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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南诗学在清初诗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代表着当时诗坛拨乱反正的意识，涌现出众多有影响的诗论家。吴伟业、尤侗、汪琬三位作家，虽不以论诗著称，但诗论都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很难归于当时的各种流派，体现了江南诗学话语的多元倾向。
关键词：江南诗学；吴伟业；尤侗；汪琬
中图分类号：F207，277.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3-0155-09
一、清初江南诗学与明代诗学的关系
江南从六朝以后彻底摆脱阴暗卑湿的形象，开始与鱼米之乡的想象联系起来。东晋、中唐、北宋末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士族南迁，使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与北方相埒。实际上，在北宋中叶人们就已看到南方文化的明显优势：“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读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到元末，江南的文化地位又有了大步的提升。如钱谦益所说，“自元季殆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继杜东原、邢蠢斋之后者，则性甫、尧民两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则又有邢量用文、钱同爱孔周、阎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赵同鲁与哲之流，皆专勤绩学，与沈南启、文征仲诸公相颉颃，吴中文献，于斯为盛。明代以后，江南开始成为出版业发达的地区，而且是全国最重要的图书流通中心。盖明代刻书以吴、越、蜀三地为盛，而书籍流通之地则为燕京、金陵、苏州、杭州四地，其中又以苏州、金陵两座城市为书籍批发集散的中心，所谓“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汇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迨至清代前期，吴下刻书以板式美观、刻工精良成为当时雕版印刷的代表。一些著名文人，像苏州的盛符升，无锡的顾有孝、邹漪，扬州的张潮，都兼营刻书业，清初的许多大型选集和总集都是在江南一带编纂并刊行的。发达的出版业有力地刺激了诗歌创作，形成“阊门十万”的繁荣景观，同时也奠定了诗学生产和流通的基础。
到明清时期，江南已是天下公认的最富庶同时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无论科举、仕宦、学术、著述还是出版，江南都呈现突出的优势，甚至连文化同样很发达的浙江也相形见绌。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取112科进士，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个，而浙江一共只有19人。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三曾统计清代宰相出自江苏者25人，浙江为14人。徐元文《苏公墓志铭》提到，“今上知江南人文为富，复改用词臣为学使以别异之”，可见连清朝统治者也很清楚，江南为天下人文渊薮，提学使必须选翰林出身的官员担任，以免胸无文墨，贻讥士民，有失朝廷的脸面。
江南巨量的文化生产和积累，成为催生元代以后文学繁荣的土壤。明代弘治年间张习曾说：“吴中之诗，一盛于唐末，再盛于元季。继而有高、杨、张、徐及张仲简、杜彦正、王止仲、宋仲温、陈惟寅、丁逊学、王汝器、释道衍辈，附和而起，故极天下之盛。数诗之能，必指先屈于吴也。”江南这片文学沃土，不仅培养出无数著名诗人，还孕育了众多的累叶诗礼传家的文学世族。因而在江南，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和家族文学传统密着在一起，大量的地方志文苑传和地域总集、家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些文学世家，以其历代积累的文学创作业绩和家塾文学教养形成一定的文学声望，逐渐成为当地文学传统的象征。像山阴祁氏、新城王氏、益都赵氏、田氏、海宁查氏、宣城梅氏、桐城方氏、姚氏都是享誉天下的文学世族。而江南则有长洲彭氏、太仓王氏、昆山归氏、徐氏、无锡顾氏、常熟钱氏、冯氏，吴江沈氏、叶氏、阳羡陈氏、京口张氏等显赫的文学家族。这些名门望族，因负天下之望，出处都很谨慎，在易代之际尤其注意保持气节，往往成为遗民的翘楚。而在易代之际，遗民正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群体。地域和家族的文化优势，加上遗民身份的道德优越感，使江南的文人圈子成为当时最有辐射力的舆论场。许多新的观念和想法在这里萌生，向四方传播开去，同时又吸引各地的思想资源流向这里。清初的江南，可以说是个文化的集散地，是个让各路豪杰施展身手的舞台。关中理学家李二打、江西古文家宁都魏氏兄弟、广东诗人屈大均、山东诗坛后劲赵执信，都必须在江南的舞台上现身，才能为天下士。而许多明季老名士，像福建的林古度、余怀、黄虞稷，湖北的杜濬，江西的陈允衡，陕西的孙枝蔚，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方亨咸父子及方文、孙默，浙江的李渔等流寓江南，往来于苏州、金陵、扬州等地，也无非是因为在这富庶的、同时又是话语中心的地方，自然有许多机会。这些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经常也是文学上的，在江南显然要比其它地方更容易成功。因为江南更容易接受和鼓励文学创作、批评上的独创性，而这正是创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自明末士林与阉党之争日趋白热化，金陵渐成为文学活动最活跃、最纷杂的场所。“时明季党势已成，且寇氛孔炽。金陵号陪都，四方之官者、游者、避乱者、罔利者，虽趾错多文士，而率以诗文为招要、怒骂、攻击、攀援之资”。国变之后虽禁结社，但诗文之会依旧不衰，“礼盟虽变称同学”(黄宗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以同学相称论诗的风气很盛行。据我阅读清初文献的印象，在清朝初定鼎的几十年里，江南相对于京师一直是个言论较自由的地区，这是萌生多元思想的优越条件。在那个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有了多种选择可能的复杂时代，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任何根据一两句话就将某人归为某派的简单做法都是很不靠谱的，一如今天指某某为保守主义，某某为新自由主义，某某又被封为新左派，被指者只有摇头苦笑。清初江南的诗学也是如此，它是多种学说的交融和争长，是独创性的汇聚和展示正像叶燮《三径草序》所说：“吾吴自图初以来，称诗之家如林。(中略)盖尝溯有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覆，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纷然杂陈的诗学话语，很难看出明显的整体特征和倾向性。如果硬要在各种学说中寻找同一性，那就是深知明代诗学的弊端，深感明代诗学的束缚而竭力要摆脱它，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事实上，杂语共生的包容性同然能产生丰富多元的理论学说，但同时也会给人个性不鲜明的感觉。无原则的包容性其实就是没有独自立场，没有主见的另一种说法。曾有学者根据王士性“吴中子弟嗜尚乖僻，嵩欲立异”的说法，论述吴中文士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的特征“’。这就明代而言或许不错，但到清初，我们在钱谦益《朱云子小集引》中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
史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晋人言吴音妖而浮，故日其A_：r5而少信。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此其征也。云子年富力强，以吴之文自立，一洗轻心少信之 耻，余日望之。
