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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的国人留日浪潮是中国人日本观转变的结果，也促进了国人对日本的进一步了解。这股潮流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历史，怎样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怎样看待日本人及其文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清末;日本观;留日;影响;反思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178-02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日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国人也日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人们睁眼看世界，在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向纷纷留学外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等。而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其明治维新后的成就使中国人好奇不已。于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从1896到1937年42你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络绎不绝，人数有时高达八千，总数约计五万，由此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留日浪潮。目前，史学界对近代国人留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留日学生或日本老师的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而本文作者将另辟蹊径，从中国人的日本观转变和中国近代出现留日高潮的关系入手进行梳理分析，并考察它对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对留日浪潮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另外，联系今日中日关系，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怎样对待日本及其文化，怎样处理中日关系等问题。
一、近代中国人日本观转变
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转变的，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学习的榜样，而中国也始终把日本视为朝贡国、“蕞尔小国”和“东夷”。历代正史都把日本放入《东夷传》中。国名是从《旧唐书》开始称日本的，在此之前是称“倭”。在中国人印象中日本人是愚昧尚未开化的。
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列强用枪炮从“闭关自守”中打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和日本在琉球、台湾的冲突更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惊愕之余重新打量身边的蛮夷之国。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向各国派遣代表，进行建立国交的干涉。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首任公使柳前光赴任北京。1877年何如璋做中国公使首次赴任日本，随行的有张斯桂、黄遵宪等。他们主要对日本的风俗和物产进行了整体感受，认为日本人好清洁与风雅，认为日本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又背叛了中国文化。而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文化制度的做法，知识分子的看法却不尽一致，主要分为支持并积极引进和反感并消极抵制两派。积极宣扬明治维新成果的人中黄遵宪是重要代表之一。他在1887年完成《日本国志》，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史，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在该书的凡例中指出：“（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黄遵宪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悉从西法”“无一不取法于泰西”的情况，期望日本的改革能对中国有所启发和借鉴。然而，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千年来中国对日本居高临下施舍者的心态使之难以全面地认识到日本的变化。所以，站在守旧立场上否定明治维新的也大有人在。何如璋就在《使东述略》中说日本：“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 泰西为式。而遗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习、谈汉学、硁硁以旧俗自守者，足矜已！”他平日以遗老逸民为友的，对旧俗充满了留恋之情。
不过，中国人日本观真正发生转变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尽管清朝有洋务运动多年的经营，但终究败给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日本，良父遭“儿辈”的打，这对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羞辱。当然，恶劣的现实环境并没有使国人自甘堕落，于是到日本去探讨富国强兵的秘诀也成了忍辱负重的必然之举。
二、国人留日浪潮兴起
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危机加深，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而日本迅速强盛更与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日本强盛的原因，人们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其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但都主张了解日本并向它学习从而使中国强盛起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这个意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学成而归国，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他还举例这样做的好处，如路近费省;中东情势、风俗相近;西书甚繁，取径于东洋，则力省速效等。康有为也提出;“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事实上，当时有识之士把出国留学作为民族救亡图存的途径之一了。《云南杂志》有一篇文章甚至大声疾呼：“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而正如张之洞所分析的留学日本较欧美等国家更省钱，更有利于效仿，所以很多自费留学生纷纷选择日本为目的地。有研究显示，留学日本的人数近于留学其他各国人数总和的二倍！
清廷自1901年后大力提倡留学并诱以官职。1903年朝廷颁发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留日归国学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学堂毕业并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凡由高等学堂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取;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取;…… ”对于那些自费留学者，也规定凡学有成效“有优等凭照者”，经过回国复试，一律分等级赐与出身，赏与官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留学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另一方面，日本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培植亲日势力，也积极争取中国人留学日本。于是，从1903年之后，中国出现了留日热。
由此可知，这些年间留日中国人数呈抛物线，尤以1906年达到顶峰。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把1898到1907年的中日关系称为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中日两国彼此共同利用，而中国人留学日本高潮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三、中国留日学生活动
