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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清晨5点，我亲爱的父亲姚奠中在家中端坐辞世。在我们深切哀悼父亲之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朱镕基、韩启德、孙家正等人分别对父亲表示了悼念；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发来了唁电；山西省稷山县、运城市和省城太原市各界人士分别为父亲召开了追思会。
感动之余，我反复思考着：在父亲的百岁坎坷经历中，他所选择和坚守的是什么？他的主张和实践有哪些特点？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什么？于是，不揣简陋，我写了这篇小文，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博学为知，不图虚名
上个世纪30年代父亲初中毕业时，就已经树立了承传国学的志向。他认为学习国学全在于自身的努力，以至想放弃中考和高考。在初中老师焦卓然的劝说指导下，他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考上了当时著名的山西省教育学院。后因参加反日学潮被捕并被驱逐出省城太原，只得南下考上了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专。
在无锡国专学习半年后，因仰慕章太炎先生的学行，他又放弃了当时很多人羡慕的无锡国专学籍，转投在太炎先生门下，考取了章先生的研究生。他追求的是学问的精进，是以博学为知，根本没有考虑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有正式的文凭。在章太炎先生高屋建瓴的悉心指导下，父亲深入学习国学，在学会的会刊《制言》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而父亲的书法，从小学时极像赵孟頫，到初中时学习魏碑、上大学后习篆书，入章氏国学会后，在太炎先生的指导下，他又学习《说文解字》、临摹汉碑头，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父亲说，在章太炎先生门下，他才真正了解了学术，走上了治学之路，他的书法也才开阔了眼界。
二、从义为怀，毫不动摇
1937年，日寇进犯，抗战爆发。父亲应同门师兄柏耐冬之邀于1938年初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亲手写下了抗日誓词和激昂慷慨、坚信抗战终能胜利的诗歌：“山河暂改色，宇宙应重晖。慎履坚冰日，潜龙终可飞。”（《柏浦雪》）由于军中腐败，一介书生虽然抗争，却无法扭转局面，他们只得挥泪告别解散的队伍。父亲的长诗《一年记事》“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就纪录了他参加抗日游击队前后的情形。1939年，避难在安徽泗县的父亲，与柏耐冬一起在柏埔镇创办了“菿汉国学讲习班”，招收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他亲手制定了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与学生共勉，带头实行。时年他26岁。
1942年，在安徽大别山，父亲敢于仗义执言，当着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面揭露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队伍军纪涣散、日寇进犯时望风而逃的丑恶行径；拒绝与不思抗战、尸位素餐的达官贵人的合作：“遍野烝黎苦，满朝豺虎尊。谁能屈亮节，趿履向朱门？”（《绝刘真如》）
由于上述种种，20多岁的父亲在当时挺出名。一位时任军队后勤处长的老乡，邀请他一起贩盐，甚至代他出本钱，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有人想请他帮助出售走私表，也被他婉拒。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父亲回到阔别9年的家乡，安葬死于战争期间的爷爷。由于家里的土地一直由原来的长工种着，他就亲手写了赠地契约，将爷爷留给他的9亩8分地赠给了对方。直到几年前受赠者的后代满怀感激地来看望父亲，并且提供了父亲当年写的赠地契约复印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1947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他早已当了多年副教授，工资比较高，且无负担，可他竟没有一点积蓄。他的钱都支援了别人，特别是一些流亡学生。1951年他到山西大学工作，随他一起来山西的学生盛荃生考上了北师大，父亲按月寄钱资助他上学。
上世纪80年代初，被“解放”不久的父亲被评上省里的先进工作者，授奖会上他得到1000元奖金。散会后他转身就把钱捐给了教育基金会。
在大学里，有时能听到或者看到某某导师因为出版著作或稿酬问题，与研究生闹翻了。而父亲却常常会将学生参与编写著作的稿费分给学生，自己分文不取。多少年来，不管哪里有灾难，哪个人需要帮助，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助。
2009年，父亲96岁了，他捐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至今，基金会已经资助了省教育厅组织的60多个国学研究课题、支持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展公益讲座100多场，还资助了很多其他传播国学的活动。
三、承传国学，矢志不渝
