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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市转移
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时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环境非常艰险。此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这比瓦窑堡撤退时情况好得多,那时他手头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面对的是近千名敌人的进攻,却使毛主席得到安全转移。
瓦窑堡是陕北著名的第一大镇,有1800多户人家。自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该市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革命圣地。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遵义会议以前就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还将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政权名称由“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党中央撤出瓦窑堡是1936年6月14日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挫败蒋介石一举将红军消灭于陕北的企图。
自中央作出撤离瓦市的决定之后,驻该市的红军部队、中央机关、军委各单位、陕北省委机关及学校等,都陆续转移了出去。6月21日这天,周恩来在自己住的小院枣树下,一边批阅文件和电报,一边等待睡下不久的毛泽东起床后,和洛甫等领导同志向外地转移。毛泽东从山西东征回来之后一直很忙,就在昨夜,他还伏案疾书,直到天快亮了才躺下休息。周恩来多么想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啊!不料此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怎么回事?他派参谋陈友才速去了解情况。
陈友才跑到城门外,看见安定县委派来的人正在向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汇报。来人说,枪声来自横山石湾方向,估计是那里的敌人出动了。并说,县委已派游击队和赤卫军前去抵挡,因武器差,所拿的多数是大刀长矛,故坚持不会太久。
张云逸听了之后,立即派孔石泉参谋给周副主席汇报,自己安排应对措施去了。
当时瓦窑堡处在蒋介石几路大军的包围之中:北面,以榆林为中心,驻扎有地方军阀高双成、高桂滋两个师;因为张学良、杨虎城曾两次飞榆林作工作,两高都不愿意打内战,所以周恩来也没有派兵牵制。没想到就是这个师竟出了问题,胆敢向瓦窑堡进攻。
事后才得知,进犯之敌是八十六师张云衢带领的炮兵营。该人土匪出身,所率的炮兵营连一门炮也没有,骡马倒是挺多,人称骑兵营,且称他“骑兵张”。他吃喝嫖赌抽大烟,发的薪饷根本不够他用。他得知红军准备放弃瓦窑堡,让给东北军,还知道红军在瓦窑堡多系机关、学校及后勤人员,军队不多,便亲率300多名兵丁,加上民团和地主武装,总共近千人,发起进攻。这次行动,东北军、西北军不知道,连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也不知道。
敌人越来越近了,周恩来穿过小街来到毛泽东住的小院。这小院在中山西街,院内东边是四间房,一间为毛泽东办公室兼卧室,其余几间是工作人员住房和会议室。这排平房西头的一间略高,登木梯上房顶可以看到城区一半的景象。
站在院内的警卫员、机要员和秘书,见周恩来副主席来了,都围了过去。周恩来要他们迅速做好转移的准备,当张云逸从外面进来,说敌人已进到米粮山北麓时,周恩来这才派警卫员去叫醒毛泽东。
毛泽东起了床,先上房顶观察敌情。周恩来怕有意外,催促毛泽东快从房顶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张云逸骑马又去了前方察看,此时回来说,敌人已进了街巷,让毛、周两位主席快走。
“机关都走了?”毛泽东不放心地问。得到肯定答复后,又在住房前徘徊了一阵,像在检点着什么。
外面的枪声更近了,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主席,您该走了!这里,我和张胡子(留着长须的张云逸的外号)殿后。”
“好。恩来,你们也不可久留,要很快离开。”毛泽东说完,便带警卫、参谋等人出了小院。在外面,和洛甫等人一起来到十字街口。此时,只见一股敌人过来,我军一个班冲了上去,将敌人赶走。毛泽东等人乘机穿过街道,从南门走了出去。
周恩来见毛泽东出城已好一阵,便撤了下去,在城外追上了主席。恰在此时,他看见红石峁山上有十多个敌人,看样子并没有发现他们,就派一个班的战士担任警戒,督促大家快步前进,在沟底树林荆棘的掩护下,走出了险境。
当晚,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一夜。几天后,他们便进了保安城。
劳山血案
“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这是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来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说的一段话。
劳山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耸立在延安与甘泉县之间,为东西走向。它距延安60多华里,是延安南边的门户,甘泉县北侧的屏障。
周恩来是为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而去西安路经劳山的。
1937年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坐着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出发,向西安方向行驶。他们一行连司机共25人,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坐在车厢里的是他们随行人员,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此外,担任护送任务的,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和一个班的红军战士。同行的还有前往西安任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中央军委一局参谋孔石泉。
