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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云门舞集”合作最久的摄影师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留学在美国的林怀民，受到一股西方当代艺术热潮的鼓舞，回到台湾，抱持着个人的梦想及对社会的抱负与责任，于197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职业舞团“云门舞集”。
如今，云门舞团（以下简称“云门”）已成为台湾舞蹈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支代表着亚洲传统文化与美学，同时融合了现代剧场观念的舞团，经过艰苦的发展，已成为世界一流舞团并扬名国际。自成立以来，云门合作过的摄影师不少，张照堂、郭英声、谢春德、吕承祚、王信、林柏樑等都曾定格过转瞬即逝的云门舞姿。刘振祥是与云门合作最稳固、持久的摄影师，从1987年至今，已有28年。
因为云门，台湾开始有了“舞者”这个具有社会尊严的职业称呼。一个台湾的民间舞团，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在社会上站住了脚，不仅赢得了台湾民众，也赢得了世界声誉。靠着4155笔民间捐款，云门凑到了建设一家剧院的经费，这个庞大的数字，让云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具有同样声誉的，还有“云门摄影师”。在台湾社会，与云门合作过的摄影师们，显得更富理想性与艺术开拓意味。和云门合作长达28年的摄影师刘振祥，自然分享了云门精神。
2015年4月19日，经过7年筹备的云门剧场，正式在台北市近郊淡水落成。有着42年历史的现代舞团，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剧场。这个占地14700平方米的剧场，以朱铭的“百彩人间系列”雕塑展和刘振祥的“云门风景”摄影展开幕。
林怀民对舞蹈照片是有期待的，正如他说：“杰出的舞蹈照片往往比真实的演出更有力。例如拍摄舞蹈家邓肯、尼金斯基的照片已化为传奇，成为时代的符号。”
同样，作为开幕展的刘振祥摄影展，因其镜头记录了云门台上台下的发展和变迁，而在新剧场落成的此刻，别具意义。
台湾拍摄表演艺术的“大佬”
对于这位长期合作者，林怀民心怀感激：“振祥与云门密切合作，不仅拍摄舞照，也记录了台前幕后的颜容和姿势、观众的表情，和户外演出的风和雨。我要感谢他对云门的爱护，对我的包容和启发。”
在被问到为什么可以和云门合作这么久时，刘振祥回答：“林老师的风格一直在转变，你要感知这转变，并把重点抓出来。我觉得我很敏锐，可以抓住他每一个作品中肢体的脉络。林老师可能很容易从我的照片中找到他想要的感觉，所以就跟我合作到今天。”
拍摄剧场，刘振祥有充分的自信，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有捕捉画面的敏感。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到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从台湾唯一的公立京剧表演团体“国光剧团”到打击乐团“优人神鼓”，大多台湾一线表演团体都跟刘振祥有合作。此外，他还跟台湾官方的表演艺术中心有多年稳定的合作，“拿两厅院（指表演艺术中心——编者注）的表演来讲，今年我还要拍五十几场。”虽然薪酬不多，但刘振祥很乐意接这样的活，大概因为他确实喜欢看表演，“每年台湾最重要的演出，以及国际上一流舞团、剧团的表演，我都几乎都看完了。”
已有台湾评论家和资深摄影师，在公共场合将台湾拍摄表演艺术的“大佬”、“第一把交椅”等称号，给了刘振祥。
的确如此，在台湾，一位摄影师可以靠拍剧场表演赢得社会声誉，这种状况在大陆鲜少。从社会层面来讲，这大概是因为台湾社会中的众多表演艺术团体，对每一个环节都自我要求甚严，而且，台湾的民众对文化艺术有着广泛的需求，且把它当成是一种社会荣誉。
从个人来讲，刘振祥是一个愿意配合的人，他尽量去满足别人的要求，且值得信赖。同时，他不太计较得失，拿台北艺术大学的邀请拍摄来讲，“有的是北艺大的第一批学生，我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拍。他们现在大多在教书，有的成立了自己的舞团，只要他们邀约，我就会去，即使我的酬劳比现在外面初级的摄影师都要低很多。至于他们到底汇了多少钱，我也没问过。”刘振祥和这些艺术工作者间更多的是感情上的联系，而不在于金钱。
内敛、低调且善于合作的性格
刘振祥花费了大部分心力拍摄台湾的表演艺术。这些工作并不足以让他谋生，却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满足和社会尊严。真正支撑他生活的，是拍广告，几个单子下来，就可以维持一年的开支。
