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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一天早上，我逛工人村早市，在卖旧物的摊床上，看见一个笔记本，便翻看起来。
这是一本还很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文字出于一个女性手笔，记载了她家的一些往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本笔记是你家的吗？”我问摊主，摊主摇摇头，说不是，是他在工人村改造拆迁时捡的，估计是笔记本的主人在搬家时掉落的。如果感兴趣，就拿走吧，在他这也卖不了几个钱。
我高兴极了，立马在摊床前仔细阅读起来，渐渐地，我被这个家族三代女工的故事所感染。于是，我把这些文字复制了下来。
姥姥的喷枪
国庆节放假期间，我陪妈妈去了北京。妈妈退休半年多了，她说以前上班时没有空，这下退休可有时间了。
这是妈妈第一次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前，她戴上了当年获得的厂劳模奖章，手里捧着姥姥戴大红花的遗照，让我给她拍张照片。妈妈说，或许她和姥姥早应该在人民大会堂前拍这张照片，遗憾的是这个心愿今天才得以实现。
妈妈叫张惠娟，姥姥叫郑凤英，我先从郑凤英说起吧。
1970年4月24日晚上，那天是中国人难忘的日子，收音机里播放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喜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入太空。据姥爷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常有亲朋好友来访，托郑凤英帮忙在厂里买收音机，想早一天收听到“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太空中传回的《东方红》乐曲声。
郑凤英上班的工厂是沈阳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收音机。郑凤英是喷漆班的班长，是连续三年的厂劳模。班组由7个女工组成，厂里人称她们为“七仙女班”。
4月的一天早上，工厂召开动员大会，要在一个月内完成3个月的生产任务，以缓解商场里收音机断货的状况。
工厂开始两班倒，将每班8小时工作，改为每班12小时。郑凤英每天一大早就走出家门，顶着星星去乘有轨电车，当下班回家时，工人村楼里的人们已进入了梦乡。
工厂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干场面，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以往宽敞的厂房，一下子狭小而拥挤起来，各个角落堆满了大量成品和半成品。没有想到的是，收音机外壳的生产，却拖了组装生产线的后腿。
喷漆班到处摆满了刚喷完漆的收音机外壳，郑凤英便带领3个女工，在一个简易的库房里进行喷漆作业。
一个收音机外壳，从喷漆到烘干需要一周时间。在这种打破常规的情况下，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郑凤英向厂长建议，在油漆中加大快干漆的配比，以缩短外壳烘干的时间。
厂长高兴地拍了下桌子，夸郑凤英的建议好，这样会大大提高组装的进度。可不过一分钟，厂长环顾了一下，眉头又紧锁起来说：“增加快干漆，增强了油漆分子的活跃程度，使油漆加快挥发，这会增加作业工人可能受苯中毒的风险……你们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喷漆流水线，窗户小又少，空气不流通，为了防止灰尘，又不能使用风扇，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吧，多发你们几个口罩，干活儿时最好戴两层口罩。干一段时间就停一停，到院子里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尽可能地降低苯中毒的危害。”
然而一拿起喷枪，女工们就顾不上到外面去换新鲜空气。郑凤英不时地提醒工友，到外面去透透气。而她，除了吃中午饭时关上喷枪，为了减少上厕所，一干起活儿来，连水都不喝。
就这样，她们一干就是两个月，到6月底，工厂提前半年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遗憾的是，厂庆功大会上，当厂领导要给郑凤英戴劳模大红花时，她却住进了医院。
厂长将慰问金和大红花送到郑凤英的病床前，嘱咐郑凤英安心养病，询问有什么困难。郑凤英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没做什么突出的，都是应该的。”厂长走后，丈夫开始埋怨郑凤英，说厂长提到困难时，郑凤英应该求厂领导批给她买5台收音机的额，因为家里好几个亲戚都多次来托买收音机。况且郑凤英都因公住院了，这点“回报”可以有。
