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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最后20年最具争议的话剧，从前苏联演到欧洲、美国、中国，成为今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毕业大戏。
四个高三的学生，三男一女，带着鲜花、酒杯，居心叵测地去给老师过生日，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年逾三十，尚未婚配。孤独的老师被孩子们的热情和纯真所感动，答应愿意帮助孩子们。孩子们暴露出狐狸尾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来要保险柜钥匙，然后去篡改上午考得一塌糊涂的数学试卷。于是，他们和老师玩了一出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游戏……
争议并演出着
游戏的名字叫《青春禁忌游戏》，玩游戏的人，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9级毕业生。从3月4日开始，“游戏”玩到了北京儿童剧院。这是他们的毕业大戏。
在商业舞台上演毕业大戏，在“中戏”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在这之前还有一部戏也商业化了，而且比较成功，叫《翠花，上酸菜》，不过，那部戏不是毕业大戏，而且，是一部搞笑剧。
《青春禁忌游戏》却是一部严肃的话剧。原剧本《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创作于1980年，正是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因为对社会问题的准确揭示，曾遭到禁演。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宽松的年代，才被解禁，并成为一部有名的话剧剧本。
不仅在前苏联，《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在东欧、西欧、美国、加拿大上演的时候，都获得了轰动。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介绍说，在德国，这部戏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演遍了。每个地方的人们都从这部戏中找到了共鸣。
禁演与解禁，广泛流行，这部戏的剧本首先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青春禁忌游戏》一经公演，便勾住了人们的目光。“在中戏上演了三场免费场，全部满场，近几年来的毕业大戏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导演查明哲说。
短短几天时间，不仅是关注，这场话剧还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报纸上说，《青春禁忌游戏》中孩子们的不择手段、冷酷、违背道德令人不寒而栗，教育界为此还召开研讨会，讨论当代教育的成败。对于其中强奸一场戏，有的人说，在舞台上不应脱裤子，中小学生观众还没有分辨能力，而有的人说，唯其如此，才有更强的批判性，还有的人说，这不过是吸引人的噱头。
3月7日这天，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和夫人，悄悄来到儿童剧院，坐在了剧场的最后一排。作为这部话剧的文学顾问，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这部戏了。这是他喜欢的一部话剧。童道明和这部戏还有另外一个渊源：他的女儿童宁，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是这部戏剧本的译者。去年童宁因病在家修养，闲暇之余，想到俄罗斯朋友送的剧本，一读之下，竟爱不释手，于是翻译了出来。恰逢查明哲来童道明处为中戏99届学生找毕业大戏的剧本，童道明推荐了《青春禁忌游戏》。第二天，查明哲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太好了，就上这部戏！
为什么在选了这么多的剧本之后，会一眼看中《青春禁忌游戏》？查明哲用一句话回答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因为剧本的当代性很强，别看是20多年前写的，是苏联的事，但是它与中国的现实何其相似！”
钥匙事件
全场灯灭。红领巾、白衬衣、蓝裙子。两束追光打在六个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敲着队鼓，从观众席的后面出现，分别走过两个过道，走上舞台。鼓声铿锵，仿佛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纯真年代，又仿佛是对这个禁忌游戏的反讽。少先队员的出场是查明哲对剧本做的惟一改动。
瓦罗加、巴沙、维加、拉拉(女)，四个高中生活力登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轻松喜悦的声音下面，很难想象他们所内心深处阴暗的目的。
四个人的游戏目的各不相同。瓦罗加出身名门，聪明伶俐，数学成绩好坏对他无任何意义，他参加这场游戏只是为了看到自己的计谋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一直主导着四个人的活动，甚至不惜在关键时刻牺牲其他三个人，他玩这个游戏，要检测自己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出色外交家的心智才能。在戏中，瓦罗加把“禁忌”的主题玩得淋漓尽致。
巴沙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颇有研究。可是要踏入大学文学殿堂，数学成绩就必须很高，所以，他必须修改这次的试卷。
漂亮的拉拉是巴沙的女友，他们两个人纯真的爱情却面临着金钱、权势的意外威胁，拉拉说，我没有什么靠山，所以我要把我的第一次卖个好价钱。
维加在四个人当中成绩最差，在试卷上什么也没写，他只要求改成二分(满分五分)。在游戏里，他也是最矛盾的一个，他有几次想退出游戏，却被瓦罗加阻止。
尽管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追求自己欲望的实现，哪怕是不择手段。他们是新时代的人了，就像童道明所说的，这个时代，理想主义受到物质主义的瓦解，是个理想主义失落的年代，这也是很多国家面对的困境。
