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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越多越好
房价令普通老百姓火大而又无可奈何。英国《金融时报》3月16日文章《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看上去还要严重》指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房价同比平均上涨10.7％，比今年1月份9.5％的涨幅又有了进一步的升高。但事实上，统计数据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主要楼市目前的状况。
《香港经济日报》3月16日文章《央企抢地考中央遏楼市决心》指出，内地“蜗居”民怨急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力遏房价过快上涨，言犹在耳，北京接连拍出地王，更由中央企业投得。民企地产商最先表达不满，因不但拍卖的六幅土地最少有三幅被中央企业投去，且该三幅土地均创北京成交价以至楼面地价新高。央企隶属国家，民企抨击此是以公家钱高价抢地争生意，殊不公平。
终于，政府开始行动了。根据《北京青年报》3月19日的报道《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地产业，时间未确定》，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央企地产业务的具体情况，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还有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开展了房地产业务。按照国资委要求，这些企业正在加快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这些企业所属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户，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销售收入占到15％，利润占7％。
但是，此退出的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估计就此一项措施也难以把高房价抑制下去。高房价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1日评论《实现社会民生权需多管齐下》认为，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于实现民生权的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因此，《21世纪经济报道》3月10日评论Ⅸ多建公租房是民生解困正途》指出，重庆目前大建公租房的双轨制是个不错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钱出地，公租房只租不售，并避免搞成贫民窟，保持吸引力，租价为市场价的40％，既可满足部分普通民众的需求，起到缓冲房价上涨的作用，同时产权仍然是公共的；二是公租房避免权力寻租比经济适用房要相对容易，毕竟租房明码标价，如有人多占转租，监督起来容易很多；三是不仅相对容易过滤出真正需要的人群，还可以一定程度改变消费习惯，如果租价足够便宜，不受“房奴”的罪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公租房的量要尽可能地大，否则房地产市场仍然会折腾得一般群众人仰马翻。
慢灾不能慢救
滇中、滇东、滇西东部的大部地区百年一遇的旱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关注。持续的旱情也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居民饮水、通胀、电力紧张等等。据悉，严重旱情致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5省6130多万人受灾，旱区群众接受各地各界援助的同时也踏上艰难寻水路。目前，部分旱区绝收后面临口粮危机，旱情缓解至少要到5月下旬。 甚至，西南旱灾也引发了邻国的指责。湄公河四国有人认为，他们的旱灾是因为中国在上游修筑大坝引发的。不过，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21世纪经济报道》3月31日评论《“水政治”的外部效应已超越科学安抚》指出，尽管很多严谨的数据显示，中国澜沧江已建成的干流水电站在正常状态下对下游径流的年际变化影响不明显。事实上，多国科学家仔细研究了1986-2004年澜沧江至湄公河上下游不同时间段关于水位变化的数据，发现对上下游水位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气候变化。中国上游大坝只调节水量而不“消耗”水量，所以中国也许不应当为湄公河下游缺水和“水位低创历史”负责。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积极应对的是旱灾的肆虐。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反思。第一是预测机制。最近，国家气象局坦承很难对西南旱灾做出预测，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工程师任福民坦率地表示，“受制于科技的发展水平，我们对持续时间这么长的这次干旱，没能作出准确预测。”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努力找出预测机制的不足，尤其是针对此类慢性灾害而言。2008年的雪灾之前我们也没有太多预测。慢灾灾害不比急速而来的灾害(地震)损失小，预测机制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灾情救助的投入。在对旱灾救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较少的投入资金，据《人民网》3月31日文章，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今日透露，国家防总、水利部积极协调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提前下达今年计划内与抗旱有关的建设资金63亿多元，并重点向西南重旱区倾斜。两次向西南旱区安排特大抗旱补助费1.55亿元，近日中央财政再次安排综合抗旱资金8亿元。
无论是63亿还是8亿，与地方政府建磁悬浮列车、世博园投人等等都相去甚远，那些项目都是百亿千亿来计的。的确，慢性灾害在人员伤亡方面不可能太巨大，但是，它给社会系统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它也令灾区人民不能拥有一些基本的生活权利，比如饮水、洗澡等。不能因为是慢灾，就放慢救援脚步。
城乡同权值得期待
今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选举法的相关修改。修改选举
法进一步保障了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此前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1。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美联社北京3月8日报道称，中国正在增加该国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代表人数，这是为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而采取新举措的一部分。中国曾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如今却在加快实现城市化进程。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43％的人口——即约5.6亿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7％。
日本《产经新闻》3月4日评论《中国旨在通过选举法修正案缩小城乡差距》认为，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已经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此前，每选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对应的城乡人口比例为1：4。未来，城乡将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在以农村地区为主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中国希望在国家政策中更多地反映农民的意愿，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定。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的权利意识开始提高，认识到了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中国也希望借助 此次对选举法进行的修订抑制农民的不满。
事实上，一直有一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士认为农民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不具备民主的素质。但这其实是错误。德国之声电台网站3月9日《农民代表给中国官员作出榜样》的报道指出，这些积极参加讨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代表向人们展示了农村政策应如何调整。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决策者谦虚地为他们带有浓重乡村口音的普通话道歉，为中国的官员作出了榜样。这些朴素的观点表明，在政冶活动中，抓住问题的关键比接受高等教育更为重要。