郑凤英一听，立马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丈夫：“厂里没有卖产品的指标，一台也不能买。况且有许多职工都想买咱厂的收音机，这个特例更不能开了。再说咱好好干活儿，也没想着多图啥。”
直到退休，郑凤英也没有帮亲戚从厂里买到收音机，有的亲戚也因此和她家不再走动。每提到此，郑凤英都不后悔。不过，还真有件事让她后悔。郑凤英曾遗憾地和女儿张惠娟说过，当年那么干，就想为自己争得荣誉、当劳模，当厂劳模、市劳模，像尉凤英那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那该多光荣啊。可没想到，身体没给作脸，这辈子是不行了。
妈妈的焊枪
姥姥郑凤英在世时，曾取笑过我妈妈张惠娟：“厂劳模的荣誉都是工厂评选出来的，俺还头一回听说，有自己找厂领导要劳模当的。”
说这话时是1996年，妈妈张惠娟已经进入工厂15年了，在7年前获得了全省青年技工焊接大赛亚军，成为厂铆焊车间的技术大拿。
夏季的一天，张惠娟被车间主任叫到办公室，屋里还有厂保卫处副处长。车间主任关上门后，神秘地对张惠娟说，工厂接到一个特殊加工任务，焊接工艺要求极为复杂，要求把多种不同材质的金属件焊接在一起，且这些加工原料属于稀有贵重金属，容不得二次加工，只能一次完成。
“为了确保按期完工，还要从外厂请一个焊接高手，一同完成这项生产任务。你先看一下图纸吧。”车间主任说完，保卫处副处长就小心翼翼地从公文包里拿出图纸，一张张铺在桌上。
“这是什么上的工件？”张惠娟看了片刻问。
“你就不要问了，你只管按图纸干活儿就行了，还要绝对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说。”保卫处副处长说。
张惠英立刻回应道：“既然是保密，那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吧，因为我能做到我保密，你们找来的那个外厂的人保不保密，我就不知道了。”
“你放心，我们都调查过了，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车间主任说。
“那是你放心，我可放心不了，要干就让我自己干，不然就讓他一个人干。”张惠娟说。 “这个活儿要求的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无法保证工期。”
“既然我想一个人干，就是不睡觉也会把它完成，你们放心吧！”
“话是这么说，要是不能按时完成，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那我要是按期完成了呢，你怎么办？”
“如果你能按期完成的话，我会向厂打报告，给你重奖。”
“我不图重奖，我只想当厂劳模。”
“如果你真能按期保质完成这个活儿，我保证向厂领导打报告，批你为厂劳模。”
“那好，一言为定！把图纸给我吧。”
“这图纸现在不能给你，等你回去干活儿时，我会送到施工现场，你每天干完活儿后，我会把圖纸收回来，第二天上班时再给你送过去。”保卫处副处长提高了声音表示强调。
“有这么严重？看来这活儿真是不一般。那好吧，你明天一早把图纸送过来吧。”说完，张惠娟走出了办公室，关门前隐约听见车间主任对保卫处副处长无奈地说：“这个女人啊，性格就像钢板一样。”
第二天，车间用铝塑板设置了围档，将张惠娟的作业区与其他人分隔起来。每天，张惠娟一大早走进围档内，除了中午和晚上吃碗面，在里面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围档外面的工友都很纳闷，不知道张惠娟在里面干些什么。其实，张惠娟也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活儿，只知道这是一个从未干过且极为抠手的活儿。
加工件材质的不同，焊料要频繁更换，围档内折射出的焊光不时在变化，一会儿是蓝色，一会儿是紫色，一会儿是白炽色，一会儿是赤红色。色彩绚丽的围档里，手持焊枪的张惠娟，一会儿立焊，一会儿侧焊，一会儿俯焊，一会儿仰焊，俨然如一个舞者，在光晕眩目的舞台上，绽放着玫瑰般的芳华。
描叙这个场景，看上去很是浪漫，岂不知对于张惠娟而言，那是她一生难忘的经历，甚至有些难以启齿。
闷热的夏天，为了防止飞溅的焊花烫伤，张惠娟穿着帆布工装，特别是当躺在工件下仰焊时，整个人如同泡在汗水里。为了确保焊接稳定性，每一道焊缝中间不能停顿，要一气呵成。酷热中，又咸又苦的汗水常常流到眼睛里，张惠娟一手持焊枪一手持电焊面罩，无法擦汗水，只能任凭蜇眼的汗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工作期间，她还不敢多喝一口水，以免在作业时上厕所。有一次内急实在是憋不住，又不能停下焊枪，只好任其在裤子里泛滥了。
小时候总听妈妈讲，那段日子，焊条的药水味和难闻的汗味混合在一起，让她恶心得常常把胃里的面呕吐出来。
