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成熟学科，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自己的反应却是相当微弱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向国外发出信息以后的反馈，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忽视了。不久前看到一本新出的工具书《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书目》(一九四九——一九七八)，了解到不少情况，这方面的感触尤深。
　　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不仅是历史，更是政治。十九世纪以后，各国正式把中国学当作一门课题来研究，但这种科学研究大量地却是用了肮脏的侵略和掠夺的手段来进行的，这种局面的根本性改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埃德加·斯诺在北京对毛泽东说道：“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漫长的革命》)。这是很准确的，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国外中国学的发展提醒我们，当我们从旧中国的黑夜中走出之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未来的时代，能不能战胜这个时代的挑战，正是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最大的政治，而在这一奋斗的过程中，国外中国学作为一种理论化的信息反馈，将对我们的社会这一系统，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极为重视国际上日本学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如他们竞相对国际上提出“近代化”这一概念作出解释，把日本当作剖析、阐释、证明“近代化”这一概念的典型。这场讨论持续了二十多年，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无疑是国际日本学界的一大贡献，当然也对日本自六十年代经济的新起飞发生了有益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人们普遍地更为注重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研究。以美国为例，主要讨论中国问题的亚洲学会(原名远东学会)，一九四九年举行第一届年会，提出论文并参加讨论的会员计七十二人，而一九七八年召开第三十届年会时，已逾三百六十人，三十年间增加约五倍。面对大量论述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历史的中国学论著，我们不应该更自觉地大量地加以利用吗？而且，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我们可以把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提到对外开放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与空间已远不是那么僵硬和绝对的了，而马克思预言的时代精华，世界文明的思想则更为令人神往和鼓舞人趋赴，这是由于现实已产生了对这种哲学的需要。所以，中国研究外国，外国研究中国，中国再研究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变得十分自然而迫切，不可避免而需要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