身处文学发达、文化优势突出的江南、被视为文坛巨擘的钱谦益，对江南诗歌不是满怀着优越感，而是抱有一种不无远见的忧虑，从吴文化性格中缺乏独立精神的弱点推想到江南诗学的乡愿色彩和无个性的缺陷。这绝不是一时的感触，应该Ⅲ于多年的反思。在《孙子长涛引》中，他也曾批评明代吴中之诗“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总之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朱隗在王夫之眼中乃是“沿竞陵门、持竞陵钵”的诗人，牧斋平生最不喜竞陵，自然希望他脱离钟、谭门墙。但在清初诗坛一致抨击门户习气的声浪中，他没有简单地劝朱隗改换门庭，而是从反思吴人轻心盲从的地域根性出发，鼓励年富力强的后辈摆脱习俗的束缚，建立吴地自己的诗学立场。可见在清初，江南诗学需要找到自己的立场，已是摆在诗论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对缺乏诗学目标的人来说，找到自己的立场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正像人们在生涯的某个阶段经常能体会到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明代江南的诗学似乎就表现为这种倾向，只有拒绝或顺从，没有主张，所以顺应拟古潮流和反拟古潮流的人都出在江南。据钱谦益说，“吴中前辈，沿习元末国初风尚，枕藉诗书，以瞰名干谒为耻。献吉唱为古学，吴人厌其剿袭，颇相訾警”，只有黄省曾受学门下称弟子。事实上，正当举世风靡于李梦阳的拟古习气时，以文徵明、唐寅、沈周、祝枝山、王稚登为代表的吴门诗人却任心直行，不肯寄人篱下。宝应诗人朱讷针对七子辈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更主张“文不限世代，岂必专师马迁；诗欲近性情，岂必止范汉魏”。同时与顾磷并称“金陵三俊”的陈沂、王韦也都专尚才情，不落李、何门庭中。陈沂抉擿时学社之弊，尤见不随波逐流的品格。钱谦益说“江左风流，至今未坠，则二君盖有力焉”。这种反拟古的思潮一直贯穿在江南诗学中，成为江南诗学的小传统。只不过这小传统是有解构倾向的，是破而不是立，江南似乎还没有自己的诗学目标。
我在其他场合提到过，明清之交的诗坛曾出现格调派回潮之势。“迩来人颇厌弃钟谭，仍欲还王李面目”的趋向，也波及江南诗坛，诗家反应不一。钱谦益作《朱云子小集引》之际，正是云间派得势之时。云间派诗家“生于竞陵树帜之时，而独宗信阳、历下”(周茂源《王川子诗序》)，此刻江南诗学受云间派影响，当然会转向格调派的立场。这一点当时人已看得很清楚：“钟、谭所为诗，虫鸟之吟；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无过。后惟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然其流风终有存者，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侯朝宗《与陈定生论诗书》)在这样的局面下，朱隗虽系出竞陵，却也不敢公然捍卫竞陵，只能以持折衷的姿态来调停两派。徐增说“往吾友朱云子遂有《平论》一选，意在两存之”(徐增《贻谷堂詩序》)。不管其书内容如何，这种调停和取舍本身是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依违之间，无以自立。因而徐增针对朱隗的折衷态度，说“夫(原误作失)存两家之所长可也，而周旋两家之好尚则不可也。譬医之治病然，王李、钟谭之习，乃诗之毒也。余毒未尽，至久而终必复发，以致于溃腐而不可救。何不因其转换之畿，而导之一归于古人之诗，为无弊乎?”于是由对待格调、竞陵之争的态度问题，就导出了树立江南诗学品格的基本思路，即首先摆脱竞陵派与云间派的影响，回到更古老的诗歌传统去。虽然要寻求的理想还未出现，还不清楚，但该抛弃什么大家都已知道。钱谦益正是在这一诗史语境下应运而出，开始了他对明代诗学的拨乱反正和对清代诗学的建构丁作。而身为文坛盟主的他既然提出确立江南诗学立场的口号，自然就产生号令群雄的影响，于是江南的诗学探索格外地热烈起来，一跃而为清初诗学最具独创性的地域，尽管没有形成统一的特征，但各具特色、富有理论创新意味的众多诗学主张共同构成了江南诗学的丰富色彩，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清初江南诗学的全貌和理论创获，绝非一篇论文可以论列，许多诗论家的学说都需要专文论述。这里姑举三位作家的诗论，以见江南诗学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多元色彩。这三位作家都名重一时，不以诗论著闻但见解却很有独到之处，难以归类，梳理他们的诗论也足以让我们略窥江南诗学的一般特点。
二、吴梅村主“和”的诗论
吴伟业(1609—1672)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作为娄东派的盟主，又与云间派陈子龙、虞山派钱谦益鼎足而立，在江南地区的诗歌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张宸《许尧文鸿雪园诗序》曾说：“自梅村夫子以风雅提倡娄东，天下言诗之士奉之为师程。其同里倡和，相与导波扬流者，如东冈十子，读其诗，望而知为梅村夫子之徒也。”(张宸《平同遗稿》卷八)”纠吴梅村与陈子龙同科中举，曾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吴伟业《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两人在以盛唐为宗、推崇后七子一点上倾向一致。在《致孚社诸子书》中，他推云间派为王世贞的后劲，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子龙殉节后，他更褒贬分明，在《梅村诗话》里详细记载了陈子龙的磊落志节，称子龙“晚岁与夏考功相期死国事，考功先赴水死，趴子为书报考功于地下，誓必相从，文绝可观”，又称其“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而对钱谦益诋斥王世贞则不无微辞，《龚芝麓诗序》批评牧斋“既手辑其全集，又出余力以博综二百余年之作，其推扬幽隐为太过，而矫时救俗以至排诋三四巨公，即其中未必自许为定论也”。《太仓十子诗序》更具体指出钱谦益矫枉过正之失：“有识慨然，思拯其弊，乃訾瞀排击尽以加往之作者，而竖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跻于其上，则又何以称焉?即以瑯琊王公之集观之，其盛年用意之作，壤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聵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卷三十。摘瑕指谬之中实际表现出对王世贞早年创作的肯定，间接地维护了盛唐诗的典范性。
不过，梅村虽然推崇盛唐诗，但绝不赞同模拟前人，更反对拘守一两家门户，画地为牢。他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曾严厉批评当时诗坛“攻讦门户，排诋异同”的风气：
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日我盛唐，我王李。则何以服竞陵诸子之心哉?竞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才甚狭，(中略)吾祗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旗帜，特排突竞陵以为名高，以彼虚幡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竞陵之所乘。
在他看来，对竞陵那种偏锋孤行的路子，只有救以广收博采，而不能以一个门户来取代另一个门户。他本人的创作，后辈早已有定论，认为“具体元白”(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尤其表现在歌行和律诗方面。这种倾向与他强烈的“诗史”意识有关。他在《且朴斋诗稿序》中专门提出诗歌具有“史外传心之史”的功能，与黄宗羲从心态史的意 义上强调“诗史”的价值如出一辙，为后人所认同。由于强调“补史之阙”是在历史记载的功能上肯定诗的价值，这就产生了如何确定诗歌自身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叙事一直是古典诗歌的弱项，李明睿《徐杭游草序》论方文叙事诗，还提到当时诗家不善叙事。事实上，自从郑思肖《心史》在明末被发现后，“诗史”观念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像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五选张含诗，魏象枢《宋紫庭诗集序》发挥杜甫“诗史”说，以及屈大均《二史草堂记》的那些议论，都是这种诗学倾向的反映。梅村诗歌创作中对叙事的重视，也可以看作是对诗歌反映现实的独特方式的认识。
