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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妈没有留下遗嘱，实际上这两年她一直在医院养病，几乎说不出话来。”6月12日，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时，声音中带着些许疲倦。
出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曾三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谢觉哉的革命伴侣，也是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等机构的发起人。
6月9日，107岁的老红军王定国因病逝世。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独家采访到王定国老人的亲友，还原其生前事迹。
九趾红军：还能为国家做点啥？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连续五日来，人们送来的挽联已经围着王定国所在楼宇放了一圈。在一副副悼念老人的挽联中，放在遗像旁的“沉痛悼念王定国同志，王定国扶贫基金会敬挽”格外醒目。
“像扶贫基金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等都是母亲晚年时参与成立的。按理说她那时完全可以享福了，但她偏不。她一直在思考：还能为国家做点啥？”谢亚旭说，人们尊称她为“社会活动家”。
而这样参与并非简单地出席大会、参加典礼，而是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与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注重经济建设，眼看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需要有人来管，王定国就召集了一些老同志组建了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诞生。
“90年代，当这些问题显现出来时，国家就把这两个已发展到县一级的民间组织收编了。”谢亚旭说，“主动退出后，母亲不但没有埋怨，还特别高兴，她觉得自己做的事得到了国家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听专家说为了搞经济，长城和一些文物遭到了破坏，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现中国文物学会）。
“实际上就算拿个古董给母亲，她也不一定认识。但是她明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谢亚旭说，“现在看来，这种文物热已经很普遍了。从这点来看，母亲的思路特别清晰，有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该活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并题字，而习仲勋是第一位为该活动题字的中央领导。
就在王定国逝世当日，中国文物学会发来唁函，唁函中尊称王定国为“老妈妈”。其中特别提到，1984年王定国与一些老同志参与筹备组建了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经费，就通过多途径创收筹集经费;没有办公用房，就在王定国老妈妈家中办公……
“王妈妈心里有一种使命，要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陪伴照顾王定国20多年的亲人阳琼仙清楚记得，有时老人到地方的日程安排比较紧，可她不肯休息，总盯着车窗外看。阳琼仙劝她休息，她却说：“时间紧，舍不得睡。”
曾经在翻雪山时，王定国的一些战友睡了过去，就再也没起来。当时为执行任务，王定国五次翻雪山，为战友当啦啦队，鼓舞大家翻过雪山。一次，王定国在宿营地被冻醒了，抱着冻僵的脚一搓，一根脚趾头搓掉了。后来，“九趾红军”王定国的名字就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7年，王定国和“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成为革命夫妇。由于母亲没上过学，王定国的二儿子、著名导演谢飞讲，有次父亲赶写文章，让母亲去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找给他，但是母亲拿了4次都不对。父亲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连报纸都拿不对？”深感没文化误事，王定国开始刻苦学习，解放后出版了《定国文存》《王定国诗集》等。
为子计深远：“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在王定国老人家中，客厅的墙壁上仍挂着一张拍摄于1964年的全家福。照片中，王定国身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而谢觉哉身着灰色的中山装，上唇浓密的白色胡子是他的一贯特色。
王定国与谢觉哉共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夫妇俩对子女的要求极严。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大姐70年代到新疆，我大哥在内蒙古的野战部队，我15岁出去当兵。”谢亚旭告诉记者，那时候父母认为，子女是不能养在身边的，要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因为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让谢亚旭印象深刻的是，自己15岁去当兵时。“那时候学校停课，整天这个胡同的小男孩跟那个胡同的打架。母亲知道后责备，‘你这样不就成了街道上的小流氓了吗？’”于是，谢亚旭被送到部队锻炼。
“快要出门时，母亲偷偷地塞给我25块钱，说实在干不下去时还能买张车票回家。”谢亚旭回忆，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00块，母亲是100多块，家里孩子又多，经济并不宽裕。“那时母亲能拿出25块钱给我，已经很多了。”
当时，母亲还特别嘱咐“在家可以靠父母，在外一定要靠组织”。在谢亚旭看来，母亲的这句话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反观今年的新冠疫情，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没想到，谢亚旭一走就是14年，直到29岁才回到王定国身边。
“母亲也常常教导我要好好拍戏，好好做事。”谢飞认为，母亲的乐观与坚韧，是这个红色家庭的家风，传承到七个孩子中。