汽车在山间公路上奔驰,不长时间就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爬上山岭最高点,进入了甘泉县境,来到一个宽阔的山弯。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砰砰”几声。周恩来透过车窗玻璃,看见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湫”的深水潭,公路的路基把潭分成两半。左边有一片大苇塘,塘后是陡峭的沿湫山,右边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其后连着耸有圆形山包的大山沟。山坳前边有一条长300多米、高30多米的大坝梁,粱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他从左侧崖畔间传出的枪声判断,是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就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冲过坝梁,以摆脱敌人。没想到埋伏在坝梁上的敌人也开火了,司机中弹倒在驾驶座上,车胎也被打瘪了。
周恩来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命令车上的人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也断定是遇到了敌人周密策划的伏击,便首先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去保护周恩来转移,然后命令陈国桥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陈友才在车上腿部就中弹了,他一边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一边挥手让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撤离。可能是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引来了更多飞舞的枪弹。他立即意识到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于是就利用行李、车帮和车头做掩护,巧妙地向敌人射击。
这是土匪精心安排的伏击,其首领是惯匪李清伍。此人早年随父母由河南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长大后成了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曾被陕北红军收编,第二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攻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复做土匪。他以哥老会为依托,与国民党民团团总相勾结,是当地为害最大的一股土匪。4 月23日,他接到安插在延安城内的坐探马长斗的情报,立即带领100多名匪徒来到沿湫山附近埋伏。他将指挥部设在坝梁顶上的山神庙里,从后墙挖开的了望孔,可以看到伏击点。此时,他看到有几个人下了公路,进入了大梢林,而汽车仍停在原地,认为好东西都在车上,故没有人去追赶进入大梢林的那几个人。
进入大梢林的,正是周恩来等几人。当时,周恩来发现坝梁上有敌人,左边峭壁和苇塘那边山谷有枪声,而右侧梢林却没有动静,认为那里没有埋伏,便用手向梢林一指:“突围!尽快摆脱敌人!”便带领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跳下公路,钻进了右边的荒草和树林里。
他们转过几个山头,已摆脱了敌人,张云逸提议先回延安,周恩来同意。于是,翻陡崖,下深沟,来到了三十里铺。这里有延安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云站长安排周恩来等上炕休息,并向延安报告了情况。
副官陈友才亲眼看见周恩来脱离了险境,就以卡车作掩护,拼命向敌人射击,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不久,就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作为特务队副排长的陈国桥看见陈友才壮烈牺牲,双眼冒火,向带领的战士大喊:“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手握手榴弹等待敌人逼近了,再扔出去。
敌人见我方停止了射击,就嚎叫着向卡车扑来。陈国桥向敌群扔出两颗手榴弹,炸出一阵鬼哭狼嚎,自己也牺牲了。
敌人扑向卡车,不料车上没有银元,也没有大烟土,只有两个上锁的铁皮箱子,砸开看时,里边只有书籍和文件。
李清伍指挥匪徒搜查牺牲战士的衣物,从陈友才衣兜里搜出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原来作为副官的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将周恩来的名片带在身上,匪首李清伍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一下给吓坏了,惊呼“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快跑!”敌人立时向远处逃窜。
周恩来中埋伏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延安很快做出安排。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根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命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首长的马匹全部牵来,让几十名干部战士全部上马。正要出发,毛泽东赶来了,告诉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此时,保卫处派出了特务队骑兵排迅速驰援,并令独立团前往增援!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起一批民兵,快速地往出事的地点进发!