不过梅村不像当时吴中诗家那样热衷于诗歌批评，颇有点善《易》者不言《易》的味道，很少发表诗学方面的议论。李世英论及梅村诗学，认为他重视“诗史”价值，标榜中和，尊崇盛唐，追求高华雄浑的美学风貌，可以说抓住了梅村诗学的基本倾向。其中，梅村论诗主“和”一点，我觉得还值得推阐。邻郡武进的著名文学家陈玉堪为梅村撰诗序，说：“己酉春，予访先生于梅村，留旧学庵数日。先生出示近诗，予因与先生纵论自明以来诗学得失，而先生之意则主于和。”(陈玉瑾《吴梅村先生诗集序》)这是康熙八年(1669)春间的事，距梅村下世不到三年，应代表其晚年定论。根据陈玉瑾所述，梅村对近代诗坛的不满。同样也集矢于竟陵派：“万历末年诗，其人皆以凄清幽渺为能事，几不知和平为何物，诗学遂大坏，迄今尚踵其弊。”这一批评看似着眼于风格，其实言外有丰富的余韵，因为吴梅村的“和”或“平和”不只是个风格概念，而是包蕴极广的审美理想范畴。梅村论诗主性情、才华、学识兼备，这就是《定山堂诗集序》说的：“诗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所以和与平和不只意味着性情和文辞的平和，还意味着才能的均衡发展，学识的渊博多方。具有这样禀赋的诗人，当然有主见，有定力，不盲目跟风，不依傍门户，而是海涵地负，眼界广大。这种见地与摒弃明人门户之见、努力拓展传统视野、崇尚真性情、以学济才的清初诗学主潮完全一致。所以说梅村的“和”其实就是代表着清初诗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理想的概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三、尤侗父子尚“真”的诗观
长洲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号悔庵，晚号艮斋、西堂老人，是清初江南的著名文士，通经史，工诗文，擅戏曲，八股文也写得极漂亮，是少见的博学多能的才子。顺治十五年(1658)，清世祖读到他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的八股文，亲加批语，再三称才子，名动朝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五年后告归，优游林下，著述以终。所著书汇刊为《西堂全集》，是清初卷帙最富的别集之一。尤侗因享八十七岁高寿，一生诗风多变。早年多温、李绮妍，辞采藻丽，多新警之思。归田后一变为自居易、杨万里的流利浅近，多游戏率意之作。晚境忽又为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得盛唐之气体。而一以贯之的则是性情的真挚，吴宏一先生说尤侗和顾炎武一样，能“站在比较超然、不为门户所限的立场，来提倡性情之学”，颇有见地。尤侗论诗，首先崇尚摅写性情，说“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声调出焉”(尤侗《曹培德诗序》)。在此基础上他又强调性情之真。在《吴虞升诗序》中倡言：“诗无古今，惟其真耳。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古典诗歌自汉魏以后形成自己的传统以来，历代作者论诗，无不标举某个时代的诗歌为艺术理想，或汉魏、或六朝、或三唐、或宋元。奉之为师法的典范，而尤侗这里却解构了所有时代的典范性，将诗歌所有的价值理想归结于一个“真”字，又针对明代以来“古风必日汉魏，近体必日盛唐”的流行观念，主张“与其为似汉魏，宁为真六朝；与其为似盛唐，宁为真中晚，且宁为真宋元”，这就破除了诗歌传统的藩篱，以真性情为统摄。为准衡，肯定了诗歌史上所有时代的艺术价值。明清之际，中晚唐、宋元诗风的煽动都起于江南，尤侗的一生，诗风也经历了出入晚唐、中唐、南宋、盛唐的变化，虽然他并非始作俑者，但上述主张却是江南诗家固有的开放意识的反映。据长子尤珍说，尤侗还尝训诫：“诗以自然为至，深造为宗，须于题前炼格炼意，诗后炼句炼字，但要出之浑融，不可穿凿耳。此吾家诗法也，尚其识之。”(尤珍《介峰续札记》)这显然是真性情观念进入写作过程的自然演绎和发展。
尤珍受业于王渔洋，继承乃父真性情主张之余，又吸收王渔洋神韵论的旨趣，论诗性情、风韵并重。与名诗人彭定求论诗，谈到明代陈献章理学诗论的性情、风韵之说，有《访濂连日论诗有契辱赠佳篇次韵奉酬二首》云：“叹服江门言，大雅得正统。性情及风韵，天机自拈弄。”自注：“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按：访濂为名诗人彭定求字。)在笔记《介峰札记》卷三中，他又用“真”对陈白沙的性情、风韵作了限定：
或问：“有一言而可尽千古诗文之妙者乎?”日：“其真乎。”诗文从真性情流出，乃为极至。陈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予谓有真性情乃有真风韵，性情、风韵皆不可以伪为也。
这样，尤氏父子尚真的诗观就更全面而充实地树立起来。尤珍(1647-1721)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中进士，由翰林编修官至太子右赞善，以养亲乞归(沈德潜《尤珍墓志铭》)。他自幼究心于儒学和禅宗，诗少宗唐人，从王渔洋受声律之学，归里一度颇学宋，晚年复归于唐。才华虽不及父亲，但性情恬静，好学服善，故辞旨妥帖，得中和之美。与沈德潜交最厚，曾延德潜馆于家中，常论诗至夜分而不少休。沈德潜序尤珍《沧湄诗钞》曰：“诗家有宗盛唐者，有宗老杜者，集中兼而有之。皆天分所至，出于自然，绝非有意摹仿而成。间及中晚及苏陆，以极其变化，总不逾盛唐老杜之矩矱。”(沈德潜《沧湄诗钞序》)这大体就是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江南诗学的主流倾向。
四、汪琬与清初吴中诗坛
在江南诗论家中，长洲汪琬(1624-1691)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汪琬字苕文，号钝翁，学者称尧峰先生。虽然他的诗名在当时远不如文名来得大，但无论诗歌创作或诗论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近代以来较少为人注意而已。最近李圣华撰文，从重提“山林之体”、昌言宋诗、重解温厚诗教、主张道艺一贯、崇尚诗法五个方面。考察汪琬的诗学思想，非常全面；阐述汪琬诗论与清初诗学发展的关系及理论价值，也多有精到见解。
众所周知，汪琬为诗主宋调，在当时甚至被目为宋诗风的“三个代表”之一。计东《南昌喻氏诗序》说：“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 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汪琬的宋诗与钱谦益崇尚的宋诗却非一路，钱谦益提倡宋诗推崇的是苏轼、陆游，不喜欢江西诗派。曾说“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顨、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钱谦益《注杜诗略例》)。而汪琬言宋诗，却以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为杜甫嫡传。康熙十一年(1672)，读到吴之振新刊的《宋诗钞》，作《读宋人诗六首》，起首就说：“夔州句法杳难攀，再见涪翁与后山。留得紫微图派在，更谁参透少陵关?”这是与康熙初王渔洋称“涪翁掉臂自清新”(王士稹《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桴鼓相应的，对扩大黄庭坚的影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汪琬同时也喜欢陆游，《读宋人诗六首》其三写道：“诗印频提教外传，人魔人佛总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诚斋学谪仙。”不过他喜欢陆游诗，似乎主于宛转流利一路，叶燮说当时宗宋诗者只是“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叶燮《原诗》内篇上)，恐怕就是暗指汪琬。阎若璩《跋尧峰文钞》也提到：“何屺瞻告余，放翁之才，万顷海也。今人第以其‘疏帘不卷留香久’等句，遂认作苏州老清客耳。”足见汗琬学陆游只取其婉秀便丽一路，在当时并不是个别人的看法。后来不知道是他的认识有所变化，还是为了澄清别人的误解，他特别对陆游才华的浩瀚发了一大通议论。吴虞升转述其言日：“放翁如山涧水泻来，令人抵当不住。非无本之水，亦非有涯之泉也。看来诗集之富，未有如放翁者，少陵后断推大宗。苏以古文策论名世，不专以诗，今人漫慕坡仙，故推尊之而不及陆。其实北宋苏、南宋陆，两公并美，而陆则更开生面，性情学问，非流俗人所能窥也，岂得仅以诗人目之?”(尤珍《介峰札记》)
