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团法人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与文讯杂志社合作共同推动的“2001～2015华文长篇小说20部”票选活动已于日前完成。作为“小说引力：华文国际互联平台”中的首发活动，台湾长篇小说推荐作品的产生是相当慎重的，它先由《文讯》审慎地统计整理出2001～2015年间出版的404部小说资料，提供五位学者专家就此初步筛选出101部作为票选基础，再由各世代作家、学者、编辑、出版专业人士共同投票，循此产生最后的推荐书单。事实上，票选机制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此一推荐书单可视为专业读者与作者书写对话协商的结果，各部小说的文学表现与文学史意义，未必完全能由它的得票多寡来反映，但票选结果，应该还是相当程度地体现了现阶段台湾文学发展、接受与题材品味的变化情形。观察其中所透露的讯息，或可让我们对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长篇）小说走向，有较为总体性的了解。
　　初步看来，在文学市场日益萎缩、文学阅读人口成长不易的今天，近十五年来仍有数百部长篇小说问世，无疑是相当令人振奋的。长篇小说是时间精力与创作能量的持久战，作者们的用心及坚持精神令人感佩。初选阶段，已可看出投入写作者，年龄层分布于不同世代。前10名与前30名的作品，大致都呈现资深作家与中生代作家各擅胜场的局面；而中生代作家的表现尤其亮眼。朱天文、张大春、李永平、李乔、平路、赖香吟、舞鹤、郭松棻、苏伟贞、蔡素芬、黄凡、颜忠贤等持续创作多年的重量级作家，其成就早就有目共睹。较年轻的作者如王聪威、许荣哲、伊格言、陈又津等，他们的小说虽然未能进入前30名，然而后势看好。至于票选前10名中，骆以军、吴明益、甘耀明各有两部小说获选，三位小说家的关注面多元而且深入，小说美学各有特色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令人激赏。骆以军曾获得多项大奖的《西夏旅馆》得票居冠，它与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施叔青的《行过洛津》自出版之后，皆成为学院研究的热点，入选当属顺理成章。至于朱西宁的《华太平家传》与陈雨航的《小镇生活指南》皆以高票受到选荐，亦属实至名归。诚然，细读票选前10名的小说，其所蕴含的意义已相当丰富；但若综括对于前30名小说的总体观察，或将更能体察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及特色。以下，即分就几方面略述其大要：
　　少数民族题材蔚然成风
　　回顾战后台湾文学，上世纪50至90年代之间，大致历经了反共怀乡、现代主义、乡土、城市、政治、女性/同志与情欲/性别书写等不同阶段；21世纪之初，则有新/后乡土小说领一时之风骚。检视2001至2015年之间的长篇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应是少数民族题材书写大量浮出地表，并且蔚然成风。它一方面出自于少数民族作家本身的书写，另一方面，也吸引其他族群作家关注与投入。
　　30部小说中，巴代、夏曼·蓝波安与霍斯陆曼·伐伐各自书写族群故事，即有4部小说入选；吴明益《复眼人》、《单车失窃记》、甘耀明《杀鬼》、《邦查女孩》、平路《婆娑之岛》，莫不以少数民族人物为小说要角，从而推动情节，发展叙事。甚至于，《邦查女孩》根本就是叙述阿美族少女为部落子弟兴学的故事。当然，在此之前，田雅各、瓦历斯·诺干等作家，也曾以不同的文学体式去图绘少数民族生活点滴，但借由长篇小说大规模铺展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并自觉地呈现其族群语言特色，却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兴现象。族裔作家与非族裔作家纷纷投入“少数民族书写”，意味着此一议题备受重视；但“少数民族”是否因此成为被消费的文化资本？或许是另一有待深思的问题。而无论如何，由少数民族作家与少数民族小说人物所开展出的文学书写，必然在丰富台湾小说风貌的同时，参与并促成了小说内涵及语言的变化。
　　历史书写重层多元
　　历史书写向来是长篇小说的大宗。无论是家史、国史、个人生命史，都得以经由长篇叙事，回映一个时代或族群的雪泥鸿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陈纪滢、姜贵、李乔、钟肇政等前辈作家，莫不着墨于此。新世纪长篇小说固然也就此多所琢磨，但可见的是，此一时期的历史书写已超越了先前“民国史”或“台湾史”的简单框架，而以“重层”、“多元”为重要特色；其中，尤以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历史的多方探触为重心。
