话为胡适讨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埋下伏笔。
孙中山建设思想指导下的上海《星期评论》在南方的舆论整合上做了相当的工作。与北京的《每周评论》相呼应的就是无论是刊物的名称还是办刊风格大体一致的是上海的《星期评论》。沈玄庐、戴季陶、孙棣三主编的《星期评论》为周刊，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刊行。上海的《星期评论》与北京的《每周评论》编辑及主持人员多遥相呼应，《星期评论》的三个发起人致信《每周评论》的主持人胡适称：
《星期评论》第一号到第四号各寄十份去，以后出版当照数寄。中间的缺点很多，请你随时指教。我们比欢迎你的欢迎文字还要欢迎。②
他们还一度指望胡适帮助在北京推销，“北京如果找得到代派所，请你知会我们。大约要多少份数，也请你说个数目。至于报费，尽他销行过十期二十期再说，我们苦凑了这个宣传事业，暂时不能够在营业上着想的”。③即此时《星期评论》还处在初创阶段，定位为政治宣传，营业上的推广还有个过程。戴季陶与《每周评论》的主持人之一胡适多有往来。戴季陶、孙棣三、沈玄庐在1919年7月2日曾致信胡适，称：
适之先生：接到你二十九号的信并28号《每周评论》，很感激你的用意。同时看到《每周评论》上没有独秀先生的著作，又觉得非常遗憾。唉！监狱是进去了，几时回到研究室呢？④
可见，《星期评论》同仁对陈独秀鼓吹“主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俘是持同情之态度。对当局的舆论压制政策，他们很是反感：
上海工部局取缔出版的提议，此间出版界打算联合提出抗议。我们这小小出版也同样处这矮檐底下，前天送了请求书去，仅仅得了个出版后给他一张看看的允诺。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⑤
而南北舆论呼应由此可见侧影。
二、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语境：
从媒介事件到政治事件的转向
“五四”之后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中重要的政治议题。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有个过程，先由政治演讲引发。安福系王辑唐发表讲演，分析现实政治，谈到“主义”。针对此，1919年7月20日，时年28岁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称：
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无论从话语表述还是修辞来看，这是媒介议题。而在近代中国所谓民生主义显然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之政治语境。孙中山等所代表的民生主义中主义受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而其时英国的经济学家有关民生方面的思想与其国内社会层面的改良思潮如影随形。胡适该文虽未提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通过胡适与孙中山及其笔杆子廖仲恺等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可见，实际上胡适此处有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意思。其时与北京当局密切关联的安福部（系）正是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要抨击的对象。胡适对自己的发表主题涉及“问题与主义”的此类政论很是看重。他曾给孙中山在政治舆论宣传上的重要助手廖仲恺致信，推荐看这篇文章。是年7月19日，廖仲恺回信称：“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每周评论》31号出版，当敬读尊论。”①1919年7月26日，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骨干曾琦致信胡适称：
《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②
事实上，曾琦提倡国家主义，与胡适等往来密切，思想亦近。可见，面对安福系政客高调谈论主义，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刊文所论“主义”虽未明确提及三民主义，但多隐性地从学理层面借助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学理讨论现实政治。而对于“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称：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替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这无疑是将政治发言引到报刊，并就“问题与主义”再三乃至再四在《每周评论》等报刊上进行舆论议程设置，无疑变成媒介事件。
胡适的“主义”讨论虽有孙中山之民生主义之政治语境，但文章中胡适将其与现实政治寡头及其背后的军阀相联系，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称：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面，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在胡适看来，“‘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在“主义”学理上的阐述尚有较多的舆论空间，至少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主义”还涉及集体主义的学理及其阐述。由此引发对“主义”的讨论，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胡适评判安福系之民生主义的初衷。而胡适阐述学理中呈现的改良主义之政治倾向，也与主张政治革命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理不相融。
针对胡适倡导的渐进的改良社会这一实验主义倾向及其评判“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转载胡适之友知非先生（蓝知先）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问题与主义》一文，知非认为胡适：
