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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研究近代法国农民的内心世界，多年来史学家已经积累了诸多材料。本文认为近代法国农民主要有两个想象系统：民间故事（童话）和巫术，两者的结构和内容可以相互对照，有相同之处。文章通过分析两方面事例，探讨了当时乡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民俗。
关键词：童话 民间故事 近代法国 巫术 宗教改革 雷蒂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旧制度的最后一个时期，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尼古拉·雷蒂夫留下了对他家乡的生动记录。他来自18世纪勃艮第乡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其《尼古拉先生》和《我父亲的一生》中，法国近代乡村变革前的最后图景详细而珍贵。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一种典型的乡间消遣项目：炉边夜谈。尼古拉写道，晚餐时间和晚上一家人围炉的时候，他的父亲埃德蒙·雷蒂夫垄断了话语权，他常常滔滔不绝地讲话，而全家人则边听边忙自己的活：男孩“削篱笆桩”，女孩“剪麻或纺纱”，母亲做针线。父亲谈论附近地区的道听途说，点评天气和农事，还会朗读《圣经》。有时母亲（难得的识字妇女）也会讲上一会儿，为大家回忆她看过的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传播家长里短。
一 在静止的历史中
无疑，“16-18世纪”这个时间段横跨三个世纪，实在非常宽泛。但是，对于心灵史来说，将这三个世纪放在一起讨论还是合理的。相对于近代法国层出不穷的动荡的政治事件，下层农民们的生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即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所谓的“静止的历史”阶段。从1347年第一次大规模的黑死病到1730年第一次人口和生产力的根本性飞跃之间，法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都处于僵化的停滞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战争、瘟疫、饥荒、宗教改革等事件，但总的来说很少能对农村社会产生根本影响，乡村秩序总是能维持相当的稳定。而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农民们积累着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这一基础产生了共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观念的生命力是惊人的，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随着短暂的时间剧烈变动，它呈现出长久的真实。
这一时期的法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19世纪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前，农业技术和粮食产量停滞了，这一点许多法国学者都有研究，也就是勒华拉杜里所谓的“生态平衡状态”。人口在14-15世纪大幅下降到900万人左右后，又在16-18世纪恢复到1700万人左右，人口数至多浮动在1900万到2000万之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制约着人口增长。
但是，农业还是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温饱。在农村，民众在艰难中挣扎求生存。前面提到的埃德蒙·雷蒂夫家是富裕的农民家庭，拥有50公顷土地，是一般穷苦农民的10倍，财产是他们的25倍或30倍，家长埃德蒙本人两次婚姻共有14个孩子。但即使是这样的家庭，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下田种地，埃德蒙本人尽管“从周六的中午开始，履行法官和村舍领袖的职能”，但“从未停止体力劳动”，直到73岁时在淹水的地里干活染了风寒死去。而当时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粥，裸麦做的黑面包，蔬菜（种类很少变化）。除了过大节日，他们几乎从不吃肉，喝的差不多都是水。农民过的是穷苦、单调和偏狭的生活，他们被幽禁在乡村的小天地里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们的地位，没有钱也没有知识来改良他们的耕作。他们依靠原始的低产量农业技术辛苦耕种，而这些都使得农业技术无从提高。
