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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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哀地站在湖南路上,眼前是紧闭的黑漆大门。几枝玉兰和香樟树枝,伸过围墙,指向蓝天。这时候,藏在心底的一张笑脸,拂去近30年的风尘,涌到我的眼前:1979年的一个春日,我推开这扇厚重的大门,刚抬起头,看到阳台上一张笑脸,正对着我挥着手。没有想到,第一次采访赵丹先生,竟如此亲切、随意。这张笑脸,没有一丝粉饰、勉强、佯装,只有自然、纯真、开朗,永远定格在我的脑中,珍藏在心里。
  记得小时候,中山公园附近的长宁电影院,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赵丹、崔嵬、于洋等人的照片,就挂在影院的大厅里。每每去看电影,不仅是我,大家都要在照片前逗留许久。赵丹于我,不仅有一种神秘,还有一种亲切感:同姓,500年前是一家人嘛。有机会当了一名记者,还有机会采访赵丹,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心里特别激动。我是准时推开这扇大门的,没有想到赵丹先生早就站在阳台上等候了。我紧走几步,上到楼上。赵丹笑着握了握我的手,把我引进房间。印象最深的是,赵丹夫人黄宗英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我以为,织毛衣、洗衣服之类,是家庭妇女干的活,没有想到黄宗英这样的大明星也织毛衣,心里感触特别大。宗英大姐看到我们,抬起头,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好。”随后,又低着头,织毛衣了。她织毛衣的身姿,也印在我的心里。
  这段时间,是赵丹心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四人帮”粉碎后,赵丹兴高采烈,摩拳擦掌,他以为可以大干一场了。但事与愿违。1977年,北京决定拍摄《大河奔流》。片中将出现周恩来总理形象,谁来演周总理?编剧李准和导演谢铁骊都认为,赵丹准能演好总理这一角色。于是,他们向赵丹发出了邀请。演总理?赵丹太高兴了。他深信自己能演好总理。他兴冲冲地赶到北京,化妆后上镜头一试,与总理真像,大家全都叫好。赵丹自己也高兴得跟孩子似地雀跃起来。就在这时候,“左”的干扰出来了,有人说:“赵丹怎么能演总理?”“他和江青的问题还没搞清楚呢?”汪洋为他请求,谢铁骊为他力争,张瑞芳为他说情,都无济于事。这一切表明,“左”的势力,在当时还很强大。赵丹被迫痛楚地离开了剧组。
  对于赵丹这样一位自尊心极强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常常,他捧着周总理的定型照发呆、自说自话。亲人为他着急,友人为他担心。好在这时候,画家富华把他拉到了广西柳州。赵丹最初学的是美术,画得一手好画。在柳州,他以画会友,以诗会友,以字会友,心灵的创伤,终于有了点修补。临别柳州,他在柳宗元祠堂前,写下感慨万千的诗句:“千里来罗池,聆教柳侯祠,贬褒何足论,今古贵刚直。”是写柳宗元,还是写他自己?
  赵丹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饰演鲁迅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形象搬上银幕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希望。1961年,电影《鲁迅传》摄制组成立了,由赵丹饰演鲁迅。赵丹的高兴劲别说有多高了。他留起了胡须,穿起了长袍,找了一间工作室,天天在那儿熟读鲁迅著作,描摹鲁迅手迹,模仿鲁迅动作,分析鲁迅思想等等。
  《鲁迅传》的创作阵容极为强大。演员中除了赵丹外,还有: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另外,谢添、卫禹平、白穆、韩非等著名演员,都在其中饰演一些戏份不多的人物。《鲁迅传》的编剧是: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等四位大家。导演为陈鲤庭,于伶担任顾问。
  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中。然而,忽然间一股异乎寻常的政治气候降临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写十三年”口号。《鲁迅传》的题材,当然不属“十三年”内,也当然被中止拍摄。张春桥甚至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厉声地说道:“《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了的组;《鲁迅传》支部是一个烂掉了的支部。”赵丹不得不脱下长袍,剃去蓄起的胡子。使他又一次想不到的是:他被莫名其妙地列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典型,受到批判。那一晚,赵丹独自在街上徘徊。他不明白,扮演鲁迅,怎么会有错,会受到批判?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赵丹第一件事就是蓄起胡子。他在等待《鲁迅传》恢复拍摄的消息。然而,他迟迟没有等到,只得又一次剃去胡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1979年春节,上海电视广播系统举办联欢会,赵丹有机会上场了。幕布启开,灯光渐暗,雪花纷飞。但见,舞台深处,一位穿着长衫,留着胡须,打着纸伞的老人,慢慢走向前台。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人们看清了,有人叫了起来:“啊!是鲁迅先生。”这位鲁迅先生,在舞台上站定,收拢纸伞,用绍兴官话,诙谐地说道:“唔,都是电影明星嘛,你们大家好啊……啊,我怎么跑到电影界来了!噢,对了,大概是我写了一篇《阮玲玉之死》吧!”现场沸腾起来了,掌声、叫好声交织在一起:“像,真像!”赵丹扮演的鲁迅先生,虽然只有两分半钟的戏,但是征服了全场观众。