应该明确的是，任何人对与自己相关的权利认知都是相当明确的，他们完全可能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他们对基层或许更加了解，这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城市代表们更能知道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城乡同权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方向；未来，农民代表们的作用值得期待。
泡沫论与反泡沫论
近来，一股中国经济泡沫论汇聚成流。《华盛顿邮报》
3月11日评论《中国经济泡沫的危险》认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那种不平衡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项分析，该分析认为，如果中国要在当前的贸易模式下维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它必须使本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在2020年之前提高一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许多人以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为由，觉得不必为中国经济担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会构成一张安全保障网，而是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彭博新闻社网站3月17日文章《中国身陷“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财富配置严重不当。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戈夫说，中国的债务泡沫可能会在十年内引发地区衰退。而美国卖空大师查诺斯则预测房地产过度投资之后将出现暴跌。
法国《论坛报》3月15日文章《上海的世界性爆炸》指出，上海世博会将于今年5月1日开幕，到10月31日闭幕。这将是中国展现自身实力的最后机会。一旦世博会结束，那些场馆全部拆除、游客全部散去、摄像机全部收起来之后，泡沫最终将可能破裂。因为中国今天的情况具备泡沫经济的各种特点。这是一个真正的泡沫，甚至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或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还要庞大。
反对泡沫破裂说的观点也不少。《金融时报》3月10日评论《揭穿“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的确，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增长是不可维系的。美国的次债危机是由过度的住房贷款引起的，而中国的家庭债务目前只占GDP的17％，而美国的这个数字约为96％，欧元区是62％。而且中国的购房者必须支付30％的首付才能得到贷款，而二手房的首付是40％。再者，虽然中国房价似乎增长得很快，但在过去5年里，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每年的增长率达13.2％。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泡沫，但即使泡沫破裂，也不会带来像在美国那么严重的后果。中国经济的突然崩溃是不可能的。
香港《南华早报》3月18日文章《尽管警告不绝于耳，但中国并非即将破灭约泡沫》也认为，很难就此断定中国经济眼下所面临的崩溃危险，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刻都要大很多。当然，房地产市场存在—定泡沫，而不良贷款率的巨幅增长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即将破灭的巨大泡沫。
说来说去，各方关注的还是中国经济刺激的“退出时机”以及如何转型。日本《选择》月刊3月号文章《中国“未成熟”市场经济正值关键时刻》指出，为克服金融危机，中国扩大投资并放宽了金融政策，不过现在全世界关注的是中国何时采取收缩的政策。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走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要痛下决心转型，那么增长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若非如此，那么泡沫会越吹越大。
求解“民工荒”
从牛年到虎年，从“慌”到“荒”，中国农民工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
韩国《朝鲜日报》3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农民工身价大涨，逆市成“香饽饽”》—文，称仅仅相隔一年，中国农民工的待遇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8日报道，仅在去年春季，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广东省的农民工拿着最低工资，干最脏最苦的工作。如今，农民工却成了劳动市场的香饽饽，工资涨至两三倍也难以招到人。《中国经济时报》也有文章指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再次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甚至蔓延内地，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而且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
对于“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中国产经新闻》3月11日《让“用工荒”不再慌》一文作出了如下解释：一方面是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不好，同时现在西部、中部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存在着用工需求，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更愿意就地就业；另一方面，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阵痛。当前部分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适应东部沿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技术含量，相应地对工人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发展观察》杂志3月9日也刊文表达了类似观点，在这篇题为《“民工荒”背后的逻辑》的文章中，作者认为“民工荒”表面上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致，其实质则是提醒东部地区和企业应该率先接受形势倒逼带来的转型压力，寻求突破。该文认为，如果不能融入创新的思路，这些企业最终必然会死亡，这些地区也将在竞争中衰落。
那么，“民工荒”究竟是好是坏?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的解读与众不同。胡部长认为，在概念上，“招工难”比“民工荒”的描述更为确切。他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发展中的烦恼”，并指出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不少经济体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苦恼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企业用工需求旺盛的现象，这是国家经济企稳向好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于“民工荒”的问题也有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民工荒”是大好事，尽管用工企业短期内会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长远来看却有利于企业升级换代。同时他还指出，“民工荒”使得农民工收入增加、待遇提高，不仅荒出了对农民的尊重，也荒出了农民的自信，从长远来看是好事。
总之，从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角度来看，正如《新华每日电讯》2月23日评论文章《农民工“用脚投票”给各方敲响警钟》所指出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从去年开始显现的“用工荒”，是否能够得到缓解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权益曾经屡屡被用工者漠视的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如何让农民工享有更多应得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分享城 市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权力不可与民争利
从分配收益的角度而言，社会财富这块“蛋糕”是应继续做大，还是开始反思分配方法?