刘振祥的工作室，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优越地段，在敦化南路诚品书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工作室内最显眼处的墙上，挂着艺术家吴天章送给他的摄影作品《瞎子摸巷》。这幅作品，是吴天章数码摄影时期的代表作，是他通过数字后期处理，以七八十张照片素材拼接而来。当年拍摄时，由于吴天章在现场要忙于指导模特的动作，这七八十张照片，是吴天章请刘振祥完成的。
刘振祥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说话不紧不慢，语调轻缓。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显得谦虚与克制；他话并不多，且都流于表面；他既不对自己做深刻挖掘，也不做任何情感表达，有种理工学科背景熏陶出的制式化。事实上，他在复兴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美术系学的是雕塑。
他内敛、低调且善于合作的性格，从早期张照堂的观察中，便可推测一二——“一个看起来羞怯、善良，总是很不起眼地站在一旁，永远是一副勤快型的助手形象的二十岁小伙子。”而在多年的合作者林怀民眼中，“振祥是个安静的人，要言不繁，按快门的声音多过他的言语。我虽从未告诉他，但我常觉得，在混乱焦躁的排练现场，敦敦厚厚站在排练场或后台一角的振祥，就是护持我的菩萨。”
这样的性格，让刘振祥在文艺界获得了广泛的喜爱。
被社会热情接纳的年轻人
20岁时，刘振祥便得到了台湾摄影界的热情接纳。当时的张照堂，在台湾摄影界已具有重要地位，他在《艺术家》杂志的专栏里，用了18页来介绍刘振祥，让这个小伙子“受宠若惊”。
“我在很多展览都遇到张老师，但那时候，我不敢去找他。有一次，他说，你不是要带照片给我看吗？他快速翻完了之后，列成两堆，一堆还给我，另一堆只问我可不可以借给他。后来，他就写了一篇介绍我的报道，刊登了那些照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报道，当时很多人办展览还要买版面刊登，张老师却用了18页来刊登我的照片。那次曝光，让很多喜欢摄影的人认识了我，我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爱护，他们带我认识了很多文艺圈的人。” 张照堂对一个并不熟知的年轻人，慷慨地给予机会，并热情地张开怀抱，让他迅速得到社会的关注。在那篇名为《年轻的触觉》的文章里，张照堂毫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受到太多台湾摄影家的影响，他能以其清纯的角度，广泛地取材于现实诸象，却又能超脱到某一个层面。从学习、临摹到创作，短短的两年间，他能拍出这些质感划一、水准整齐的照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刘振祥，当有另一番风雨气象罢。”
对于张照堂当初释出的善意和机会，刘振祥至今仍心怀感激，“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后来，刘振祥跟张照堂之间，有过很多合作。例如，刘振祥得到了台北市文化局关于整理旧影像的工作，就找张照堂一起合作，“我拿下来后，就交给张老师来编，因为他可以串联起整个脉络。张老师有很多老摄影家的作品，我也做一些召集老照片的工作。”他们合作编辑过《台湾摄影家群像》丛书，也合作出版有《看见老台北》《看见台北人》等四本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老照片影集。
更早将刘振祥带入摄影之门的人，是谢春德。谢春德曾代过“复兴商工”一学期的摄影课，刘振祥是他的学生。谢春德教课，没有一般影像技术讲解的枯燥，还原摄影作为一个媒介的乐趣，让刘振祥开始关注影像。
“我会自己做简报，把喜欢的影像复印下来，剪贴在一起。谢老师看到我这样做，是真想拍照，我一毕业，他就找我做他的助理。”在谢春德的影响下，刘振祥接触了大量当时的台湾文学，也看了不少摄影集。
为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拍剧照
1983年，20岁的刘振祥，在台北爵士艺廊举办名为《问刘二十》的摄影个展后，就去当兵了。两年后退伍，刘振祥得到了一个更有挑战性且迷人的机会——给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拍剧照。
那次剧照拍摄得非常成功，台湾九份（九份为地名，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编者注）的老电影院，在未翻修时，一直在戏院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海报，就是刘振祥为《恋恋风尘》拍摄的剧照。那个男女主角走在铁轨上的经典场景，是侯孝贤的经典符号之一，也是1980年代台湾的重要符号之一。