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实际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随之而来的是，时年30岁的李大钊亦在8月17日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刊文《再论问题与主义》（该文寄自昌黎五峰）予商榷。李大钊在讨论了“主义”与“问题”两者不可分离之后，称：“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李大钊专门谈及所谓“过激主义”。他称：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
其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多受日本报刊的影响，尤其是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称：
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①
文中提及陶孟和。1918年底至1919年初，有着北大政治学系主任身份的陶孟和被派往欧洲，考察战后的教育重建。后陶孟和途经日本并会见正在日本讲演的胡适老师杜威。3月17日，他离开日本往美国，再从美国到英、法游历考察，访问同时撰写欧游通讯。李文中所谓过激主义，主要指政治激进。李大钊将陈独秀被捕与自己刊文《Bolshevism的胜利》关联，亦与“过激党”相联系，并为此痛心。但李大钊称“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等，与胡适谈论所涉孙中山等民生主义政治主张有相当距离，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虽然皆属于学理意义上“主义”，但民生与民主旨趣相去甚远。针对蓝知先及李大钊的论题，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及8月31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上分别刊发《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等文。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主要以蓝知非为标的，只是顺及李大钊及其主张。 总的看来，“问题与主义”讨论涉及知识分子政见上的阵营划分，大体可认为近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分野。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称：
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指胡适）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这涉及刊物由学理讨论转向政治运动，无疑是其时学理政治化重要体现。而胡适、李大钊这样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精英在报刊上将分歧公布于众。可见“问题”与“主义”的两离，自然是不可弥合。道统意义上“问题”与“主义”论争决定了两者在政见上的不同；主持人胡适与李大钊政见分歧亦决定了《每周评论》影响在受众中分为两个方向。
三、问题与主义论辩与《星期评论》
《每周评论》南北舆论之呼应
正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将胡适讨论主义所涉及的民生主义牵引至红色中国意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之名实之辩。换句话说，中国的民生主义乃至民主主义的社会背景讨论随之与布尔什维主义学理论辩相关联。政治意义上陈独秀入狱由此而有学理探究意义上代价付出。自陈独秀入狱后，北京的《每周评论》的主持人胡适、李大钊等与上海《星期评论》在南北的舆论整合上做了相当的工作。
首先，李大钊在北京多种有影响的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歌颂苏俄政治革命。他与陈独秀在筹建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所做的贡献，从“北李南陈”的说法中即可窥见一斑。而陈独秀为了宣传“主义”由此而入狱也引发南方舆论界同仁的关注与声援。1919年9月22日，戴季陶、沈定一致信胡适称：
我们替你和北大捏了一把汗过日子，这一两天才从各方面来的消息中间，总算把胸中这块大石头放下！……我们双十节的纪念号，已经说过要出，现在只得孙逸仙做了两篇，徐季龙、胡汉民、朱执信、叶楚伧各做了一点，总计要出七万字来，还差得很多，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们《星期评论》纪念号做一万字来。①
胡适也果然有一些稿件投给《星期评论》。
上海的所谓《星期评论》刊名语义上实同于北京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舆论上虽与《新青年》相呼应，但政治上仍大体上属同人办刊，特别是胡适主持后有自由主义精神。就媒介生态而言，《星期评论》虽为国民党党刊，毕竟有上海租界等治外法权遮风避雨。而地处京师的《每周评论》则大体暴露在行政压力之下，亦因言论几遭厄运。1919年9月7日，《星期评论》第14号评论专栏刊发戴季陶的《可怜的“他”》，称：
上月二十一二日，看见报上说北京的《每周评论》被封了。我心里又气又恨又好笑，便做了一篇文章。一半是拿来做吊《每周评论》的文，一半拿来警告那些可怜的“官鬼”。文稿刚发到排字房，《民国日报》接到北京电报，说《每周评论》还没有封，就高高兴兴的把这篇文章撤回了。谁想不到十天，《每周评论》被封的事，依然成了事实。我只得没精打采的，重把那一篇已经作好的“旧祭文”，略为修改、修改，重行登载出来。②
《星期评论》主笔戴季陶感叹：
《每周评论》为甚么事被封？这是不问可知的。中美通信社的“北京通信”说：此地的《每周评论》，前天忽然被政府封禁。可见政府厉行“压制政策”，摧残民意。五月封《益世报》、八月二十三日封《京报》，不过是一个发端。将来凡不是安福系和亲日派机关的报纸，都要到不能存在为止。
所谓“安福系和亲日派的机关报”多指与段祺瑞政府有着裙带关系的报刊。戴季陶言下之意凡反对行政当局者的报刊皆难以生存，此可见北京当局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意。