法国《欧洲时报》3月4日刊登文章《中国两会高擎社会公正大旗》，该文认为，从2010年春节前后中国多位领导人频繁公开表态，要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首位，中国政府扬起社会公正的大旗，已经触及了各种民生议题的实质。
大部分国外媒体将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理解为城乡差距，如美国《时代》周刊3月8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准备缩小城乡差距》，就是主要从城乡收入分化严重这一现状的角度，来看待收入差距改革的。日本《朝日新闻》3月7日发表的社论也认为提高农村和农民工收人，将是此次改革中的难题部分。
《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分析则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实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即近年来热议的“国富民穷”，第二个层次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各级政府之间收入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收入大部上交中央而支出需由己出，造成了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更进一步促成房价上涨，其二是民众内部的贫富分化，当下中国已远超过危险线的基尼指数就是最清晰的表现。这样看来，政府与民众及各级政府之间分配比例失衡成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主要症候。
《中国青年报》3月5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引用数据指出，近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GDP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1997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财富向政府、资方和垄断行业迅速集中，造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而要破解这一局面，关键在于“权力不可与民争利”。
在两会过程中，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明5日的报道，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紧张修改《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不久将上报国务院。这份初稿的初步方案中，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以家庭为主题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等将成为重点。除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报酬之外，还将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格局，如通过将国有垄断企业利润收缴后让利居民、加大财政保障社保、教育等。
应该说，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指导意见》已经部分体现了政府“少切一块蛋糕给自己”的精神和原则。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可谓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大集中病因，其中原因复杂、各方利益盘根错节，远非凭一纸《指导意见》可以根除。要真正完成社会收入的公正分配，保障人民的富足和尊严，中国还有长而艰巨的道路要走。
谨慎“求解”美债
最近的中国减持美国国债风波，似乎因2月底美国财政部修正统计数据、中国重回美国最大债主地位和中国政府频频放出信号表示将继续购买美债而告一段落。
据中评社2月18日的报道，中国2009年底罕见的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16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去年12月份大额减持美债342亿元，甚至一度将美国头号债主的地位让与日本。中评社的报道总结，美国主流媒体对此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没有迹象显示外国投资者将持续大幅抛售美元资产，无需过分解读短期数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此举显示外国投资者正在寻找比美债更好的投资渠道。
英国《卫报》2月8日发表的社论就认为，近期的动作显示两国都在试踩对方红线，但至上的国家利益将最终阻止对方越过底线。
《泰晤士报》2月8日刊登学者艾默特的文章则更进一步认为，减持国债是中国近来摆出的好斗姿态，其实是转移视线，以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济改革。
不过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颇有些“隔岸观火”的评论似乎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对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第一，减持美债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第二，中国真能依靠减持美债对美国形成制衡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月28日发表的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去年减持的美债很有可能是到期的短期国债；而从数据上看，中国去年美债持有结构调整，更多的是处于收益率考虑。由于汇率“估值效应”引发的资产侵蚀步步逼近，中国减持短期美债并增持收益率较高的长期国债，应该是市场的正常反应。
美国《时代》杂志2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会抛售美国国债吗?》指出，大量抛售美债更有可能引发的结果是美债市场价格下降，由此将对中国自身国家资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会对作为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构成伤害，损害出口。
美国《商业周刊》2月26日的评论文章也指出，从2008年以来，中国持有的美债实际只占美国全部债务的7％，因此去年中国大笔减持美国国债并没制造多少波澜，中国影响美元的能力实际被高估。另一方面，对中国拥有的大量外汇而言，美国经济是唯一足够大并且足够安全的吸收地，除开美债之外，北京在经济上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据美联社报道，3月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买卖国债是市场投资行为，不应政治化。应该说，在金融海啸后的今天，中美关系日趋紧密，两国间的摩擦纷争也更容易引起普遍的关注。对中国而言，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小心谨慎的行动，才能真正促成“双赢”和和平稳定的发展。
转基因孰是孰非
基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甚嚣尘上，其起因是我国去年
正式发布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的安全证书。辩论几方各执一词，加上国际组织“绿色和平”的推波助澜和最近两会期间的热议，一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担忧，当然是转基因粮食安全与否的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月22日发表题为《转基因主粮，13亿人的试验?》的文章，就是这种担忧的集中体现。该文认为，虽然获得安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经过了小白鼠试验，但食品应经过第三期严格的人体试验确认副作用微小，这一步骤在转基因水稻这里暂时缺乏；该文同时还指责有关部门对于安全证书的发放过程不够透明公开。针对这一指责，《财经》杂志3月1日则刊登了文章详述转基因水稻经历十年安全评估的复杂过程。
第二层的忧虑则更为深入。《经济观察报》2月12日发表对经济学家郎咸平的采访文章，郎咸平以大豆为例，指出若轻易开放主产粮食的转基因化闸门，中国农业可能遭遇跨国粮食巨头的狙击。跨国集团可以先低价 推广转基因种子，占领市场，之后再征收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同时可以通过科研能力使得农民无法按照传统习惯从收成中留种，迫使农民向公司购买种子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药化肥等。《第一财经日报》评论文章《转基因种子是“特洛伊木马”》还指出，虽然国家最近颁发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为我国自行研制，但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一种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涉及的至少28项国外专利分别属于德美的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意昧着如果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
应该说，很多方面还存有不清不楚之处，如安全问题方面，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到底会否产生副作用，现在并不清楚。同时，国家在颁发安全证书中确实缺乏向公众告知的过程。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此次打开转基因作物的闸门，影响毫无疑问将非常深远。《时代》杂志2月18日的评论文章《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潮》就预计，相较于美国的相对开放转基因食品和欧洲的几乎全面拒斥，中国此次行为有可能预示着粮食生产和农业领域内的新亚洲时代到来。应该说，转基因作物在增产和防治病虫害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在后续影响尚不明确的阶段，是否应当急着投人大规模推广和商业化，还需要政府的严厉把关，尤其是关系13亿人民身体健康的主粮作物，应该有更充分的科学论证和更透明的资讯发布。
如何拯救希腊?
