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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于当年11月7日。从中南海的松寿斋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负责打前站的是从“中央特灶”为周恩来选调的第一个炊事员王诗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周恩来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的重任。那时，南方地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刚刚获得解放的地区也常常发生灾情、险情，人民的安危冷暖时时揪着周恩来的心。他日理万机。解决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迫切问题，经常彻夜不眠。
一贯主张“精兵简政”的周恩来，因为工作的需要也同意了组织上为他选调必要的工作人员如秘书、卫士、炊事员等，组成总理办公室，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入西花厅工作的。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关怀备至，亲如家人。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们很受鼓舞。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干劲十足。那时国家经济很困难，机关工作人员还实行着供给制，津贴很少。如果谁的家中出了些事儿，日子就很难过了。但西花厅的同志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带动下，觉悟都比较高，从不向组织上伸手叫苦。大家还特别注意把家中遇到的困难向周恩来夫妇保密，怕给两人添麻烦。但不知怎么的，他们总能了解到同志们遇到的困难，并都给予了及时帮助。在他们的援助下，很多同志克服了困难。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使同志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西花厅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1950年1月周恩来要出访苏联。l临行前，他向邓颖超提出：我这次出访，随行人员要尽量减少，卫士组的同志(包括司机、炊事员)都不带了。在我出访期间可安排他们分期探探亲……他还特别提到炊事员王诗书探亲的事。说：可先听听老王的意见，如他不急，就另作安排。
王诗书是四川旺仓县籍的老红军，他投身革命，离家一走就是十几年，家中全无他的音信。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生活困苦，又不知他的死活，万分无奈之下，又招了丈夫，以抚育孩子和照顾两位老人。
周恩来知道王诗书遇到了这样的家庭问题，需要很妥善的解决；又考虑到当时的四川旺仓交通不便，社会秩序混乱，他一个人回去，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不放心王诗书，就提出：找个机会，让他与人结伴回家，这样会安全些。
1951年八九月间，党中央政务院心系老区人民。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大规模访问团，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组团。团长是内务部长谢觉哉，共分中央及湘、鄂、赣、川、陕等8个分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中共中央机关和政务院各部门选派的。
总理办公室够代表资格的人很多，相同条件的就有3个，但是能人选的名额只有1个，这个名额周恩来决定给王诗书，同志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我那时17岁，十分孩子气，所以消息传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后院厨房，心想：去看看老王，看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可我一到厨房，见他还是照旧忙活着。我气喘吁吁地想不出说句什么样的祝贺话，就开口说了一句：“老王，您回家探亲真威风!”王诗书听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憨憨地对我笑。田建(厨房工作人员)和我一样平时也很关心王诗书的事，盼着他能早日回家看看。他悄悄地对我说：“小霍，老王还有好事呢!”“什么好事?快告诉我。”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可不能随便说。”“好事怎么不能说?”我反问道。这时他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外传。”在我作了保证后，他才说：总理让老赵(伙食管理员赵顺同志)给老王买了一个大皮箱。我惊喜得叫了起来：便要他带我去看看那个皮箱。
田建与王诗书合住的宿舍就在厨房旁边。一进门，紫红色的大皮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它被端端正正地立放在褪了色的柜子上，十分漂亮。我看看皮箱，再看看老田、老王，他俩也显出了很不平静的样子。可又一想，我的心情也由惊喜变得沉重了：那时，人民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行工资制，总理每月也就十块钱津贴费，他们老夫妻俩要节省多久，才能把买皮箱的钱省出来啊!再说，总理他自己只有一双皮鞋穿在脚上，一条皮裤带系在腰上，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办公室就再也找不到一件皮制的东西了。现在，他却要花这么多钱买皮箱给老王，到底为什么?!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陷入了沉思，慢慢地我想明白了：王诗书参加革命18年一直为党中央领导人直接服务，他一门心思只知道工作。18年啊，就这样一直未能与家里亲人取得联系。如今新中国诞生快两年了，卫士组的同志们探亲都已轮完，他才回家，实属难得。他妻子是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服侍着病老的公婆，又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饥寒交迫中苦度日月，这种伤痛，这种对亲人的思念，在王诗书、在他的亲人心中积累得太深太重了。如今喜从天降，亲人就要相见了，这样的久别重逢，带来一件这样贵重的礼物。也只权当是一点慰藉吧!如果他的家人知道这皮箱是周恩来、邓颖超亲自送的，对他们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吧?