黄霖骑着肖劲光的马,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三十里铺,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让他把干部组织起来,到现场进行搜救。
特务队的骑兵排也赶来了,周恩来嘱咐他们去现场把牺牲同志的遗体和受伤的同志都带回来。
当派出去现场搜救和运载伤亡同志的干部战士完成任务返回检查站后,周恩来才骑马返回延安,在延安南门外广场见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同志。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做好前往西安的准备。这次他没有乘卡车,而是电告西安国民党行营主任顾祝同,派飞机到延安来接。
劳山事件发生不久,查清匪情、缉拿匪首和凶犯的工作便展开了。边区保卫处终于查清伏击事件系李清伍股匪所为。延安周围的土匪被剿匪部队肃清了,潜伏在延安城内提供情报的坐探冯长斗被捕获,逃到外地的匪首李清伍见风声小了潜回家中,被锄奸人员发现,受到了镇压。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沿湫山事件发生地,立了一块石碑,刻有“周恩来同志遇险处”八个大字,以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曾经发生的那页历史。
太原突围
1937年11月5日,太原城的东、南、北三面城郊,都被疯狂的日军侵占!位于汾河岸边的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处于危急之中!
日本侵占了北平、天津,又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逼山西北部重镇大同,一路沿平汉铁路攻打河北保定,亟欲夺取战略要地石家庄。就在此种情况下,八路军——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由陕西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与阎锡山联合抗日。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于同年9月3日离开西安,第二天由潼关过河进入山西。
在对曰作战中,八路军机动灵活,取得了歼灭日军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为配合忻口保卫战,深入敌人侧后,烧毁了代县阳明堡机场日军飞机24架,并堵截了日军运输队和增援部队等。而国民党军坚持阵地战,既未堵住日军向天镇、阳高的进攻,又未能在平型关战役中获胜,摆开阵势,在太原以北与日军麇战20多天的忻口战役,也因日军从娘子关打了进来,而全线撤退,使太原立时成了一座危城。
11月4日阎锡山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大家的意见分歧,到午夜l时多,还是没有一致的意见。阎锡山说部队已经行动了,无法改变,就照原来的部署办吧。说完,就带着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走出会场,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穿城门,过汾河桥,连夜向交城、临汾方向奔去。留傅作义守城。
周恩来回到办事处,连夜给朱德、彭德怀、毛泽东起草电报,并令一二○师在忻口至太原路上多处设伏,延缓日军南下。
11月5日上午,日军已与太原守城前哨部队交火了,并有几十架日机在城市上空轮番侦察和轰炸。下午,日军又占领了太原城东双塔寺等高地,还在牛驼寨等制高点上用大炮向城内猛轰。
情况显然是越来越紧张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让办事处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到汾河西岸隐蔽待命,其他人一律不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发现阎锡山等人已走,估计太原守不了多久,于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将办事处撤走。
工作一直忙到了晚上,是必须离开的时候了。办事处的同志也分批走了,仅剩下周恩来、彭雪枫等7人。晚上9点多钟,他们动身撤离。
太原城西边有大西门和水西门,不料水西门被守城部队用沙袋封死了。彭雪枫好说歹说,守城军官就是不答应,一定要经傅作义亲自批准,才许放人出城。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城府司令部,请傅作义亲笔写了准予出城的手谕。守城军官看了手谕,准许出城,却因城门封死了,很难扒开,便令士兵搬开门旁的沙袋,露出仅能通过一人的狭窄暗道。周恩来和同志们提着随身携带的东西,穿过暗道,来到了城外。
一片何等混乱、吵闹的景象!在城外不大的空地上,人挤人,物撞物,军人市民乱成了一锅粥。
从城西向南奔流的汾河,宽约千米,河水滔滔,河面只有两座陈旧、简陋的木桥,其中一座桥被日本飞机炸毁,现仅有一座桥可以通行。桥窄车多,很快就把桥堵了,谁也动弹不得。
周恩来看到这番情景,就走上桥头对傅作义部的一位军官讲,要他立即下命令,让部队不得和逃难老百姓抢道,并组织疏导交通。周恩来和办事处人员在车辆、弃物和牲口间穿行,走走停停。就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汾河,竟让他们走了近一个小时!