早在1936年，父亲登上了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的讲台，并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会刊《制言》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油印《文学史讲义》，从此他就将教育、承传国学作为终生的职业。1938年他在安徽泗县文庙完成了30多万字的《尚书疏证》，1946年，在贵阳师范学院完成了讲义《庄子》印发。令人惋惜的是后三者或毁于战火，或丢失于颠沛流离的旅途。然而，从他现存的36岁以前的几篇文章《书注与读书法》《论治诸子》《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已经可以看出，父亲在当时已经把握和明确了国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
1950年，在贵阳师范学院，父亲被评为三级教授。1951年，怀着报效桑梓的热忱，父亲应邀回到山西大学。肃反、反右、拔白旗、十年浩劫，他反复受打击受迫害，他的工资级别一降再降，成了6级副教授。而在他年富力强的20多年中，甚至被剥夺了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的权利。在这样的境遇中，父亲对工作对学生却从不懈怠，只要让他上讲台，他就焕发出百倍的精神。学生从来看不出他有什么个人的委屈。
比如195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招了专科生，一个班70名学生。父亲白天上完课，晚饭后还要步行几里地去太原6中学生暂住的宿舍，坐在大通铺上给学生辅导。没有人指示和安排，只因学生年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他主动这样做。
再如1972年，还在“文革”中，工农兵学员进校“上、管、改”。无论老教师还是年轻教师，都被斗成了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不知该怎么教，能推就推。父亲服从安排去上课。教材全被批判了，谁敢编？任务又落在父亲头上，他花了很短的时间编了十万字的历史教材。母亲为他担忧，他说，学生来了，需要教材呀。晚上，他还是到宿舍去辅导学生，因为学生参差不齐。上面批判《水浒》的投降主义，他在课堂上却讲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上面讲批林批孔、尊苟批孔，他却讲苟子是儒家学派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历史上儒家和法家既有斗争又有融合，总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而不顾。 建国后大学教育先学苏联后学西方，学科越分越细，人的专业范围越来越窄，不利于国学的继承和传播。对于这种情况，父亲心里着急，但是他也不灰心，只要让他上讲台，他讲课还是尽量以小学为基础，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传播国学。在大学课堂上，他先后讲授过20多门课程；他培养研究生，要求学生先博后约，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再突出研究的重点。
“十年浩劫”结束后，父亲负责学校和省里文科高评委的工作，全国政协开会时，他去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出台让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政策，以改变国学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承传国学的事业。
1978年4月22日，父亲得以平反。时年他已经65岁，他非常激奋：“天回地转开新史，杀羽苍鹰尚可飞。”此后20多年，他给本科生代课、培养研究生、担任系主任、做学校和省里高评委文科组长、兼任第五届第六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元好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中国唐诗研究会等理事、山西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同时还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含主编）20多种。此外，他还为老同事为后进积极联系、出版学术著作。2001年，父亲88岁，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他欣然题辞：“世界中文热，文明文化赊。道延今禹域，魂断古希腊。沧海惊干变，承传总百家。春风从此大，时雨茂繁花”。
直到101岁时，父亲还接受采访，录制了《百岁老人讲国学》专题片；参加海峡两岸百岁老人书艺展，并发表跨海视屏讲话；手书《千字文》长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书以载道，用世为归
父亲称自己的书法为“余事”，还自刻过一枚“余事”闲章。在他看来，书法是一个人学养、天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他的书法不但得益于从小日课300字的功夫，还得益于他“转益多师是吾师”的学习精神，更来源于他的学养和艺术天赋。
更多的时候，他有意将书法作为传承国学的载体，“书以载道”。他曾任中国书协的理事，是中国书协指导委员会委员，但是因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他未能直接参加中国书协的活动，只能在需要时积极送作品予以支持。他先后获得了两项中国书法界的殊荣：中国书协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2010年3月23日，当媒体请父亲作获奖感言时，他说：“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轻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所以我们既要字写得正、写得好，为书坛树立一种正气，又要通过内容，对社会起到推动和谐进步的导向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主张.他不但耐心地辅导每一位上门求教的年轻人，甚至为年轻人讲解中国历代书论，为不少书法家撰写书法集的前言。而父亲本人在创作时，不但选择书体，还选择内容，力求书艺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比如他以隶书写“诸葛亮传评”四条屏；以草书写自作四言诗“壶口瀑布”中堂、自作诗“南京三首横幅”；以行草书《节史记·河渠书·禹抑洪水》四条屏；以大篆写“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己”“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写《老子》《易经》之言；以小篆书写给常在春先生的四条屏以及多幅对联；以行书写《论诗十绝句》《论书十绝句》等。他认为只有选择合适的书体才能更恰当地表达思想内容。