一个多月后，当这个偌大的工件，经过里三层外三层地严密包装后，被吊装到火车专用线，驶出厂区，厂长才派车间主任将瘦弱的张惠娟请到了厂部办公室，向她发了2000元的奖金。
一看这么多的钱，张惠娟立马紧张地为自己辩白：“我可不是为了得钱，我就想证明自己，想为自己争荣誉，还是那句话，我就想当厂劳模。”
厂长听完，扑哧一声没憋住笑，拍拍张惠娟说：“实话说吧，凭你卓越的贡献，不仅能当厂劳模，就是当市劳模、省劳模也不为过。可你做的这项工作保密性太强了，是绝不能宣传和推广的，不能对外上报你的事迹，所以只能委屈你了，评为厂劳模。”
后来，张惠娟凭着出色的业绩，连续当了5年厂劳模。在她退休那天，工厂用扎满鲜花的轿车，将戴着大红花的张惠娟，如同欢送荣归故里的功勋人物一般，将她送回了工人新村。告别前，厂领导偷偷告诉她，当年她焊的那个工件，是海军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属于国家一级机密。张惠娟先是惊讶，转而微微一笑，说：“原来是这样啊，值了！”说完，布满皱纹的眼眶湿润了。
芳华复芳华
妈妈张惠娟芳华尽现那时，我正在上高中。大学毕业后，揣着中文系毕业证，我应招到了由老国营厂转型的集团公司宣传部，成了厂报的一名编辑。
幸运的是，我的公司也就是妈妈原来的工厂。在我毕业的年代，青年人的职业道路已不再只有工厂一条，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有很多，而我却说不清楚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妈妈的工厂，甚至在外人看来，它已不是当年那个享有盛誉的工厂了，留下的只有一段段温暖的故事和沉重的情怀。
一天，我把班上没有做完的工作拿到家里，妈妈看我噼噼啪啪地敲击键盘，有些惆怅：“我和你姥姥一个拿喷枪一个拿焊枪，说来都是拿枪的，可是到了你这一代，却成了敲键盘耍笔杆子的了。”
的确，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再是艰苦创业的岁月，也不再是那机声轰鸣的火红年代，更不可能再像姥姥和妈妈当年那样依靠身体的艰辛劳累去转换生产价值……但不可否认，它却是最好的时代。现在，每当我来到车间采访，置身于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旁，看着灵活多变的机械手，作为工人村的第三代，年轻的我深深地感到，伴随着新时代大工业机械的高速运转，一代人的芳华已逝，而一代人的芳华也在刚刚开始。
这是一本还很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文字出于一个女性手笔，记载了她家的一些往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本笔记是你家的吗？”我问摊主，摊主摇摇头，说不是，是他在工人村改造拆迁时捡的，估计是笔记本的主人在搬家时掉落的。如果感兴趣，就拿走吧，在他这也卖不了几个钱。
我高兴极了，立马在摊床前仔细阅读起来，渐渐地，我被这个家族三代女工的故事所感染。于是，我把这些文字复制了下来。
姥姥的喷枪
国庆节放假期间，我陪妈妈去了北京。妈妈退休半年多了，她说以前上班时没有空，这下退休可有时间了。
这是妈妈第一次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前，她戴上了当年获得的厂劳模奖章，手里捧着姥姥戴大红花的遗照，让我给她拍张照片。妈妈说，或许她和姥姥早应该在人民大会堂前拍这张照片，遗憾的是这个心愿今天才得以实现。
妈妈叫张惠娟，姥姥叫郑凤英，我先从郑凤英说起吧。
1970年4月24日晚上，那天是中国人难忘的日子，收音机里播放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喜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入太空。据姥爷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常有亲朋好友来访，托郑凤英帮忙在厂里买收音机，想早一天收听到“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太空中传回的《东方红》乐曲声。
郑凤英上班的工厂是沈阳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收音机。郑凤英是喷漆班的班长，是连续三年的厂劳模。班组由7个女工组成，厂里人称她们为“七仙女班”。
4月的一天早上，工厂召开动员大会，要在一个月内完成3个月的生产任务，以缓解商场里收音机断货的状况。
工厂开始两班倒，将每班8小时工作，改为每班12小时。郑凤英每天一大早就走出家门，顶着星星去乘有轨电车，当下班回家时，工人村楼里的人们已进入了梦乡。