  采访赵丹,是为这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作准备。作为新华社记者,我的任务是将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对这次会议的要求,以内参形式反映上去。记得这段时间,我还采访了巴金、茹志鹃、黄佐临、王西彦等文化界名人。30年前的风尘,并没有洗去所有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赵丹谈的最多的是他要演出。他说,他快憋疯、憋死了,14年没有拍戏了。他要演鲁迅,还要演李白、杜甫、阿Q等等。他希望中央不要再搞什么运动了,大多数文化人是爱党爱国的,对文化不要管得太死,让文化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等等。我们在交谈时,宗英大姐不时插话。谈到“四人帮”对文化人的迫害,黄宗英和赵丹一样,言词激烈,恨之入骨。
  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转眼到了1998年的春天,赵丹离开我们18年了。那一天,我参加了在影城举办的秦怡从艺60周年座谈会。会上,著名导演谢晋讲述了一个细节:有一天,在文化部的长廊上,赵丹和陈荒煤迎面走过。赵丹回过身来,哀怨地对着荒煤的背,大喊了一声:“荒煤,我是演员!”荒煤站定,身子突然颤抖起来。可是,他没有回身,什么也没说,又走了。谢晋说,赵丹想拍戏呀。可是,在“左”的路线干扰下,那个年代几乎弄一个本子就被毙掉一个,拍戏很困难。陈荒煤那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长时间投有戏拍,赵丹心里憋得难受哇,他要告诉荒煤,他是演员,他要拍戏!但是,陈荒煤也没有办法。
  我心里酸酸的,禁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赵丹在1933年至1949年拍摄了32部影片,1950年至1965年拍摄了8部影片,1966年至1980年一部也没有拍过。赵丹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是《烈火中永生》,时为1965年。这年,赵丹50岁,正是艺术的黄金时期。“荒煤,我是演员!”是哀怨,是企求。我想起他饰演的武训!这是一种不应有的文化乞讨!“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四人帮”的迫害,扼杀的不仅是赵丹,是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曾经执导过《在烈火中永生》等优秀影片的著名导演水华,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也是:“我要拍戏!”
  那天,在秦怡从艺60周年研讨会上,张瑞芳也作了发言。她在讲述了她与秦怡共同走过的几十年从艺道路之后,说道:“现在的青年演员,真羡慕你们。我们那时几年轮不到一个戏。现在你们坐着飞机,一天赶几个戏。”但是,这一天在场的,没有一位是青年人!
  终于,赵丹等来了一部戏:《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但是,还没有开拍,他就病倒了。他自信很快会康复。因此,在医院里,他天天在琢磨角色,设计动作。但是,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很快被转到北京医院。在生命的最后,他对前来探视他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说:“粉碎‘四人帮’3年多了,我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是伤感?是心酸?是不甘?对于热爱他的千千万万观众来说,是心痛!赵丹病逝于1980年10月的一个黑夜——凌晨二时四十分,离天亮不远了。
  湖南路8号,1962年至1979,赵丹居住在这里。就在那次采访后不久,赵丹就搬离了这里。那天,他告诉我,即将搬家,这个地方给他带来太多不幸。我万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地离开大家。周恩来、鲁迅、李白、阿Q……他带走了一个个梦想,却把一个个遗憾留给了热爱他的观众。我不知道,“荒煤,我是演员!”赵丹的这句哀怨,能否从我的心单除去。我在等待着。
  
  责任编辑:陈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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