赴日留学的主要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主，但也有六、七十岁的老翁和十来岁的幼童，另外也有缠足的妇女和举人、进士等官绅。他们留学日本，行为处事上难免受日本文化熏陶，然而面对日本日益加剧的侵华政策既恨又痛又感伤，即恨日本之侵略，痛祖国之落后，感伤第二故乡之爱恨不得。由此，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
根据李喜所分析，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大特点：第一，学习科目的广泛性，包括所有的学科;第二，随着“完美的中国秩序”观念的崩溃，极受社会科学和文学吸引，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第三，由于受新政政策影响，为了寻求高官厚禄的捷径，法政、军事成了当时热门的学科;第四，留日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许多学生只想尽快取得证书，回国求职。而这也体现了留日生和留学欧美学生的差别。即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留美、留欧学生，除留法勤工俭学和留苏外，主要成就在科技，而留日学生主要成就在政治、军事和外交。这和留日学生的特点是相关的。
具体来讲，留日生分官费和自费两种，除少数富家子弟留学仅为了娱乐度日，多数学生抱着救国的心情。留学生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明举止。他们穿上“新制的洋服，卷起辫发，戴上帽子，穿上皮鞋，一身学生新装，判若两人，喜不自禁”在日本他们多也用功学习，鲁迅就回忆说他们这些人一到日本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留日学生受日本尚武精神的影响，非常注重体育锻炼，组织并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一位留日生在日记中讲：“下午同友人至上野看樱花，花盛开，艳丽香酣，颇足悦目快心，游女如云，有散步者，有坐矮椅上品茶者，更有种种游戏，点缀其间，雅俗共赏。”可见，中国留学生对日本文化、自然美景还是无比热爱的。
那么，这些留日学生又从事什么职业呢？这些职业和日本文化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由于留日学生多关心中国政治和国家命运，所以他们多成了“革命家、军事家、冒险家和新文化的闯将”。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文学健将、军事将领许多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梁启超、孙中山、秋瑾、鲁迅、蔡锷等等，不甚累举。首先，在政治上，各政治人物多把日本作为政治角逐上的根据地和避难所，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黄兴都在日本留下了活动的身影，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或革命。其次，在文化上，留日学生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书籍来引进日本文化，大量翻译日本图书来寻求新的救国良方成为时代之潮流。在这种形势下，1900年译书汇编社成立，1902年湖南编译社成立，1903年国学社成立，另外也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社等翻译机构也纷纷成立。留日学生也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基本骨干。像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也是如此。而这些人中许多是从外学外的科目转向文学的。如鲁迅、郭沫若原是学医的，周作人是学海军的，郁达夫是学法制经济的等等，而他们都转向了文学领域。而这与他们受日本文化影响有关的。1885年日本《小说神髓》发表提倡写实主义创作，打破文学的旧观念;1901年日本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小学教科书采取言、文一致的方针。而这也刺激了留日学生从事文学事业。再次，在军事上，蒋方震、蔡锷、张孝准在士官学校留学时就有“中国三杰”之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舒新城感慨说：“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焉！”这里所指北洋军阀。而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变，但留日学生出身的军事方面骨干比例依旧不少。
由此可知，日本文化影响着留日学生也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军事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事，留日学生并没有像许多求学欧美的学生那样对所留学国家产生无限赞美之情，留日者大多也是反日的！他们所以反日主要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以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然而，由于受日本先进文化的熏陶以及对日本自然风光的喜爱，留日学生对日本又有着难以割舍的对第二故乡的依恋之情。于是有了对日本的又爱又恨的感情。留日十年的郁达夫就这样写道：“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意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而鲁迅、周作人等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此，日本在中国人的心中已不是蒙昧的蛮荒之地了，而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爱恨纠结的梦魇。
四、评价与反思
清末以来中国出现留学日本的浪潮，是中国人的日本观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民族生死存亡之时的必然选择。留日人士在中国近代舞台上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中国人日本观的历史，从古代中国视日本为蕞尔小国到近代学习日本先进文化制度等再到抗战后对日本法西斯的声讨，对日本民族劣根性的审问。当我们闭目塞听的时候，我们终究挨打;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学习外国文化的时候，成功的喜悦和侵略的苦恼相继而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日本文化，怎样看待日本，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伤害是深重的。然而，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并不只有日本侵略过中国，许多西方列强都曾鱼肉我国人民，可为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国人民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依旧甚底？本文探讨清末中国留学日本浪潮兴起的重要背景——中国人日本观的转变、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深层次了解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而其中心还是如何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看待乃至利用先进文化的问题。谈到日本，我们马上会想到樱花和武士道，然后是侵华战争或靖国神社。惊叹、忧伤、愤恨、焦虑等表情或许会在中国人脸上复杂地纠结。在此，我以为我们面对日本文化时不应该妄自尊大也不该盲目排斥或无端恐惧，而是正视它，深入了解它。这也是近代以来留日浪潮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406-1407页。
[2]空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第30页。
[3][日]尾藤正英等：《日中文化比较论》，王家骅译，韦坚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4]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见凡例。
[5]《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按“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语。
[6]《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
[7]《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0页。
[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875页。
