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生命弘扬了“五四”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名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又在89岁高龄时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许老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际遇如何，许老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曾改变，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传承人。
　　在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许德珩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医学院任教，她的丈夫是我国著名核武器专家、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邓家与许家是世交。上世纪30年代，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许德珩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那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皮的孩子，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到邓家做客时，邓稼先一边双手抓住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父母亲通报来客人了。许德珩对夫人劳君展说：“邓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呀。”
　　1950年8月，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加入九三学社，当时许德珩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會主席。1953年，邓稼先与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结婚，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对他视如己出。
　　195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全家人饭后在院子里乘凉，许德珩讲起他参与发动“五四运动”的场景，邓稼先忍不住问岳父：“您当时在蔡元培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但为了救国，您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许德珩回答说：“1919年5月3日晚上，我们北大全体学生与各校的代表一起开会，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声呐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胶州要亡了，中国要亡了！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救中国，要么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岳父的这番话在邓稼先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一年后，邓稼先接受了为祖国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他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他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64年10月16日晚上，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后，人们又蹦又跳，高兴极了。那年，许德珩先生已74岁高龄，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转而询问正在家中做客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济慈先生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天机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浮肿。邓稼先领导的原子弹研制理论组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1960年春节，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几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大家不让南方来的同事包饺子，生怕他们不会包，把宝贵的菜和肉煮到汤里面。
　　那时，许德珩夫妇、邓以蛰夫妇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邓稼先，许鹿希省吃俭用给邓稼先买饼干，邓稼先把饼干和粮票分给大家用。其实，这一点点粮票、饼干，对于那几十名刚刚毕业不久且工作强度大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真是九牛一毛。但是，邓稼先这种关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大家把老邓视为兄长。
　　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3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着的同志叫起来询问，等他们把问题搞清楚了，天也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同事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这时，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时的同事回想起来依然十分激动：“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们拿着老邓给的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就是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
　　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许德珩先生，则于1979年以8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德珩先生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部分写道：“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邓稼先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
　　邓稼先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仅有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博士时从单位借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机关行政改革，单位把这两个单人沙发作价卖给了邓稼先，一直用到现在。去世之前一年，邓稼先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长级，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是他没有搬。许鹿希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
　　许鹿希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其他国家少很多。杨先生听后说：“若算上科学家的奉献，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的确，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中国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离不开中国科学家的无私奉献。 　　1985年，邓稼先被查出患有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议》和20多万字的《群论》。这部由他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专著，邓稼先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写建议书时，邓稼先开始做化疗，做化疗要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地给他擦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终年62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当中央领导同志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许鹿希的要求是：“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1996年7月29日，在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之后，中国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試验。这一天恰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
　　1986年邓稼先逝世时，许德珩先生已经96岁高龄，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泪交流，他亲笔题写了大幅白绫挽幛：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邓稼先逝世三年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奖金1000元。许鹿希教授把奖金赠给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协，她在信中写道：“……一个人靠脊梁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靠铁脊梁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国挺立得更高更强，青年同志们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同时，在你们身边有和邓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奋战不息的元勋们。因此，青年同志们会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为了祖国强大，为了民族振兴，邓稼先毫无保留地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毕生智慧和宝贵生命;而许鹿希为支持丈夫的工作，为了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她放开了丈夫温暖的怀抱、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把她的青春、把她的全身心的爱，奉献给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今年91岁了，稼先比我大5岁。他如果在世，应该96岁了……”今天再次谈起邓稼先，许鹿希教授依然沉浸在对丈夫无限的思念中。
　　（摘自《北方人》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