跟一般剧照拍摄不一样的是，刘振祥拍摄了很多工作照，“我用纪实手法，开了闪光灯，在等开机的刹那间，拍下了男女主角。那时摄影机太笨重，取景会有一些限制，侯孝贤会从我的照片里，找到不一样的角度。”在选定的一张剧照中，有一张侯孝贤的工作照在内，“台湾第一次把工作照当剧照使用的导演，是侯孝贤，他同意让工作照进入电影宣传。”
“那部电影的海报，戏院没有卖，贴了二十几张剧照在戏院外墙上。想要的人，等电影散场后会偷偷撕走。后来，有个剧场导演来跟我自首，说他曾偷过一张。”
侯孝贤的肯定，加上社会的肯定，无疑在当时又给这个年轻人增加了前进的信心。
剧场摄影的思考与沿袭
那次剧照拍摄，也奠定了刘振祥拍剧场的风格，“我发现，剧照摄影师拍摄的是独立于导演的另外一个‘电影’，他用自己的影像语言，重新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剧照摄影师可以加上自己的观点。”
在别人的创作中，加上自己的观点，是刘振祥之后拍摄剧场的重要指南。他的镜头惯常于在台上与台下的交替之间，在舞台上的演员和走向台下的真实生活之间，不断游离。
“我比较好奇，舞台上的人一转身，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演员准备上台前，和刚从舞台下来时的状态，令刘振祥十分着迷。在拍云门时，有时他会让刚下台的演员在他面前停留一分钟，被一个人身上不同状态、情绪的迅速切换而深深吸引。“我喜欢看在后台时的他们，尤其是京剧，扮相前后，判若两人。”或许，这也是刘振祥探索人性的重要课程之一。
纪录台湾街头的愤怒
《恋恋风尘》一杀青，刘振祥便去了报社。“在那个年代，不管报社、杂志社，对摄影师来讲，都是最好的平台。它可以提供底片、器材。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讲，那是最好的工作。”
在拍摄题材上，刘振祥表现出执着和专一。对表演艺术如此，街头运动也是。刘振祥做报社记者的那几年，正值台湾解严前后的内部震荡期，街头运动风起云涌。解严前后的台湾，党外人士、民众、学生、老兵、农民、原住民等纷纷走上街头，为了不同的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那个由催泪瓦斯、强力水柱、盾牌等角逐力量的台湾街头，串联起刘振祥拍摄下来的图片，就是台湾街头运动的缩影。现在，台湾的街头运动议题，大多以环保、民生、教育、核电等为主，但无论议题如何改变，作为一个纪录者，刘振祥呈现了台湾真实情绪流露的一面。每次街头运动，刘振祥都扛着相机，在街头记录下时代的面孔。这个习惯，他保持至今，只要发生街头运动，他都习惯性地背起相机，出现在现场。
刘振祥在报社做了7年，换了几家媒体，当上了一份报纸的摄影部门主管，但最后因为不能总去拍照而辞职了。辞职后的刘振祥，在朋友的办公室租了一张桌子，开始做独立摄影工作室。当商业委托量变大后，成立了自己的摄影棚。
1987年起，他就一直是云门舞团的摄影师。经历了云门1988年的暂停，到1991年复出后，林怀民依旧找刘振祥为云门拍照。这过程中，太多的表演团体找上门来，使得刘振祥奠定了今日拍摄台湾表演艺术“第一把交椅”的江湖位置。
无论是街头运动，还是剧场表演，这些都成为刘振祥长期实践的主题。他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且照片的记录色彩更浓。这使得拍摄者就再创作所进行的诠释，变得极其暧昧，且含混不清。由此而产生的照片，即便参入个人诠释，也很难盖过主体鲜明且情绪强烈的拍摄对象。对一个有志于创造意义的摄影师来讲，拍摄此类照片存在极大的风险，极易轻飘飘地附属在一个强大的主体上，让人感受不出作品本身应该有的沉甸甸的份量。在这种情况下，照片往往既不是问题的提出者，也不是精神的生产者。如此，刘振祥的作品，虽然给外界提供了解台湾的入口，却并不能让人格外兴奋。
对于虔诚而执着的摄影者，外界有理由对其产生更高的期待。对刘振祥个人来讲，更有意义的一次拍摄，似乎是他和新港文教基金会的一个合作项目。他记录了一个地方30年的变化，结束这个项目还要两年。这个项目涉及到城乡差距等问题，他都用影像来进行诠释。主题听起来并不新鲜，但好在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他手上。我们仍旧期待刘振祥在这个项目完成时，可以给外界惊喜，让观者看到一个摄影者的自我突破。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留学在美国的林怀民，受到一股西方当代艺术热潮的鼓舞，回到台湾，抱持着个人的梦想及对社会的抱负与责任，于197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职业舞团“云门舞集”。