迪拜之后，希腊，这个本是盛产哲学思想的古老文明发源国，也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中。《广州日报》2月23日《希腊债务危机让世界警醒》一文指出，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希腊尽享低廉借贷成本之利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效率低下的问题。于是，预算赤字的绝对值逐年增大，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借债。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希腊人至今仍享有世界上最慷慨、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金融危机来袭，希腊终于到了埋单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同日亦刊文指出，多年来，政府财政超支、公务员队伍庞大、偷税逃税严重成为希腊的老大难问题。
面对希腊之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3月4日刊文《希腊财政危机——伤痛来袭》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考虑过德国为希腊提供双边援助的可能性，但德国还是担心会出现道德风险：援助方案会意味着希腊从过去几年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中侥幸脱逃，而这会给其它有同样债务问题的欧盟国家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中国《瞭望新闻周刊》3月8日文章《欧元危机的潜在冲击》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德国与欧盟之所以在是否及时进行大规模救援的问题上首鼠两端，是因为如果采取大规模措施进行救助，一方面可能会放大成员国的道德风险(出现财政危机能受到救助)，另一方面可能会遭到德国本国民众的反对。
其实，希腊危机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希腊本身，而是危机是否会给整个欧元区国家带来更大范围内“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
《解放日报》3月4日发表《欧元区为何“生病”》一文，认为同样的情况在欧元区其他国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主权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欧元区国家当前的通病。《国际金融报》也曾发表文章《希腊危机拷问全球“赤字经济”》，认为希腊就像一面镜子，与希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在欧盟并不鲜见，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如果希腊这块骨牌倒了，保不准会恶化更多国家的问题，数年苦心经营的欧元经济体或将毁于一旦。
美国《商业周刊》3月题为《德国掌控着欧元命运》的封面文章认为，虽然对希腊人而言，这场危机纯粹是咎由自取。但是，拯救该国和其他受到重创成员国的经济免遭灭顶之灾，避免债务引发的通缩下滑局面也是在避免欧洲大陆彻底垮台。毕竟，这场危机已严重影响到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欧盟近日明确表示了对希腊进行救助。
丰田的启示
丰田召回事件令人再次感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就在2006年末、2007年初，人们还在谈论丰田晋升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话题，并且对丰田制造、以及那个丰田标志都抱以极大信心，甚至认为那就是品质的象征。 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拉胡德4月5日宣布，因丰田汽车公司未及时向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报告踏板隐患，将向该公司开出1637，5万美元的罚单。根据日本共同社华盛顿4月6日报道，美国交通运输部长拉胡德4月6日在芝加哥接受记者采访，就5日宣布对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开出巨额罚单一事严厉指责丰田忽视汽车安全性能的态度，并认为“丰田在安全性能问题上不倾听外部意见，商业模式完全错误”。拉胡德解释说，丰田提交的文件“很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关于丰田隐瞒缺陷，拉胡德强调“即使只是一瞬间，美国政府也绝不会支持此类行为”。
在此次召回事件中，丰田极尽解数。比如召开记者会、去美国出席听证会、来中国说明情况，大规模召回、甚至赔偿一部分车主的经济损失，等等。丰田的一系列姿态是积极的，这些姿态多是企业公关的需要，因为它需要以最快速度w挽回消费者信心。
丰田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成效。美国调查公司Edmunds.com3月25日发布的3月美国新车销量预测显示，因大规模召回风波陷入苦战的丰田汽车的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37.1％，同时环比大增82％，业绩快速反弹。市场整体销量同比增加0.9％，而丰田的涨幅超出了这一水平。《今日美国报》近日称丰田已经“强势回归”。
丰田召回事件带给我们至少两个启示。第一，尽管丰田在扩张道路上有了一系列失误，但是丰田生产方式依然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它暗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精髓与追求，比如环保。因此，在丰田以后的征途中，需要极度重视的是日企文化的国际化，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渗入企业员工内心。我们丝毫不担心丰田的技术水平，我们担心的是企业如何去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它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在4月9日下午召开的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导圆桌会议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杨莹就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成本，但更是无限的效益。
另外，根据《北京晨报》4月9日的报道，40％爆发增长冲上1350万，中国成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中国的汽车业也在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汽车被制造的同时，中国车企也应该吸取丰田的教训，处理好质量与扩张的关系。
房价令普通老百姓火大而又无可奈何。英国《金融时报》3月16日文章《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看上去还要严重》指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房价同比平均上涨10.7％，比今年1月份9.5％的涨幅又有了进一步的升高。但事实上，统计数据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主要楼市目前的状况。
《香港经济日报》3月16日文章《央企抢地考中央遏楼市决心》指出，内地“蜗居”民怨急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力遏房价过快上涨，言犹在耳，北京接连拍出地王，更由中央企业投得。民企地产商最先表达不满，因不但拍卖的六幅土地最少有三幅被中央企业投去，且该三幅土地均创北京成交价以至楼面地价新高。央企隶属国家，民企抨击此是以公家钱高价抢地争生意，殊不公平。
终于，政府开始行动了。根据《北京青年报》3月19日的报道《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地产业，时间未确定》，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央企地产业务的具体情况，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还有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开展了房地产业务。按照国资委要求，这些企业正在加快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这些企业所属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户，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销售收入占到15％，利润占7％。