工厂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干场面，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以往宽敞的厂房，一下子狭小而拥挤起来，各个角落堆满了大量成品和半成品。没有想到的是，收音机外壳的生产，却拖了组装生产线的后腿。
喷漆班到处摆满了刚喷完漆的收音机外壳，郑凤英便带领3个女工，在一个简易的库房里进行喷漆作业。
一个收音机外壳，从喷漆到烘干需要一周时间。在这种打破常规的情况下，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郑凤英向厂长建议，在油漆中加大快干漆的配比，以缩短外壳烘干的时间。
厂长高兴地拍了下桌子，夸郑凤英的建议好，这样会大大提高组装的进度。可不过一分钟，厂长环顾了一下，眉头又紧锁起来说：“增加快干漆，增强了油漆分子的活跃程度，使油漆加快挥发，这会增加作业工人可能受苯中毒的风险……你们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喷漆流水线，窗户小又少，空气不流通，为了防止灰尘，又不能使用风扇，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吧，多发你们几个口罩，干活儿时最好戴两层口罩。干一段时间就停一停，到院子里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尽可能地降低苯中毒的危害。”
然而一拿起喷枪，女工们就顾不上到外面去换新鲜空气。郑凤英不时地提醒工友，到外面去透透气。而她，除了吃中午饭时关上喷枪，为了减少上厕所，一干起活儿来，连水都不喝。
就这样，她们一干就是两个月，到6月底，工厂提前半年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遗憾的是，厂庆功大会上，当厂领导要给郑凤英戴劳模大红花时，她却住进了医院。
厂长将慰问金和大红花送到郑凤英的病床前，嘱咐郑凤英安心养病，询问有什么困难。郑凤英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没做什么突出的，都是应该的。”厂长走后，丈夫开始埋怨郑凤英，说厂长提到困难时，郑凤英应该求厂领导批给她买5台收音机的额，因为家里好几个亲戚都多次来托买收音机。况且郑凤英都因公住院了，这点“回报”可以有。
郑凤英一听，立马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丈夫：“厂里没有卖产品的指标，一台也不能买。况且有许多职工都想买咱厂的收音机，这个特例更不能开了。再说咱好好干活儿，也没想着多图啥。”
直到退休，郑凤英也没有帮亲戚从厂里买到收音机，有的亲戚也因此和她家不再走动。每提到此，郑凤英都不后悔。不过，还真有件事让她后悔。郑凤英曾遗憾地和女儿张惠娟说过，当年那么干，就想为自己争得荣誉、当劳模，当厂劳模、市劳模，像尉凤英那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那该多光荣啊。可没想到，身体没给作脸，这辈子是不行了。
妈妈的焊枪
姥姥郑凤英在世时，曾取笑过我妈妈张惠娟：“厂劳模的荣誉都是工厂评选出来的，俺还头一回听说，有自己找厂领导要劳模当的。”
说这话时是1996年，妈妈张惠娟已经进入工厂15年了，在7年前获得了全省青年技工焊接大赛亚军，成为厂铆焊车间的技术大拿。
夏季的一天，张惠娟被车间主任叫到办公室，屋里还有厂保卫处副处长。车间主任关上门后，神秘地对张惠娟说，工厂接到一个特殊加工任务，焊接工艺要求极为复杂，要求把多种不同材质的金属件焊接在一起，且这些加工原料属于稀有贵重金属，容不得二次加工，只能一次完成。
“为了确保按期完工，还要从外厂请一个焊接高手，一同完成这项生产任务。你先看一下图纸吧。”车间主任说完，保卫处副处长就小心翼翼地从公文包里拿出图纸，一张张铺在桌上。
“这是什么上的工件？”张惠娟看了片刻问。
“你就不要问了，你只管按图纸干活儿就行了，还要绝对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说。”保卫处副处长说。
张惠英立刻回应道：“既然是保密，那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吧，因为我能做到我保密，你们找来的那个外厂的人保不保密，我就不知道了。”
“你放心，我们都调查过了，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车间主任说。
“那是你放心，我可放心不了，要干就让我自己干，不然就讓他一个人干。”张惠娟说。 “这个活儿要求的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无法保证工期。”
“既然我想一个人干，就是不睡觉也会把它完成，你们放心吧！”