汪琬论诗前后是有变化的，早岁以唐人为宗，中年专主宋诗，晚年见益融通，不再以时论诗。康熙二十七年(1688)，门人孙鋐编成《皇清诗选》，乞序于汪琬，汪琬叩其选诗之旨，知以唐开元、大历为宗，遂为开陈自己对选诗的看法：
古之为诗者，问学必有所据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师承，无唐、宋一也。今且区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继又区唐与宋而二之，何其与予所闻异也?且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中略)且吾子独不见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之为哉，或粉之臡为菹，或捶而暴之为脯，烹之为羹。其若精、若粗、若濡、若干之质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酏、若糁、若蓼、若酰醢、若桂姜，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为肉则又无不同。一旦荐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与?此非肉之果有异也，盖群一坐之口与其齿舌，为庖人之工拙所易故也。诗道亦然，善于选者，其犹吴人之善为庖者也。于以易学诗者之耳目，导其心志，而转移其风气，皆在是矣。洵如是也，虽专宗唐之开元、大历可也。(孙鋐《皇清诗选序》)
汪琬认为，古人学问都有所本，章法、句法、字法都有师承，无论唐、宋都是一样的，后人别唐为四期，分唐宋为二体，其实没什么道理。就选诗而言，选家就像是培养食客口味的厨师，以作品陶冶学诗者的趣味，引导其志向，最终起到转移世风的作用。既然如此，选当代诗也就可以持不同的取向，专选开元、大历风调的作品也未尝不可言下之意是说，选诗既出于矫正时俗的目的，就有必要审时度势，以决定遴选宗旨。南此反观汪琬中年的宗宋，就有可能是为了改易当世宗唐的习尚，而非纯然出于艺术趣味。在清初诗人中，这种出入唐宋的经历并非汪琬所独有。王士稹平生论诗二三变，已是人所熟知的例子：朱彝尊、宋荦也有中年阑入宋诗，晚年复归于唐的经历。无论从唐诗的典范性着眼还是从清初诗史的演变着眼，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就汪琬论诗大旨而言，许多地方是与钱谦益接近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平时持论总与钱谦益相左。王应奎《柳南续笔》载：“汪钝翁与某宗伯颇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谓白云日：‘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日：‘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不觉爽然自失。”钱谦益此说不过是钻研杜诗的心得，追求典故和意义的密度。这与汪琬的路子是绝不同的，他非但不认同钱谦益之说，还视钱为带坏晚近文学风气的人。他在《与梁御史论正钱录书》中曾说：“琬尝恨文章之道为钱所败坏者，其患不减于弁州(王世贞)、大函(汪道昆)。”当时钱谦益在文坛名望最高，无人敢于非议，所以当他看到吴乔站出来批评钱谦益时，很是振奋。不过吴乔的批评终究失之轻率，“未暇商榷考证”，不能批到点子上，也不足以让钱谦益心服，他不免为之遗憾。由于钱谦益曾提倡诗教，引得诗坛竞相阐说，顺治十六年(1659)汪琬也在《程周量诗集序》里予以回应，重新诠释了“温柔敦厚”之旨，不过他的重心落在艺术表现方式，而不是动机与目的。他首先对温柔敦厚的源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以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其教然也。《记》又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疏以为若欲学诗，必先依倚广博，辟喻，以诗多辟喻故也。盖《三百篇》自正风正雅三颂而外，考诸小序，皆刺时之诗为多。古之诗人不欲直陈其时事之非，而暴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友朋之过，故不得已而多设辟喻以发之。其辞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使人求之于咏歌铀绎之外，而能推明其所以然。此诗教之善也。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多设譬语而不直陈其事，因为《诗经》变风变雅中多刺时之作，古代诗人不愿显扬君臣亲友的过失，所以不能不多用譬喻婉曲表达，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本旨既明，他盱衡当今诗人的创作，就发现一个由学杜带来的偏失：
今之学者每专主唐之杜氏。于是遂以激切为工，以拙直为壮，以指逆时事为爱君忧国。其原虽稍出于雅颂，而风人多设辟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论《三百篇》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不可谓不激切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可谓不拙直也：“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可谓不指逆时事也。斯其说诚然矣，然古之圣贤未尝专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与夫语言感叹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温柔敦厚是已。孔子录《诗》以为诗之宗，作《春秋》以为史之宗，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废。诗之不能为史，犹史之不能为诗也。自诗史之说兴，而学杜氏者至于愈趋愈极，而莫知所止，则温柔敦厚之教，几何不尽废也哉?夫作诗至于《三百篇》，言诗者至于孔子，可矣。学者舍孔子不法，而专主于杜氏，此予不能无感也。
明清易代之际，“诗史”说盛行于故国遗老之间，吴伟业、方文、孙枝蔚、屈大均、黄宗羲、吴嘉纪、杜溶等都主其说，而提倡最力且以杜诗笺释证实其说的则是钱谦益。李圣华认为汪琬这里批评“以激切为工”，“以拙直为壮，以指斥时事为爱君忧国”，就是针对遗民群体而发，出于开辟“昌明 博大”、“和平尔雅”，足与盛世相称的一代新诗风的意识。这无疑是很值得倾听的见解，但就具体语境来看，似乎还可考虑回应当时诗坛的动机。因为在清初，不断有论者指出《诗经》多有“直斥其人而不讳”，悖于温柔敦厚之旨的例子，如顾炎武《日知录》、钱澄之《叶井叔诗序》所论。后来叶燮《原诗》也曾提到：“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中略)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叶燮《原诗》内篇上)按他的理解，温柔敦厚的宗旨，要义在动机而不在文辞表面，所以《巷伯》“投畀”之章，也不算偏离诗教。而汪琬却认为这些直陈时事的激切之作不符合诗教，只是一些例外。两相对比，汪琬的见识明显不如叶燮通达，带有一种正统的保守色彩，以至于他的结论竟与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很相像。“诗之不能为史，犹史之不能为诗也”，岂非很接近王夫之“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的说法?(王夫之《诗译》)当然，两人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汪琬和叶燮都讲学于吴中，持论针锋相对。据沈德潜说：“时汪编修钝翁琬居尧峰教授学者，门徒数百人，比于郑众、挚恂。汪说经硁硁，素不下人，与先生持论凿枘，互相诋祺，两家门下士亦各持师说不相下。后钝翁没，先生谓：‘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静气，以归于中正之道，非为汪氏学竟谬整圣人也。且汪没，谁讥弹吾文者，吾失一诤友矣。因取向时所摘汪文短处，悉焚之。”(沈德潜《叶先生传》)汪琬在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名太高，意气太盛，又不能容人过，凡意所不可，即肆为褒讥，因而很容易招致敌意。他有《歌赠计甫草》云：“君不见云间赋诗推正宗，歌行大小尤豪雄。黄门得名三十载，体势皆与梅村同。”有评日：“近日学大樽者，皆有衣冠而无性情；一味肤壳，又其流弊，愿与吾党共商之。”很显然，这样的议论无论其确当与否，都会招致不满，因为它可以引出唐宋调之争、近体歌行之争、甚至云间、吴门地域之争。王晫《今世说》卷七载：“金谷似(名式祖)诗歌颇有唐调，汪钝翁北游时，金来话别。值宾客盈坐，金都不叙语，竞出其所作送别长歌，朗吟一遍，捧腹谓汪曰：“此诗何如高达夫?’举坐默然，汪颔之而已。”这桩轶事很可能就是出于唐宋调或近体歌行之争向汪琬挑战的一个例子。
