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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演化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流动性危机和市场信任危机中，尽管中国已成为为数不多的稳健安全亮点之一，但也应认真研究这次危机的产生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对以往金融改革思路进行严格检视和重新调整，将这次危机的外部冲击当成促进改革和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
美国次贷危机源于高负债经济基础之上的居民超前消费、银行系统的非理性信贷扩张、衍生品市场的疯狂交易、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的贪婪以及金融监管当局的失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仍在继续蔓延并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必须在以往思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稳定、可持续发展、密切与实体经济间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为实体经济的结构自动升级和资源配置提升建立一套市场化的自动调节机制，同时在市场化机制作用日益强大之时保持适当的政府干预空间，防止各种内生性和外部输入性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放大其震荡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还在继续，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背景，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都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在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要参与全球协调救助行动同时当务之急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思考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不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的顾虑性阻碍性因素反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在最近若干年的金融开放实践中，中国最值得肯定的是对金融市场开放持积极态度对资本项目则实行了极其审慎的逐步放松对资本项目中的许多细项仍实施严格管制的策略，这使得中国金融业的外国资本进入不得不采取投资入股收购股权等长期稳定的方式，避免了短期投机资本可能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的外部冲击。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上，最近三年多来最大的争议是所谓中资银行股权出售价格過低外资投资收益过高等问题；持批评意见的大体是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当年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特殊历史背景不大熟悉的人士，实际上，在上述四大行财务重组之时，在外部引资之前，国家已有意安排争取内资企业特别是许多有实力的巨型国有企业先入股，但我们自己的企业当年对几家银行的发展前景普遍看淡股权出价过低，而境外战略投资者出价却远高于内资国有企业。从事后结果看，由于外资入股比例始终被控制在20%左右，因此，在几大银行上市后股价上涨所形成的增值中，国有股权的市值收益既远超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溢价收益，也数倍于国家当年所投入的财务重组成本。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中国的许多引资金融机构已经在业务流程、风险控制、公司治理、决策机制。信息披露、产品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当年为加入WTO所签署的各项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策略性行为，也是从经济发展长远考虑所采取的一种自觉战略行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之所以比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竞争类型相当的国家更快，除了内部政策因素外，主要差异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比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更多更快地吸纳了境外资本且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使得中国在内源储蓄极为充裕的条件下又获得外源储蓄的补充和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经验的添加。从这个角度说，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积极开放政策是中国创造了连续30年高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之一。可以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开放方面又给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普遍遭受危机创伤后，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目的地，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支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还能够吸纳大量国际投资，我们可以在中小型机构引资、金融服务薄弱环节引资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在运用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方面增加投入，支持具备资本实力和相应人才基础的金融机构在国外并购和拓展市场。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及随着而来的外储资金高效率运用问题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化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中国应当有两到三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运用主体形成既分工协作又合理竞争的关系，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用成功的投资方向选择和风险控制机制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奠定稀缺性资源的稳定供给通道并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中国应当认真总结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教训，不仅要注意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监管问题，还应当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性特点，避免金融压制，应以鼓励微观主体产品创新、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创新为现阶段金融政策调整重心，在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强化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关注和监管风险，用金融机构服务效率的提升不断优化实体经济领域的要素配置结构。从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现实情况说，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局面的主要形成原因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存在缺陷，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银行主导，在银行体系中又以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或国家控股银行为资金聚集和分配主体，即使五大行中的四大银行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上市等工作，但它们的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信贷分配上倾向于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上缺少积极性，授信业务效率十分低下，普遍存在着风险规避行为因而不可能主动对科技创新型风险承受型中小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等等。这些行为在银行体制中的普遍化倾向就使得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容易产生重复建设、传统产业升级困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经常在成长初期被外资收购等一系列问题。从国外成功经验看，一个经济体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一定要伴随着对人们创新创业积极性的制度性激励政策的出台和融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可以用差别税收政策引导资本的流动方向调整，但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常常能产生比政府税收更强烈的激励作用。例如，当税收产生前端激励即将资本引导到某个投资方向上以后，如果存在一个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强大融资功能和企业价值变动评估功能的资本市场，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实现创业企业价值和创业企业参与者个人价值的制度化激励兼容。这种激励兼容的影响如果足够大，又能够在资本市场这个公众性金融平台上对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导致他们储蓄投资的选择行为发生有利于整体产业结构改善的良性转变。当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都倾向于将资源优先配置于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就能获得内生性、持续不断的发展活力。但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变迁过程中，我们由于缺少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过于严格的行政性监管限制下，始终存在着创新积极性被压制、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之类的问题，这与美国次贷危机过程中对抵押贷款业务过度扩张、衍生品设计过虚过滥当局又疏于约束的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美国自从1938年成立房利美、1970年成立房地美以及随后的20多年中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曾为美国的新经济出现和实体结构调整做出过相当积极的贡献。