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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民的价值观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尤其是各种宗教信仰组织甚至邪教组织在农村的蔓延，引起了笔者对农村信仰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当前农村信仰者的构成、信仰对象、信仰方式等方面呈现了一些新特征，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农民信仰的因素，并提出对策思考。
关键词：当代农民；信仰；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9-0057-0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民的信仰问题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年来，各种宗教组织甚至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大面积扩散，从某种程度上突显出农民在信仰问题上的畸形。近日，笔者深入河北省唐山市H村，就农村信仰问题作了初步的调研，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思考。
一、H村村民信仰现状的理性审视
H村地处唐山市东北部，是一个600多户的自然村落，村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环境中。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广大农村发展的重视，H村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相左的是，农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相同步，农民的孤独感、空虚感、困惑感明显增加，价值取向变得模糊，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走访了H村46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同时也对个别对象进行了访谈，由于都是乡邻，村民对一些问题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回答，因此，能最大程度的确保所获材料的真实性。从调研和访谈的结果看，H村村民的信仰具有如下特征：
（一）从信仰主体的构成看，H村信仰主体呈现“三多”、“三增”趋势，即老年妇女多、有病的多、无文化的多；男性增多、年轻人增多、知识分子增多。本次调研走访了46家农户，发放100份问卷，收回问卷100份，有效问卷97份，在被调研的对象中，女性信教人数占调研总数的比例为34.9%，且以45岁以上的妇女为主，从文化程度上看，62.7%的信教者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调研发现，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大型农用工具的投入使用，使得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闲暇时间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男性村民也开始选择各种“宗教”填补空虚的生活。特别是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不少的年轻人、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信仰宗教来缓解自身的压力和对社会的不满。
（二）从信仰对象看，农民信仰的对象呈现多元化，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邪教纠缠在一起，共产主义信仰淡化。从调研和访谈看，近年来佛教和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广泛传播，这些信仰和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占卜、看风水、请财神等）一起叠加在农民身上，使得农民的信仰表现相当复杂。笔者发现，H村宗教信徒大多不懂真正的宗教教义，在他们眼中，只要能够医治自己的病痛，能够给自己带来平安、健康就去盲信，甚至有些村民根本分辨不出哪些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这也是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打入农村的主要原因。调研中发现，60岁以上的老人由于革命情节对于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流取向认同度远远高于中青年。
（三）从信仰的目的来看，农民的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笔者在走访H村的调研中注意到，农民的宗教信仰通常出于较低层次的动机，他们选择“宗教”的目的不是用于灵魂安顿，而是为了追求世俗生活的安定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对宗教往往并不是真正地全身心的投入，而是仅仅停留于相对比较实际、易操作的层面上，信仰某种对象，只是希望通过它们能给自己带来现世的幸福平安生活和公平公正待遇。
二、H村农民信仰问题原因探析
（一）社会转型的风险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价值观也趋向多元化，农民在信仰乃至价值观的选择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原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经受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多种选择，他感到茫然，无所适从。市场经济中利益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农民往往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成为衡量一切标准。市场经济下，农民渴望致富和寻求自我发展，但由于农村的半失控状态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他们找不到致富的路径，加之转型期城乡两极分化的加剧，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差距的拉大，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致使他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安全感和公平感。于是，在一些教徒的拉拢下，企图通过信仰“宗教”开启自己的致富之路和心理寄托。
（二）社会保障的缺失，这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笔者了解到，那些信教的村民在向不信教的村民传教时经常会用“信了精神好，不得病”、“保佑全家平安幸福”之类的理由来企图说服他们入教，而事实上，这些教徒中相当一部分人当初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加入教会的。这就彰显出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覆盖到农村，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据H村村民所述，H村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拿到国家给予的70元的养老保险，这与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相左的；而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近两年的报销额度有所提升，达到50%-60%，但是对单纯依靠土地来生存的农民来讲，面对重大疾病农合其所产生的救济效应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农村部分弱势群体在遇病遇灾时感到无能为力，因而试图通过宗教救济、鬼神迷信等来缓解困境。
（三）信仰主体的精神需求。当前传统乡村社会处于解体或重构中，从H村现状看，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宽敞的三间（四间）正房只住着一家三口或四口，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代际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迅速减少。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大量的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走出乡村，接触新的城市生活，而老人、妇女和孩子则多留守在家里，这些人群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如果此时不给予必要的关心，那么各种宗教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部分人的选择。此外，当前农村地区，文化体育活动和基础设施依然匮乏，使得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他们的闲暇生活只能借助打扑克、宗教信仰等来填充，H村的实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农村基层组织的行为失范。社会制度的变迁，基层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失范，乡村社会的治理成为了空白。一些基层干部的不作为、以权谋私、腐败行为依然存在，加之缺乏有效地监督，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笔者在走访H村村委会时是下午四时左右，村委会的村长、书记等早已离开，诺大的村委会只剩下看门的门卫；而村里的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村委会也基本不再负责维护，由村民自行解决。所以，当农民遇到困难时，寻求基层组织无效，往往就会拜神求佛寻求慰藉，这些新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淡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五）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从对H村的调研看，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中老年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极多，而且青年农民受“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文化水平也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基于文化水平的低下，农民对一些问题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笔者认为，一些宗教组织、封建迷信、甚至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是因为愚昧无知的人往往更容易盲信和盲从，虽然一些教主可能是带有政治目的去欺骗民众，但是，农民很难分辨，甚至是真诚地去相信，最终由于邪教畸形的价值观，使得农民的人格也发生畸变。