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很沉重，他们应向领主缴纳租税，这些租税是由习惯法规定的。必须替领主服劳役，也就是在领主的土地上做若干天的无偿劳动。他们还必须使用主人的一切设备，但用这些东西需要付费用。还有一些其他的负担，如过桥税、地税等等。而领主则可以任意地处罚他的领地居民，并且领主把这个权力看做是他一种收入的来源。农民不仅要负担习惯法所规定的费用；还要承担领主或他的代理人利用他们的专断权力强收额外的费用。对于领主和他的代理人的滥用职权，农民没有一种有效的对抗办法；他们甚至不能向任何法庭申诉。有一位13世纪的法律学家说得很明白：“在你和你的农民之间，除了上帝没有别的法官。”而法国大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一直到18世纪都没有改变。
蒙田于1580年路过洛林地区一位亲王的领地时，曾在亲王的带领下探视了被监禁的一个“丑陋畸形的”巫婆，她“长期以来是名声在外的行当中人”。蒙田“尽兴地询问他们”，但“看了证物也听了她不受拘束的忏悔，却并不知道在那老可怜虫身上有什么鬼的踪迹”。他以启蒙主义的思想认为，“我宁可给他们开铁筷子草的药方而不开毒芹……把人活活烧死，那是在让猜测付出高昂代价”，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恶魔的巫术，这些人只是存在精神疾病。
然而，蒙田一看就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却是乡村居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真实，乃至引发了16-17世纪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农民在农村生活中传说着巫师、恶魔和仙子的故事，并想象它们处处影响着自己的生活，带来灾病或是好运。
二 鹅妈妈故事：想象中的时来运转
多数人读到的《小红帽》、《灰姑娘》、《小拇指》、《穿长筒靴的猫》、《睡美人》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都来自于德国的格林兄弟在19世纪搜集整理的《格林童话》，但其实这部故事集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法国民间的口述传统，并被格林兄弟按照德国传统大幅度改写过。早在1679年，法国文人查理·佩罗便从民间的口述传统中，例如他儿子的奶妈那里，取材编写了《鹅妈妈故事集》，《格林童话》中许多故事的早期版本已经存在于其中了。但这还不是最早的，《灰姑娘》1547年就见于记载。而根据保罗·德拉胡、马里·路易斯·特内兹、安蒂·雅恩和斯蒂思·汤普森等民俗学者对法国民俗与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小红帽》有35个版本，《小拇指》有90个版本，《灰姑娘》则有105个版本。它们的传承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主题和一般特征，就如同《伊里亚特》、《奥德赛》在巴尔干半岛的文盲农民中的传承，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它们理解当时的农民：他们为何想象出这样的故事？
《小拇指》是这些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典型，它也是格林童话中《亨赛尔与格莱特》的原始版本。故事讲述了森林中一对贫困的樵夫夫妇，他们挣扎在饥饿中，遂打算抛弃自己的一儿一女。兄妹俩后来被抛弃在大森林里，两人又饿又累，终于发现了一座小屋，里面全是吃的，还有个老太婆招待他们好吃好住。但这个老太婆其实是吃人的妖婆，要把兄妹俩养胖吃掉。但是，在老妖婆烧炉子催促格莱特爬进去的时候，格莱特假装不知怎么进去，诱骗妖婆爬了进去，然后她一下子关紧了炉子把妖婆烧成了灰烬。两个孩子搜罗了妖婆的珍珠和宝石，回到了家人身边，一家子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个故事包含了几个当时民间故事最常见的因素：父母抛弃孩子；对饱餐的强调；诡诈的脱险方式；丰衣足食的美满结局。
佩罗的版本记录道，“这些孩子年纪太小，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有一年收成很不好，饥荒严重得不得了，这一对穷夫妻决心弃养他们的孩子”。这一叙述相当的理所当然，以致故事的最后孩子们仍然兴高采烈地回到父母身边，仿佛抛弃从未发生过，这些都反应了抛弃子女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是多么平常。佩罗于1690年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17世纪人口危机恶化的高峰，“瘟疫和饥荒夺走了法国北部十分之一的人口，穷苦人家吃的是皮革制造商弃置在街道的内脏，尸体的嘴巴还含着杂草，母亲遗弃养不起的婴儿，任由他们罹病、等死”。因此，《小拇指》中的父母抛弃孩子，是当时农民渡过难关的一种方式的真实写照。除了遗弃，农民们还将孩子卖给来历不明的人换钱，如著名的《莴苣姑娘》中的中父母把女儿卖给巫婆；许多故事中还出现了杀婴和虐待儿童（尤其是继母不给孩子吃的）的情节，甚至在《我妈妈杀我，我爸爸吃我》中，母亲把儿子剁碎煮熟，让女儿端给父亲吃。