跨过了汾河,找到了提前隐蔽在那里的车辆,在特务团派来的一个加强班的护送下,周恩来、彭雪枫上车向汾阳方向驰去。
战局果然和周恩来预料的那样,守城部队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与敌死命拼杀,但还是没有坚持太久,在周恩来撤出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夜间,傅作义将军只好率部撤离,太原立即就被日军占领。
责编 郝家正
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时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环境非常艰险。此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这比瓦窑堡撤退时情况好得多,那时他手头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面对的是近千名敌人的进攻,却使毛主席得到安全转移。
瓦窑堡是陕北著名的第一大镇,有1800多户人家。自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该市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革命圣地。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遵义会议以前就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还将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政权名称由“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党中央撤出瓦窑堡是1936年6月14日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挫败蒋介石一举将红军消灭于陕北的企图。
自中央作出撤离瓦市的决定之后,驻该市的红军部队、中央机关、军委各单位、陕北省委机关及学校等,都陆续转移了出去。6月21日这天,周恩来在自己住的小院枣树下,一边批阅文件和电报,一边等待睡下不久的毛泽东起床后,和洛甫等领导同志向外地转移。毛泽东从山西东征回来之后一直很忙,就在昨夜,他还伏案疾书,直到天快亮了才躺下休息。周恩来多么想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啊!不料此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怎么回事?他派参谋陈友才速去了解情况。
陈友才跑到城门外,看见安定县委派来的人正在向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汇报。来人说,枪声来自横山石湾方向,估计是那里的敌人出动了。并说,县委已派游击队和赤卫军前去抵挡,因武器差,所拿的多数是大刀长矛,故坚持不会太久。
张云逸听了之后,立即派孔石泉参谋给周副主席汇报,自己安排应对措施去了。
当时瓦窑堡处在蒋介石几路大军的包围之中:北面,以榆林为中心,驻扎有地方军阀高双成、高桂滋两个师;因为张学良、杨虎城曾两次飞榆林作工作,两高都不愿意打内战,所以周恩来也没有派兵牵制。没想到就是这个师竟出了问题,胆敢向瓦窑堡进攻。
事后才得知,进犯之敌是八十六师张云衢带领的炮兵营。该人土匪出身,所率的炮兵营连一门炮也没有,骡马倒是挺多,人称骑兵营,且称他“骑兵张”。他吃喝嫖赌抽大烟,发的薪饷根本不够他用。他得知红军准备放弃瓦窑堡,让给东北军,还知道红军在瓦窑堡多系机关、学校及后勤人员,军队不多,便亲率300多名兵丁,加上民团和地主武装,总共近千人,发起进攻。这次行动,东北军、西北军不知道,连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也不知道。
敌人越来越近了,周恩来穿过小街来到毛泽东住的小院。这小院在中山西街,院内东边是四间房,一间为毛泽东办公室兼卧室,其余几间是工作人员住房和会议室。这排平房西头的一间略高,登木梯上房顶可以看到城区一半的景象。
站在院内的警卫员、机要员和秘书,见周恩来副主席来了,都围了过去。周恩来要他们迅速做好转移的准备,当张云逸从外面进来,说敌人已进到米粮山北麓时,周恩来这才派警卫员去叫醒毛泽东。
毛泽东起了床,先上房顶观察敌情。周恩来怕有意外,催促毛泽东快从房顶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张云逸骑马又去了前方察看,此时回来说,敌人已进了街巷,让毛、周两位主席快走。
“机关都走了?”毛泽东不放心地问。得到肯定答复后,又在住房前徘徊了一阵,像在检点着什么。
外面的枪声更近了,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主席,您该走了!这里,我和张胡子(留着长须的张云逸的外号)殿后。”
“好。恩来,你们也不可久留,要很快离开。”毛泽东说完,便带警卫、参谋等人出了小院。在外面,和洛甫等人一起来到十字街口。此时,只见一股敌人过来,我军一个班冲了上去,将敌人赶走。毛泽东等人乘机穿过街道,从南门走了出去。
周恩来见毛泽东出城已好一阵,便撤了下去,在城外追上了主席。恰在此时,他看见红石峁山上有十多个敌人,看样子并没有发现他们,就派一个班的战士担任警戒,督促大家快步前进,在沟底树林荆棘的掩护下,走出了险境。
当晚,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一夜。几天后,他们便进了保安城。
劳山血案
“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这是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来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说的一段话。
劳山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耸立在延安与甘泉县之间,为东西走向。它距延安60多华里,是延安南边的门户,甘泉县北侧的屏障。
周恩来是为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而去西安路经劳山的。
1937年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坐着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出发,向西安方向行驶。他们一行连司机共25人,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坐在车厢里的是他们随行人员,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此外,担任护送任务的,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和一个班的红军战士。同行的还有前往西安任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中央军委一局参谋孔石泉。
