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假记者”兰成长被活活打死，无论他的身份多么模糊，这首先是一个悲剧，新闻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山西大同有关方面在认定兰成长是“假记者”之后，又发布了主凶是“非法采矿矿主”的消息。于是这个故事更加值得解读。“非法矿主”对付“假记者”，仿佛是“以非法对非法”的黑斗了。
　　“假记者”的工作，用《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的描述，叫“以采访名义拉广告、搞经营、搞创收的行为；以宣传报道为名义收取版面费、搞有偿新闻的行为；以批评报道相要挟进行新闻敲诈，索要钱财，收取有价证券、信用卡等”。这是对某种新闻生态的集中概述。
　　但什么叫“有偿新闻”，“新闻敲诈”，“以宣传报道为名义”，“以批评报道相要挟”?很多人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表示愤慨，只是骂记者，或者连带骂新闻行业，少数人认为很正常，无话可说。笔者觉得骂是值得欣慰的，骂说明对新闻继续怀着传统的希望，认为新闻应该独自清流，应该坚持社会良知。
　　笔者想请大家注意的是，为什么“新闻宣传”会换得“有偿”?为什么“假记者”能以“新闻”，实现“敲诈”，现过现地收到钱来?直接的回答只能是：“假记者”可能会拿一个“真问题”去跟不法分子交换。否则，被敲诈一方为什么不报案?因此，不要把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完全想像成青面獠牙。有时候，他们还真的能发现真记者不敢碰的“真问题”。举例说，某地的“地条钢”(非法生产的建筑用钢条)形成了产业，便有专门“吃地条钢”的“假记者”产生；某地生猪加工业发达，便有专门“打击注水猪肉”的“假记者”；山西大同煤矿多，“假记者”自然盯的是煤矿。这是一条食物链的关系。由“假记者”的繁荣，可以推断当地不法产业的类型和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假记者”成了某些不法分子的一种制约力量。在权利缺位的情况下博弈，随着博弈的升级，某一方率先失去耐心和理智，悲剧于是上演。
　　地方政府“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专项斗争，其实只是摁住了问题的一头。如果只摁了这一头，另一头的不法分子的日子反而要好过得多了。试想，如果把另一头的不法分子也摁住的话，“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就轻松多了。进一步说，如果当地的法制环境使任何公民都能安全地举报非法事件，又哪里轮得到“假记者”出场?
　　“真记者”为社会正义而殉职，才是新闻的光荣。
　　“假记者”的悲剧，凸显的是真实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