但是，此退出的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估计就此一项措施也难以把高房价抑制下去。高房价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1日评论《实现社会民生权需多管齐下》认为，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于实现民生权的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因此，《21世纪经济报道》3月10日评论Ⅸ多建公租房是民生解困正途》指出，重庆目前大建公租房的双轨制是个不错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钱出地，公租房只租不售，并避免搞成贫民窟，保持吸引力，租价为市场价的40％，既可满足部分普通民众的需求，起到缓冲房价上涨的作用，同时产权仍然是公共的；二是公租房避免权力寻租比经济适用房要相对容易，毕竟租房明码标价，如有人多占转租，监督起来容易很多；三是不仅相对容易过滤出真正需要的人群，还可以一定程度改变消费习惯，如果租价足够便宜，不受“房奴”的罪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公租房的量要尽可能地大，否则房地产市场仍然会折腾得一般群众人仰马翻。
慢灾不能慢救
滇中、滇东、滇西东部的大部地区百年一遇的旱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关注。持续的旱情也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居民饮水、通胀、电力紧张等等。据悉，严重旱情致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5省6130多万人受灾，旱区群众接受各地各界援助的同时也踏上艰难寻水路。目前，部分旱区绝收后面临口粮危机，旱情缓解至少要到5月下旬。 甚至，西南旱灾也引发了邻国的指责。湄公河四国有人认为，他们的旱灾是因为中国在上游修筑大坝引发的。不过，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21世纪经济报道》3月31日评论《“水政治”的外部效应已超越科学安抚》指出，尽管很多严谨的数据显示，中国澜沧江已建成的干流水电站在正常状态下对下游径流的年际变化影响不明显。事实上，多国科学家仔细研究了1986-2004年澜沧江至湄公河上下游不同时间段关于水位变化的数据，发现对上下游水位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气候变化。中国上游大坝只调节水量而不“消耗”水量，所以中国也许不应当为湄公河下游缺水和“水位低创历史”负责。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积极应对的是旱灾的肆虐。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反思。第一是预测机制。最近，国家气象局坦承很难对西南旱灾做出预测，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工程师任福民坦率地表示，“受制于科技的发展水平，我们对持续时间这么长的这次干旱，没能作出准确预测。”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努力找出预测机制的不足，尤其是针对此类慢性灾害而言。2008年的雪灾之前我们也没有太多预测。慢灾灾害不比急速而来的灾害(地震)损失小，预测机制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灾情救助的投入。在对旱灾救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较少的投入资金，据《人民网》3月31日文章，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今日透露，国家防总、水利部积极协调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提前下达今年计划内与抗旱有关的建设资金63亿多元，并重点向西南重旱区倾斜。两次向西南旱区安排特大抗旱补助费1.55亿元，近日中央财政再次安排综合抗旱资金8亿元。
无论是63亿还是8亿，与地方政府建磁悬浮列车、世博园投人等等都相去甚远，那些项目都是百亿千亿来计的。的确，慢性灾害在人员伤亡方面不可能太巨大，但是，它给社会系统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它也令灾区人民不能拥有一些基本的生活权利，比如饮水、洗澡等。不能因为是慢灾，就放慢救援脚步。
城乡同权值得期待
今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选举法的相关修改。修改选举
法进一步保障了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此前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1。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美联社北京3月8日报道称，中国正在增加该国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代表人数，这是为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而采取新举措的一部分。中国曾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如今却在加快实现城市化进程。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43％的人口——即约5.6亿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7％。
日本《产经新闻》3月4日评论《中国旨在通过选举法修正案缩小城乡差距》认为，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已经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此前，每选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对应的城乡人口比例为1：4。未来，城乡将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在以农村地区为主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中国希望在国家政策中更多地反映农民的意愿，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定。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的权利意识开始提高，认识到了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中国也希望借助 此次对选举法进行的修订抑制农民的不满。
事实上，一直有一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士认为农民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不具备民主的素质。但这其实是错误。德国之声电台网站3月9日《农民代表给中国官员作出榜样》的报道指出，这些积极参加讨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代表向人们展示了农村政策应如何调整。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决策者谦虚地为他们带有浓重乡村口音的普通话道歉，为中国的官员作出了榜样。这些朴素的观点表明，在政冶活动中，抓住问题的关键比接受高等教育更为重要。
应该明确的是，任何人对与自己相关的权利认知都是相当明确的，他们完全可能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他们对基层或许更加了解，这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城市代表们更能知道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城乡同权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方向；未来，农民代表们的作用值得期待。
泡沫论与反泡沫论
近来，一股中国经济泡沫论汇聚成流。《华盛顿邮报》