汽车在山间公路上奔驰,不长时间就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爬上山岭最高点,进入了甘泉县境,来到一个宽阔的山弯。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砰砰”几声。周恩来透过车窗玻璃,看见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湫”的深水潭,公路的路基把潭分成两半。左边有一片大苇塘,塘后是陡峭的沿湫山,右边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其后连着耸有圆形山包的大山沟。山坳前边有一条长300多米、高30多米的大坝梁,粱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他从左侧崖畔间传出的枪声判断,是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就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冲过坝梁,以摆脱敌人。没想到埋伏在坝梁上的敌人也开火了,司机中弹倒在驾驶座上,车胎也被打瘪了。
周恩来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命令车上的人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也断定是遇到了敌人周密策划的伏击,便首先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去保护周恩来转移,然后命令陈国桥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陈友才在车上腿部就中弹了,他一边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一边挥手让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撤离。可能是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引来了更多飞舞的枪弹。他立即意识到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于是就利用行李、车帮和车头做掩护,巧妙地向敌人射击。
这是土匪精心安排的伏击,其首领是惯匪李清伍。此人早年随父母由河南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长大后成了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曾被陕北红军收编,第二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攻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复做土匪。他以哥老会为依托,与国民党民团团总相勾结,是当地为害最大的一股土匪。4 月23日,他接到安插在延安城内的坐探马长斗的情报,立即带领100多名匪徒来到沿湫山附近埋伏。他将指挥部设在坝梁顶上的山神庙里,从后墙挖开的了望孔,可以看到伏击点。此时,他看到有几个人下了公路,进入了大梢林,而汽车仍停在原地,认为好东西都在车上,故没有人去追赶进入大梢林的那几个人。
进入大梢林的,正是周恩来等几人。当时,周恩来发现坝梁上有敌人,左边峭壁和苇塘那边山谷有枪声,而右侧梢林却没有动静,认为那里没有埋伏,便用手向梢林一指:“突围!尽快摆脱敌人!”便带领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跳下公路,钻进了右边的荒草和树林里。
他们转过几个山头,已摆脱了敌人,张云逸提议先回延安,周恩来同意。于是,翻陡崖,下深沟,来到了三十里铺。这里有延安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云站长安排周恩来等上炕休息,并向延安报告了情况。
副官陈友才亲眼看见周恩来脱离了险境,就以卡车作掩护,拼命向敌人射击,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不久,就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作为特务队副排长的陈国桥看见陈友才壮烈牺牲,双眼冒火,向带领的战士大喊:“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手握手榴弹等待敌人逼近了,再扔出去。
敌人见我方停止了射击,就嚎叫着向卡车扑来。陈国桥向敌群扔出两颗手榴弹,炸出一阵鬼哭狼嚎,自己也牺牲了。
敌人扑向卡车,不料车上没有银元,也没有大烟土,只有两个上锁的铁皮箱子,砸开看时,里边只有书籍和文件。
李清伍指挥匪徒搜查牺牲战士的衣物,从陈友才衣兜里搜出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原来作为副官的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将周恩来的名片带在身上,匪首李清伍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一下给吓坏了,惊呼“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快跑!”敌人立时向远处逃窜。
周恩来中埋伏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延安很快做出安排。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根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命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首长的马匹全部牵来,让几十名干部战士全部上马。正要出发,毛泽东赶来了,告诉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此时,保卫处派出了特务队骑兵排迅速驰援,并令独立团前往增援!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起一批民兵,快速地往出事的地点进发!