再如他区别对待求字者。当求字者是公务员时，他常常写先秦诸子、先秦史书的名言警句：“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如果是宣传部门干部，他会写“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对商人、企业家，他常写《史记·货殖列传》的内容，如“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或写“秉要执本”“择人任时”；对艺术家他写“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写“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又光辉之谓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父亲晚年时，不但他的书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和喜爱，他认为书法有双重作用的主张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五、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在父亲的百岁人生中，无论穷通，他始终坚持着儒家修齐治平、“达则兼济天下”的核心价值观，如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以及他一生的实践：他年轻时制定的教条；再如他写的多种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他所追求的“以正己为本”的内涵，正像他所写的一幅篆书对联：“充海阔天空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
但父亲的思想又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说。老子庄子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一生服膺《老子》的辩证法，又最爱《庄子》。父亲对庄子的看法，在他所写的多篇关于庄子的文章中，也正如梁归智先生评价父亲1938年《过庄子庙三首》时所说：
“姚先生认为：‘庄子的思想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仍有进步性、甚至革命性的东西。’‘他深刻透彻地批判了现实，为古今所少有。’这才是庄子‘体道超常流’的本质，核心是一个‘怜’字，也就是对‘人间世’之‘放不下’的一腔真情，一颗热心。”
父亲“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情感思路，在第二首开头就发为警句：‘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可谓直捣垓下，石破天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如此超脱而‘寂寞’的寓言卮言，其实只是表象，其所蕴含的内核却是‘多情’，那貌似旷达的‘隐词’和‘高歌’，却是‘感激’和‘哭声’！荒诞奇特的故事，暗示着多么炽烈的对现实人生社会之刻骨铭心的体验！”
正因为此，在困蹇之时，父亲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能够超越自我，站在自然和宇宙的高度，怀着对人世间最炽热的爱，俯视社会俯视人生，畅通达观，笑对苦难。比如在十年浩劫中，他与一些老师被批斗被隔离被强迫干各种重体力活扫厕所、拉平车、泥顶棚、烧锅炉、修大寨田，有的老师挺不住了，生病甚至自杀。当时父亲内心也非常煎熬，住在“牛棚”里，他曾录同门师兄鲁迅先生一首诗，写道：“纵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端闭户听风雨，寥廓江天入梦思”，写出了屡遭迫害、报国无门的无奈和痛苦。但对于各种重体力活，父亲却要尽力干好。他常说，我不是给哪个人干呢，这些事也是需要做的。别人能吃的苦受的累，我为什么不能？
他对于客观世界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当社会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形势有争论时，他提醒道：“宏观看世界，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找差距”；面对迷惘彷徨的年轻人，他会说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他在各种人生境遇中，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坚信中华民族的崛起，“潜龙终可飞”，为民族复兴尽一己之力做着“化”和“育”的工作，宁静致远、宠辱不惊。
父亲留存于世的最后几幅作品，一幅是为台湾孙中山纪念馆题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尺中堂，一幅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六尺条幅，另一幅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四尺中堂。
