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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上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通道，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有重要的地位。文章通过对福州海丝文化发展过程与遗存的分析，论述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展望21世纪福州海丝文化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随后“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有2200多年历史的福州“以水为魂，倚港衍生”，先辈劈波斩浪，走向海洋，开始了海上交通，此后这条绵延千年、横跨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沿线各国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通道，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战略意义不断提升。本文拟通过对福州海丝文化发展的过程与遗存进行分析，展望21世纪福州海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福州海丝文化渊源
福州向海而生，早在汉代就有先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开辟东冶港，是当时对外贸易交通的主要港口，揭开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史记》记载了这段历史：“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范晔《后汉书》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交趾七郡是汉武帝征南越后设置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即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东南亚和越南等地的贡品均经福州转运。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也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繁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福州与扬州、广州成了当时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开辟福州对外贸易港口甘棠港，积极推进与朝鲜、日本、新罗等地的经贸往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货物“填郊盈郭”，商贾“摩肩击毂”。唐朝和五代时期福州还专门设立市舶司、鸿胪寺丞、榷货务等海外贸易机构，专门机构的设立凸显了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宋代的福州与广州、扬州、泉州同为中国四大港市，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景象，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荔枝谱》记载：“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当时的福州被蔡襄誉为“东南都会”。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前，福州是福建转运使的驻地，福州港遂为对外贸易中心港口，也是福建与高丽交通的主要港口，据《高丽史》记载，天禧三年（1019）由“宋福州虞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乾兴元年（1022年），“宋福州人陈象中等来献土物”。福州港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在国内贸易方面，它不仅与莆田、泉州、漳州频繁交易，也与浙江、江苏、广东、海南及两湖等地港口贸易频繁。考古证明，台湾、澎湖等地都出土有福州连江浦口窑和闽侯油窑的印花青瓷器残片，可见其与福州港的贸易往来。
明代雖实行海禁政策，但郑和每次下西洋都在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期间招募船员、修船等，长则八九个月，短则二三个月。坐落于福州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记载：“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1]可以认为郑和下西洋始于福州。明代中国与琉球朝贡贸易不断繁盛，福州承担了最主要的贸易往来，福州港的地位迅速上升。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至福州，极大地促进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壮大。
清初开海禁后的40年里，福州对日贸易的商船达219艘，主要是福州本土和浙江等周边省商人通过福州闽安镇港口，与各番国开展贸易往来。史料记载福州毗邻的南台“为海口之大镇，百货会集之所”，同时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有利促进了福州港口的繁荣[2]。鸦片战争后，福州为五口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聚集于此，福州上下杭地区涌现出“华通”“东升”“新业”“罗坤记”等进出口商行，这些商行频繁的与日本、东南亚等国进行贸易往来。
2 福州海丝文化遗存
2.1 繁荣的商品贸易
2.1.1 瓷器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福州窑口制瓷历史悠久，特别是宋元时期，瓷器作为福州主要的对外贸易商品远销海外。位于市郊的怀安窑烧制始于南朝，是福州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所烧造瓷器以青瓷为主，远销日本、越南、泰国、文莱等地。日本著名的九州博多、大宰府等遗址均发掘有福州怀安窑的产品[3]。义窑位于闽清县东桥镇义由村，是福建宋元时期规模最大的青白瓷产地，也有少量黑釉瓷器。近年来，日本在宋元考古地层挖掘出许多类似于闽清古窑产品的瓷器碎片。位于连江定海的“白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西沙群岛的“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中都打捞出水了大量义窑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位于福州连江县的浦口窑、福清市的东张窑、南台岛的洪塘陶窑、马尾区长柄窑址等，这些窑址都是福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历史见证。
2.1.2 丝织品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货源基地