美国的问题主要出在2001年以后的次贷业务畸形扩张和相应衍生债券泛滥成灾为今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此前几十年金融政策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育实践依然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在面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并设计中国的金融政策思路时，决不能因危机而忽视美国危机酝酿之前成功阶段的经验。中国金融改革设计者应当关注的只是如何在放松金融管制过程中平衡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的关系。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最大挑战是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难题。在金融产品链条一旦延长到一定程度时，各层次金融产品和业务扩张就会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变形，由于金融机构高管阶层的贪婪使正常的金融创新业务演化为单纯的以奖金和分红为目的的虚拟财富创造过程，各阶层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就會产生不顾公司长远利益和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逐利行为。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许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出现变形，据统计，公司独立董事真正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比例只在1/4到1/3之间，绝大多数公司的独立董事成为附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即公司高管人员提出动议或议案的表决机器，股权所有人权力虚置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管理链条太长、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通行的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下，金融机构往往以个人收入最大化的实现条件为着眼点去设计业务扩张动作，这就导致不顾后果的业务扩张和所谓“人们看不懂”的产品创新活动。在强化激励的同时又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机构高管人员只享受业务扩张成果，企业制度设计中没有考虑如何将企业遭受重大失误导致经济损失时建立一种问责和高管层不当收入追回机制。目前，全世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都存在两种不当倾向：或是政府控制，或是内部人控制。政府控制的一类效率普遍偏低，内部人控制的一类则容易滋生短期逐利行为导致的机构风险甚至衍生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中国在总结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教训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思考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理设计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架构。外部监管的失察和制度性缺陷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中国也应当在这方面进行认真的总结。美联储在2004年、2005年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交易非常红火时就应当采取除升息以外的干预行动，防止金融泡沫的迅速膨胀，并且还应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个人收入制度以及日益扩大化的公司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严格限制，从抑制贪婪入手校正各机构不顾风险的扭曲性经济扩张行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表现出少有的稳健特征，除了资本项目管制、衍生品市场尚未发育等原因，“一行三会”以及财政部对国有及国资控股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较为严格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积极因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自1998年以来对银行系统特别是对那些于整体金融安全具至关重要意义的大型银行采取的财务重组、国家注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一系列改革动作，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大幅降低，并且在最近1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决策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没有出现“过冷过热过紧过松”这样的明显失误，因而消除了由实体经济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信用经济崩溃的现实基础。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暗自庆幸。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既不是重蹈美国的覆辙走不受限制自由化的老路，也不是维持原有的管制思维和保守的监管套路压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是要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探求如何在进一步发挥微观金融主体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的基础上谋求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实现良性互动的新路子，其政策着眼点就是让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动效率更高、方向更合理、更有利于快速实现由贸易大国经济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强国转变的伟大历史目标。
美国次贷危机源于高负债经济基础之上的居民超前消费、银行系统的非理性信贷扩张、衍生品市场的疯狂交易、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的贪婪以及金融监管当局的失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仍在继续蔓延并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必须在以往思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稳定、可持续发展、密切与实体经济间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为实体经济的结构自动升级和资源配置提升建立一套市场化的自动调节机制，同时在市场化机制作用日益强大之时保持适当的政府干预空间，防止各种内生性和外部输入性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放大其震荡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还在继续，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背景，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都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在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要参与全球协调救助行动同时当务之急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思考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不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的顾虑性阻碍性因素反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在最近若干年的金融开放实践中，中国最值得肯定的是对金融市场开放持积极态度对资本项目则实行了极其审慎的逐步放松对资本项目中的许多细项仍实施严格管制的策略，这使得中国金融业的外国资本进入不得不采取投资入股收购股权等长期稳定的方式，避免了短期投机资本可能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的外部冲击。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上，最近三年多来最大的争议是所谓中资银行股权出售价格過低外资投资收益过高等问题；持批评意见的大体是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当年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特殊历史背景不大熟悉的人士，实际上，在上述四大行财务重组之时，在外部引资之前，国家已有意安排争取内资企业特别是许多有实力的巨型国有企业先入股，但我们自己的企业当年对几家银行的发展前景普遍看淡股权出价过低，而境外战略投资者出价却远高于内资国有企业。从事后结果看，由于外资入股比例始终被控制在20%左右，因此，在几大银行上市后股价上涨所形成的增值中，国有股权的市值收益既远超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溢价收益，也数倍于国家当年所投入的财务重组成本。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中国的许多引资金融机构已经在业务流程、风险控制、公司治理、决策机制。信息披露、产品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当年为加入WTO所签署的各项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策略性行为，也是从经济发展长远考虑所采取的一种自觉战略行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之所以比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竞争类型相当的国家更快，除了内部政策因素外，主要差异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比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更多更快地吸纳了境外资本且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使得中国在内源储蓄极为充裕的条件下又获得外源储蓄的补充和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经验的添加。从这个角度说，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积极开放政策是中国创造了连续30年高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之一。可以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开放方面又给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普遍遭受危机创伤后，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目的地，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支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还能够吸纳大量国际投资，我们可以在中小型机构引资、金融服务薄弱环节引资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在运用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方面增加投入，支持具备资本实力和相应人才基础的金融机构在国外并购和拓展市场。