这里展现了一个恐怖野蛮的世界。实际上，当农民们在夜晚的炉边一边劳作一边闲谈的时候，他们本来就不是在给小孩子编故事。他们是想在辛苦劳作、饥寒交迫、饱受欺压的生活中寻求一些慰藉。从这些故事里很容易看出他们想象的重点：吃。吃永远是这些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在《小拇指》中，孩子们在森林里跋涉了很久，终于看见了一栋房子，那栋房子从屋顶到窗子都是可以吃的，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大嚼起来，之后还到屋子里去继续美餐。而老妖婆抓孩子的目的也是吃了他们。《我妈妈杀我，我爸爸吃我》中的母亲煮了儿子也是给丈夫吃，可见，那时的民众为了填饱肚子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在《魔鬼和马蹄铁将》（《格林童话·赌徒汉斯》）中，圣彼得显灵，要满足穷困的退役军人任何愿望，而这个军人要求的不是上天堂，也不是变成百万富翁，而是一顿大餐——在这个故事的众多其他版本中，“大餐”的内容不外乎是：“白面包和一只鸡”；“葡萄干甜卷面包、一根香肠和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酒”；“永远有面包可吃”，等等。灰姑娘在得到王子后，可以变出一桌子菜肴，随便吃什么都行，吃到撑肚皮——这仍是农民的向往。
由此可见，农民们的想象极具现实性。他们的愿望从不虚无缥缈，吃饱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愿望，也是他们在想象世界遨游的时候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这说明吃饱、吃到没有胃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几乎不可能的。哪怕是白面包和酒这样简单的食物，对他们来说也是奢侈的！而且他们描述不出食物的细节，也再想象不出什么更高级的食品了，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根据雷蒂夫对他的家庭的描述，富裕的一家之主埃德蒙一天中营养价值最高的晚餐也常常只是“一个新鲜鸡蛋，大约4盎司的（白）面包，再加上两杯上好的成酿葡萄酒”，那么贫农们的饮食情况就不难想象了。
除了吃的愿望，打败强权的渴望也很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们想象中的得胜方式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巧妙施展诡计，最后以弱胜强，就如同上面谈到的格莱特诱骗妖婆爬进火炉——这是个典型情节。在《法师的学徒》中，穷人家的男孩屡次骗取魔鬼的金钱给父亲，和魔鬼斗智斗勇，施展变形法术，最后魔鬼变成小鸡要吃掉男孩变的米粒，而男孩则突然变成狐狸吃掉了小鸡，赢得了胜利。而在一些版本中，迫害男孩的不是魔鬼，而是领主，最后仆人吃了主人。这样一来，故事的社会评论意味就很明显了：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小人物智取大人物，受尽压迫的穷人突然间摆脱了束缚。在《灰姑娘》、《小约翰》、《小红帽》等众多故事中，穷苦弱小的主角都是或者依靠诡计、或者得到仙女之类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奇迹般惩治了恶势力，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近代化缓慢起步，但对于法国这一时期的乡村农民仍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记录。随着20世纪历史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壮大，历史学家日益致力于发掘新的史料，并以新的视角去了解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人们逐渐发现，在那些过去不受重视的乡野闲谈和一向被认为是纯属虚构、仅供娱乐的故事中，恰恰隐藏着这些农民祖祖辈辈心灵世界的秘密。考察这些史料，会发现每个细节都有其意义。虽然没有历史学家能宣称农民的心灵史可以完全借助这些史料被复原，但至少通过揭开这层幕布，我们可以窥见部分真实，因为这些民间故事可以说是农民自身生活的一面镜子。
注：本文系2010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16-19世纪法国农民的心灵世界：从巴尔扎克作品看近代法国乡村民俗”系列论文之一。
参考文献：
[1] [法]蒙田，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历史学家的思想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张玉秀，女，1961—，河南开封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曹然，女，1986—，吉林长春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现代史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欧洲现代史。