而老师叶莲娜受到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她不相信她看到的情景。四个学生打着生日的旗号给老师送贵重的礼物——六个漂亮的高脚杯，进行感情投资，提出给老师生病的母亲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贿赂老师。老师不停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拿不到装试卷的保险柜钥匙，气急败坏的学生们开始使用暴力。搜老师的身，叶莲娜报警，电话线却被粗暴地扯断。叶莲娜在种种恶行的伤害、侮辱下，痛苦地挣扎着还击，但是越到后来她的回击仿佛越无力，当她的学生以种种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质问她的理想道德时，她仿佛只能很空洞地作答。
最荒诞的事情发生了。瓦罗加准备当着老师的面强奸拉拉。他把拉拉按在桌子上，拉拉无助，裙子被掀起来。瓦罗加脱掉了外衣和裤子。这场戏，也是被媒体们炒作的最厉害的所谓剧中最暴力最刺激一个场面，确实震撼了现场的所有人。
“我就是要扒下瓦罗加的人皮”，查明哲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是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他可以不择手段，那么我也可以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处理他”。
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经历的煎熬是最痛苦的。她交出了保险柜钥匙，接下来选择了死。她的死用象征手法表现，门砰然一声倒下，狠狠地撞在拉拉、巴沙、维加的心上。
扣住中国现实的命门
一位观众在剧终后与剧组的交流中说，“我认为这部戏批判了空洞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脱节，也批判了我们的教育体制，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一个叫LOVE的网友在北大BBS上写道，“(《青春禁忌游戏》)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甚至性质更恶劣、更卑鄙的都经历过承受过了。”
“过去的理想主义确实有它空洞的一面”，查明哲导演承认，“不过我们应该失去理想吗？当个人主义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追求，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不过查明哲也承认，孩子们虽然违背了道德，但是他们有无辜的一面，“他们的行为是各种思想在他们身上集中的反映，这是社会的悲剧。”
童道明说：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他更愿把现实主义或物质主义称为实用主义)的冲突是世界范围的。最近20年，人们在重新评价唐·吉诃德，一个长期被嘲讽为不识时务的迂腐人物典型，人们发现，实际唐·吉诃德是第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太可珍贵的一个人。
现场观众魏新华说，老师的死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扮演老师的聂宁说，死，不一定都是软弱的，从几个人的醒悟中，观众也许能看到理想主义的希望。
而童道明的理解是，人的心里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有时候，当恶的种子萌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会是那么地可怕；这部戏的可贵也在于，当剧发展到高潮时，善的种子会苏醒，人的心灵也得到一次净化。
一个好的作品，总是让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
四个高三的学生，三男一女，带着鲜花、酒杯，居心叵测地去给老师过生日，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年逾三十，尚未婚配。孤独的老师被孩子们的热情和纯真所感动，答应愿意帮助孩子们。孩子们暴露出狐狸尾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来要保险柜钥匙，然后去篡改上午考得一塌糊涂的数学试卷。于是，他们和老师玩了一出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游戏……
争议并演出着
游戏的名字叫《青春禁忌游戏》，玩游戏的人，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9级毕业生。从3月4日开始，“游戏”玩到了北京儿童剧院。这是他们的毕业大戏。
在商业舞台上演毕业大戏，在“中戏”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在这之前还有一部戏也商业化了，而且比较成功，叫《翠花，上酸菜》，不过，那部戏不是毕业大戏，而且，是一部搞笑剧。
《青春禁忌游戏》却是一部严肃的话剧。原剧本《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创作于1980年，正是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因为对社会问题的准确揭示，曾遭到禁演。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宽松的年代，才被解禁，并成为一部有名的话剧剧本。
不仅在前苏联，《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在东欧、西欧、美国、加拿大上演的时候，都获得了轰动。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介绍说，在德国，这部戏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演遍了。每个地方的人们都从这部戏中找到了共鸣。
禁演与解禁，广泛流行，这部戏的剧本首先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青春禁忌游戏》一经公演，便勾住了人们的目光。“在中戏上演了三场免费场，全部满场，近几年来的毕业大戏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导演查明哲说。
短短几天时间，不仅是关注，这场话剧还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报纸上说，《青春禁忌游戏》中孩子们的不择手段、冷酷、违背道德令人不寒而栗，教育界为此还召开研讨会，讨论当代教育的成败。对于其中强奸一场戏，有的人说，在舞台上不应脱裤子，中小学生观众还没有分辨能力，而有的人说，唯其如此，才有更强的批判性，还有的人说，这不过是吸引人的噱头。