这天下午，我在厨房洗碗，王诗书走过来对我说：“小霍。我想好了，皮箱让老赵退回去。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要?总理为我回家的事，费了那么多心思……”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你让老赵退，他怎么能退，你还是收下才好!”可王诗书还是执意要退了。我就把他要退皮箱的事告诉了邓大姐。她说：“你去告诉老王，皮箱买了就不能退，是总理和我的心意啊，箱子装东西作纪念，不能退。退了，总理会不高兴的。”我把邓大姐的话告诉老王后，他还是固执地要退。邓大姐怕王诗书把箱子当成精神负担，就亲自找王诗书做了工作，并叫我用旧布帮他做了个护套，就这样王诗书才收下了皮箱。邓颖超还亲自为王诗书回家准备了一些食品，让他带回去。
195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与邓颖超难得一起共进午餐。周恩来坐下第一句话就对邓颖超说：“老王回家探亲的情况，代表团给我写了报告，他们和旺仓县政府的同志帮助他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与原妻子的婚姻关系，处理这件事，老王的态度是很难得的。他回来后，情况怎么样?”“叫英华和你说说，他们天天接触，知道得比我多。”邓颖超回答说。我于是对周恩来说：“总理，老王回来后，不留意看不出有什么，就是更不爱说话了。从不提家事，总是不停手地搞厨房卫生，埋头干活。”“还有什么?”周恩来又问了一句。我想了一下说：“老王回来后，有时说话下嘴唇发抖，可能是有心事。”周恩来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老王为革命失去了一个家，咱们要帮他再安一个家，为他找个伴好吗?”我马上说：“要不要我把何秘书(周恩来的行政兼警卫秘书何谦)和成元功同志(周恩来卫士长)找来?”周恩来说：“不用了。你顺便和他们说说就行了。”看到餐桌上的饭要凉了，我 赶紧要走。“小霍，你回来。”他接着说：“你留意物色，要积极稳妥，不要声张，明白吗?”我用心地点着头，表示明白了。
当天，我对何谦和成元功把总理要为王诗书安家找伴的事详细地说了。他们两人对此心领神会。何谦愧疚地说：“这样的事，又让总理做在前头了。”并对我说：“小霍，总理很关心老王的家事，你是女同志，为老王物色伴的事，你要多费心……”成元功说：“英华，给老王物色伴的事是有难度的，咱们在西花厅与外界接触少，周围又没有合适的人，你可走出西花厅，到外边去，办这事，来不及可不请假，事后说一下就行。”我们三人合计好，要齐心合力，积极稳妥地去做，让周恩来早日了却这桩心事。
这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周恩来嘱咐，“留意物色”，就是要我用心去找。“积极稳妥”，就是要时时放在心上，马上去办，还要细心周到，“不声张”就是不要把周恩来抬出来。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回想起在我们河北老家，都是爹娘为儿子安家张罗媳妇：爹娘不在了，是由兄嫂给弟弟安家张罗媳妇，而在西花厅竟是总理、大姐为老王张罗媳妇。这件事要不是总理亲口叫我去做，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还会管一个身边炊事员找对象这样的小事……
这一夜的思考。使我对周恩来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他那真挚博爱的胸怀，对待身边人员胜似亲人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当然。对他老人家总是日理万机地忙碌也特别地心酸和心疼。
第二天早上，邓颖超又找到我，对我说：“给老王物色伴的事，你别急得睡不着，可抽空去找老王谈谈，看他有什么想法，也了解一下他家中的实际情况，要实事求是地做介绍。”
听了邓颖超的这番嘱咐，我似乎知道这事该如何做了。我于是抽空来到王诗书宿舍，对他说：“总理向大姐夸你，说你家事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婚约，你的态度是很难得的。”王诗书赶紧说：“我一个人怎么能处理得好?是代表团和旺仓县政府的同志们帮助办的。他‘们没让我回家，是县政府的同志把孩子和他妈接到了县委招待所。孩子他妈在招待所整整哭了一夜。说是当时传说我死了，她和孩子、老人生活很困难，她才招进了男人，又生了几个孩子，只要我还回去过，她就让那男人走。那人知道我回到县里了，吓跑了，怕我整他。我怎么会整人家呢?人家来到我家，帮助养大了两个孩子，安葬了我的老人，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对她说：‘我现在回不来，你也出不去。明天咱们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你们照旧过。我对不住你。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你。我想要我的儿子。’她说：‘孩子是老大，家中过日子全靠他。’哭着要我把孩子给她留下，第二天县政府做主，我们正式离了婚。我请县政府的同志把她们送回去了。代表团和县政府的同志真正把工作做到家了!以后有空我再好好和你说说。”