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酣畅淋漓的笔墨，都表达了他百岁人生的追求和坚持。
感动之余，我反复思考着：在父亲的百岁坎坷经历中，他所选择和坚守的是什么？他的主张和实践有哪些特点？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什么？于是，不揣简陋，我写了这篇小文，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博学为知，不图虚名
上个世纪30年代父亲初中毕业时，就已经树立了承传国学的志向。他认为学习国学全在于自身的努力，以至想放弃中考和高考。在初中老师焦卓然的劝说指导下，他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考上了当时著名的山西省教育学院。后因参加反日学潮被捕并被驱逐出省城太原，只得南下考上了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专。
在无锡国专学习半年后，因仰慕章太炎先生的学行，他又放弃了当时很多人羡慕的无锡国专学籍，转投在太炎先生门下，考取了章先生的研究生。他追求的是学问的精进，是以博学为知，根本没有考虑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有正式的文凭。在章太炎先生高屋建瓴的悉心指导下，父亲深入学习国学，在学会的会刊《制言》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而父亲的书法，从小学时极像赵孟頫，到初中时学习魏碑、上大学后习篆书，入章氏国学会后，在太炎先生的指导下，他又学习《说文解字》、临摹汉碑头，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父亲说，在章太炎先生门下，他才真正了解了学术，走上了治学之路，他的书法也才开阔了眼界。
二、从义为怀，毫不动摇
1937年，日寇进犯，抗战爆发。父亲应同门师兄柏耐冬之邀于1938年初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亲手写下了抗日誓词和激昂慷慨、坚信抗战终能胜利的诗歌：“山河暂改色，宇宙应重晖。慎履坚冰日，潜龙终可飞。”（《柏浦雪》）由于军中腐败，一介书生虽然抗争，却无法扭转局面，他们只得挥泪告别解散的队伍。父亲的长诗《一年记事》“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就纪录了他参加抗日游击队前后的情形。1939年，避难在安徽泗县的父亲，与柏耐冬一起在柏埔镇创办了“菿汉国学讲习班”，招收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他亲手制定了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与学生共勉，带头实行。时年他26岁。
1942年，在安徽大别山，父亲敢于仗义执言，当着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面揭露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队伍军纪涣散、日寇进犯时望风而逃的丑恶行径；拒绝与不思抗战、尸位素餐的达官贵人的合作：“遍野烝黎苦，满朝豺虎尊。谁能屈亮节，趿履向朱门？”（《绝刘真如》）
由于上述种种，20多岁的父亲在当时挺出名。一位时任军队后勤处长的老乡，邀请他一起贩盐，甚至代他出本钱，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有人想请他帮助出售走私表，也被他婉拒。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父亲回到阔别9年的家乡，安葬死于战争期间的爷爷。由于家里的土地一直由原来的长工种着，他就亲手写了赠地契约，将爷爷留给他的9亩8分地赠给了对方。直到几年前受赠者的后代满怀感激地来看望父亲，并且提供了父亲当年写的赠地契约复印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1947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他早已当了多年副教授，工资比较高，且无负担，可他竟没有一点积蓄。他的钱都支援了别人，特别是一些流亡学生。1951年他到山西大学工作，随他一起来山西的学生盛荃生考上了北师大，父亲按月寄钱资助他上学。
上世纪80年代初，被“解放”不久的父亲被评上省里的先进工作者，授奖会上他得到1000元奖金。散会后他转身就把钱捐给了教育基金会。
在大学里，有时能听到或者看到某某导师因为出版著作或稿酬问题，与研究生闹翻了。而父亲却常常会将学生参与编写著作的稿费分给学生，自己分文不取。多少年来，不管哪里有灾难，哪个人需要帮助，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助。
2009年，父亲96岁了，他捐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至今，基金会已经资助了省教育厅组织的60多个国学研究课题、支持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展公益讲座100多场，还资助了很多其他传播国学的活动。
三、承传国学，矢志不渝
早在1936年，父亲登上了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的讲台，并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会刊《制言》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油印《文学史讲义》，从此他就将教育、承传国学作为终生的职业。1938年他在安徽泗县文庙完成了30多万字的《尚书疏证》，1946年，在贵阳师范学院完成了讲义《庄子》印发。令人惋惜的是后三者或毁于战火，或丢失于颠沛流离的旅途。然而，从他现存的36岁以前的几篇文章《书注与读书法》《论治诸子》《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已经可以看出，父亲在当时已经把握和明确了国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
