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之路始于新批评决定提高门槛，要求一种更大的阐释回报，这条路继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评（弗莱）和人类学延续下去。福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回归了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不过当那样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又试着将认识论置于形而上学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下去，他们走入的僵局导致了对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罗蒂和利奥塔的哲学之路）。然而，这最终提示我们有必要审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过程。
关键词：理论；回报；时间；发展；僵局
*此摘要为《理论问题的语境》的全篇摘要。
在很多方面，福柯看上去像是结构主义的余波。尽管他公开宣称自己跟结构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的早期著作与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者之间的相似性。简单地说，像人类学一样，福柯实际并不想处理时间的问题——尽管表面上他在做的是历史研究。我猜测，与几乎所有他的同代法国人一样，他受到了人类学兴起的深刻影响，他不断地把人类学称为“人的科学”。进一步说，福柯像结构主义人类学家一样，非常专注于他在《词与物》中讨论的特定时期的精神框架。实际上，一个看待他著名的认识型（episteme）概念的方式可以是，认识型是列维-斯特劳斯常常提及的那种网格（grid）或框架（framework）的遗留物，网格或框架是为了表明不同的部落族群之间是如何将彼此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这种网格或框架实际就是一种组织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它与那些非西方族群标画（map out）世界的方式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尽管认识型更具复杂性。但假如说认识型从根本上只是对世界或是我们对事物知识的标画，那么它也必定会与其他的标画方式具有共同的特性，即超越时间性。毕竟地图都是非时间性的。它们表明某物与某物在空间上的关系，但它们从不告诉你这些事物随着时间是怎样变化的。这就是福柯喜欢它的原因：能够表现事物的关联性，而不必说明它们的关系在某个时刻是如何消失的。
从根本上说，福柯害怕时间、生成（becoming）、发展。对他而言，那些概念都像穿越在地图上未标明的水域。我猜测，福柯害怕的是一旦我们进入生成或是发展——也即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最终过程，就面临发现这一过程背后有某种决定性力量的风险，某种决定我们无可避免地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原因，同时在本质上排除了我们成为其他样子的可能性，也就排除了自由、自主和施为的可能。当然，福柯明白那是19世纪理论的中心问题：试图理解生成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他不愿意涉足其中的原因。因此，《词与物》故意在18世纪之后戛然而止：福柯对19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那是关于生成、过程和发展的。实际上，福柯完全不遮掩自己对18世纪的怀念——我们可以说，那是个在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时间之前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的并不是人类学的永恒天真。而正因为那不是永恒的天真，而是对于一种过去的认识型非常自觉的渴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福柯是人类学的后继者。这样当我们知道无法再坚持永恒的天真但又想要那种不同概念与建构之间的关联性时，福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同时也满足了理论的野心。福柯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浸润在历史意识中的观点，但这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具体而言，他表明我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持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但却不愿意牺牲对关联性的感知，因为后者让人类学具有理论的魅力。这有点像是说，我知道我不能再吃蛋糕了，但是我还想吃。
不过，假如说福柯认同试图坚持永恒的天真是无望的，那他也并没有准备像海泼里恩（Hyperion）那样坐在他的宫殿里等着一切熄灭。 相反地，《词与物》提出了一个充满野心、几乎疯狂的计划。实际上，它几乎是在试图宣称词的秩序能够以某种方式与物的秩序完全对应。现在大多数的读者只读过该书的英译本（译名为The Order of Things，《物的秩序》），因而很容易忘掉法语原著的题目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这个法语书名才更恰当地表达了该书的真正目的：试图恢复18世纪对于词与物一一对应的信念，并竭力再次肯定这一信念，以期施以足够压力，也许这样就能够重建那些让这种信念成为可能的条件。这就像是在想着，要是某种特殊的状况是真的就方便了，接着就决定——因为太方便了——我们就直接假装这是真的好了。但是在某个层面上，福柯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假装。显然，时间和历史都在继续前移。而既然如此，在某个点上他也不得不继续前移，不过却不是移至作为变化、发展、生成的历史。他为了避免这些，需要一种替代计划。