3月11日评论《中国经济泡沫的危险》认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那种不平衡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项分析，该分析认为，如果中国要在当前的贸易模式下维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它必须使本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在2020年之前提高一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许多人以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为由，觉得不必为中国经济担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会构成一张安全保障网，而是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彭博新闻社网站3月17日文章《中国身陷“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财富配置严重不当。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戈夫说，中国的债务泡沫可能会在十年内引发地区衰退。而美国卖空大师查诺斯则预测房地产过度投资之后将出现暴跌。
法国《论坛报》3月15日文章《上海的世界性爆炸》指出，上海世博会将于今年5月1日开幕，到10月31日闭幕。这将是中国展现自身实力的最后机会。一旦世博会结束，那些场馆全部拆除、游客全部散去、摄像机全部收起来之后，泡沫最终将可能破裂。因为中国今天的情况具备泡沫经济的各种特点。这是一个真正的泡沫，甚至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或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还要庞大。
反对泡沫破裂说的观点也不少。《金融时报》3月10日评论《揭穿“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的确，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增长是不可维系的。美国的次债危机是由过度的住房贷款引起的，而中国的家庭债务目前只占GDP的17％，而美国的这个数字约为96％，欧元区是62％。而且中国的购房者必须支付30％的首付才能得到贷款，而二手房的首付是40％。再者，虽然中国房价似乎增长得很快，但在过去5年里，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每年的增长率达13.2％。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泡沫，但即使泡沫破裂，也不会带来像在美国那么严重的后果。中国经济的突然崩溃是不可能的。
香港《南华早报》3月18日文章《尽管警告不绝于耳，但中国并非即将破灭约泡沫》也认为，很难就此断定中国经济眼下所面临的崩溃危险，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刻都要大很多。当然，房地产市场存在—定泡沫，而不良贷款率的巨幅增长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即将破灭的巨大泡沫。
说来说去，各方关注的还是中国经济刺激的“退出时机”以及如何转型。日本《选择》月刊3月号文章《中国“未成熟”市场经济正值关键时刻》指出，为克服金融危机，中国扩大投资并放宽了金融政策，不过现在全世界关注的是中国何时采取收缩的政策。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走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要痛下决心转型，那么增长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若非如此，那么泡沫会越吹越大。
求解“民工荒”
从牛年到虎年，从“慌”到“荒”，中国农民工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
韩国《朝鲜日报》3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农民工身价大涨，逆市成“香饽饽”》—文，称仅仅相隔一年，中国农民工的待遇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8日报道，仅在去年春季，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广东省的农民工拿着最低工资，干最脏最苦的工作。如今，农民工却成了劳动市场的香饽饽，工资涨至两三倍也难以招到人。《中国经济时报》也有文章指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再次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甚至蔓延内地，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而且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
对于“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中国产经新闻》3月11日《让“用工荒”不再慌》一文作出了如下解释：一方面是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不好，同时现在西部、中部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存在着用工需求，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更愿意就地就业；另一方面，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阵痛。当前部分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适应东部沿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技术含量，相应地对工人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发展观察》杂志3月9日也刊文表达了类似观点，在这篇题为《“民工荒”背后的逻辑》的文章中，作者认为“民工荒”表面上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致，其实质则是提醒东部地区和企业应该率先接受形势倒逼带来的转型压力，寻求突破。该文认为，如果不能融入创新的思路，这些企业最终必然会死亡，这些地区也将在竞争中衰落。
那么，“民工荒”究竟是好是坏?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的解读与众不同。胡部长认为，在概念上，“招工难”比“民工荒”的描述更为确切。他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发展中的烦恼”，并指出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不少经济体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苦恼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企业用工需求旺盛的现象，这是国家经济企稳向好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于“民工荒”的问题也有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民工荒”是大好事，尽管用工企业短期内会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长远来看却有利于企业升级换代。同时他还指出，“民工荒”使得农民工收入增加、待遇提高，不仅荒出了对农民的尊重，也荒出了农民的自信，从长远来看是好事。
总之，从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角度来看，正如《新华每日电讯》2月23日评论文章《农民工“用脚投票”给各方敲响警钟》所指出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从去年开始显现的“用工荒”，是否能够得到缓解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权益曾经屡屡被用工者漠视的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如何让农民工享有更多应得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分享城 市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权力不可与民争利
从分配收益的角度而言，社会财富这块“蛋糕”是应继续做大，还是开始反思分配方法?
