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不能“走过场”
　　又到大学生村官新老交替之时，各地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工作也正稳步推进。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工作不能“走过场”，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对于激发大学生村官活力、纯洁大学生村官队伍、助推大学生村官健康成才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为，建立科学的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评价机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考核要素不能“一锅煮”。设置全面科学准确的测评要素是聘期考核的生命力所在。当前，各地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的测评要素，主要是德、能、勤、绩、廉五大共性标准。这些要素虽然基本涵盖了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工作的主要内容，但是从实际看，大学生村官任职村居的具体情况不同、承担的岗位工作不同，工作标准和要求也就不相同，其聘期考核的目标和重点也应随之而变。
　　考核方式不能“一样脸”。大学生村官是一个极具特质的群体，其工作干得好不好、做得实不实，最根本的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他们的服务对象——任职村居的群众手里。因此，在聘期考核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简单采用传统的“领导+同事+自我”的测评访谈模式，应该更鲜明地凸显出服务对象在考核中的作用，去除“千人一面、万人一表”的模式化痕迹。
　　评优方法不能“一刀切”。各地在大学生村官聘期考核中一般对不同等级都要确定一定的比例，如聘期考核优秀等次的人数不应超过大学生村官总数的15%，等。大学生村官管理权限下放至乡镇党委层面后，大多数单位的做法是按照本单位在岗大学生村官总人数乘以一定比例，四舍五入后计算出名额，造成优秀等次评比标准的不一致，使人数少的单位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评优机会。
　　结果运用不能“一阵风”。实施大学生村官考核的根本目是准确掌握工作动态和成绩，为大学生村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提供参考依据。但是在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淘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考核结果的运用上下的工夫还不够多，造成“考与不考一个样、考好考差一个样”的被动局面。部分大学生村官在面对聘期考核时为了获得较好的成绩，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考核续聘后，工作激情就明显下降，存在“为考核而表现”的错误倾向，使考核工作失去了原本意义和作用。
　　——王志宾/来源：农民日报
　　留守女童为何易遭侵害？
　　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此后20天内至少有8起校园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这充分表明女童遭性侵问题的严重性，建立、完善学校性侵害防范机制不但必要而且紧迫。
　　公众在愤怒之余，不免疑惑：为何农村学校更容易发生这种猥亵、性侵女童事件？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近年来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把好教师的入口关。在中师教育时代，成绩最好的初中毕业生上师范，毕业后分配当老师，这批人至今仍是农村教育的主要支柱。国家取消中师教育后，使得农村学校师资失去了可靠的、主要的来源。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教师待遇不断提高，原先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学校，开始热闹起来。另外，由于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不少省市打开了基层教师招考的口子。这些在充实基层人才的同时，也为不少人“浑水摸鱼走后门”进入教育行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父母的缺位为罪恶大开方便之门。不少犯罪分子甚至专盯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女孩下手。笔者曝光的陇西乡村教师一案中，受害女生多为留守儿童。笔者问她们：“受到欺负后，为什么不告诉父母？”得到的答案是，除了碍于加害者老师的权威身份，遭到胁迫恐吓和利诱外，不约而同都谈到“父母离我太远了”。受性侵儿童经常被心理专家形容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受害之后往往不知如何抗拒和表达。无独有偶。在笔者2011年曝光的甘肃永靖“黑老大”涉嫌强奸多名在校女生一案中，被侵害的几位在校女生，其父母也都长期不在身边。
　　三，此类案件因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即使教育主管部门掌握了一些线索和举报，大多内部处理，息事宁人，纵容了施害者。问题一旦被媒体曝光，行政“问责”程序便启动，当事领导难免受到处分。另外，一些地方领导或担心缠诉上访，怕得罪人，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责之以宽。
　　胡适曾说，看一个民族是否文明，要看三件事：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二看他们怎样对女人，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怎样对待儿童，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应该善待并保护好每一个儿童。
　　——张鹏/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