福柯在《词与物》出版几年之后提出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使他不需要直接面对他在发展、过程和生成当中感到的必要性预期。于是，我们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谱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1971）里看到他将系谱学作为考察历史的另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让我们不必接受发展或生成那些难以接受的隐含意义。与认识型和《词与物》里超越时间的词与物的矩阵不同，系谱学承认时间的存在，但是以一种奇特的、部分的方式承认。系谱学作为考察历史方法的奇特之处在于尼采从来没有想让它取代过程或生成。毕竟尼采本人并不反对生成，他后期著作之一《瞧！这个人》（Ecce Homo）的副标题就是《人如何成为人之所是》（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他对历史是一个过程也没有意見，这是他看待事物发生状况的基本方式。一切物和人都经历过程，从无机物到生命的低级形式到人类，连超人都不是过程或生成之外的特例。因此，对尼采而言，系谱学并没有取代或掩盖过程和生成。我认为他只是把它看作进入历史的一个方式。某些历史进程，尤其是那些包含社会或文化价值的进程，其产生的根源来自特定人群的颠覆性活动。系谱学就是对此过程的追踪探寻。因此我们在尼采的《道德系谱学》（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里看到各种道德偏见如何经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破坏性活动而产生的历史。由此，系谱学成为揭示那些乔装为客观性的事物的方法：我们发现那些所谓普遍适用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特定人群想办法将它们放置在那里，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破坏了其他的价值。但他在这里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消除历史过程或生成本身。他只是让我们有了进入这个过程某些特例的方法。 我猜想福柯是把系谱学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是在你感觉没有更好的选择时才会选择的东西。但归根结底，系谱学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它只是认识论：一种认识到某些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哪些事情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福柯选择系谱学意味着他放弃了在历史上描绘更大图景的努力。也就是说，在那以后，福柯不再试图假装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全面的了解，不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结果就是，我们在后期福柯著作中已经找不到他早期作品里那种广阔的视野：不再谈论西方文明，不再讨论理性与疯癫的分界线，或是囊括一切的分类学（taxonomy）与细分至局部、具体科学之间的界限。我们也可以说，后来他的著作属于认识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福柯不再试图宣称词与物是一一对应的，而只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追溯各种价值产生的过程来质疑它们的有效性。
不过，假如说福柯把系谱学或者说认识论看作权宜之计的话，他还是竭力使之物尽其用。他所宣称的实际上就是，认识论就是全部，除此以外我们其实并没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认知，都会回到认识论，即我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以及我们分析或意识到那些过程的过程。然而，通过选择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福柯也可能被看作是回到一种理论的早前完美理想——解释或阐释的完美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新批评胜过早前的语文学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对文本更加丰富和全面的阐释，原型/神话批评进而超越新批评是因为它能揭示文本的深层共振，而不仅仅是在词法或者词语和主题上进行阐释。接着我们又看到人类学如何胜出，因为它能够提供科学的吸引力，并能将文学文本中的东西与更加宽泛的文化实践联系起来。然后，我们还看到德里达从理论的立足点颠覆了人类学，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民族中心主义、对中心和在场的欲望，使得理论从人类学的永恒天真坠落，进入历史时间。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福柯表面上似乎要将理论带入历史，实际上却根本不想进去——他从未真正想要完全进入历史当中，因为那意味着进入过程和生成，并面临内部潜藏的必要性的可能。通过《词与物》的词物矩阵，他试图避开上述可能，而当这难以证明的时候，他选择了系谱学。但我猜想，系谱学最终对福柯来说只是一个诡计，更大的问题是认识论相对于形而上学。福柯通过放弃词物矩阵的形而上学，试图通过认识论做出另一种选择：假如我们不能拥有词物矩阵可能带来的永恒天真，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进入认识论来避免过程或生成，即宣称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意识到这些过程的过程。但是这种认识论回归并非仅仅放弃形而上学，福柯要表明的是，通过认识论和应用系谱学范式，我们可以期待恢复理论的原初目标，也就是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又回到了当初的回报。不过还是有差异。因为按照福柯的意思，我们在这期间学到了，知识比我们想象得更加难以获得。获得知识如此困难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故意让知识难以获得的各种破坏性过程。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论的原因：质疑我们表现价值的过程，揭示导致这些价值产生的破坏性过程。
我前面只简略涉及福柯后期的代表作品《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这里值得再说几句，因为它和《性史》一起为接下来的理论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看到，福柯在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认识论如今具有必要性，因为获得某些关键主题的知识非常困难，比如当前的一些价值是如何形成的。这会成为后面理论的标志：获得知识很困难，因为破坏性过程为了强力构建特定价值而干涉知识的获取，结果就是我们需要获取与那些过程相关知识的更加直接的方法。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让取得那种知识的回报更加丰厚了。因为那种知识的获得会带来权力。获得知识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权力，因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所有最初要阻止知识获得的破坏性过程。这种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后来理论的几个关键发展形式的标志。对福柯而言，就如他在《规训与惩罚》里分析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时所充分证明的那样，知识就是权力。而因为这一点，从理论得来的回报——假如那就是关于破坏性过程如何塑造了我们或者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知识——只会更加丰厚。（待续）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發表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关键词：理论；回报；时间；发展；僵局