就在谢觉哉逝世时，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热心肠的她，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未在我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我说过一句话。”王定国长子谢飘回忆。
心系四川：“就是想回家，回家乡看看”
“我跟哥哥姐姐们都感觉，母亲对我们的感情表露得很含蓄，但她对别人往往流露出很浓的感情。”谢亚旭说。在子女看来，王定国似乎更热衷于帮其他人解决问题。
时至今日，四川营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幼康仍记得，自己1992年3月到北京见到王定国时的情景。当时作为营山中学副校长，为给当时革命老区的唯一一所中学争取建设资金，宁幼康给国家教育委员会写报告，却迟迟未得到回应。
心急如焚的宁幼康与同事到北京找到王定国，才得知当时的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已经对报告作出批示，但秘书不小心把报告压在了文件柜底部才未作出回应。
“问题解决后，她不让我们回宾馆，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宁幼康告诉记者，那天是3月5日，王老正要去开政协会，她边上车边说：“你们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啊，晚上我还要回来，一起聊聊家乡事。”
1913年腊月，王定国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7岁开始，王定国姑姑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直到后来接触到党組织，才解除了童养媳身份，加入红军。”王定国的侄子李永明告诉记者。
“人家问她为什么去革命，她就说‘我只知道共产党救妇女’。其实，她讲的都是特别朴素的道理。”宁幼康说，“那时王老79岁，精神非常好。谈话间，一点套话都没有，为人率真。离开时，她还一定要与我们合影留念。”
如今，王定国当年居住过的老房子仍在。“村里对王定国故居进行了整修，安排人定期打扫和维修。”爬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远强告诉记者。
家在，根就在。王定国对家乡建设的关注，也带动了儿子。每年谢亚旭都会替母亲回营山县两三次，“我不是去调研，调研太官方。我就是回家，回家乡看看，帮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2012年，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王定国组建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位于营山县的太蓬山对于王定国意义非凡。“母亲在那打过仗，山上还有红色遗址。母亲觉得把山治理好了，也能带动老百姓致富。”谢亚旭说。
为此，谢亚旭多次回营山，请有关专家考察，提出具体意见。2017年，太蓬山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家乡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在太蓬山的整体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我也跟县里、有关单位提出挖掘当年的红军故事，打造红色旅游带。我现在就想为家乡做这件事。”谢亚旭对记者说，“母亲未完成的心愿儿子接着做，这也是一种传承。”
出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曾三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谢觉哉的革命伴侣，也是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等机构的发起人。
6月9日，107岁的老红军王定国因病逝世。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独家采访到王定国老人的亲友，还原其生前事迹。
九趾红军：还能为国家做点啥？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连续五日来，人们送来的挽联已经围着王定国所在楼宇放了一圈。在一副副悼念老人的挽联中，放在遗像旁的“沉痛悼念王定国同志，王定国扶贫基金会敬挽”格外醒目。
“像扶贫基金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等都是母亲晚年时参与成立的。按理说她那时完全可以享福了，但她偏不。她一直在思考：还能为国家做点啥？”谢亚旭说，人们尊称她为“社会活动家”。
而这样参与并非简单地出席大会、参加典礼，而是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与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注重经济建设，眼看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需要有人来管，王定国就召集了一些老同志组建了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诞生。
“90年代，当这些问题显现出来时，国家就把这两个已发展到县一级的民间组织收编了。”谢亚旭说，“主动退出后，母亲不但没有埋怨，还特别高兴，她觉得自己做的事得到了国家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听专家说为了搞经济，长城和一些文物遭到了破坏，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现中国文物学会）。
“实际上就算拿个古董给母亲，她也不一定认识。但是她明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谢亚旭说，“现在看来，这种文物热已经很普遍了。从这点来看，母亲的思路特别清晰，有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该活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并题字，而习仲勋是第一位为该活动题字的中央领导。
就在王定国逝世当日，中国文物学会发来唁函，唁函中尊称王定国为“老妈妈”。其中特别提到，1984年王定国与一些老同志参与筹备组建了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经费，就通过多途径创收筹集经费;没有办公用房，就在王定国老妈妈家中办公……
“王妈妈心里有一种使命，要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陪伴照顾王定国20多年的亲人阳琼仙清楚记得，有时老人到地方的日程安排比较紧，可她不肯休息，总盯着车窗外看。阳琼仙劝她休息，她却说：“时间紧，舍不得睡。”