关键词：江南诗学；吴伟业；尤侗；汪琬
中图分类号：F207，277.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3-0155-09
一、清初江南诗学与明代诗学的关系
江南从六朝以后彻底摆脱阴暗卑湿的形象，开始与鱼米之乡的想象联系起来。东晋、中唐、北宋末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士族南迁，使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与北方相埒。实际上，在北宋中叶人们就已看到南方文化的明显优势：“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读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到元末，江南的文化地位又有了大步的提升。如钱谦益所说，“自元季殆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继杜东原、邢蠢斋之后者，则性甫、尧民两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则又有邢量用文、钱同爱孔周、阎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赵同鲁与哲之流，皆专勤绩学，与沈南启、文征仲诸公相颉颃，吴中文献，于斯为盛。明代以后，江南开始成为出版业发达的地区，而且是全国最重要的图书流通中心。盖明代刻书以吴、越、蜀三地为盛，而书籍流通之地则为燕京、金陵、苏州、杭州四地，其中又以苏州、金陵两座城市为书籍批发集散的中心，所谓“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汇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迨至清代前期，吴下刻书以板式美观、刻工精良成为当时雕版印刷的代表。一些著名文人，像苏州的盛符升，无锡的顾有孝、邹漪，扬州的张潮，都兼营刻书业，清初的许多大型选集和总集都是在江南一带编纂并刊行的。发达的出版业有力地刺激了诗歌创作，形成“阊门十万”的繁荣景观，同时也奠定了诗学生产和流通的基础。
到明清时期，江南已是天下公认的最富庶同时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无论科举、仕宦、学术、著述还是出版，江南都呈现突出的优势，甚至连文化同样很发达的浙江也相形见绌。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取112科进士，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个，而浙江一共只有19人。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三曾统计清代宰相出自江苏者25人，浙江为14人。徐元文《苏公墓志铭》提到，“今上知江南人文为富，复改用词臣为学使以别异之”，可见连清朝统治者也很清楚，江南为天下人文渊薮，提学使必须选翰林出身的官员担任，以免胸无文墨，贻讥士民，有失朝廷的脸面。
江南巨量的文化生产和积累，成为催生元代以后文学繁荣的土壤。明代弘治年间张习曾说：“吴中之诗，一盛于唐末，再盛于元季。继而有高、杨、张、徐及张仲简、杜彦正、王止仲、宋仲温、陈惟寅、丁逊学、王汝器、释道衍辈，附和而起，故极天下之盛。数诗之能，必指先屈于吴也。”江南这片文学沃土，不仅培养出无数著名诗人，还孕育了众多的累叶诗礼传家的文学世族。因而在江南，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和家族文学传统密着在一起，大量的地方志文苑传和地域总集、家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些文学世家，以其历代积累的文学创作业绩和家塾文学教养形成一定的文学声望，逐渐成为当地文学传统的象征。像山阴祁氏、新城王氏、益都赵氏、田氏、海宁查氏、宣城梅氏、桐城方氏、姚氏都是享誉天下的文学世族。而江南则有长洲彭氏、太仓王氏、昆山归氏、徐氏、无锡顾氏、常熟钱氏、冯氏，吴江沈氏、叶氏、阳羡陈氏、京口张氏等显赫的文学家族。这些名门望族，因负天下之望，出处都很谨慎，在易代之际尤其注意保持气节，往往成为遗民的翘楚。而在易代之际，遗民正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群体。地域和家族的文化优势，加上遗民身份的道德优越感，使江南的文人圈子成为当时最有辐射力的舆论场。许多新的观念和想法在这里萌生，向四方传播开去，同时又吸引各地的思想资源流向这里。清初的江南，可以说是个文化的集散地，是个让各路豪杰施展身手的舞台。关中理学家李二打、江西古文家宁都魏氏兄弟、广东诗人屈大均、山东诗坛后劲赵执信，都必须在江南的舞台上现身，才能为天下士。而许多明季老名士，像福建的林古度、余怀、黄虞稷，湖北的杜濬，江西的陈允衡，陕西的孙枝蔚，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方亨咸父子及方文、孙默，浙江的李渔等流寓江南，往来于苏州、金陵、扬州等地，也无非是因为在这富庶的、同时又是话语中心的地方，自然有许多机会。这些机会不只是经济上的，经常也是文学上的，在江南显然要比其它地方更容易成功。因为江南更容易接受和鼓励文学创作、批评上的独创性，而这正是创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自明末士林与阉党之争日趋白热化，金陵渐成为文学活动最活跃、最纷杂的场所。“时明季党势已成，且寇氛孔炽。金陵号陪都，四方之官者、游者、避乱者、罔利者，虽趾错多文士，而率以诗文为招要、怒骂、攻击、攀援之资”。国变之后虽禁结社，但诗文之会依旧不衰，“礼盟虽变称同学”(黄宗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以同学相称论诗的风气很盛行。据我阅读清初文献的印象，在清朝初定鼎的几十年里，江南相对于京师一直是个言论较自由的地区，这是萌生多元思想的优越条件。在那个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有了多种选择可能的复杂时代，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任何根据一两句话就将某人归为某派的简单做法都是很不靠谱的，一如今天指某某为保守主义，某某为新自由主义，某某又被封为新左派，被指者只有摇头苦笑。清初江南的诗学也是如此，它是多种学说的交融和争长，是独创性的汇聚和展示正像叶燮《三径草序》所说：“吾吴自图初以来，称诗之家如林。(中略)盖尝溯有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覆，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纷然杂陈的诗学话语，很难看出明显的整体特征和倾向性。如果硬要在各种学说中寻找同一性，那就是深知明代诗学的弊端，深感明代诗学的束缚而竭力要摆脱它，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事实上，杂语共生的包容性同然能产生丰富多元的理论学说，但同时也会给人个性不鲜明的感觉。无原则的包容性其实就是没有独自立场，没有主见的另一种说法。曾有学者根据王士性“吴中子弟嗜尚乖僻，嵩欲立异”的说法，论述吴中文士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的特征“’。这就明代而言或许不错，但到清初，我们在钱谦益《朱云子小集引》中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
史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晋人言吴音妖而浮，故日其A_：r5而少信。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此其征也。云子年富力强，以吴之文自立，一洗轻心少信之 耻，余日望之。