王诗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霍，我的儿女长大了，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可他们见了我还是那么亲，他们叫我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现在我也记不清我是怎么答应的……”我看他太伤感了，便对他说：“你的家事已经处理好，你和我说说。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伴?”王诗书红着脸对我说：“你看我哪有心思去谈这种事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以后再说吧。”
我冷静下来一想，王诗书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而我是1933年才出生的人。平时我尊敬他是革命的王大叔，他把我当成是革命的后一代，现在他怎么可能在我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他找对象的条件呢?但我又必须了解他对这事的想法，否则我怎么能完成周恩来交给我的为他找伴的任务呢?我急中生智，说：“这样吧，我替你说出条件，你要同意就点头，行吗?”接着，我就对他说：“我要替你物色一个年龄相当的，人品长相相配的，绝对不找小脚的。”王诗书一听笑出了声，认真地对我说：“小霍。我能有什么条件啊。只想这事千万千万别再让总理、大姐为我操心就行了，你就看着办吧。”
经过努力，我终于为王诗书物色到了吴康宁同志家的阿姨郭姐。据吴康宁介绍，郭姐除了不是老红军、老党员外，其他方面都很合适，并说郭姐对老伴人选的健康很在意。“老王同志身体怎么样啊?”吴康宁问。我马上回答：“身体很健康。总理卫士急病住院，做手术要输血，他主动赶到人民医院献了200CC血，回到西花厅就去厨房干活了，还是大姐劝他休息，并叫管理员买了两只老母鸡，煮鸡汤给他喝。他现在身体一点儿事也没有。”吴康宁说：“总理、大姐关心同志的感人故事我们都听过许多的，你们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真幸福啊!”我们第一次谈这事后，我和吴康宁约定，我们俩做介绍人。如两人有意，就安排他们在中南海紫光阁的海边见见面。
王诗书和郭姐经过一段接触了解后，王诗书向组织上提出要准备登记结婚了。我真高兴，终于完成了周恩来交给我的当“红娘”的任务，给王诗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
大灶食堂的同志们得知为王诗书办婚庆便饭的通知后，都很高兴，尤其是小青年们更是欢腾起来了，把这事当作了政治任务，他们说：“咱们不能去为总理做饭，能为老王做婚庆便饭也是间接为总理做饭啊!”这两桌婚庆便饭，花钱不多，大家吃得却是有滋有味，女方家属反映特别的好，同志们个个欢天喜地。皆大欢喜。
王诗书的新家安好了，家中有了女主人，周恩来的这桩心事也算了却了。
可过了些日子，何谦找王诗书谈话，对王诗书说：“总理考虑到你多年的厨房工作，接触外界少，有个锻炼提高的问题，要安排你去总务处，到管理科或膳食科搞管理工作。你这样的老同志，家也安了，总不能让你和过去一样日夜吃住在单位，总理于心不忍呀。”王诗书认真地听后说：“我还想为总理做可口的饭菜。我不想离开这里。”何谦又作了解释工作。但王诗书却怎么也想不通。
平日里，不是周恩来、邓颖超让我们叫他，王诗书从不到总理办公的前院，怕见到周恩来打招呼，耽误周恩来的时间。这次他很清楚。对于调他去总务处工作的事一旦组织定下来，就不能不去了。所以他破例地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王诗书一见周恩来的面就说：“总理，你不要我了。”说着就像孩子似的哭起来，看到王诗书这样的动情，周恩来立刻打电话请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到办公室来，对李主任交代说：“你通知人事部门，老王的工作不要变动了。也告诉厨房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提老王调走的事。”李主任马上去办了。
王诗书放心地走出了总理办公室，回到了他最热爱的厨房，那里是他直接为敬爱的周恩来服务的岗位。他的心踏实了……
后来，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北京西山建了基地，那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适合老年人工作、生活，党组织把多年为党中央领导同志服务的老红军、老战士分期、分批地安排到那里。