曾经在翻雪山时，王定国的一些战友睡了过去，就再也没起来。当时为执行任务，王定国五次翻雪山，为战友当啦啦队，鼓舞大家翻过雪山。一次，王定国在宿营地被冻醒了，抱着冻僵的脚一搓，一根脚趾头搓掉了。后来，“九趾红军”王定国的名字就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7年，王定国和“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成为革命夫妇。由于母亲没上过学，王定国的二儿子、著名导演谢飞讲，有次父亲赶写文章，让母亲去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找给他，但是母亲拿了4次都不对。父亲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连报纸都拿不对？”深感没文化误事，王定国开始刻苦学习，解放后出版了《定国文存》《王定国诗集》等。
为子计深远：“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在王定国老人家中，客厅的墙壁上仍挂着一张拍摄于1964年的全家福。照片中，王定国身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而谢觉哉身着灰色的中山装，上唇浓密的白色胡子是他的一贯特色。
王定国与谢觉哉共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夫妇俩对子女的要求极严。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大姐70年代到新疆，我大哥在内蒙古的野战部队，我15岁出去当兵。”谢亚旭告诉记者，那时候父母认为，子女是不能养在身边的，要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因为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让谢亚旭印象深刻的是，自己15岁去当兵时。“那时候学校停课，整天这个胡同的小男孩跟那个胡同的打架。母亲知道后责备，‘你这样不就成了街道上的小流氓了吗？’”于是，谢亚旭被送到部队锻炼。
“快要出门时，母亲偷偷地塞给我25块钱，说实在干不下去时还能买张车票回家。”谢亚旭回忆，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00块，母亲是100多块，家里孩子又多，经济并不宽裕。“那时母亲能拿出25块钱给我，已经很多了。”
当时，母亲还特别嘱咐“在家可以靠父母，在外一定要靠组织”。在谢亚旭看来，母亲的这句话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反观今年的新冠疫情，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没想到，谢亚旭一走就是14年，直到29岁才回到王定国身边。
“母亲也常常教导我要好好拍戏，好好做事。”谢飞认为，母亲的乐观与坚韧，是这个红色家庭的家风，传承到七个孩子中。
就在谢觉哉逝世时，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热心肠的她，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未在我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我说过一句话。”王定国长子谢飘回忆。
心系四川：“就是想回家，回家乡看看”
“我跟哥哥姐姐们都感觉，母亲对我们的感情表露得很含蓄，但她对别人往往流露出很浓的感情。”谢亚旭说。在子女看来，王定国似乎更热衷于帮其他人解决问题。
时至今日，四川营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幼康仍记得，自己1992年3月到北京见到王定国时的情景。当时作为营山中学副校长，为给当时革命老区的唯一一所中学争取建设资金，宁幼康给国家教育委员会写报告，却迟迟未得到回应。
心急如焚的宁幼康与同事到北京找到王定国，才得知当时的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已经对报告作出批示，但秘书不小心把报告压在了文件柜底部才未作出回应。
“问题解决后，她不让我们回宾馆，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宁幼康告诉记者，那天是3月5日，王老正要去开政协会，她边上车边说：“你们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啊，晚上我还要回来，一起聊聊家乡事。”
1913年腊月，王定国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7岁开始，王定国姑姑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直到后来接触到党組织，才解除了童养媳身份，加入红军。”王定国的侄子李永明告诉记者。
“人家问她为什么去革命，她就说‘我只知道共产党救妇女’。其实，她讲的都是特别朴素的道理。”宁幼康说，“那时王老79岁，精神非常好。谈话间，一点套话都没有，为人率真。离开时，她还一定要与我们合影留念。”
如今，王定国当年居住过的老房子仍在。“村里对王定国故居进行了整修，安排人定期打扫和维修。”爬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远强告诉记者。
家在，根就在。王定国对家乡建设的关注，也带动了儿子。每年谢亚旭都会替母亲回营山县两三次，“我不是去调研，调研太官方。我就是回家，回家乡看看，帮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2012年，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王定国组建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位于营山县的太蓬山对于王定国意义非凡。“母亲在那打过仗，山上还有红色遗址。母亲觉得把山治理好了，也能带动老百姓致富。”谢亚旭说。
为此，谢亚旭多次回营山，请有关专家考察，提出具体意见。2017年，太蓬山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家乡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在太蓬山的整体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我也跟县里、有关单位提出挖掘当年的红军故事，打造红色旅游带。我现在就想为家乡做这件事。”谢亚旭对记者说，“母亲未完成的心愿儿子接着做，这也是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