身处文学发达、文化优势突出的江南、被视为文坛巨擘的钱谦益，对江南诗歌不是满怀着优越感，而是抱有一种不无远见的忧虑，从吴文化性格中缺乏独立精神的弱点推想到江南诗学的乡愿色彩和无个性的缺陷。这绝不是一时的感触，应该Ⅲ于多年的反思。在《孙子长涛引》中，他也曾批评明代吴中之诗“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总之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朱隗在王夫之眼中乃是“沿竞陵门、持竞陵钵”的诗人，牧斋平生最不喜竞陵，自然希望他脱离钟、谭门墙。但在清初诗坛一致抨击门户习气的声浪中，他没有简单地劝朱隗改换门庭，而是从反思吴人轻心盲从的地域根性出发，鼓励年富力强的后辈摆脱习俗的束缚，建立吴地自己的诗学立场。可见在清初，江南诗学需要找到自己的立场，已是摆在诗论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对缺乏诗学目标的人来说，找到自己的立场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正像人们在生涯的某个阶段经常能体会到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明代江南的诗学似乎就表现为这种倾向，只有拒绝或顺从，没有主张，所以顺应拟古潮流和反拟古潮流的人都出在江南。据钱谦益说，“吴中前辈，沿习元末国初风尚，枕藉诗书，以瞰名干谒为耻。献吉唱为古学，吴人厌其剿袭，颇相訾警”，只有黄省曾受学门下称弟子。事实上，正当举世风靡于李梦阳的拟古习气时，以文徵明、唐寅、沈周、祝枝山、王稚登为代表的吴门诗人却任心直行，不肯寄人篱下。宝应诗人朱讷针对七子辈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更主张“文不限世代，岂必专师马迁；诗欲近性情，岂必止范汉魏”。同时与顾磷并称“金陵三俊”的陈沂、王韦也都专尚才情，不落李、何门庭中。陈沂抉擿时学社之弊，尤见不随波逐流的品格。钱谦益说“江左风流，至今未坠，则二君盖有力焉”。这种反拟古的思潮一直贯穿在江南诗学中，成为江南诗学的小传统。只不过这小传统是有解构倾向的，是破而不是立，江南似乎还没有自己的诗学目标。
我在其他场合提到过，明清之交的诗坛曾出现格调派回潮之势。“迩来人颇厌弃钟谭，仍欲还王李面目”的趋向，也波及江南诗坛，诗家反应不一。钱谦益作《朱云子小集引》之际，正是云间派得势之时。云间派诗家“生于竞陵树帜之时，而独宗信阳、历下”(周茂源《王川子诗序》)，此刻江南诗学受云间派影响，当然会转向格调派的立场。这一点当时人已看得很清楚：“钟、谭所为诗，虫鸟之吟；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无过。后惟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然其流风终有存者，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侯朝宗《与陈定生论诗书》)在这样的局面下，朱隗虽系出竞陵，却也不敢公然捍卫竞陵，只能以持折衷的姿态来调停两派。徐增说“往吾友朱云子遂有《平论》一选，意在两存之”(徐增《贻谷堂詩序》)。不管其书内容如何，这种调停和取舍本身是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依违之间，无以自立。因而徐增针对朱隗的折衷态度，说“夫(原误作失)存两家之所长可也，而周旋两家之好尚则不可也。譬医之治病然，王李、钟谭之习，乃诗之毒也。余毒未尽，至久而终必复发，以致于溃腐而不可救。何不因其转换之畿，而导之一归于古人之诗，为无弊乎?”于是由对待格调、竞陵之争的态度问题，就导出了树立江南诗学品格的基本思路，即首先摆脱竞陵派与云间派的影响，回到更古老的诗歌传统去。虽然要寻求的理想还未出现，还不清楚，但该抛弃什么大家都已知道。钱谦益正是在这一诗史语境下应运而出，开始了他对明代诗学的拨乱反正和对清代诗学的建构丁作。而身为文坛盟主的他既然提出确立江南诗学立场的口号，自然就产生号令群雄的影响，于是江南的诗学探索格外地热烈起来，一跃而为清初诗学最具独创性的地域，尽管没有形成统一的特征，但各具特色、富有理论创新意味的众多诗学主张共同构成了江南诗学的丰富色彩，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清初江南诗学的全貌和理论创获，绝非一篇论文可以论列，许多诗论家的学说都需要专文论述。这里姑举三位作家的诗论，以见江南诗学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多元色彩。这三位作家都名重一时，不以诗论著闻但见解却很有独到之处，难以归类，梳理他们的诗论也足以让我们略窥江南诗学的一般特点。
二、吴梅村主“和”的诗论
吴伟业(1609—1672)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作为娄东派的盟主，又与云间派陈子龙、虞山派钱谦益鼎足而立，在江南地区的诗歌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张宸《许尧文鸿雪园诗序》曾说：“自梅村夫子以风雅提倡娄东，天下言诗之士奉之为师程。其同里倡和，相与导波扬流者，如东冈十子，读其诗，望而知为梅村夫子之徒也。”(张宸《平同遗稿》卷八)”纠吴梅村与陈子龙同科中举，曾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吴伟业《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两人在以盛唐为宗、推崇后七子一点上倾向一致。在《致孚社诸子书》中，他推云间派为王世贞的后劲，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子龙殉节后，他更褒贬分明，在《梅村诗话》里详细记载了陈子龙的磊落志节，称子龙“晚岁与夏考功相期死国事，考功先赴水死，趴子为书报考功于地下，誓必相从，文绝可观”，又称其“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而对钱谦益诋斥王世贞则不无微辞，《龚芝麓诗序》批评牧斋“既手辑其全集，又出余力以博综二百余年之作，其推扬幽隐为太过，而矫时救俗以至排诋三四巨公，即其中未必自许为定论也”。《太仓十子诗序》更具体指出钱谦益矫枉过正之失：“有识慨然，思拯其弊，乃訾瞀排击尽以加往之作者，而竖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跻于其上，则又何以称焉?即以瑯琊王公之集观之，其盛年用意之作，壤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聵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卷三十。摘瑕指谬之中实际表现出对王世贞早年创作的肯定，间接地维护了盛唐诗的典范性。
不过，梅村虽然推崇盛唐诗，但绝不赞同模拟前人，更反对拘守一两家门户，画地为牢。他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曾严厉批评当时诗坛“攻讦门户，排诋异同”的风气：
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日我盛唐，我王李。则何以服竞陵诸子之心哉?竞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才甚狭，(中略)吾祗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旗帜，特排突竞陵以为名高，以彼虚幡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竞陵之所乘。
在他看来，对竞陵那种偏锋孤行的路子，只有救以广收博采，而不能以一个门户来取代另一个门户。他本人的创作，后辈早已有定论，认为“具体元白”(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尤其表现在歌行和律诗方面。这种倾向与他强烈的“诗史”意识有关。他在《且朴斋诗稿序》中专门提出诗歌具有“史外传心之史”的功能，与黄宗羲从心态史的意 义上强调“诗史”的价值如出一辙，为后人所认同。由于强调“补史之阙”是在历史记载的功能上肯定诗的价值，这就产生了如何确定诗歌自身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叙事一直是古典诗歌的弱项，李明睿《徐杭游草序》论方文叙事诗，还提到当时诗家不善叙事。事实上，自从郑思肖《心史》在明末被发现后，“诗史”观念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像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五选张含诗，魏象枢《宋紫庭诗集序》发挥杜甫“诗史”说，以及屈大均《二史草堂记》的那些议论，都是这种诗学倾向的反映。梅村诗歌创作中对叙事的重视，也可以看作是对诗歌反映现实的独特方式的认识。