自汉代起，中国丝织品便大量远销国外，特别是苏州、杭州丝织品质上乘，深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喜爱，成为中国丝织品的代名词。但近几十年专家在福州宋代、明代古墓考古，发掘出制作工艺精湛、品种丰富的随葬丝织品。例如，1975年10月在福州第七中学工地出土的南宋宗氏、赵氏家族中贵妇黄升墓中共出土丝织品服饰354件，有衣、裤、裙、袍、背心等;1986年8月，在福州北郊茶园山工地出土的南宋时期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丝织品400多件，如对襟男女衣服、帛、丝棉絮、印花背心等;1980年9月，在福州西禅寺附近发掘的明代户部尚书马森夫人墓中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各种衣物丝织品23件，有衣、裙、袍等，质地以绢、锦、缎、绫居多，多为提花丝织物。这三座古墓发掘出土的丝织品有700多件，具有数量多、品种多和工艺精的特点，说明宋代至明代福州已有大规模丝织品生产。黄升墓出土的重量仅16.7克的纱罗背心和茶园山夫妻墓出土的纱罗对襟女上衣，印证了宋代诗人陆游说书“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所采用的绉纱、二经和三经绞花罗等制造技术是当时纺织技术的新成就，足见福州是古代丝绸销往国外的重要货源基地，与江浙、蜀地等同为全国丝绸纺织中心[4]。 2.2 跨海交流的多元文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的城市精神，体现了福州海丝文化中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容纳世界文化气量。海上丝绸之路促进跨海文化交流，使中国佛教文化通过福州传到日本、朝鲜，凸显了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空海法师是中日佛教交往的纽带人物，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随遣唐使入唐，因遭遇风暴漂抵福建，其在闽期间所创作的《灵源深处离合诗》《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三篇诗文，成为流传千余年的文宝，是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宣宗大中七年（853），空海的俗甥圆珍，即智证大师，也慕名随一行日本僧人专程到福州开元寺研习佛经3年之久。空海和圆珍都与开元寺结下了深厚的佛法情缘，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宋元时期，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日本僧人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福州与日本佛教交流重要载体，不断丰富两国交流的文化内涵和人民友谊。
3 福州海丝文化传承与发展
福州海丝文化是我国海洋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海丝文化遗存是我国重要财富，也是世界性文化遗产。充分发掘福州海丝文化遗存，使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更加鲜活。
福州的海丝文化遗址大都在滨海新城和福州新区内，我们既要积极开展福州海丝遗迹、遗址、建筑、文物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又要将海丝文化与福州的历史人文景观相融合，开辟海港遗迹线路和文化史迹线路，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以海丝文化为主题的竞赛活动，营造良好的海丝文化氛围。海丝文化不仅在于发掘，更在于传承与发展，因而要努力提升民众的海丝文化意识，从中小学课堂入手，做好福州海丝文化的校本教材，使广大学生能熟知海丝故事，更好地传承海丝精神。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文明交流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应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带领下，书写福州海丝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4]张振玉.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丝织品贸易[J].福建文博，2013（1）.
[2]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
[3]福建博物院，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J].福建文博，1999（2）.
[5]张玉霖.古代福州与日本、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J].福建文博，2013（1）.
【作者简介】罗昕宇（1987—），女，汉族，福建连城人，本科，就职于福州市博物馆。
关键词：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随后“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有2200多年历史的福州“以水为魂，倚港衍生”，先辈劈波斩浪，走向海洋，开始了海上交通，此后这条绵延千年、横跨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沿线各国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通道，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战略意义不断提升。本文拟通过对福州海丝文化发展的过程与遗存进行分析，展望21世纪福州海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福州海丝文化渊源
福州向海而生，早在汉代就有先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开辟东冶港，是当时对外贸易交通的主要港口，揭开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史记》记载了这段历史：“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范晔《后汉书》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交趾七郡是汉武帝征南越后设置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即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东南亚和越南等地的贡品均经福州转运。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也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繁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福州与扬州、广州成了当时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开辟福州对外贸易港口甘棠港，积极推进与朝鲜、日本、新罗等地的经贸往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货物“填郊盈郭”，商贾“摩肩击毂”。唐朝和五代时期福州还专门设立市舶司、鸿胪寺丞、榷货务等海外贸易机构，专门机构的设立凸显了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宋代的福州与广州、扬州、泉州同为中国四大港市，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景象，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荔枝谱》记载：“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当时的福州被蔡襄誉为“东南都会”。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前，福州是福建转运使的驻地，福州港遂为对外贸易中心港口，也是福建与高丽交通的主要港口，据《高丽史》记载，天禧三年（1019）由“宋福州虞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乾兴元年（1022年），“宋福州人陈象中等来献土物”。福州港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在国内贸易方面，它不仅与莆田、泉州、漳州频繁交易，也与浙江、江苏、广东、海南及两湖等地港口贸易频繁。考古证明，台湾、澎湖等地都出土有福州连江浦口窑和闽侯油窑的印花青瓷器残片，可见其与福州港的贸易往来。