关键词：童话 民间故事 近代法国 巫术 宗教改革 雷蒂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旧制度的最后一个时期，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尼古拉·雷蒂夫留下了对他家乡的生动记录。他来自18世纪勃艮第乡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其《尼古拉先生》和《我父亲的一生》中，法国近代乡村变革前的最后图景详细而珍贵。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一种典型的乡间消遣项目：炉边夜谈。尼古拉写道，晚餐时间和晚上一家人围炉的时候，他的父亲埃德蒙·雷蒂夫垄断了话语权，他常常滔滔不绝地讲话，而全家人则边听边忙自己的活：男孩“削篱笆桩”，女孩“剪麻或纺纱”，母亲做针线。父亲谈论附近地区的道听途说，点评天气和农事，还会朗读《圣经》。有时母亲（难得的识字妇女）也会讲上一会儿，为大家回忆她看过的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传播家长里短。
一 在静止的历史中
无疑，“16-18世纪”这个时间段横跨三个世纪，实在非常宽泛。但是，对于心灵史来说，将这三个世纪放在一起讨论还是合理的。相对于近代法国层出不穷的动荡的政治事件，下层农民们的生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即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所谓的“静止的历史”阶段。从1347年第一次大规模的黑死病到1730年第一次人口和生产力的根本性飞跃之间，法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都处于僵化的停滞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战争、瘟疫、饥荒、宗教改革等事件，但总的来说很少能对农村社会产生根本影响，乡村秩序总是能维持相当的稳定。而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农民们积累着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这一基础产生了共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观念的生命力是惊人的，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随着短暂的时间剧烈变动，它呈现出长久的真实。
这一时期的法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19世纪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前，农业技术和粮食产量停滞了，这一点许多法国学者都有研究，也就是勒华拉杜里所谓的“生态平衡状态”。人口在14-15世纪大幅下降到900万人左右后，又在16-18世纪恢复到1700万人左右，人口数至多浮动在1900万到2000万之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制约着人口增长。
但是，农业还是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温饱。在农村，民众在艰难中挣扎求生存。前面提到的埃德蒙·雷蒂夫家是富裕的农民家庭，拥有50公顷土地，是一般穷苦农民的10倍，财产是他们的25倍或30倍，家长埃德蒙本人两次婚姻共有14个孩子。但即使是这样的家庭，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下田种地，埃德蒙本人尽管“从周六的中午开始，履行法官和村舍领袖的职能”，但“从未停止体力劳动”，直到73岁时在淹水的地里干活染了风寒死去。而当时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粥，裸麦做的黑面包，蔬菜（种类很少变化）。除了过大节日，他们几乎从不吃肉，喝的差不多都是水。农民过的是穷苦、单调和偏狭的生活，他们被幽禁在乡村的小天地里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们的地位，没有钱也没有知识来改良他们的耕作。他们依靠原始的低产量农业技术辛苦耕种，而这些都使得农业技术无从提高。
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很沉重，他们应向领主缴纳租税，这些租税是由习惯法规定的。必须替领主服劳役，也就是在领主的土地上做若干天的无偿劳动。他们还必须使用主人的一切设备，但用这些东西需要付费用。还有一些其他的负担，如过桥税、地税等等。而领主则可以任意地处罚他的领地居民，并且领主把这个权力看做是他一种收入的来源。农民不仅要负担习惯法所规定的费用；还要承担领主或他的代理人利用他们的专断权力强收额外的费用。对于领主和他的代理人的滥用职权，农民没有一种有效的对抗办法；他们甚至不能向任何法庭申诉。有一位13世纪的法律学家说得很明白：“在你和你的农民之间，除了上帝没有别的法官。”而法国大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一直到18世纪都没有改变。