周恩来于1956年也把王诗书安排到那里，边工作，边休养。王诗书临行前依依不舍。邓颖超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说!”王诗书表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晚年还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心里除了感到幸福，就是惦念着周恩来夫妇：“我真怕离开西花厅，自己又会跑回来”。邓颖超说：“西花厅是你的家，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看看，你不来，我们也惦记着你。”临别时，邓颖超特别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周恩来老两口肩并肩手握手的全身合影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她亲笔写上了这样的文字：
赠王诗书同志存念
邓颖超摄于1955年
1956年3月8日
王诗书离开西花厅后。邓颖超经常派人前去看望和送钱送物给他。王诗书却从未主动回西花厅，他不是不想念周恩来和邓颖超，而是不忍心打扰他们两人的工作，怕给周恩来、邓颖超添麻烦。想念他们了，就埋头多做工作。
岁月无情，1961年9月王诗书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西花厅，同志们都很难过。邓颖超很悲痛，立即向她的秘书张元交代，给王诗书送去花圈，以表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今天王诗书已经走了40多年了，敬爱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已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每当我忆起周恩来、邓颖超为王诗书所做的件件往事，总禁不住心潮澎湃，潸然泪下。周恩来对每个同志的关心。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让我终生难忘，永记于心。
(秦九凤整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周恩来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的重任。那时，南方地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刚刚获得解放的地区也常常发生灾情、险情，人民的安危冷暖时时揪着周恩来的心。他日理万机。解决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迫切问题，经常彻夜不眠。
一贯主张“精兵简政”的周恩来，因为工作的需要也同意了组织上为他选调必要的工作人员如秘书、卫士、炊事员等，组成总理办公室，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入西花厅工作的。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关怀备至，亲如家人。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们很受鼓舞。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干劲十足。那时国家经济很困难，机关工作人员还实行着供给制，津贴很少。如果谁的家中出了些事儿，日子就很难过了。但西花厅的同志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带动下，觉悟都比较高，从不向组织上伸手叫苦。大家还特别注意把家中遇到的困难向周恩来夫妇保密，怕给两人添麻烦。但不知怎么的，他们总能了解到同志们遇到的困难，并都给予了及时帮助。在他们的援助下，很多同志克服了困难。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使同志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西花厅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1950年1月周恩来要出访苏联。l临行前，他向邓颖超提出：我这次出访，随行人员要尽量减少，卫士组的同志(包括司机、炊事员)都不带了。在我出访期间可安排他们分期探探亲……他还特别提到炊事员王诗书探亲的事。说：可先听听老王的意见，如他不急，就另作安排。
王诗书是四川旺仓县籍的老红军，他投身革命，离家一走就是十几年，家中全无他的音信。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生活困苦，又不知他的死活，万分无奈之下，又招了丈夫，以抚育孩子和照顾两位老人。
周恩来知道王诗书遇到了这样的家庭问题，需要很妥善的解决；又考虑到当时的四川旺仓交通不便，社会秩序混乱，他一个人回去，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不放心王诗书，就提出：找个机会，让他与人结伴回家，这样会安全些。
1951年八九月间，党中央政务院心系老区人民。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大规模访问团，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组团。团长是内务部长谢觉哉，共分中央及湘、鄂、赣、川、陕等8个分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中共中央机关和政务院各部门选派的。