三、农村信仰问题的对策及思考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的宗教信仰表面上看是上层建筑问题，实质则是经济问题、现实的问题。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农民信仰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农村落后的经济造成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增加对新农合、新农保、低保、救助等各项支出，稳步提高农村保障水平，确保广大农民无后顾无忧，只有让农民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惠民政策，才会对党和国家有认同感、归属感，才能切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远离各种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甚至是邪教。
（二）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的素质。要大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国家既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视，还要重视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通过宣传积极的科学理论，让农民真正能够用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上学无用论”在农村有相当的市场，当前农村新生代农民（既包括家长也包括孩子）对上学存在着这一种据斥，认为当前上学已经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工资水平也不一定有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多。面对现实的困境只有切实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对信仰什么、怎样信仰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形成科学的信仰。因此，如何让农民从内心真正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时下又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全部工作的基地，担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落实到农村的重要责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如何，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对农民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民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农民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此外，基层党员干部若能清正廉洁、以“农”为本，服务好、维护好农民的切实利益，对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及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推进农村的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党和政府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充实农民闲暇时间，填补农民信仰领域的真空。“全能神”事件，让我们再一次警醒，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要积极帮助、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信仰，这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荆学民.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高德群.转型时期农村信仰文化与道德秩序的重构[J].唯实，2011，（8）.
[3]于淑秀.辽宁农村信仰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J].世纪桥，2010，（23）.
[4]郝涛.农民信仰问题实证研究[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当代农民；信仰；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9-0057-0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民的信仰问题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年来，各种宗教组织甚至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大面积扩散，从某种程度上突显出农民在信仰问题上的畸形。近日，笔者深入河北省唐山市H村，就农村信仰问题作了初步的调研，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思考。
一、H村村民信仰现状的理性审视
H村地处唐山市东北部，是一个600多户的自然村落，村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环境中。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广大农村发展的重视，H村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相左的是，农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相同步，农民的孤独感、空虚感、困惑感明显增加，价值取向变得模糊，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走访了H村46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同时也对个别对象进行了访谈，由于都是乡邻，村民对一些问题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回答，因此，能最大程度的确保所获材料的真实性。从调研和访谈的结果看，H村村民的信仰具有如下特征：
（一）从信仰主体的构成看，H村信仰主体呈现“三多”、“三增”趋势，即老年妇女多、有病的多、无文化的多；男性增多、年轻人增多、知识分子增多。本次调研走访了46家农户，发放100份问卷，收回问卷100份，有效问卷97份，在被调研的对象中，女性信教人数占调研总数的比例为34.9%，且以45岁以上的妇女为主，从文化程度上看，62.7%的信教者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调研发现，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大型农用工具的投入使用，使得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闲暇时间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男性村民也开始选择各种“宗教”填补空虚的生活。特别是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不少的年轻人、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信仰宗教来缓解自身的压力和对社会的不满。
（二）从信仰对象看，农民信仰的对象呈现多元化，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邪教纠缠在一起，共产主义信仰淡化。从调研和访谈看，近年来佛教和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广泛传播，这些信仰和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占卜、看风水、请财神等）一起叠加在农民身上，使得农民的信仰表现相当复杂。笔者发现，H村宗教信徒大多不懂真正的宗教教义，在他们眼中，只要能够医治自己的病痛，能够给自己带来平安、健康就去盲信，甚至有些村民根本分辨不出哪些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这也是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打入农村的主要原因。调研中发现，60岁以上的老人由于革命情节对于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流取向认同度远远高于中青年。
（三）从信仰的目的来看，农民的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笔者在走访H村的调研中注意到，农民的宗教信仰通常出于较低层次的动机，他们选择“宗教”的目的不是用于灵魂安顿，而是为了追求世俗生活的安定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对宗教往往并不是真正地全身心的投入，而是仅仅停留于相对比较实际、易操作的层面上，信仰某种对象，只是希望通过它们能给自己带来现世的幸福平安生活和公平公正待遇。
二、H村农民信仰问题原因探析