蒙田于1580年路过洛林地区一位亲王的领地时，曾在亲王的带领下探视了被监禁的一个“丑陋畸形的”巫婆，她“长期以来是名声在外的行当中人”。蒙田“尽兴地询问他们”，但“看了证物也听了她不受拘束的忏悔，却并不知道在那老可怜虫身上有什么鬼的踪迹”。他以启蒙主义的思想认为，“我宁可给他们开铁筷子草的药方而不开毒芹……把人活活烧死，那是在让猜测付出高昂代价”，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恶魔的巫术，这些人只是存在精神疾病。
然而，蒙田一看就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却是乡村居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真实，乃至引发了16-17世纪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农民在农村生活中传说着巫师、恶魔和仙子的故事，并想象它们处处影响着自己的生活，带来灾病或是好运。
二 鹅妈妈故事：想象中的时来运转
多数人读到的《小红帽》、《灰姑娘》、《小拇指》、《穿长筒靴的猫》、《睡美人》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都来自于德国的格林兄弟在19世纪搜集整理的《格林童话》，但其实这部故事集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法国民间的口述传统，并被格林兄弟按照德国传统大幅度改写过。早在1679年，法国文人查理·佩罗便从民间的口述传统中，例如他儿子的奶妈那里，取材编写了《鹅妈妈故事集》，《格林童话》中许多故事的早期版本已经存在于其中了。但这还不是最早的，《灰姑娘》1547年就见于记载。而根据保罗·德拉胡、马里·路易斯·特内兹、安蒂·雅恩和斯蒂思·汤普森等民俗学者对法国民俗与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小红帽》有35个版本，《小拇指》有90个版本，《灰姑娘》则有105个版本。它们的传承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主题和一般特征，就如同《伊里亚特》、《奥德赛》在巴尔干半岛的文盲农民中的传承，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它们理解当时的农民：他们为何想象出这样的故事？
《小拇指》是这些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典型，它也是格林童话中《亨赛尔与格莱特》的原始版本。故事讲述了森林中一对贫困的樵夫夫妇，他们挣扎在饥饿中，遂打算抛弃自己的一儿一女。兄妹俩后来被抛弃在大森林里，两人又饿又累，终于发现了一座小屋，里面全是吃的，还有个老太婆招待他们好吃好住。但这个老太婆其实是吃人的妖婆，要把兄妹俩养胖吃掉。但是，在老妖婆烧炉子催促格莱特爬进去的时候，格莱特假装不知怎么进去，诱骗妖婆爬了进去，然后她一下子关紧了炉子把妖婆烧成了灰烬。两个孩子搜罗了妖婆的珍珠和宝石，回到了家人身边，一家子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个故事包含了几个当时民间故事最常见的因素：父母抛弃孩子；对饱餐的强调；诡诈的脱险方式；丰衣足食的美满结局。
佩罗的版本记录道，“这些孩子年纪太小，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有一年收成很不好，饥荒严重得不得了，这一对穷夫妻决心弃养他们的孩子”。这一叙述相当的理所当然，以致故事的最后孩子们仍然兴高采烈地回到父母身边，仿佛抛弃从未发生过，这些都反应了抛弃子女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是多么平常。佩罗于1690年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17世纪人口危机恶化的高峰，“瘟疫和饥荒夺走了法国北部十分之一的人口，穷苦人家吃的是皮革制造商弃置在街道的内脏，尸体的嘴巴还含着杂草，母亲遗弃养不起的婴儿，任由他们罹病、等死”。因此，《小拇指》中的父母抛弃孩子，是当时农民渡过难关的一种方式的真实写照。除了遗弃，农民们还将孩子卖给来历不明的人换钱，如著名的《莴苣姑娘》中的中父母把女儿卖给巫婆；许多故事中还出现了杀婴和虐待儿童（尤其是继母不给孩子吃的）的情节，甚至在《我妈妈杀我，我爸爸吃我》中，母亲把儿子剁碎煮熟，让女儿端给父亲吃。