黄霖骑着肖劲光的马,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三十里铺,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让他把干部组织起来,到现场进行搜救。
特务队的骑兵排也赶来了,周恩来嘱咐他们去现场把牺牲同志的遗体和受伤的同志都带回来。
当派出去现场搜救和运载伤亡同志的干部战士完成任务返回检查站后,周恩来才骑马返回延安,在延安南门外广场见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同志。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做好前往西安的准备。这次他没有乘卡车,而是电告西安国民党行营主任顾祝同,派飞机到延安来接。
劳山事件发生不久,查清匪情、缉拿匪首和凶犯的工作便展开了。边区保卫处终于查清伏击事件系李清伍股匪所为。延安周围的土匪被剿匪部队肃清了,潜伏在延安城内提供情报的坐探冯长斗被捕获,逃到外地的匪首李清伍见风声小了潜回家中,被锄奸人员发现,受到了镇压。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沿湫山事件发生地,立了一块石碑,刻有“周恩来同志遇险处”八个大字,以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曾经发生的那页历史。
太原突围
1937年11月5日,太原城的东、南、北三面城郊,都被疯狂的日军侵占!位于汾河岸边的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处于危急之中!
日本侵占了北平、天津,又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逼山西北部重镇大同,一路沿平汉铁路攻打河北保定,亟欲夺取战略要地石家庄。就在此种情况下,八路军——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由陕西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与阎锡山联合抗日。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于同年9月3日离开西安,第二天由潼关过河进入山西。
在对曰作战中,八路军机动灵活,取得了歼灭日军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为配合忻口保卫战,深入敌人侧后,烧毁了代县阳明堡机场日军飞机24架,并堵截了日军运输队和增援部队等。而国民党军坚持阵地战,既未堵住日军向天镇、阳高的进攻,又未能在平型关战役中获胜,摆开阵势,在太原以北与日军麇战20多天的忻口战役,也因日军从娘子关打了进来,而全线撤退,使太原立时成了一座危城。
11月4日阎锡山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大家的意见分歧,到午夜l时多,还是没有一致的意见。阎锡山说部队已经行动了,无法改变,就照原来的部署办吧。说完,就带着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走出会场,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穿城门,过汾河桥,连夜向交城、临汾方向奔去。留傅作义守城。
周恩来回到办事处,连夜给朱德、彭德怀、毛泽东起草电报,并令一二○师在忻口至太原路上多处设伏,延缓日军南下。
11月5日上午,日军已与太原守城前哨部队交火了,并有几十架日机在城市上空轮番侦察和轰炸。下午,日军又占领了太原城东双塔寺等高地,还在牛驼寨等制高点上用大炮向城内猛轰。
情况显然是越来越紧张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让办事处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到汾河西岸隐蔽待命,其他人一律不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发现阎锡山等人已走,估计太原守不了多久,于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将办事处撤走。
工作一直忙到了晚上,是必须离开的时候了。办事处的同志也分批走了,仅剩下周恩来、彭雪枫等7人。晚上9点多钟,他们动身撤离。
太原城西边有大西门和水西门,不料水西门被守城部队用沙袋封死了。彭雪枫好说歹说,守城军官就是不答应,一定要经傅作义亲自批准,才许放人出城。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城府司令部,请傅作义亲笔写了准予出城的手谕。守城军官看了手谕,准许出城,却因城门封死了,很难扒开,便令士兵搬开门旁的沙袋,露出仅能通过一人的狭窄暗道。周恩来和同志们提着随身携带的东西,穿过暗道,来到了城外。
一片何等混乱、吵闹的景象!在城外不大的空地上,人挤人,物撞物,军人市民乱成了一锅粥。
从城西向南奔流的汾河,宽约千米,河水滔滔,河面只有两座陈旧、简陋的木桥,其中一座桥被日本飞机炸毁,现仅有一座桥可以通行。桥窄车多,很快就把桥堵了,谁也动弹不得。
周恩来看到这番情景,就走上桥头对傅作义部的一位军官讲,要他立即下命令,让部队不得和逃难老百姓抢道,并组织疏导交通。周恩来和办事处人员在车辆、弃物和牲口间穿行,走走停停。就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汾河,竟让他们走了近一个小时!
跨过了汾河,找到了提前隐蔽在那里的车辆,在特务团派来的一个加强班的护送下,周恩来、彭雪枫上车向汾阳方向驰去。
战局果然和周恩来预料的那样,守城部队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与敌死命拼杀,但还是没有坚持太久,在周恩来撤出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夜间,傅作义将军只好率部撤离,太原立即就被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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