1950年，在贵阳师范学院，父亲被评为三级教授。1951年，怀着报效桑梓的热忱，父亲应邀回到山西大学。肃反、反右、拔白旗、十年浩劫，他反复受打击受迫害，他的工资级别一降再降，成了6级副教授。而在他年富力强的20多年中，甚至被剥夺了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的权利。在这样的境遇中，父亲对工作对学生却从不懈怠，只要让他上讲台，他就焕发出百倍的精神。学生从来看不出他有什么个人的委屈。
比如195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招了专科生，一个班70名学生。父亲白天上完课，晚饭后还要步行几里地去太原6中学生暂住的宿舍，坐在大通铺上给学生辅导。没有人指示和安排，只因学生年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他主动这样做。
再如1972年，还在“文革”中，工农兵学员进校“上、管、改”。无论老教师还是年轻教师，都被斗成了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不知该怎么教，能推就推。父亲服从安排去上课。教材全被批判了，谁敢编？任务又落在父亲头上，他花了很短的时间编了十万字的历史教材。母亲为他担忧，他说，学生来了，需要教材呀。晚上，他还是到宿舍去辅导学生，因为学生参差不齐。上面批判《水浒》的投降主义，他在课堂上却讲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上面讲批林批孔、尊苟批孔，他却讲苟子是儒家学派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历史上儒家和法家既有斗争又有融合，总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而不顾。 建国后大学教育先学苏联后学西方，学科越分越细，人的专业范围越来越窄，不利于国学的继承和传播。对于这种情况，父亲心里着急，但是他也不灰心，只要让他上讲台，他讲课还是尽量以小学为基础，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传播国学。在大学课堂上，他先后讲授过20多门课程；他培养研究生，要求学生先博后约，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再突出研究的重点。
“十年浩劫”结束后，父亲负责学校和省里文科高评委的工作，全国政协开会时，他去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出台让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政策，以改变国学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承传国学的事业。
1978年4月22日，父亲得以平反。时年他已经65岁，他非常激奋：“天回地转开新史，杀羽苍鹰尚可飞。”此后20多年，他给本科生代课、培养研究生、担任系主任、做学校和省里高评委文科组长、兼任第五届第六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元好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中国唐诗研究会等理事、山西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同时还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含主编）20多种。此外，他还为老同事为后进积极联系、出版学术著作。2001年，父亲88岁，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他欣然题辞：“世界中文热，文明文化赊。道延今禹域，魂断古希腊。沧海惊干变，承传总百家。春风从此大，时雨茂繁花”。
直到101岁时，父亲还接受采访，录制了《百岁老人讲国学》专题片；参加海峡两岸百岁老人书艺展，并发表跨海视屏讲话；手书《千字文》长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书以载道，用世为归
父亲称自己的书法为“余事”，还自刻过一枚“余事”闲章。在他看来，书法是一个人学养、天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他的书法不但得益于从小日课300字的功夫，还得益于他“转益多师是吾师”的学习精神，更来源于他的学养和艺术天赋。
更多的时候，他有意将书法作为传承国学的载体，“书以载道”。他曾任中国书协的理事，是中国书协指导委员会委员，但是因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他未能直接参加中国书协的活动，只能在需要时积极送作品予以支持。他先后获得了两项中国书法界的殊荣：中国书协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2010年3月23日，当媒体请父亲作获奖感言时，他说：“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轻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所以我们既要字写得正、写得好，为书坛树立一种正气，又要通过内容，对社会起到推动和谐进步的导向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主张.他不但耐心地辅导每一位上门求教的年轻人，甚至为年轻人讲解中国历代书论，为不少书法家撰写书法集的前言。而父亲本人在创作时，不但选择书体，还选择内容，力求书艺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比如他以隶书写“诸葛亮传评”四条屏；以草书写自作四言诗“壶口瀑布”中堂、自作诗“南京三首横幅”；以行草书《节史记·河渠书·禹抑洪水》四条屏；以大篆写“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己”“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写《老子》《易经》之言；以小篆书写给常在春先生的四条屏以及多幅对联；以行书写《论诗十绝句》《论书十绝句》等。他认为只有选择合适的书体才能更恰当地表达思想内容。