[9]孔繁岭、申在文：《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5期，第6-10页。
[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关键词：清末;日本观;留日;影响;反思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178-02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日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国人也日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人们睁眼看世界，在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向纷纷留学外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等。而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其明治维新后的成就使中国人好奇不已。于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从1896到1937年42你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络绎不绝，人数有时高达八千，总数约计五万，由此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留日浪潮。目前，史学界对近代国人留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留日学生或日本老师的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而本文作者将另辟蹊径，从中国人的日本观转变和中国近代出现留日高潮的关系入手进行梳理分析，并考察它对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对留日浪潮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另外，联系今日中日关系，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怎样对待日本及其文化，怎样处理中日关系等问题。
一、近代中国人日本观转变
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转变的，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学习的榜样，而中国也始终把日本视为朝贡国、“蕞尔小国”和“东夷”。历代正史都把日本放入《东夷传》中。国名是从《旧唐书》开始称日本的，在此之前是称“倭”。在中国人印象中日本人是愚昧尚未开化的。
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列强用枪炮从“闭关自守”中打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和日本在琉球、台湾的冲突更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惊愕之余重新打量身边的蛮夷之国。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向各国派遣代表，进行建立国交的干涉。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首任公使柳前光赴任北京。1877年何如璋做中国公使首次赴任日本，随行的有张斯桂、黄遵宪等。他们主要对日本的风俗和物产进行了整体感受，认为日本人好清洁与风雅，认为日本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又背叛了中国文化。而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文化制度的做法，知识分子的看法却不尽一致，主要分为支持并积极引进和反感并消极抵制两派。积极宣扬明治维新成果的人中黄遵宪是重要代表之一。他在1887年完成《日本国志》，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史，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在该书的凡例中指出：“（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黄遵宪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悉从西法”“无一不取法于泰西”的情况，期望日本的改革能对中国有所启发和借鉴。然而，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千年来中国对日本居高临下施舍者的心态使之难以全面地认识到日本的变化。所以，站在守旧立场上否定明治维新的也大有人在。何如璋就在《使东述略》中说日本：“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 泰西为式。而遗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习、谈汉学、硁硁以旧俗自守者，足矜已！”他平日以遗老逸民为友的，对旧俗充满了留恋之情。
不过，中国人日本观真正发生转变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尽管清朝有洋务运动多年的经营，但终究败给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日本，良父遭“儿辈”的打，这对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羞辱。当然，恶劣的现实环境并没有使国人自甘堕落，于是到日本去探讨富国强兵的秘诀也成了忍辱负重的必然之举。
二、国人留日浪潮兴起
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危机加深，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而日本迅速强盛更与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日本强盛的原因，人们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其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但都主张了解日本并向它学习从而使中国强盛起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这个意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学成而归国，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他还举例这样做的好处，如路近费省;中东情势、风俗相近;西书甚繁，取径于东洋，则力省速效等。康有为也提出;“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事实上，当时有识之士把出国留学作为民族救亡图存的途径之一了。《云南杂志》有一篇文章甚至大声疾呼：“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而正如张之洞所分析的留学日本较欧美等国家更省钱，更有利于效仿，所以很多自费留学生纷纷选择日本为目的地。有研究显示，留学日本的人数近于留学其他各国人数总和的二倍！
清廷自1901年后大力提倡留学并诱以官职。1903年朝廷颁发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留日归国学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学堂毕业并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凡由高等学堂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取;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取;…… ”对于那些自费留学者，也规定凡学有成效“有优等凭照者”，经过回国复试，一律分等级赐与出身，赏与官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留学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另一方面，日本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培植亲日势力，也积极争取中国人留学日本。于是，从1903年之后，中国出现了留日热。
由此可知，这些年间留日中国人数呈抛物线，尤以1906年达到顶峰。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把1898到1907年的中日关系称为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中日两国彼此共同利用，而中国人留学日本高潮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三、中国留日学生活动