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及随着而来的外储资金高效率运用问题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化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中国应当有两到三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运用主体形成既分工协作又合理竞争的关系，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用成功的投资方向选择和风险控制机制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奠定稀缺性资源的稳定供给通道并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中国应当认真总结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教训，不仅要注意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监管问题，还应当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性特点，避免金融压制，应以鼓励微观主体产品创新、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创新为现阶段金融政策调整重心，在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强化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关注和监管风险，用金融机构服务效率的提升不断优化实体经济领域的要素配置结构。从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现实情况说，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局面的主要形成原因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存在缺陷，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银行主导，在银行体系中又以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或国家控股银行为资金聚集和分配主体，即使五大行中的四大银行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上市等工作，但它们的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信贷分配上倾向于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上缺少积极性，授信业务效率十分低下，普遍存在着风险规避行为因而不可能主动对科技创新型风险承受型中小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等等。这些行为在银行体制中的普遍化倾向就使得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容易产生重复建设、传统产业升级困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经常在成长初期被外资收购等一系列问题。从国外成功经验看，一个经济体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一定要伴随着对人们创新创业积极性的制度性激励政策的出台和融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可以用差别税收政策引导资本的流动方向调整，但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常常能产生比政府税收更强烈的激励作用。例如，当税收产生前端激励即将资本引导到某个投资方向上以后，如果存在一个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强大融资功能和企业价值变动评估功能的资本市场，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实现创业企业价值和创业企业参与者个人价值的制度化激励兼容。这种激励兼容的影响如果足够大，又能够在资本市场这个公众性金融平台上对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导致他们储蓄投资的选择行为发生有利于整体产业结构改善的良性转变。当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都倾向于将资源优先配置于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就能获得内生性、持续不断的发展活力。但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变迁过程中，我们由于缺少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过于严格的行政性监管限制下，始终存在着创新积极性被压制、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之类的问题，这与美国次贷危机过程中对抵押贷款业务过度扩张、衍生品设计过虚过滥当局又疏于约束的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美国自从1938年成立房利美、1970年成立房地美以及随后的20多年中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曾为美国的新经济出现和实体结构调整做出过相当积极的贡献。美国的问题主要出在2001年以后的次贷业务畸形扩张和相应衍生债券泛滥成灾为今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此前几十年金融政策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育实践依然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在面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并设计中国的金融政策思路时，决不能因危机而忽视美国危机酝酿之前成功阶段的经验。中国金融改革设计者应当关注的只是如何在放松金融管制过程中平衡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的关系。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最大挑战是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难题。在金融产品链条一旦延长到一定程度时，各层次金融产品和业务扩张就会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变形，由于金融机构高管阶层的贪婪使正常的金融创新业务演化为单纯的以奖金和分红为目的的虚拟财富创造过程，各阶层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就會产生不顾公司长远利益和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逐利行为。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许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出现变形，据统计，公司独立董事真正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比例只在1/4到1/3之间，绝大多数公司的独立董事成为附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即公司高管人员提出动议或议案的表决机器，股权所有人权力虚置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管理链条太长、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通行的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下，金融机构往往以个人收入最大化的实现条件为着眼点去设计业务扩张动作，这就导致不顾后果的业务扩张和所谓“人们看不懂”的产品创新活动。在强化激励的同时又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机构高管人员只享受业务扩张成果，企业制度设计中没有考虑如何将企业遭受重大失误导致经济损失时建立一种问责和高管层不当收入追回机制。目前，全世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都存在两种不当倾向：或是政府控制，或是内部人控制。政府控制的一类效率普遍偏低，内部人控制的一类则容易滋生短期逐利行为导致的机构风险甚至衍生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中国在总结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教训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思考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理设计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架构。外部监管的失察和制度性缺陷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中国也应当在这方面进行认真的总结。美联储在2004年、2005年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交易非常红火时就应当采取除升息以外的干预行动，防止金融泡沫的迅速膨胀，并且还应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个人收入制度以及日益扩大化的公司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严格限制，从抑制贪婪入手校正各机构不顾风险的扭曲性经济扩张行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表现出少有的稳健特征，除了资本项目管制、衍生品市场尚未发育等原因，“一行三会”以及财政部对国有及国资控股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较为严格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积极因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自1998年以来对银行系统特别是对那些于整体金融安全具至关重要意义的大型银行采取的财务重组、国家注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一系列改革动作，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大幅降低，并且在最近1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决策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没有出现“过冷过热过紧过松”这样的明显失误，因而消除了由实体经济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信用经济崩溃的现实基础。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暗自庆幸。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既不是重蹈美国的覆辙走不受限制自由化的老路，也不是维持原有的管制思维和保守的监管套路压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是要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探求如何在进一步发挥微观金融主体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的基础上谋求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实现良性互动的新路子，其政策着眼点就是让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动效率更高、方向更合理、更有利于快速实现由贸易大国经济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强国转变的伟大历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