再如他区别对待求字者。当求字者是公务员时，他常常写先秦诸子、先秦史书的名言警句：“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如果是宣传部门干部，他会写“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对商人、企业家，他常写《史记·货殖列传》的内容，如“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或写“秉要执本”“择人任时”；对艺术家他写“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写“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又光辉之谓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父亲晚年时，不但他的书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和喜爱，他认为书法有双重作用的主张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五、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在父亲的百岁人生中，无论穷通，他始终坚持着儒家修齐治平、“达则兼济天下”的核心价值观，如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以及他一生的实践：他年轻时制定的教条；再如他写的多种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他所追求的“以正己为本”的内涵，正像他所写的一幅篆书对联：“充海阔天空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
但父亲的思想又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说。老子庄子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一生服膺《老子》的辩证法，又最爱《庄子》。父亲对庄子的看法，在他所写的多篇关于庄子的文章中，也正如梁归智先生评价父亲1938年《过庄子庙三首》时所说：
“姚先生认为：‘庄子的思想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仍有进步性、甚至革命性的东西。’‘他深刻透彻地批判了现实，为古今所少有。’这才是庄子‘体道超常流’的本质，核心是一个‘怜’字，也就是对‘人间世’之‘放不下’的一腔真情，一颗热心。”
父亲“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情感思路，在第二首开头就发为警句：‘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可谓直捣垓下，石破天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如此超脱而‘寂寞’的寓言卮言，其实只是表象，其所蕴含的内核却是‘多情’，那貌似旷达的‘隐词’和‘高歌’，却是‘感激’和‘哭声’！荒诞奇特的故事，暗示着多么炽烈的对现实人生社会之刻骨铭心的体验！”
正因为此，在困蹇之时，父亲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能够超越自我，站在自然和宇宙的高度，怀着对人世间最炽热的爱，俯视社会俯视人生，畅通达观，笑对苦难。比如在十年浩劫中，他与一些老师被批斗被隔离被强迫干各种重体力活扫厕所、拉平车、泥顶棚、烧锅炉、修大寨田，有的老师挺不住了，生病甚至自杀。当时父亲内心也非常煎熬，住在“牛棚”里，他曾录同门师兄鲁迅先生一首诗，写道：“纵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端闭户听风雨，寥廓江天入梦思”，写出了屡遭迫害、报国无门的无奈和痛苦。但对于各种重体力活，父亲却要尽力干好。他常说，我不是给哪个人干呢，这些事也是需要做的。别人能吃的苦受的累，我为什么不能？
他对于客观世界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当社会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形势有争论时，他提醒道：“宏观看世界，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找差距”；面对迷惘彷徨的年轻人，他会说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他在各种人生境遇中，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坚信中华民族的崛起，“潜龙终可飞”，为民族复兴尽一己之力做着“化”和“育”的工作，宁静致远、宠辱不惊。
父亲留存于世的最后几幅作品，一幅是为台湾孙中山纪念馆题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尺中堂，一幅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六尺条幅，另一幅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四尺中堂。
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酣畅淋漓的笔墨，都表达了他百岁人生的追求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