3月7日这天，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和夫人，悄悄来到儿童剧院，坐在了剧场的最后一排。作为这部话剧的文学顾问，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这部戏了。这是他喜欢的一部话剧。童道明和这部戏还有另外一个渊源：他的女儿童宁，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是这部戏剧本的译者。去年童宁因病在家修养，闲暇之余，想到俄罗斯朋友送的剧本，一读之下，竟爱不释手，于是翻译了出来。恰逢查明哲来童道明处为中戏99届学生找毕业大戏的剧本，童道明推荐了《青春禁忌游戏》。第二天，查明哲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太好了，就上这部戏！
为什么在选了这么多的剧本之后，会一眼看中《青春禁忌游戏》？查明哲用一句话回答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因为剧本的当代性很强，别看是20多年前写的，是苏联的事，但是它与中国的现实何其相似！”
钥匙事件
全场灯灭。红领巾、白衬衣、蓝裙子。两束追光打在六个少先队员身上。他们敲着队鼓，从观众席的后面出现，分别走过两个过道，走上舞台。鼓声铿锵，仿佛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纯真年代，又仿佛是对这个禁忌游戏的反讽。少先队员的出场是查明哲对剧本做的惟一改动。
瓦罗加、巴沙、维加、拉拉(女)，四个高中生活力登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轻松喜悦的声音下面，很难想象他们所内心深处阴暗的目的。
四个人的游戏目的各不相同。瓦罗加出身名门，聪明伶俐，数学成绩好坏对他无任何意义，他参加这场游戏只是为了看到自己的计谋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一直主导着四个人的活动，甚至不惜在关键时刻牺牲其他三个人，他玩这个游戏，要检测自己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出色外交家的心智才能。在戏中，瓦罗加把“禁忌”的主题玩得淋漓尽致。
巴沙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颇有研究。可是要踏入大学文学殿堂，数学成绩就必须很高，所以，他必须修改这次的试卷。
漂亮的拉拉是巴沙的女友，他们两个人纯真的爱情却面临着金钱、权势的意外威胁，拉拉说，我没有什么靠山，所以我要把我的第一次卖个好价钱。
维加在四个人当中成绩最差，在试卷上什么也没写，他只要求改成二分(满分五分)。在游戏里，他也是最矛盾的一个，他有几次想退出游戏，却被瓦罗加阻止。
尽管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追求自己欲望的实现，哪怕是不择手段。他们是新时代的人了，就像童道明所说的，这个时代，理想主义受到物质主义的瓦解，是个理想主义失落的年代，这也是很多国家面对的困境。
而老师叶莲娜受到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她不相信她看到的情景。四个学生打着生日的旗号给老师送贵重的礼物——六个漂亮的高脚杯，进行感情投资，提出给老师生病的母亲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贿赂老师。老师不停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拿不到装试卷的保险柜钥匙，气急败坏的学生们开始使用暴力。搜老师的身，叶莲娜报警，电话线却被粗暴地扯断。叶莲娜在种种恶行的伤害、侮辱下，痛苦地挣扎着还击，但是越到后来她的回击仿佛越无力，当她的学生以种种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质问她的理想道德时，她仿佛只能很空洞地作答。
最荒诞的事情发生了。瓦罗加准备当着老师的面强奸拉拉。他把拉拉按在桌子上，拉拉无助，裙子被掀起来。瓦罗加脱掉了外衣和裤子。这场戏，也是被媒体们炒作的最厉害的所谓剧中最暴力最刺激一个场面，确实震撼了现场的所有人。
“我就是要扒下瓦罗加的人皮”，查明哲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是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他可以不择手段，那么我也可以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处理他”。
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经历的煎熬是最痛苦的。她交出了保险柜钥匙，接下来选择了死。她的死用象征手法表现，门砰然一声倒下，狠狠地撞在拉拉、巴沙、维加的心上。
扣住中国现实的命门
一位观众在剧终后与剧组的交流中说，“我认为这部戏批判了空洞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脱节，也批判了我们的教育体制，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一个叫LOVE的网友在北大BBS上写道，“(《青春禁忌游戏》)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甚至性质更恶劣、更卑鄙的都经历过承受过了。”
“过去的理想主义确实有它空洞的一面”，查明哲导演承认，“不过我们应该失去理想吗？当个人主义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追求，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不过查明哲也承认，孩子们虽然违背了道德，但是他们有无辜的一面，“他们的行为是各种思想在他们身上集中的反映，这是社会的悲剧。”
童道明说：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他更愿把现实主义或物质主义称为实用主义)的冲突是世界范围的。最近20年，人们在重新评价唐·吉诃德，一个长期被嘲讽为不识时务的迂腐人物典型，人们发现，实际唐·吉诃德是第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太可珍贵的一个人。
现场观众魏新华说，老师的死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扮演老师的聂宁说，死，不一定都是软弱的，从几个人的醒悟中，观众也许能看到理想主义的希望。
而童道明的理解是，人的心里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有时候，当恶的种子萌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会是那么地可怕；这部戏的可贵也在于，当剧发展到高潮时，善的种子会苏醒，人的心灵也得到一次净化。
一个好的作品，总是让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