明代雖实行海禁政策，但郑和每次下西洋都在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期间招募船员、修船等，长则八九个月，短则二三个月。坐落于福州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记载：“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1]可以认为郑和下西洋始于福州。明代中国与琉球朝贡贸易不断繁盛，福州承担了最主要的贸易往来，福州港的地位迅速上升。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至福州，极大地促进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壮大。
清初开海禁后的40年里，福州对日贸易的商船达219艘，主要是福州本土和浙江等周边省商人通过福州闽安镇港口，与各番国开展贸易往来。史料记载福州毗邻的南台“为海口之大镇，百货会集之所”，同时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有利促进了福州港口的繁荣[2]。鸦片战争后，福州为五口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聚集于此，福州上下杭地区涌现出“华通”“东升”“新业”“罗坤记”等进出口商行，这些商行频繁的与日本、东南亚等国进行贸易往来。
2 福州海丝文化遗存
2.1 繁荣的商品贸易
2.1.1 瓷器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福州窑口制瓷历史悠久，特别是宋元时期，瓷器作为福州主要的对外贸易商品远销海外。位于市郊的怀安窑烧制始于南朝，是福州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所烧造瓷器以青瓷为主，远销日本、越南、泰国、文莱等地。日本著名的九州博多、大宰府等遗址均发掘有福州怀安窑的产品[3]。义窑位于闽清县东桥镇义由村，是福建宋元时期规模最大的青白瓷产地，也有少量黑釉瓷器。近年来，日本在宋元考古地层挖掘出许多类似于闽清古窑产品的瓷器碎片。位于连江定海的“白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西沙群岛的“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中都打捞出水了大量义窑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位于福州连江县的浦口窑、福清市的东张窑、南台岛的洪塘陶窑、马尾区长柄窑址等，这些窑址都是福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历史见证。
2.1.2 丝织品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货源基地
自汉代起，中国丝织品便大量远销国外，特别是苏州、杭州丝织品质上乘，深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喜爱，成为中国丝织品的代名词。但近几十年专家在福州宋代、明代古墓考古，发掘出制作工艺精湛、品种丰富的随葬丝织品。例如，1975年10月在福州第七中学工地出土的南宋宗氏、赵氏家族中贵妇黄升墓中共出土丝织品服饰354件，有衣、裤、裙、袍、背心等;1986年8月，在福州北郊茶园山工地出土的南宋时期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丝织品400多件，如对襟男女衣服、帛、丝棉絮、印花背心等;1980年9月，在福州西禅寺附近发掘的明代户部尚书马森夫人墓中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各种衣物丝织品23件，有衣、裙、袍等，质地以绢、锦、缎、绫居多，多为提花丝织物。这三座古墓发掘出土的丝织品有700多件，具有数量多、品种多和工艺精的特点，说明宋代至明代福州已有大规模丝织品生产。黄升墓出土的重量仅16.7克的纱罗背心和茶园山夫妻墓出土的纱罗对襟女上衣，印证了宋代诗人陆游说书“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所采用的绉纱、二经和三经绞花罗等制造技术是当时纺织技术的新成就，足见福州是古代丝绸销往国外的重要货源基地，与江浙、蜀地等同为全国丝绸纺织中心[4]。 2.2 跨海交流的多元文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的城市精神，体现了福州海丝文化中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容纳世界文化气量。海上丝绸之路促进跨海文化交流，使中国佛教文化通过福州传到日本、朝鲜，凸显了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空海法师是中日佛教交往的纽带人物，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随遣唐使入唐，因遭遇风暴漂抵福建，其在闽期间所创作的《灵源深处离合诗》《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三篇诗文，成为流传千余年的文宝，是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宣宗大中七年（853），空海的俗甥圆珍，即智证大师，也慕名随一行日本僧人专程到福州开元寺研习佛经3年之久。空海和圆珍都与开元寺结下了深厚的佛法情缘，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宋元时期，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日本僧人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福州与日本佛教交流重要载体，不断丰富两国交流的文化内涵和人民友谊。
3 福州海丝文化传承与发展
福州海丝文化是我国海洋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海丝文化遗存是我国重要财富，也是世界性文化遗产。充分发掘福州海丝文化遗存，使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更加鲜活。
福州的海丝文化遗址大都在滨海新城和福州新区内，我们既要积极开展福州海丝遗迹、遗址、建筑、文物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又要将海丝文化与福州的历史人文景观相融合，开辟海港遗迹线路和文化史迹线路，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以海丝文化为主题的竞赛活动，营造良好的海丝文化氛围。海丝文化不仅在于发掘，更在于传承与发展，因而要努力提升民众的海丝文化意识，从中小学课堂入手，做好福州海丝文化的校本教材，使广大学生能熟知海丝故事，更好地传承海丝精神。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文明交流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应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带领下，书写福州海丝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4]张振玉.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丝织品贸易[J].福建文博，2013（1）.
[2]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
[3]福建博物院，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J].福建文博，1999（2）.
[5]张玉霖.古代福州与日本、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J].福建文博，2013（1）.
【作者简介】罗昕宇（1987—），女，汉族，福建连城人，本科，就职于福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