从前《益世报》和《京报》的被封，为的是攻击官僚。这次《每周评论》被封，就是为了“主义”不合。据警察厅说，政府得到江西督军的电报，“请政府把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一并封禁，因为这两报都含得有过激派臭味。政府因此命《每周评论》停止出版，警察还要逮捕《每周》的发行人与印刷人，但是到底寻获不着……其他的投稿人京中的住宅，都被查抄。想要把这些人都牵进案里，竟自一个人也捉不住。《每周》在京里面销到五万份，大家都认他是一个最好的周刊。现在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仿《每周》的体裁，言论都是关系政治哲理，鼓吹进化主义，所以政府恨他们”。
在戴季陶看来，“《每周评论》的罪案就是这样了”。戴季陶所谓“这次《每周评论》被封，就是为了‘主义’不合”，这里的“主义”既涉及胡适的民生主义之论，也涉及李大钊的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当然涉及陈独秀因为“主义”而被捕。戴氏这些触犯时忌的话引起当局的高度注意。
就舆论与政治关系而言，一北一南的北京行政当局及上海的工部局，皆是导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此类标的一致的刊物在舆论上受到压抑，或始终受到打击的重要原委。《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在南北舆论上相互奥援。另一方面，报纸杂志因其话语表述触及社会乃至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痛处而遭当局查禁亦在情理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主义”付诸实践，与此对应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天地。
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过程中涉及对西方的审视及对本民族精神的建构，此与西方政治语境对中国的影响密切关联。就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期刊而言，社会主义思潮伴随欧战语境中德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起的。而中国“五四”前后舆论精英面对的不仅是欧战后世界地图的重绘，还涉及袁世凯病逝后社会秩序的重构乃至民族精神重建的种种设想。面对思想启蒙转向谈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等与社会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有诸多分歧，1919年下半年胡适与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倡导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要从问题出发，其学理依据来自杜威哲学。在胡适看来，“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③针对自由主义者此类观点，李大钊等予以反驳，诸多报刊投入论战。与封建的结构论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论相比，倾向于“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多强调民众思想启蒙要从社会底层做起，中国社会变革要从下至上；与资产阶级同人办报的学理相比，社会主义者多强调舆论宣传高度一致，党报强调阶级性、组织性与战斗性。当然事情有另外一面，正如胡适的老师杜威在北大演讲所称：
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景。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绝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①
“许多小百姓”当然关心的是衣食住行等民生主义，而“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原理”当然指代布尔什维主义，杜威的话涉及俄国革命中的领袖与群众中的布尔什维主义及民生主义的糅合。杜威在北京的演说有针对中国所谓过激派政治传播之用意。相比之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强调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以重建的精神进行革命。对待报刊舆论，他们强调要以民众为中心，且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而早些时候近代无产者无疑处在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下游，他们作为民众群体的代表，无疑与社会草根阶层有更多的联系，这从报刊筹办上也可窥见一斑，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风貌，这与实践意义上的“主义”后来走群众道路密切相关。
简言之，就近代中国而言，代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是时代潮流、世界潮流。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潮流在近代中国的成功显然与媒介系统的舆论动员密切相关，而报刊无疑是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五四”前后的报刊上百种，组成了媒介系统，鼓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媒介系统的反应。关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源流中的共产国际、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无疑显示了报刊预流之精神，也展示了近代报刊的世界目光。由此而论，探析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南北舆论呼应中《每周评论》及《星期评论》的遥相呼应，可谓就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找到分析的切入点。报刊史探索涉及舆论空间的分析框架，南北舆论呼应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密切，学界应当注意。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