法国《欧洲时报》3月4日刊登文章《中国两会高擎社会公正大旗》，该文认为，从2010年春节前后中国多位领导人频繁公开表态，要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首位，中国政府扬起社会公正的大旗，已经触及了各种民生议题的实质。
大部分国外媒体将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理解为城乡差距，如美国《时代》周刊3月8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准备缩小城乡差距》，就是主要从城乡收入分化严重这一现状的角度，来看待收入差距改革的。日本《朝日新闻》3月7日发表的社论也认为提高农村和农民工收人，将是此次改革中的难题部分。
《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分析则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实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即近年来热议的“国富民穷”，第二个层次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各级政府之间收入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收入大部上交中央而支出需由己出，造成了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更进一步促成房价上涨，其二是民众内部的贫富分化，当下中国已远超过危险线的基尼指数就是最清晰的表现。这样看来，政府与民众及各级政府之间分配比例失衡成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主要症候。
《中国青年报》3月5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引用数据指出，近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GDP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1997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财富向政府、资方和垄断行业迅速集中，造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而要破解这一局面，关键在于“权力不可与民争利”。
在两会过程中，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明5日的报道，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紧张修改《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不久将上报国务院。这份初稿的初步方案中，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以家庭为主题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等将成为重点。除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报酬之外，还将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格局，如通过将国有垄断企业利润收缴后让利居民、加大财政保障社保、教育等。
应该说，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指导意见》已经部分体现了政府“少切一块蛋糕给自己”的精神和原则。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可谓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大集中病因，其中原因复杂、各方利益盘根错节，远非凭一纸《指导意见》可以根除。要真正完成社会收入的公正分配，保障人民的富足和尊严，中国还有长而艰巨的道路要走。
谨慎“求解”美债
最近的中国减持美国国债风波，似乎因2月底美国财政部修正统计数据、中国重回美国最大债主地位和中国政府频频放出信号表示将继续购买美债而告一段落。
据中评社2月18日的报道，中国2009年底罕见的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16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去年12月份大额减持美债342亿元，甚至一度将美国头号债主的地位让与日本。中评社的报道总结，美国主流媒体对此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没有迹象显示外国投资者将持续大幅抛售美元资产，无需过分解读短期数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此举显示外国投资者正在寻找比美债更好的投资渠道。
英国《卫报》2月8日发表的社论就认为，近期的动作显示两国都在试踩对方红线，但至上的国家利益将最终阻止对方越过底线。
《泰晤士报》2月8日刊登学者艾默特的文章则更进一步认为，减持国债是中国近来摆出的好斗姿态，其实是转移视线，以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济改革。
不过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颇有些“隔岸观火”的评论似乎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对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第一，减持美债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第二，中国真能依靠减持美债对美国形成制衡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月28日发表的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去年减持的美债很有可能是到期的短期国债；而从数据上看，中国去年美债持有结构调整，更多的是处于收益率考虑。由于汇率“估值效应”引发的资产侵蚀步步逼近，中国减持短期美债并增持收益率较高的长期国债，应该是市场的正常反应。
美国《时代》杂志2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会抛售美国国债吗?》指出，大量抛售美债更有可能引发的结果是美债市场价格下降，由此将对中国自身国家资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会对作为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构成伤害，损害出口。
美国《商业周刊》2月26日的评论文章也指出，从2008年以来，中国持有的美债实际只占美国全部债务的7％，因此去年中国大笔减持美国国债并没制造多少波澜，中国影响美元的能力实际被高估。另一方面，对中国拥有的大量外汇而言，美国经济是唯一足够大并且足够安全的吸收地，除开美债之外，北京在经济上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据美联社报道，3月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买卖国债是市场投资行为，不应政治化。应该说，在金融海啸后的今天，中美关系日趋紧密，两国间的摩擦纷争也更容易引起普遍的关注。对中国而言，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小心谨慎的行动，才能真正促成“双赢”和和平稳定的发展。
转基因孰是孰非
基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甚嚣尘上，其起因是我国去年
正式发布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的安全证书。辩论几方各执一词，加上国际组织“绿色和平”的推波助澜和最近两会期间的热议，一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担忧，当然是转基因粮食安全与否的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月22日发表题为《转基因主粮，13亿人的试验?》的文章，就是这种担忧的集中体现。该文认为，虽然获得安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经过了小白鼠试验，但食品应经过第三期严格的人体试验确认副作用微小，这一步骤在转基因水稻这里暂时缺乏；该文同时还指责有关部门对于安全证书的发放过程不够透明公开。针对这一指责，《财经》杂志3月1日则刊登了文章详述转基因水稻经历十年安全评估的复杂过程。
第二层的忧虑则更为深入。《经济观察报》2月12日发表对经济学家郎咸平的采访文章，郎咸平以大豆为例，指出若轻易开放主产粮食的转基因化闸门，中国农业可能遭遇跨国粮食巨头的狙击。跨国集团可以先低价 推广转基因种子，占领市场，之后再征收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同时可以通过科研能力使得农民无法按照传统习惯从收成中留种，迫使农民向公司购买种子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药化肥等。《第一财经日报》评论文章《转基因种子是“特洛伊木马”》还指出，虽然国家最近颁发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为我国自行研制，但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一种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涉及的至少28项国外专利分别属于德美的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意昧着如果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
应该说，很多方面还存有不清不楚之处，如安全问题方面，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到底会否产生副作用，现在并不清楚。同时，国家在颁发安全证书中确实缺乏向公众告知的过程。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此次打开转基因作物的闸门，影响毫无疑问将非常深远。《时代》杂志2月18日的评论文章《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潮》就预计，相较于美国的相对开放转基因食品和欧洲的几乎全面拒斥，中国此次行为有可能预示着粮食生产和农业领域内的新亚洲时代到来。应该说，转基因作物在增产和防治病虫害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在后续影响尚不明确的阶段，是否应当急着投人大规模推广和商业化，还需要政府的严厉把关，尤其是关系13亿人民身体健康的主粮作物，应该有更充分的科学论证和更透明的资讯发布。
如何拯救希腊?