这里展现了一个恐怖野蛮的世界。实际上，当农民们在夜晚的炉边一边劳作一边闲谈的时候，他们本来就不是在给小孩子编故事。他们是想在辛苦劳作、饥寒交迫、饱受欺压的生活中寻求一些慰藉。从这些故事里很容易看出他们想象的重点：吃。吃永远是这些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在《小拇指》中，孩子们在森林里跋涉了很久，终于看见了一栋房子，那栋房子从屋顶到窗子都是可以吃的，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大嚼起来，之后还到屋子里去继续美餐。而老妖婆抓孩子的目的也是吃了他们。《我妈妈杀我，我爸爸吃我》中的母亲煮了儿子也是给丈夫吃，可见，那时的民众为了填饱肚子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在《魔鬼和马蹄铁将》（《格林童话·赌徒汉斯》）中，圣彼得显灵，要满足穷困的退役军人任何愿望，而这个军人要求的不是上天堂，也不是变成百万富翁，而是一顿大餐——在这个故事的众多其他版本中，“大餐”的内容不外乎是：“白面包和一只鸡”；“葡萄干甜卷面包、一根香肠和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酒”；“永远有面包可吃”，等等。灰姑娘在得到王子后，可以变出一桌子菜肴，随便吃什么都行，吃到撑肚皮——这仍是农民的向往。
由此可见，农民们的想象极具现实性。他们的愿望从不虚无缥缈，吃饱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愿望，也是他们在想象世界遨游的时候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这说明吃饱、吃到没有胃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几乎不可能的。哪怕是白面包和酒这样简单的食物，对他们来说也是奢侈的！而且他们描述不出食物的细节，也再想象不出什么更高级的食品了，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根据雷蒂夫对他的家庭的描述，富裕的一家之主埃德蒙一天中营养价值最高的晚餐也常常只是“一个新鲜鸡蛋，大约4盎司的（白）面包，再加上两杯上好的成酿葡萄酒”，那么贫农们的饮食情况就不难想象了。
除了吃的愿望，打败强权的渴望也很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们想象中的得胜方式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巧妙施展诡计，最后以弱胜强，就如同上面谈到的格莱特诱骗妖婆爬进火炉——这是个典型情节。在《法师的学徒》中，穷人家的男孩屡次骗取魔鬼的金钱给父亲，和魔鬼斗智斗勇，施展变形法术，最后魔鬼变成小鸡要吃掉男孩变的米粒，而男孩则突然变成狐狸吃掉了小鸡，赢得了胜利。而在一些版本中，迫害男孩的不是魔鬼，而是领主，最后仆人吃了主人。这样一来，故事的社会评论意味就很明显了：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小人物智取大人物，受尽压迫的穷人突然间摆脱了束缚。在《灰姑娘》、《小约翰》、《小红帽》等众多故事中，穷苦弱小的主角都是或者依靠诡计、或者得到仙女之类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奇迹般惩治了恶势力，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近代化缓慢起步，但对于法国这一时期的乡村农民仍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记录。随着20世纪历史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壮大，历史学家日益致力于发掘新的史料，并以新的视角去了解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人们逐渐发现，在那些过去不受重视的乡野闲谈和一向被认为是纯属虚构、仅供娱乐的故事中，恰恰隐藏着这些农民祖祖辈辈心灵世界的秘密。考察这些史料，会发现每个细节都有其意义。虽然没有历史学家能宣称农民的心灵史可以完全借助这些史料被复原，但至少通过揭开这层幕布，我们可以窥见部分真实，因为这些民间故事可以说是农民自身生活的一面镜子。
注：本文系2010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16-19世纪法国农民的心灵世界：从巴尔扎克作品看近代法国乡村民俗”系列论文之一。
参考文献：
[1] [法]蒙田，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历史学家的思想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张玉秀，女，1961—，河南开封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曹然，女，1986—，吉林长春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现代史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欧洲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