　　基本上，它的“重层”，在于民间信仰、民俗风情、乡野传奇、女性生命与官方论述相互穿透；无论是女性观点的《海神家族》、富于魔幻色彩的《杀鬼》，抑或反诘日人史料记录的少数民族叙事《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都为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叙述图绘新貌。它的“多元”，则不仅缘于不同族群之历史记忆的相互回映，也显见于叙事方式及关怀面向的推陈出新。《大河尽头》、《雨雪霏霏》写大马华人的生命追寻，《西夏旅馆》以西夏的灭绝与最后一支逃亡族裔隐喻一整代人的流亡图像；《时光队伍》以丈夫“大疤”导出外省族群及身而为“人”者在时光长流中的浪迹旅程，都已是超越单纯族群的历史叙事。此外，《华太平家传》以家史侧写时代迁变，《行过洛津》借伶人戏班写鹿港移民社会的兴衰浮沉，《单车失窃记》借由单车史、蝶画工艺史、动物园史来钩沉二战时期的南洋战史及“那一个无法好好哀悼的时代”，三部小说合并以观，亦可意会到长篇历史书写的不同面向与微妙折变；从讲究斯文伦理的大家族，到社会底层的戏子，再到铁马蝶画———此一托“物”寄“情”，缘“物”求“史”的走向，是否还将有后续发展？不妨继续关注。
　　多音复调的文字语言
　　锤文炼字，原是文学书写的基本功。但如何借由语言音声之介入，凸显现阶段台湾族群文化多元交汇的现况，则是新世纪小说的另一特色。如《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以卑南语发音方式撰写，并附上中文翻译，使读者看来，“某种程度而言像是卑南语与中文的双语读本”。《单车失窃记》文本以多语言呈现，除普通话、闽南语、英语夹杂，还插入日语及少数民族语的录音档案，不少语汇并以括号标注拼音、解释意义，在在凸显“声音”———特别是非普通话之语言语音已逐渐成为小说构成的重要元素。小说因此不能仅止于“阅”，还要“读”出声音，才能体会其意义。
　　往前追溯，我们曾看到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以普通话、英、日、闽南语不同语言的交混，体现台湾文化的交融现象，它因“声”而成“文”的书写取径，使“文字”成为“语音”的标识符号，挑战读者“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惯。此一经由字音同近而串连不同语系的作法，巧妙地介入敘事，成为构成情节的有机成分，不可或缺，近年里，林俊颖《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出入于闽南语的文白系统之间，以河洛腔锤炼闽南语书写，都让我们想到德勒兹对于“少数文学”的论点：冲击主流语言，形成文学的流变与新变。新世纪小说语言的多音复调，显示了这方面的丰沛潜能。如何更有机性地介入叙事，应该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就文类特质而言，长篇小说的体制规模，使它较诸中短篇小说更适合处理历时性与多轴线的议题，涵盖面向相对深广。然而台湾长篇小说书写，除了曾在上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之外，其他时期实则篇制不多。八九十年代以来，更有日趋萎缩的危机。2003年起，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设置“长篇小说创作发表补助专案”，鼓励作者从事此写作，十余年间，已有数十部长篇小说因专案补助而问世。如票选前30名小说中，即有12部小说曾获“文艺会”补助；进入前10名者，更有4部之多。停笔多年的陈雨航、知名散文家方梓，也都在“文艺会”奖助下投入创作，并获选荐。此一专案的立意及其效果，应予以高度肯定。以上所述，仅为对票选结果的简要观察。除此之外，《复眼人》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关注，《遣悲怀》、《西北雨》、《其后》对于死亡与存在问题的扣问，《巫言》从生活日常出发的文字炼金术，在在为台湾小说开显新貌，更不提还有诸多未能进入前30名的遗珠。它们共同为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缔造丰硕成果，也让我们对台湾文学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
　　（选自台湾《文讯》201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