总理办公室够代表资格的人很多，相同条件的就有3个，但是能人选的名额只有1个，这个名额周恩来决定给王诗书，同志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我那时17岁，十分孩子气，所以消息传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后院厨房，心想：去看看老王，看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可我一到厨房，见他还是照旧忙活着。我气喘吁吁地想不出说句什么样的祝贺话，就开口说了一句：“老王，您回家探亲真威风!”王诗书听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憨憨地对我笑。田建(厨房工作人员)和我一样平时也很关心王诗书的事，盼着他能早日回家看看。他悄悄地对我说：“小霍，老王还有好事呢!”“什么好事?快告诉我。”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可不能随便说。”“好事怎么不能说?”我反问道。这时他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外传。”在我作了保证后，他才说：总理让老赵(伙食管理员赵顺同志)给老王买了一个大皮箱。我惊喜得叫了起来：便要他带我去看看那个皮箱。
田建与王诗书合住的宿舍就在厨房旁边。一进门，紫红色的大皮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它被端端正正地立放在褪了色的柜子上，十分漂亮。我看看皮箱，再看看老田、老王，他俩也显出了很不平静的样子。可又一想，我的心情也由惊喜变得沉重了：那时，人民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行工资制，总理每月也就十块钱津贴费，他们老夫妻俩要节省多久，才能把买皮箱的钱省出来啊!再说，总理他自己只有一双皮鞋穿在脚上，一条皮裤带系在腰上，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办公室就再也找不到一件皮制的东西了。现在，他却要花这么多钱买皮箱给老王，到底为什么?!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陷入了沉思，慢慢地我想明白了：王诗书参加革命18年一直为党中央领导人直接服务，他一门心思只知道工作。18年啊，就这样一直未能与家里亲人取得联系。如今新中国诞生快两年了，卫士组的同志们探亲都已轮完，他才回家，实属难得。他妻子是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服侍着病老的公婆，又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饥寒交迫中苦度日月，这种伤痛，这种对亲人的思念，在王诗书、在他的亲人心中积累得太深太重了。如今喜从天降，亲人就要相见了，这样的久别重逢，带来一件这样贵重的礼物。也只权当是一点慰藉吧!如果他的家人知道这皮箱是周恩来、邓颖超亲自送的，对他们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吧?
这天下午，我在厨房洗碗，王诗书走过来对我说：“小霍。我想好了，皮箱让老赵退回去。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要?总理为我回家的事，费了那么多心思……”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你让老赵退，他怎么能退，你还是收下才好!”可王诗书还是执意要退了。我就把他要退皮箱的事告诉了邓大姐。她说：“你去告诉老王，皮箱买了就不能退，是总理和我的心意啊，箱子装东西作纪念，不能退。退了，总理会不高兴的。”我把邓大姐的话告诉老王后，他还是固执地要退。邓大姐怕王诗书把箱子当成精神负担，就亲自找王诗书做了工作，并叫我用旧布帮他做了个护套，就这样王诗书才收下了皮箱。邓颖超还亲自为王诗书回家准备了一些食品，让他带回去。
195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与邓颖超难得一起共进午餐。周恩来坐下第一句话就对邓颖超说：“老王回家探亲的情况，代表团给我写了报告，他们和旺仓县政府的同志帮助他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与原妻子的婚姻关系，处理这件事，老王的态度是很难得的。他回来后，情况怎么样?”“叫英华和你说说，他们天天接触，知道得比我多。”邓颖超回答说。我于是对周恩来说：“总理，老王回来后，不留意看不出有什么，就是更不爱说话了。从不提家事，总是不停手地搞厨房卫生，埋头干活。”“还有什么?”周恩来又问了一句。我想了一下说：“老王回来后，有时说话下嘴唇发抖，可能是有心事。”周恩来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老王为革命失去了一个家，咱们要帮他再安一个家，为他找个伴好吗?”我马上说：“要不要我把何秘书(周恩来的行政兼警卫秘书何谦)和成元功同志(周恩来卫士长)找来?”周恩来说：“不用了。你顺便和他们说说就行了。”看到餐桌上的饭要凉了，我 赶紧要走。“小霍，你回来。”他接着说：“你留意物色，要积极稳妥，不要声张，明白吗?”我用心地点着头，表示明白了。