赴日留学的主要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主，但也有六、七十岁的老翁和十来岁的幼童，另外也有缠足的妇女和举人、进士等官绅。他们留学日本，行为处事上难免受日本文化熏陶，然而面对日本日益加剧的侵华政策既恨又痛又感伤，即恨日本之侵略，痛祖国之落后，感伤第二故乡之爱恨不得。由此，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
根据李喜所分析，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大特点：第一，学习科目的广泛性，包括所有的学科;第二，随着“完美的中国秩序”观念的崩溃，极受社会科学和文学吸引，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第三，由于受新政政策影响，为了寻求高官厚禄的捷径，法政、军事成了当时热门的学科;第四，留日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许多学生只想尽快取得证书，回国求职。而这也体现了留日生和留学欧美学生的差别。即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留美、留欧学生，除留法勤工俭学和留苏外，主要成就在科技，而留日学生主要成就在政治、军事和外交。这和留日学生的特点是相关的。
具体来讲，留日生分官费和自费两种，除少数富家子弟留学仅为了娱乐度日，多数学生抱着救国的心情。留学生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明举止。他们穿上“新制的洋服，卷起辫发，戴上帽子，穿上皮鞋，一身学生新装，判若两人，喜不自禁”在日本他们多也用功学习，鲁迅就回忆说他们这些人一到日本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留日学生受日本尚武精神的影响，非常注重体育锻炼，组织并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一位留日生在日记中讲：“下午同友人至上野看樱花，花盛开，艳丽香酣，颇足悦目快心，游女如云，有散步者，有坐矮椅上品茶者，更有种种游戏，点缀其间，雅俗共赏。”可见，中国留学生对日本文化、自然美景还是无比热爱的。
那么，这些留日学生又从事什么职业呢？这些职业和日本文化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由于留日学生多关心中国政治和国家命运，所以他们多成了“革命家、军事家、冒险家和新文化的闯将”。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文学健将、军事将领许多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梁启超、孙中山、秋瑾、鲁迅、蔡锷等等，不甚累举。首先，在政治上，各政治人物多把日本作为政治角逐上的根据地和避难所，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黄兴都在日本留下了活动的身影，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或革命。其次，在文化上，留日学生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书籍来引进日本文化，大量翻译日本图书来寻求新的救国良方成为时代之潮流。在这种形势下，1900年译书汇编社成立，1902年湖南编译社成立，1903年国学社成立，另外也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社等翻译机构也纷纷成立。留日学生也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基本骨干。像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也是如此。而这些人中许多是从外学外的科目转向文学的。如鲁迅、郭沫若原是学医的，周作人是学海军的，郁达夫是学法制经济的等等，而他们都转向了文学领域。而这与他们受日本文化影响有关的。1885年日本《小说神髓》发表提倡写实主义创作，打破文学的旧观念;1901年日本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小学教科书采取言、文一致的方针。而这也刺激了留日学生从事文学事业。再次，在军事上，蒋方震、蔡锷、张孝准在士官学校留学时就有“中国三杰”之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舒新城感慨说：“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焉！”这里所指北洋军阀。而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变，但留日学生出身的军事方面骨干比例依旧不少。
由此可知，日本文化影响着留日学生也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军事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事，留日学生并没有像许多求学欧美的学生那样对所留学国家产生无限赞美之情，留日者大多也是反日的！他们所以反日主要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以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然而，由于受日本先进文化的熏陶以及对日本自然风光的喜爱，留日学生对日本又有着难以割舍的对第二故乡的依恋之情。于是有了对日本的又爱又恨的感情。留日十年的郁达夫就这样写道：“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意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而鲁迅、周作人等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此，日本在中国人的心中已不是蒙昧的蛮荒之地了，而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爱恨纠结的梦魇。
四、评价与反思
清末以来中国出现留学日本的浪潮，是中国人的日本观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民族生死存亡之时的必然选择。留日人士在中国近代舞台上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中国人日本观的历史，从古代中国视日本为蕞尔小国到近代学习日本先进文化制度等再到抗战后对日本法西斯的声讨，对日本民族劣根性的审问。当我们闭目塞听的时候，我们终究挨打;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学习外国文化的时候，成功的喜悦和侵略的苦恼相继而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日本文化，怎样看待日本，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伤害是深重的。然而，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并不只有日本侵略过中国，许多西方列强都曾鱼肉我国人民，可为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国人民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依旧甚底？本文探讨清末中国留学日本浪潮兴起的重要背景——中国人日本观的转变、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深层次了解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而其中心还是如何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看待乃至利用先进文化的问题。谈到日本，我们马上会想到樱花和武士道，然后是侵华战争或靖国神社。惊叹、忧伤、愤恨、焦虑等表情或许会在中国人脸上复杂地纠结。在此，我以为我们面对日本文化时不应该妄自尊大也不该盲目排斥或无端恐惧，而是正视它，深入了解它。这也是近代以来留日浪潮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406-1407页。
[2]空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第30页。
[3][日]尾藤正英等：《日中文化比较论》，王家骅译，韦坚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4]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见凡例。
[5]《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按“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语。
[6]《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
[7]《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0页。
[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875页。
[9]孔繁岭、申在文：《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5期，第6-10页。
[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