*此摘要为《理论问题的语境》的全篇摘要。
在很多方面，福柯看上去像是结构主义的余波。尽管他公开宣称自己跟结构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的早期著作与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者之间的相似性。简单地说，像人类学一样，福柯实际并不想处理时间的问题——尽管表面上他在做的是历史研究。我猜测，与几乎所有他的同代法国人一样，他受到了人类学兴起的深刻影响，他不断地把人类学称为“人的科学”。进一步说，福柯像结构主义人类学家一样，非常专注于他在《词与物》中讨论的特定时期的精神框架。实际上，一个看待他著名的认识型（episteme）概念的方式可以是，认识型是列维-斯特劳斯常常提及的那种网格（grid）或框架（framework）的遗留物，网格或框架是为了表明不同的部落族群之间是如何将彼此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这种网格或框架实际就是一种组织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它与那些非西方族群标画（map out）世界的方式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尽管认识型更具复杂性。但假如说认识型从根本上只是对世界或是我们对事物知识的标画，那么它也必定会与其他的标画方式具有共同的特性，即超越时间性。毕竟地图都是非时间性的。它们表明某物与某物在空间上的关系，但它们从不告诉你这些事物随着时间是怎样变化的。这就是福柯喜欢它的原因：能够表现事物的关联性，而不必说明它们的关系在某个时刻是如何消失的。
从根本上说，福柯害怕时间、生成（becoming）、发展。对他而言，那些概念都像穿越在地图上未标明的水域。我猜测，福柯害怕的是一旦我们进入生成或是发展——也即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最终过程，就面临发现这一过程背后有某种决定性力量的风险，某种决定我们无可避免地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原因，同时在本质上排除了我们成为其他样子的可能性，也就排除了自由、自主和施为的可能。当然，福柯明白那是19世纪理论的中心问题：试图理解生成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他不愿意涉足其中的原因。因此，《词与物》故意在18世纪之后戛然而止：福柯对19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那是关于生成、过程和发展的。实际上，福柯完全不遮掩自己对18世纪的怀念——我们可以说，那是个在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时间之前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的并不是人类学的永恒天真。而正因为那不是永恒的天真，而是对于一种过去的认识型非常自觉的渴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福柯是人类学的后继者。这样当我们知道无法再坚持永恒的天真但又想要那种不同概念与建构之间的关联性时，福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同时也满足了理论的野心。福柯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浸润在历史意识中的观点，但这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具体而言，他表明我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持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但却不愿意牺牲对关联性的感知，因为后者让人类学具有理论的魅力。这有点像是说，我知道我不能再吃蛋糕了，但是我还想吃。
不过，假如说福柯认同试图坚持永恒的天真是无望的，那他也并没有准备像海泼里恩（Hyperion）那样坐在他的宫殿里等着一切熄灭。 相反地，《词与物》提出了一个充满野心、几乎疯狂的计划。实际上，它几乎是在试图宣称词的秩序能够以某种方式与物的秩序完全对应。现在大多数的读者只读过该书的英译本（译名为The Order of Things，《物的秩序》），因而很容易忘掉法语原著的题目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这个法语书名才更恰当地表达了该书的真正目的：试图恢复18世纪对于词与物一一对应的信念，并竭力再次肯定这一信念，以期施以足够压力，也许这样就能够重建那些让这种信念成为可能的条件。这就像是在想着，要是某种特殊的状况是真的就方便了，接着就决定——因为太方便了——我们就直接假装这是真的好了。但是在某个层面上，福柯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假装。显然，时间和历史都在继续前移。而既然如此，在某个点上他也不得不继续前移，不过却不是移至作为变化、发展、生成的历史。他为了避免这些，需要一种替代计划。
福柯在《词与物》出版几年之后提出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使他不需要直接面对他在发展、过程和生成当中感到的必要性预期。于是，我们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谱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1971）里看到他将系谱学作为考察历史的另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让我们不必接受发展或生成那些难以接受的隐含意义。与认识型和《词与物》里超越时间的词与物的矩阵不同，系谱学承认时间的存在，但是以一种奇特的、部分的方式承认。系谱学作为考察历史方法的奇特之处在于尼采从来没有想让它取代过程或生成。毕竟尼采本人并不反对生成，他后期著作之一《瞧！这个人》（Ecce Homo）的副标题就是《人如何成为人之所是》（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他对历史是一个过程也没有意見，这是他看待事物发生状况的基本方式。一切物和人都经历过程，从无机物到生命的低级形式到人类，连超人都不是过程或生成之外的特例。因此，对尼采而言，系谱学并没有取代或掩盖过程和生成。我认为他只是把它看作进入历史的一个方式。某些历史进程，尤其是那些包含社会或文化价值的进程，其产生的根源来自特定人群的颠覆性活动。系谱学就是对此过程的追踪探寻。