不过梅村不像当时吴中诗家那样热衷于诗歌批评，颇有点善《易》者不言《易》的味道，很少发表诗学方面的议论。李世英论及梅村诗学，认为他重视“诗史”价值，标榜中和，尊崇盛唐，追求高华雄浑的美学风貌，可以说抓住了梅村诗学的基本倾向。其中，梅村论诗主“和”一点，我觉得还值得推阐。邻郡武进的著名文学家陈玉堪为梅村撰诗序，说：“己酉春，予访先生于梅村，留旧学庵数日。先生出示近诗，予因与先生纵论自明以来诗学得失，而先生之意则主于和。”(陈玉瑾《吴梅村先生诗集序》)这是康熙八年(1669)春间的事，距梅村下世不到三年，应代表其晚年定论。根据陈玉瑾所述，梅村对近代诗坛的不满。同样也集矢于竟陵派：“万历末年诗，其人皆以凄清幽渺为能事，几不知和平为何物，诗学遂大坏，迄今尚踵其弊。”这一批评看似着眼于风格，其实言外有丰富的余韵，因为吴梅村的“和”或“平和”不只是个风格概念，而是包蕴极广的审美理想范畴。梅村论诗主性情、才华、学识兼备，这就是《定山堂诗集序》说的：“诗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所以和与平和不只意味着性情和文辞的平和，还意味着才能的均衡发展，学识的渊博多方。具有这样禀赋的诗人，当然有主见，有定力，不盲目跟风，不依傍门户，而是海涵地负，眼界广大。这种见地与摒弃明人门户之见、努力拓展传统视野、崇尚真性情、以学济才的清初诗学主潮完全一致。所以说梅村的“和”其实就是代表着清初诗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理想的概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三、尤侗父子尚“真”的诗观
长洲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号悔庵，晚号艮斋、西堂老人，是清初江南的著名文士，通经史，工诗文，擅戏曲，八股文也写得极漂亮，是少见的博学多能的才子。顺治十五年(1658)，清世祖读到他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的八股文，亲加批语，再三称才子，名动朝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五年后告归，优游林下，著述以终。所著书汇刊为《西堂全集》，是清初卷帙最富的别集之一。尤侗因享八十七岁高寿，一生诗风多变。早年多温、李绮妍，辞采藻丽，多新警之思。归田后一变为自居易、杨万里的流利浅近，多游戏率意之作。晚境忽又为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得盛唐之气体。而一以贯之的则是性情的真挚，吴宏一先生说尤侗和顾炎武一样，能“站在比较超然、不为门户所限的立场，来提倡性情之学”，颇有见地。尤侗论诗，首先崇尚摅写性情，说“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声调出焉”(尤侗《曹培德诗序》)。在此基础上他又强调性情之真。在《吴虞升诗序》中倡言：“诗无古今，惟其真耳。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古典诗歌自汉魏以后形成自己的传统以来，历代作者论诗，无不标举某个时代的诗歌为艺术理想，或汉魏、或六朝、或三唐、或宋元。奉之为师法的典范，而尤侗这里却解构了所有时代的典范性，将诗歌所有的价值理想归结于一个“真”字，又针对明代以来“古风必日汉魏，近体必日盛唐”的流行观念，主张“与其为似汉魏，宁为真六朝；与其为似盛唐，宁为真中晚，且宁为真宋元”，这就破除了诗歌传统的藩篱，以真性情为统摄。为准衡，肯定了诗歌史上所有时代的艺术价值。明清之际，中晚唐、宋元诗风的煽动都起于江南，尤侗的一生，诗风也经历了出入晚唐、中唐、南宋、盛唐的变化，虽然他并非始作俑者，但上述主张却是江南诗家固有的开放意识的反映。据长子尤珍说，尤侗还尝训诫：“诗以自然为至，深造为宗，须于题前炼格炼意，诗后炼句炼字，但要出之浑融，不可穿凿耳。此吾家诗法也，尚其识之。”(尤珍《介峰续札记》)这显然是真性情观念进入写作过程的自然演绎和发展。
尤珍受业于王渔洋，继承乃父真性情主张之余，又吸收王渔洋神韵论的旨趣，论诗性情、风韵并重。与名诗人彭定求论诗，谈到明代陈献章理学诗论的性情、风韵之说，有《访濂连日论诗有契辱赠佳篇次韵奉酬二首》云：“叹服江门言，大雅得正统。性情及风韵，天机自拈弄。”自注：“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按：访濂为名诗人彭定求字。)在笔记《介峰札记》卷三中，他又用“真”对陈白沙的性情、风韵作了限定：
或问：“有一言而可尽千古诗文之妙者乎?”日：“其真乎。”诗文从真性情流出，乃为极至。陈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予谓有真性情乃有真风韵，性情、风韵皆不可以伪为也。
这样，尤氏父子尚真的诗观就更全面而充实地树立起来。尤珍(1647-1721)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中进士，由翰林编修官至太子右赞善，以养亲乞归(沈德潜《尤珍墓志铭》)。他自幼究心于儒学和禅宗，诗少宗唐人，从王渔洋受声律之学，归里一度颇学宋，晚年复归于唐。才华虽不及父亲，但性情恬静，好学服善，故辞旨妥帖，得中和之美。与沈德潜交最厚，曾延德潜馆于家中，常论诗至夜分而不少休。沈德潜序尤珍《沧湄诗钞》曰：“诗家有宗盛唐者，有宗老杜者，集中兼而有之。皆天分所至，出于自然，绝非有意摹仿而成。间及中晚及苏陆，以极其变化，总不逾盛唐老杜之矩矱。”(沈德潜《沧湄诗钞序》)这大体就是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江南诗学的主流倾向。
四、汪琬与清初吴中诗坛
在江南诗论家中，长洲汪琬(1624-1691)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汪琬字苕文，号钝翁，学者称尧峰先生。虽然他的诗名在当时远不如文名来得大，但无论诗歌创作或诗论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近代以来较少为人注意而已。最近李圣华撰文，从重提“山林之体”、昌言宋诗、重解温厚诗教、主张道艺一贯、崇尚诗法五个方面。考察汪琬的诗学思想，非常全面；阐述汪琬诗论与清初诗学发展的关系及理论价值，也多有精到见解。
众所周知，汪琬为诗主宋调，在当时甚至被目为宋诗风的“三个代表”之一。计东《南昌喻氏诗序》说：“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 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汪琬的宋诗与钱谦益崇尚的宋诗却非一路，钱谦益提倡宋诗推崇的是苏轼、陆游，不喜欢江西诗派。曾说“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顨、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钱谦益《注杜诗略例》)。而汪琬言宋诗，却以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为杜甫嫡传。康熙十一年(1672)，读到吴之振新刊的《宋诗钞》，作《读宋人诗六首》，起首就说：“夔州句法杳难攀，再见涪翁与后山。留得紫微图派在，更谁参透少陵关?”这是与康熙初王渔洋称“涪翁掉臂自清新”(王士稹《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桴鼓相应的，对扩大黄庭坚的影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汪琬同时也喜欢陆游，《读宋人诗六首》其三写道：“诗印频提教外传，人魔人佛总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诚斋学谪仙。”不过他喜欢陆游诗，似乎主于宛转流利一路，叶燮说当时宗宋诗者只是“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叶燮《原诗》内篇上)，恐怕就是暗指汪琬。阎若璩《跋尧峰文钞》也提到：“何屺瞻告余，放翁之才，万顷海也。今人第以其‘疏帘不卷留香久’等句，遂认作苏州老清客耳。”足见汗琬学陆游只取其婉秀便丽一路，在当时并不是个别人的看法。后来不知道是他的认识有所变化，还是为了澄清别人的误解，他特别对陆游才华的浩瀚发了一大通议论。吴虞升转述其言日：“放翁如山涧水泻来，令人抵当不住。非无本之水，亦非有涯之泉也。看来诗集之富，未有如放翁者，少陵后断推大宗。苏以古文策论名世，不专以诗，今人漫慕坡仙，故推尊之而不及陆。其实北宋苏、南宋陆，两公并美，而陆则更开生面，性情学问，非流俗人所能窥也，岂得仅以诗人目之?”(尤珍《介峰札记》)
汪琬论诗前后是有变化的，早岁以唐人为宗，中年专主宋诗，晚年见益融通，不再以时论诗。康熙二十七年(1688)，门人孙鋐编成《皇清诗选》，乞序于汪琬，汪琬叩其选诗之旨，知以唐开元、大历为宗，遂为开陈自己对选诗的看法：