当天，我对何谦和成元功把总理要为王诗书安家找伴的事详细地说了。他们两人对此心领神会。何谦愧疚地说：“这样的事，又让总理做在前头了。”并对我说：“小霍，总理很关心老王的家事，你是女同志，为老王物色伴的事，你要多费心……”成元功说：“英华，给老王物色伴的事是有难度的，咱们在西花厅与外界接触少，周围又没有合适的人，你可走出西花厅，到外边去，办这事，来不及可不请假，事后说一下就行。”我们三人合计好，要齐心合力，积极稳妥地去做，让周恩来早日了却这桩心事。
这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周恩来嘱咐，“留意物色”，就是要我用心去找。“积极稳妥”，就是要时时放在心上，马上去办，还要细心周到，“不声张”就是不要把周恩来抬出来。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回想起在我们河北老家，都是爹娘为儿子安家张罗媳妇：爹娘不在了，是由兄嫂给弟弟安家张罗媳妇，而在西花厅竟是总理、大姐为老王张罗媳妇。这件事要不是总理亲口叫我去做，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还会管一个身边炊事员找对象这样的小事……
这一夜的思考。使我对周恩来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他那真挚博爱的胸怀，对待身边人员胜似亲人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当然。对他老人家总是日理万机地忙碌也特别地心酸和心疼。
第二天早上，邓颖超又找到我，对我说：“给老王物色伴的事，你别急得睡不着，可抽空去找老王谈谈，看他有什么想法，也了解一下他家中的实际情况，要实事求是地做介绍。”
听了邓颖超的这番嘱咐，我似乎知道这事该如何做了。我于是抽空来到王诗书宿舍，对他说：“总理向大姐夸你，说你家事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婚约，你的态度是很难得的。”王诗书赶紧说：“我一个人怎么能处理得好?是代表团和旺仓县政府的同志们帮助办的。他‘们没让我回家，是县政府的同志把孩子和他妈接到了县委招待所。孩子他妈在招待所整整哭了一夜。说是当时传说我死了，她和孩子、老人生活很困难，她才招进了男人，又生了几个孩子，只要我还回去过，她就让那男人走。那人知道我回到县里了，吓跑了，怕我整他。我怎么会整人家呢?人家来到我家，帮助养大了两个孩子，安葬了我的老人，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对她说：‘我现在回不来，你也出不去。明天咱们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你们照旧过。我对不住你。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你。我想要我的儿子。’她说：‘孩子是老大，家中过日子全靠他。’哭着要我把孩子给她留下，第二天县政府做主，我们正式离了婚。我请县政府的同志把她们送回去了。代表团和县政府的同志真正把工作做到家了!以后有空我再好好和你说说。”
王诗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霍，我的儿女长大了，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可他们见了我还是那么亲，他们叫我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现在我也记不清我是怎么答应的……”我看他太伤感了，便对他说：“你的家事已经处理好，你和我说说。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伴?”王诗书红着脸对我说：“你看我哪有心思去谈这种事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以后再说吧。”
我冷静下来一想，王诗书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而我是1933年才出生的人。平时我尊敬他是革命的王大叔，他把我当成是革命的后一代，现在他怎么可能在我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他找对象的条件呢?但我又必须了解他对这事的想法，否则我怎么能完成周恩来交给我的为他找伴的任务呢?我急中生智，说：“这样吧，我替你说出条件，你要同意就点头，行吗?”接着，我就对他说：“我要替你物色一个年龄相当的，人品长相相配的，绝对不找小脚的。”王诗书一听笑出了声，认真地对我说：“小霍。我能有什么条件啊。只想这事千万千万别再让总理、大姐为我操心就行了，你就看着办吧。”