如今，云门舞团（以下简称“云门”）已成为台湾舞蹈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支代表着亚洲传统文化与美学，同时融合了现代剧场观念的舞团，经过艰苦的发展，已成为世界一流舞团并扬名国际。自成立以来，云门合作过的摄影师不少，张照堂、郭英声、谢春德、吕承祚、王信、林柏樑等都曾定格过转瞬即逝的云门舞姿。刘振祥是与云门合作最稳固、持久的摄影师，从1987年至今，已有28年。
因为云门，台湾开始有了“舞者”这个具有社会尊严的职业称呼。一个台湾的民间舞团，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在社会上站住了脚，不仅赢得了台湾民众，也赢得了世界声誉。靠着4155笔民间捐款，云门凑到了建设一家剧院的经费，这个庞大的数字，让云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具有同样声誉的，还有“云门摄影师”。在台湾社会，与云门合作过的摄影师们，显得更富理想性与艺术开拓意味。和云门合作长达28年的摄影师刘振祥，自然分享了云门精神。
2015年4月19日，经过7年筹备的云门剧场，正式在台北市近郊淡水落成。有着42年历史的现代舞团，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剧场。这个占地14700平方米的剧场，以朱铭的“百彩人间系列”雕塑展和刘振祥的“云门风景”摄影展开幕。
林怀民对舞蹈照片是有期待的，正如他说：“杰出的舞蹈照片往往比真实的演出更有力。例如拍摄舞蹈家邓肯、尼金斯基的照片已化为传奇，成为时代的符号。”
同样，作为开幕展的刘振祥摄影展，因其镜头记录了云门台上台下的发展和变迁，而在新剧场落成的此刻，别具意义。
台湾拍摄表演艺术的“大佬”
对于这位长期合作者，林怀民心怀感激：“振祥与云门密切合作，不仅拍摄舞照，也记录了台前幕后的颜容和姿势、观众的表情，和户外演出的风和雨。我要感谢他对云门的爱护，对我的包容和启发。”
在被问到为什么可以和云门合作这么久时，刘振祥回答：“林老师的风格一直在转变，你要感知这转变，并把重点抓出来。我觉得我很敏锐，可以抓住他每一个作品中肢体的脉络。林老师可能很容易从我的照片中找到他想要的感觉，所以就跟我合作到今天。”
拍摄剧场，刘振祥有充分的自信，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有捕捉画面的敏感。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到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从台湾唯一的公立京剧表演团体“国光剧团”到打击乐团“优人神鼓”，大多台湾一线表演团体都跟刘振祥有合作。此外，他还跟台湾官方的表演艺术中心有多年稳定的合作，“拿两厅院（指表演艺术中心——编者注）的表演来讲，今年我还要拍五十几场。”虽然薪酬不多，但刘振祥很乐意接这样的活，大概因为他确实喜欢看表演，“每年台湾最重要的演出，以及国际上一流舞团、剧团的表演，我都几乎都看完了。”
已有台湾评论家和资深摄影师，在公共场合将台湾拍摄表演艺术的“大佬”、“第一把交椅”等称号，给了刘振祥。
的确如此，在台湾，一位摄影师可以靠拍剧场表演赢得社会声誉，这种状况在大陆鲜少。从社会层面来讲，这大概是因为台湾社会中的众多表演艺术团体，对每一个环节都自我要求甚严，而且，台湾的民众对文化艺术有着广泛的需求，且把它当成是一种社会荣誉。
从个人来讲，刘振祥是一个愿意配合的人，他尽量去满足别人的要求，且值得信赖。同时，他不太计较得失，拿台北艺术大学的邀请拍摄来讲，“有的是北艺大的第一批学生，我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拍。他们现在大多在教书，有的成立了自己的舞团，只要他们邀约，我就会去，即使我的酬劳比现在外面初级的摄影师都要低很多。至于他们到底汇了多少钱，我也没问过。”刘振祥和这些艺术工作者间更多的是感情上的联系，而不在于金钱。
内敛、低调且善于合作的性格
刘振祥花费了大部分心力拍摄台湾的表演艺术。这些工作并不足以让他谋生，却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满足和社会尊严。真正支撑他生活的，是拍广告，几个单子下来，就可以维持一年的开支。
刘振祥的工作室，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优越地段，在敦化南路诚品书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工作室内最显眼处的墙上，挂着艺术家吴天章送给他的摄影作品《瞎子摸巷》。这幅作品，是吴天章数码摄影时期的代表作，是他通过数字后期处理，以七八十张照片素材拼接而来。当年拍摄时，由于吴天章在现场要忙于指导模特的动作，这七八十张照片，是吴天章请刘振祥完成的。