古之为诗者，问学必有所据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师承，无唐、宋一也。今且区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继又区唐与宋而二之，何其与予所闻异也?且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中略)且吾子独不见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之为哉，或粉之臡为菹，或捶而暴之为脯，烹之为羹。其若精、若粗、若濡、若干之质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酏、若糁、若蓼、若酰醢、若桂姜，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为肉则又无不同。一旦荐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与?此非肉之果有异也，盖群一坐之口与其齿舌，为庖人之工拙所易故也。诗道亦然，善于选者，其犹吴人之善为庖者也。于以易学诗者之耳目，导其心志，而转移其风气，皆在是矣。洵如是也，虽专宗唐之开元、大历可也。(孙鋐《皇清诗选序》)
汪琬认为，古人学问都有所本，章法、句法、字法都有师承，无论唐、宋都是一样的，后人别唐为四期，分唐宋为二体，其实没什么道理。就选诗而言，选家就像是培养食客口味的厨师，以作品陶冶学诗者的趣味，引导其志向，最终起到转移世风的作用。既然如此，选当代诗也就可以持不同的取向，专选开元、大历风调的作品也未尝不可言下之意是说，选诗既出于矫正时俗的目的，就有必要审时度势，以决定遴选宗旨。南此反观汪琬中年的宗宋，就有可能是为了改易当世宗唐的习尚，而非纯然出于艺术趣味。在清初诗人中，这种出入唐宋的经历并非汪琬所独有。王士稹平生论诗二三变，已是人所熟知的例子：朱彝尊、宋荦也有中年阑入宋诗，晚年复归于唐的经历。无论从唐诗的典范性着眼还是从清初诗史的演变着眼，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就汪琬论诗大旨而言，许多地方是与钱谦益接近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平时持论总与钱谦益相左。王应奎《柳南续笔》载：“汪钝翁与某宗伯颇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谓白云日：‘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日：‘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不觉爽然自失。”钱谦益此说不过是钻研杜诗的心得，追求典故和意义的密度。这与汪琬的路子是绝不同的，他非但不认同钱谦益之说，还视钱为带坏晚近文学风气的人。他在《与梁御史论正钱录书》中曾说：“琬尝恨文章之道为钱所败坏者，其患不减于弁州(王世贞)、大函(汪道昆)。”当时钱谦益在文坛名望最高，无人敢于非议，所以当他看到吴乔站出来批评钱谦益时，很是振奋。不过吴乔的批评终究失之轻率，“未暇商榷考证”，不能批到点子上，也不足以让钱谦益心服，他不免为之遗憾。由于钱谦益曾提倡诗教，引得诗坛竞相阐说，顺治十六年(1659)汪琬也在《程周量诗集序》里予以回应，重新诠释了“温柔敦厚”之旨，不过他的重心落在艺术表现方式，而不是动机与目的。他首先对温柔敦厚的源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以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其教然也。《记》又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疏以为若欲学诗，必先依倚广博，辟喻，以诗多辟喻故也。盖《三百篇》自正风正雅三颂而外，考诸小序，皆刺时之诗为多。古之诗人不欲直陈其时事之非，而暴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友朋之过，故不得已而多设辟喻以发之。其辞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使人求之于咏歌铀绎之外，而能推明其所以然。此诗教之善也。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多设譬语而不直陈其事，因为《诗经》变风变雅中多刺时之作，古代诗人不愿显扬君臣亲友的过失，所以不能不多用譬喻婉曲表达，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本旨既明，他盱衡当今诗人的创作，就发现一个由学杜带来的偏失：
今之学者每专主唐之杜氏。于是遂以激切为工，以拙直为壮，以指逆时事为爱君忧国。其原虽稍出于雅颂，而风人多设辟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论《三百篇》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不可谓不激切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可谓不拙直也：“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可谓不指逆时事也。斯其说诚然矣，然古之圣贤未尝专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与夫语言感叹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温柔敦厚是已。孔子录《诗》以为诗之宗，作《春秋》以为史之宗，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废。诗之不能为史，犹史之不能为诗也。自诗史之说兴，而学杜氏者至于愈趋愈极，而莫知所止，则温柔敦厚之教，几何不尽废也哉?夫作诗至于《三百篇》，言诗者至于孔子，可矣。学者舍孔子不法，而专主于杜氏，此予不能无感也。
明清易代之际，“诗史”说盛行于故国遗老之间，吴伟业、方文、孙枝蔚、屈大均、黄宗羲、吴嘉纪、杜溶等都主其说，而提倡最力且以杜诗笺释证实其说的则是钱谦益。李圣华认为汪琬这里批评“以激切为工”，“以拙直为壮，以指斥时事为爱君忧国”，就是针对遗民群体而发，出于开辟“昌明 博大”、“和平尔雅”，足与盛世相称的一代新诗风的意识。这无疑是很值得倾听的见解，但就具体语境来看，似乎还可考虑回应当时诗坛的动机。因为在清初，不断有论者指出《诗经》多有“直斥其人而不讳”，悖于温柔敦厚之旨的例子，如顾炎武《日知录》、钱澄之《叶井叔诗序》所论。后来叶燮《原诗》也曾提到：“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中略)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叶燮《原诗》内篇上)按他的理解，温柔敦厚的宗旨，要义在动机而不在文辞表面，所以《巷伯》“投畀”之章，也不算偏离诗教。而汪琬却认为这些直陈时事的激切之作不符合诗教，只是一些例外。两相对比，汪琬的见识明显不如叶燮通达，带有一种正统的保守色彩，以至于他的结论竟与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很相像。“诗之不能为史，犹史之不能为诗也”，岂非很接近王夫之“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的说法?(王夫之《诗译》)当然，两人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汪琬和叶燮都讲学于吴中，持论针锋相对。据沈德潜说：“时汪编修钝翁琬居尧峰教授学者，门徒数百人，比于郑众、挚恂。汪说经硁硁，素不下人，与先生持论凿枘，互相诋祺，两家门下士亦各持师说不相下。后钝翁没，先生谓：‘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静气，以归于中正之道，非为汪氏学竟谬整圣人也。且汪没，谁讥弹吾文者，吾失一诤友矣。因取向时所摘汪文短处，悉焚之。”(沈德潜《叶先生传》)汪琬在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名太高，意气太盛，又不能容人过，凡意所不可，即肆为褒讥，因而很容易招致敌意。他有《歌赠计甫草》云：“君不见云间赋诗推正宗，歌行大小尤豪雄。黄门得名三十载，体势皆与梅村同。”有评日：“近日学大樽者，皆有衣冠而无性情；一味肤壳，又其流弊，愿与吾党共商之。”很显然，这样的议论无论其确当与否，都会招致不满，因为它可以引出唐宋调之争、近体歌行之争、甚至云间、吴门地域之争。王晫《今世说》卷七载：“金谷似(名式祖)诗歌颇有唐调，汪钝翁北游时，金来话别。值宾客盈坐，金都不叙语，竞出其所作送别长歌，朗吟一遍，捧腹谓汪曰：“此诗何如高达夫?’举坐默然，汪颔之而已。”这桩轶事很可能就是出于唐宋调或近体歌行之争向汪琬挑战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