经过努力，我终于为王诗书物色到了吴康宁同志家的阿姨郭姐。据吴康宁介绍，郭姐除了不是老红军、老党员外，其他方面都很合适，并说郭姐对老伴人选的健康很在意。“老王同志身体怎么样啊?”吴康宁问。我马上回答：“身体很健康。总理卫士急病住院，做手术要输血，他主动赶到人民医院献了200CC血，回到西花厅就去厨房干活了，还是大姐劝他休息，并叫管理员买了两只老母鸡，煮鸡汤给他喝。他现在身体一点儿事也没有。”吴康宁说：“总理、大姐关心同志的感人故事我们都听过许多的，你们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真幸福啊!”我们第一次谈这事后，我和吴康宁约定，我们俩做介绍人。如两人有意，就安排他们在中南海紫光阁的海边见见面。
王诗书和郭姐经过一段接触了解后，王诗书向组织上提出要准备登记结婚了。我真高兴，终于完成了周恩来交给我的当“红娘”的任务，给王诗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
大灶食堂的同志们得知为王诗书办婚庆便饭的通知后，都很高兴，尤其是小青年们更是欢腾起来了，把这事当作了政治任务，他们说：“咱们不能去为总理做饭，能为老王做婚庆便饭也是间接为总理做饭啊!”这两桌婚庆便饭，花钱不多，大家吃得却是有滋有味，女方家属反映特别的好，同志们个个欢天喜地。皆大欢喜。
王诗书的新家安好了，家中有了女主人，周恩来的这桩心事也算了却了。
可过了些日子，何谦找王诗书谈话，对王诗书说：“总理考虑到你多年的厨房工作，接触外界少，有个锻炼提高的问题，要安排你去总务处，到管理科或膳食科搞管理工作。你这样的老同志，家也安了，总不能让你和过去一样日夜吃住在单位，总理于心不忍呀。”王诗书认真地听后说：“我还想为总理做可口的饭菜。我不想离开这里。”何谦又作了解释工作。但王诗书却怎么也想不通。
平日里，不是周恩来、邓颖超让我们叫他，王诗书从不到总理办公的前院，怕见到周恩来打招呼，耽误周恩来的时间。这次他很清楚。对于调他去总务处工作的事一旦组织定下来，就不能不去了。所以他破例地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王诗书一见周恩来的面就说：“总理，你不要我了。”说着就像孩子似的哭起来，看到王诗书这样的动情，周恩来立刻打电话请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到办公室来，对李主任交代说：“你通知人事部门，老王的工作不要变动了。也告诉厨房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提老王调走的事。”李主任马上去办了。
王诗书放心地走出了总理办公室，回到了他最热爱的厨房，那里是他直接为敬爱的周恩来服务的岗位。他的心踏实了……
后来，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北京西山建了基地，那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适合老年人工作、生活，党组织把多年为党中央领导同志服务的老红军、老战士分期、分批地安排到那里。
周恩来于1956年也把王诗书安排到那里，边工作，边休养。王诗书临行前依依不舍。邓颖超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说!”王诗书表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晚年还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心里除了感到幸福，就是惦念着周恩来夫妇：“我真怕离开西花厅，自己又会跑回来”。邓颖超说：“西花厅是你的家，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看看，你不来，我们也惦记着你。”临别时，邓颖超特别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周恩来老两口肩并肩手握手的全身合影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她亲笔写上了这样的文字：
赠王诗书同志存念
邓颖超摄于1955年
1956年3月8日
王诗书离开西花厅后。邓颖超经常派人前去看望和送钱送物给他。王诗书却从未主动回西花厅，他不是不想念周恩来和邓颖超，而是不忍心打扰他们两人的工作，怕给周恩来、邓颖超添麻烦。想念他们了，就埋头多做工作。
岁月无情，1961年9月王诗书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西花厅，同志们都很难过。邓颖超很悲痛，立即向她的秘书张元交代，给王诗书送去花圈，以表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今天王诗书已经走了40多年了，敬爱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已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每当我忆起周恩来、邓颖超为王诗书所做的件件往事，总禁不住心潮澎湃，潸然泪下。周恩来对每个同志的关心。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让我终生难忘，永记于心。
(秦九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