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凯歌结婚后，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做什么制片人。凯歌对我说：遇到特别适合你的角色你再演，如果没有就在家里歇着，反正咱家也不差你挣钱。有他这句话，我一下子就特别轻松了。身边有这么一个男人，我生活得无忧无虑。
　　但是，这种生活很快随着凯歌拍摄《荆轲刺秦王》而被打乱了。这部电影拍得并不顺利，每天凯歌深夜回来，愁眉紧锁，一头扎进书房。我问他是不是遇到麻烦了，他总是摆摆手什么都不说，也不让我问，也许在他看来，那些麻烦和我是没有关系的，说了我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徒增我的烦恼。
　　那些深夜，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我坐在外面的客厅里，感到深深的落寞——你明明知道爱人正在为某件事伤神，你却被隔绝在外头，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你是进不去的，他也没打算让你进去，他认为你不属于那里。
　　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我能够容忍别人说我是陈凯歌身边的“花瓶”，却不能容忍凯歌也把我当作一个只是需要照顾和呵护的小女人，而不是一位可以分担困苦的伴侣。我感到愤怒，愤怒这么亲近的人也如此看我，愤怒他不了解我。我嫁给他，并不是仰慕他的名声，而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他是一个可以引领我成长的男人，是一个值得我与他甘苦与共的男人。
　　《荆轲刺秦王》的拍摄进度缓慢，经费一再超支，凯歌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和制片人沟通、争执甚至吵架，为影片追加投资。这部分工作是他极其不擅长的，也牵扯了他宝贵的精力。看着他的头发一天天变白，我又焦急又心疼，却爱莫能助。有一天，凯歌在家里感叹：“制片人太重要了，遇到一位容易沟通、信任导演和与导演有默契的制片人，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那一整天我都在想着他的这番话，等到他深夜归来，我开门迎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你拍电影，我给你做制片人。”
　　我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电影是凯歌的《和你在一起》。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一切从头开始学。再多的辛苦，因为有“可以帮到凯歌”这个信念支撑着，我都挺了过来。
　　作为凯歌的妻子，我想很多人好奇的是我有没有安全感。如果我是个爱吃醋的女人，那我可以有吃不完的醋，我们的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下去。我想告诉天下的女人们：男女那种异性间的吸引，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时，而当你们两个人的理想、目标、事业都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之间除了爱情，还有感情，还有懂得，还有信任，这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东西。
　　电影《赵氏孤儿》的开机仪式上，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观众席突然坍塌，导致10多名记者和观众受伤。我当时就在现场，事件发生后，我立即拿起话筒上台让大家不要慌张，以免因为恐慌而引发更大的灾难，随即协同当地政府部门调动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员运送到医院救治。之后，我示意在场的主持人和演员：定定神，开机仪式照常进行。一系列的安排，总算让现场恢复了正常。当时，范冰冰对我说了一句：“看不出来啊红姐，你真有大将风范！”
　　但是，我的镇定被一些媒体批评为冷漠，“人都受伤了，还若无其事地该干嘛干嘛”。一家媒体这样报道后，全国所有的媒体都跟风报道，一时间讨伐声一片，我和凯歌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我采取行动，带着凯歌和演员们去医院看望伤者，诚恳地向他们道歉，并将重伤者送往北京治疗，同时一再承诺：剧组会承担所有责任，伤者会得到最好的救治，记者损坏的器材全额赔偿。
　　我们诚恳而不推诿责任的态度，很快取得了伤者的理解，甚至在我看望一位伤者时，他反倒安慰起我来：“没事儿，就是一点皮肉伤，过几天就好了。你们还这么兴师动众的，真让我过意不去！”这些话通过电视镜头播放出来，是很有说服力的。舆论很快平息，我也被许多人誉为“成功化解了一次公关危机”。
　　《赵氏孤儿》杀青的那天，剧组人员一起庆祝。我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眼前欢乐的人群，感慨万千。凯歌走向我，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对方心里想说的话。
　　凯歌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我心里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深夜我们回到住处后，她站在镜子前洗脸的瞬间，我从背后看她镜子里面的影子，很不是滋味。我觉得我是一个没能耐的男人，有能耐的男人不让自己的老婆这么受累……”
　　凯歌说他内疚，我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如果说他是一棵大树，我不愿做依附大树生长的藤萝，也不愿做一株在他的庇护下盛开的花朵。结婚10年，我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以树的形式和他站在一起，分享阳光，共担风雨，我想，这才是“伴侣”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