“话是这么说，要是不能按时完成，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那我要是按期完成了呢，你怎么办？”
“如果你能按期完成的话，我会向厂打报告，给你重奖。”
“我不图重奖，我只想当厂劳模。”
“如果你真能按期保质完成这个活儿，我保证向厂领导打报告，批你为厂劳模。”
“那好，一言为定！把图纸给我吧。”
“这图纸现在不能给你，等你回去干活儿时，我会送到施工现场，你每天干完活儿后，我会把圖纸收回来，第二天上班时再给你送过去。”保卫处副处长提高了声音表示强调。
“有这么严重？看来这活儿真是不一般。那好吧，你明天一早把图纸送过来吧。”说完，张惠娟走出了办公室，关门前隐约听见车间主任对保卫处副处长无奈地说：“这个女人啊，性格就像钢板一样。”
第二天，车间用铝塑板设置了围档，将张惠娟的作业区与其他人分隔起来。每天，张惠娟一大早走进围档内，除了中午和晚上吃碗面，在里面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围档外面的工友都很纳闷，不知道张惠娟在里面干些什么。其实，张惠娟也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活儿，只知道这是一个从未干过且极为抠手的活儿。
加工件材质的不同，焊料要频繁更换，围档内折射出的焊光不时在变化，一会儿是蓝色，一会儿是紫色，一会儿是白炽色，一会儿是赤红色。色彩绚丽的围档里，手持焊枪的张惠娟，一会儿立焊，一会儿侧焊，一会儿俯焊，一会儿仰焊，俨然如一个舞者，在光晕眩目的舞台上，绽放着玫瑰般的芳华。
描叙这个场景，看上去很是浪漫，岂不知对于张惠娟而言，那是她一生难忘的经历，甚至有些难以启齿。
闷热的夏天，为了防止飞溅的焊花烫伤，张惠娟穿着帆布工装，特别是当躺在工件下仰焊时，整个人如同泡在汗水里。为了确保焊接稳定性，每一道焊缝中间不能停顿，要一气呵成。酷热中，又咸又苦的汗水常常流到眼睛里，张惠娟一手持焊枪一手持电焊面罩，无法擦汗水，只能任凭蜇眼的汗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工作期间，她还不敢多喝一口水，以免在作业时上厕所。有一次内急实在是憋不住，又不能停下焊枪，只好任其在裤子里泛滥了。
小时候总听妈妈讲，那段日子，焊条的药水味和难闻的汗味混合在一起，让她恶心得常常把胃里的面呕吐出来。
一个多月后，当这个偌大的工件，经过里三层外三层地严密包装后，被吊装到火车专用线，驶出厂区，厂长才派车间主任将瘦弱的张惠娟请到了厂部办公室，向她发了2000元的奖金。
一看这么多的钱，张惠娟立马紧张地为自己辩白：“我可不是为了得钱，我就想证明自己，想为自己争荣誉，还是那句话，我就想当厂劳模。”
厂长听完，扑哧一声没憋住笑，拍拍张惠娟说：“实话说吧，凭你卓越的贡献，不仅能当厂劳模，就是当市劳模、省劳模也不为过。可你做的这项工作保密性太强了，是绝不能宣传和推广的，不能对外上报你的事迹，所以只能委屈你了，评为厂劳模。”
后来，张惠娟凭着出色的业绩，连续当了5年厂劳模。在她退休那天，工厂用扎满鲜花的轿车，将戴着大红花的张惠娟，如同欢送荣归故里的功勋人物一般，将她送回了工人新村。告别前，厂领导偷偷告诉她，当年她焊的那个工件，是海军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属于国家一级机密。张惠娟先是惊讶，转而微微一笑，说：“原来是这样啊，值了！”说完，布满皱纹的眼眶湿润了。
芳华复芳华
妈妈张惠娟芳华尽现那时，我正在上高中。大学毕业后，揣着中文系毕业证，我应招到了由老国营厂转型的集团公司宣传部，成了厂报的一名编辑。
幸运的是，我的公司也就是妈妈原来的工厂。在我毕业的年代，青年人的职业道路已不再只有工厂一条，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有很多，而我却说不清楚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妈妈的工厂，甚至在外人看来，它已不是当年那个享有盛誉的工厂了，留下的只有一段段温暖的故事和沉重的情怀。
一天，我把班上没有做完的工作拿到家里，妈妈看我噼噼啪啪地敲击键盘，有些惆怅：“我和你姥姥一个拿喷枪一个拿焊枪，说来都是拿枪的，可是到了你这一代，却成了敲键盘耍笔杆子的了。”
的确，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再是艰苦创业的岁月，也不再是那机声轰鸣的火红年代，更不可能再像姥姥和妈妈当年那样依靠身体的艰辛劳累去转换生产价值……但不可否认，它却是最好的时代。现在，每当我来到车间采访，置身于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旁，看着灵活多变的机械手，作为工人村的第三代，年轻的我深深地感到，伴随着新时代大工业机械的高速运转，一代人的芳华已逝，而一代人的芳华也在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