迪拜之后，希腊，这个本是盛产哲学思想的古老文明发源国，也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中。《广州日报》2月23日《希腊债务危机让世界警醒》一文指出，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希腊尽享低廉借贷成本之利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效率低下的问题。于是，预算赤字的绝对值逐年增大，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借债。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希腊人至今仍享有世界上最慷慨、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金融危机来袭，希腊终于到了埋单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同日亦刊文指出，多年来，政府财政超支、公务员队伍庞大、偷税逃税严重成为希腊的老大难问题。
面对希腊之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3月4日刊文《希腊财政危机——伤痛来袭》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考虑过德国为希腊提供双边援助的可能性，但德国还是担心会出现道德风险：援助方案会意味着希腊从过去几年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中侥幸脱逃，而这会给其它有同样债务问题的欧盟国家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中国《瞭望新闻周刊》3月8日文章《欧元危机的潜在冲击》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德国与欧盟之所以在是否及时进行大规模救援的问题上首鼠两端，是因为如果采取大规模措施进行救助，一方面可能会放大成员国的道德风险(出现财政危机能受到救助)，另一方面可能会遭到德国本国民众的反对。
其实，希腊危机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希腊本身，而是危机是否会给整个欧元区国家带来更大范围内“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
《解放日报》3月4日发表《欧元区为何“生病”》一文，认为同样的情况在欧元区其他国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主权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欧元区国家当前的通病。《国际金融报》也曾发表文章《希腊危机拷问全球“赤字经济”》，认为希腊就像一面镜子，与希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在欧盟并不鲜见，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如果希腊这块骨牌倒了，保不准会恶化更多国家的问题，数年苦心经营的欧元经济体或将毁于一旦。
美国《商业周刊》3月题为《德国掌控着欧元命运》的封面文章认为，虽然对希腊人而言，这场危机纯粹是咎由自取。但是，拯救该国和其他受到重创成员国的经济免遭灭顶之灾，避免债务引发的通缩下滑局面也是在避免欧洲大陆彻底垮台。毕竟，这场危机已严重影响到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欧盟近日明确表示了对希腊进行救助。
丰田的启示
丰田召回事件令人再次感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就在2006年末、2007年初，人们还在谈论丰田晋升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话题，并且对丰田制造、以及那个丰田标志都抱以极大信心，甚至认为那就是品质的象征。 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拉胡德4月5日宣布，因丰田汽车公司未及时向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报告踏板隐患，将向该公司开出1637，5万美元的罚单。根据日本共同社华盛顿4月6日报道，美国交通运输部长拉胡德4月6日在芝加哥接受记者采访，就5日宣布对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开出巨额罚单一事严厉指责丰田忽视汽车安全性能的态度，并认为“丰田在安全性能问题上不倾听外部意见，商业模式完全错误”。拉胡德解释说，丰田提交的文件“很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关于丰田隐瞒缺陷，拉胡德强调“即使只是一瞬间，美国政府也绝不会支持此类行为”。
在此次召回事件中，丰田极尽解数。比如召开记者会、去美国出席听证会、来中国说明情况，大规模召回、甚至赔偿一部分车主的经济损失，等等。丰田的一系列姿态是积极的，这些姿态多是企业公关的需要，因为它需要以最快速度w挽回消费者信心。
丰田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成效。美国调查公司Edmunds.com3月25日发布的3月美国新车销量预测显示，因大规模召回风波陷入苦战的丰田汽车的销量较去年同期增加37.1％，同时环比大增82％，业绩快速反弹。市场整体销量同比增加0.9％，而丰田的涨幅超出了这一水平。《今日美国报》近日称丰田已经“强势回归”。
丰田召回事件带给我们至少两个启示。第一，尽管丰田在扩张道路上有了一系列失误，但是丰田生产方式依然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它暗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精髓与追求，比如环保。因此，在丰田以后的征途中，需要极度重视的是日企文化的国际化，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渗入企业员工内心。我们丝毫不担心丰田的技术水平，我们担心的是企业如何去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它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在4月9日下午召开的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导圆桌会议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杨莹就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成本，但更是无限的效益。
另外，根据《北京晨报》4月9日的报道，40％爆发增长冲上1350万，中国成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中国的汽车业也在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汽车被制造的同时，中国车企也应该吸取丰田的教训，处理好质量与扩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