（一）社会转型的风险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价值观也趋向多元化，农民在信仰乃至价值观的选择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原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经受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多种选择，他感到茫然，无所适从。市场经济中利益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农民往往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成为衡量一切标准。市场经济下，农民渴望致富和寻求自我发展，但由于农村的半失控状态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他们找不到致富的路径，加之转型期城乡两极分化的加剧，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差距的拉大，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致使他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安全感和公平感。于是，在一些教徒的拉拢下，企图通过信仰“宗教”开启自己的致富之路和心理寄托。
（二）社会保障的缺失，这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笔者了解到，那些信教的村民在向不信教的村民传教时经常会用“信了精神好，不得病”、“保佑全家平安幸福”之类的理由来企图说服他们入教，而事实上，这些教徒中相当一部分人当初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加入教会的。这就彰显出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覆盖到农村，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据H村村民所述，H村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拿到国家给予的70元的养老保险，这与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相左的；而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近两年的报销额度有所提升，达到50%-60%，但是对单纯依靠土地来生存的农民来讲，面对重大疾病农合其所产生的救济效应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农村部分弱势群体在遇病遇灾时感到无能为力，因而试图通过宗教救济、鬼神迷信等来缓解困境。
（三）信仰主体的精神需求。当前传统乡村社会处于解体或重构中，从H村现状看，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宽敞的三间（四间）正房只住着一家三口或四口，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代际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迅速减少。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大量的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走出乡村，接触新的城市生活，而老人、妇女和孩子则多留守在家里，这些人群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如果此时不给予必要的关心，那么各种宗教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部分人的选择。此外，当前农村地区，文化体育活动和基础设施依然匮乏，使得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他们的闲暇生活只能借助打扑克、宗教信仰等来填充，H村的实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农村基层组织的行为失范。社会制度的变迁，基层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失范，乡村社会的治理成为了空白。一些基层干部的不作为、以权谋私、腐败行为依然存在，加之缺乏有效地监督，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笔者在走访H村村委会时是下午四时左右，村委会的村长、书记等早已离开，诺大的村委会只剩下看门的门卫；而村里的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村委会也基本不再负责维护，由村民自行解决。所以，当农民遇到困难时，寻求基层组织无效，往往就会拜神求佛寻求慰藉，这些新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淡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五）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从对H村的调研看，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中老年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极多，而且青年农民受“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文化水平也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基于文化水平的低下，农民对一些问题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笔者认为，一些宗教组织、封建迷信、甚至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是因为愚昧无知的人往往更容易盲信和盲从，虽然一些教主可能是带有政治目的去欺骗民众，但是，农民很难分辨，甚至是真诚地去相信，最终由于邪教畸形的价值观，使得农民的人格也发生畸变。
三、农村信仰问题的对策及思考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的宗教信仰表面上看是上层建筑问题，实质则是经济问题、现实的问题。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农民信仰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农村落后的经济造成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增加对新农合、新农保、低保、救助等各项支出，稳步提高农村保障水平，确保广大农民无后顾无忧，只有让农民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惠民政策，才会对党和国家有认同感、归属感，才能切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远离各种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甚至是邪教。
（二）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的素质。要大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国家既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视，还要重视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通过宣传积极的科学理论，让农民真正能够用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上学无用论”在农村有相当的市场，当前农村新生代农民（既包括家长也包括孩子）对上学存在着这一种据斥，认为当前上学已经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工资水平也不一定有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多。面对现实的困境只有切实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对信仰什么、怎样信仰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形成科学的信仰。因此，如何让农民从内心真正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时下又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全部工作的基地，担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落实到农村的重要责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如何，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对农民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民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农民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此外，基层党员干部若能清正廉洁、以“农”为本，服务好、维护好农民的切实利益，对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及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推进农村的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党和政府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充实农民闲暇时间，填补农民信仰领域的真空。“全能神”事件，让我们再一次警醒，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要积极帮助、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信仰，这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荆学民.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高德群.转型时期农村信仰文化与道德秩序的重构[J].唯实，2011，（8）.
[3]于淑秀.辽宁农村信仰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J].世纪桥，2010，（23）.
[4]郝涛.农民信仰问题实证研究[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