因此我们在尼采的《道德系谱学》（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里看到各种道德偏见如何经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破坏性活动而产生的历史。由此，系谱学成为揭示那些乔装为客观性的事物的方法：我们发现那些所谓普遍适用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特定人群想办法将它们放置在那里，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破坏了其他的价值。但他在这里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消除历史过程或生成本身。他只是让我们有了进入这个过程某些特例的方法。 我猜想福柯是把系谱学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是在你感觉没有更好的选择时才会选择的东西。但归根结底，系谱学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它只是认识论：一种认识到某些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哪些事情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福柯选择系谱学意味着他放弃了在历史上描绘更大图景的努力。也就是说，在那以后，福柯不再试图假装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全面的了解，不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结果就是，我们在后期福柯著作中已经找不到他早期作品里那种广阔的视野：不再谈论西方文明，不再讨论理性与疯癫的分界线，或是囊括一切的分类学（taxonomy）与细分至局部、具体科学之间的界限。我们也可以说，后来他的著作属于认识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福柯不再试图宣称词与物是一一对应的，而只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追溯各种价值产生的过程来质疑它们的有效性。
不过，假如说福柯把系谱学或者说认识论看作权宜之计的话，他还是竭力使之物尽其用。他所宣称的实际上就是，认识论就是全部，除此以外我们其实并没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认知，都会回到认识论，即我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以及我们分析或意识到那些过程的过程。然而，通过选择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福柯也可能被看作是回到一种理论的早前完美理想——解释或阐释的完美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新批评胜过早前的语文学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对文本更加丰富和全面的阐释，原型/神话批评进而超越新批评是因为它能揭示文本的深层共振，而不仅仅是在词法或者词语和主题上进行阐释。接着我们又看到人类学如何胜出，因为它能够提供科学的吸引力，并能将文学文本中的东西与更加宽泛的文化实践联系起来。然后，我们还看到德里达从理论的立足点颠覆了人类学，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民族中心主义、对中心和在场的欲望，使得理论从人类学的永恒天真坠落，进入历史时间。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福柯表面上似乎要将理论带入历史，实际上却根本不想进去——他从未真正想要完全进入历史当中，因为那意味着进入过程和生成，并面临内部潜藏的必要性的可能。通过《词与物》的词物矩阵，他试图避开上述可能，而当这难以证明的时候，他选择了系谱学。但我猜想，系谱学最终对福柯来说只是一个诡计，更大的问题是认识论相对于形而上学。福柯通过放弃词物矩阵的形而上学，试图通过认识论做出另一种选择：假如我们不能拥有词物矩阵可能带来的永恒天真，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进入认识论来避免过程或生成，即宣称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意识到这些过程的过程。但是这种认识论回归并非仅仅放弃形而上学，福柯要表明的是，通过认识论和应用系谱学范式，我们可以期待恢复理论的原初目标，也就是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又回到了当初的回报。不过还是有差异。因为按照福柯的意思，我们在这期间学到了，知识比我们想象得更加难以获得。获得知识如此困难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故意让知识难以获得的各种破坏性过程。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论的原因：质疑我们表现价值的过程，揭示导致这些价值产生的破坏性过程。
我前面只简略涉及福柯后期的代表作品《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这里值得再说几句，因为它和《性史》一起为接下来的理论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看到，福柯在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认识论如今具有必要性，因为获得某些关键主题的知识非常困难，比如当前的一些价值是如何形成的。这会成为后面理论的标志：获得知识很困难，因为破坏性过程为了强力构建特定价值而干涉知识的获取，结果就是我们需要获取与那些过程相关知识的更加直接的方法。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让取得那种知识的回报更加丰厚了。因为那种知识的获得会带来权力。获得知识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权力，因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所有最初要阻止知识获得的破坏性过程。这种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后来理论的几个关键发展形式的标志。对福柯而言，就如他在《规训与惩罚》里分析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时所充分证明的那样，知识就是权力。而因为这一点，从理论得来的回报——假如那就是关于破坏性过程如何塑造了我们或者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知识——只会更加丰厚。（待续）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發表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