刘振祥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说话不紧不慢，语调轻缓。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显得谦虚与克制；他话并不多，且都流于表面；他既不对自己做深刻挖掘，也不做任何情感表达，有种理工学科背景熏陶出的制式化。事实上，他在复兴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美术系学的是雕塑。
他内敛、低调且善于合作的性格，从早期张照堂的观察中，便可推测一二——“一个看起来羞怯、善良，总是很不起眼地站在一旁，永远是一副勤快型的助手形象的二十岁小伙子。”而在多年的合作者林怀民眼中，“振祥是个安静的人，要言不繁，按快门的声音多过他的言语。我虽从未告诉他，但我常觉得，在混乱焦躁的排练现场，敦敦厚厚站在排练场或后台一角的振祥，就是护持我的菩萨。”
这样的性格，让刘振祥在文艺界获得了广泛的喜爱。
被社会热情接纳的年轻人
20岁时，刘振祥便得到了台湾摄影界的热情接纳。当时的张照堂，在台湾摄影界已具有重要地位，他在《艺术家》杂志的专栏里，用了18页来介绍刘振祥，让这个小伙子“受宠若惊”。
“我在很多展览都遇到张老师，但那时候，我不敢去找他。有一次，他说，你不是要带照片给我看吗？他快速翻完了之后，列成两堆，一堆还给我，另一堆只问我可不可以借给他。后来，他就写了一篇介绍我的报道，刊登了那些照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报道，当时很多人办展览还要买版面刊登，张老师却用了18页来刊登我的照片。那次曝光，让很多喜欢摄影的人认识了我，我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爱护，他们带我认识了很多文艺圈的人。” 张照堂对一个并不熟知的年轻人，慷慨地给予机会，并热情地张开怀抱，让他迅速得到社会的关注。在那篇名为《年轻的触觉》的文章里，张照堂毫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受到太多台湾摄影家的影响，他能以其清纯的角度，广泛地取材于现实诸象，却又能超脱到某一个层面。从学习、临摹到创作，短短的两年间，他能拍出这些质感划一、水准整齐的照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刘振祥，当有另一番风雨气象罢。”
对于张照堂当初释出的善意和机会，刘振祥至今仍心怀感激，“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后来，刘振祥跟张照堂之间，有过很多合作。例如，刘振祥得到了台北市文化局关于整理旧影像的工作，就找张照堂一起合作，“我拿下来后，就交给张老师来编，因为他可以串联起整个脉络。张老师有很多老摄影家的作品，我也做一些召集老照片的工作。”他们合作编辑过《台湾摄影家群像》丛书，也合作出版有《看见老台北》《看见台北人》等四本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老照片影集。
更早将刘振祥带入摄影之门的人，是谢春德。谢春德曾代过“复兴商工”一学期的摄影课，刘振祥是他的学生。谢春德教课，没有一般影像技术讲解的枯燥，还原摄影作为一个媒介的乐趣，让刘振祥开始关注影像。
“我会自己做简报，把喜欢的影像复印下来，剪贴在一起。谢老师看到我这样做，是真想拍照，我一毕业，他就找我做他的助理。”在谢春德的影响下，刘振祥接触了大量当时的台湾文学，也看了不少摄影集。
为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拍剧照
1983年，20岁的刘振祥，在台北爵士艺廊举办名为《问刘二十》的摄影个展后，就去当兵了。两年后退伍，刘振祥得到了一个更有挑战性且迷人的机会——给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拍剧照。
那次剧照拍摄得非常成功，台湾九份（九份为地名，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编者注）的老电影院，在未翻修时，一直在戏院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海报，就是刘振祥为《恋恋风尘》拍摄的剧照。那个男女主角走在铁轨上的经典场景，是侯孝贤的经典符号之一，也是1980年代台湾的重要符号之一。
跟一般剧照拍摄不一样的是，刘振祥拍摄了很多工作照，“我用纪实手法，开了闪光灯，在等开机的刹那间，拍下了男女主角。那时摄影机太笨重，取景会有一些限制，侯孝贤会从我的照片里，找到不一样的角度。”在选定的一张剧照中，有一张侯孝贤的工作照在内，“台湾第一次把工作照当剧照使用的导演，是侯孝贤，他同意让工作照进入电影宣传。”
“那部电影的海报，戏院没有卖，贴了二十几张剧照在戏院外墙上。想要的人，等电影散场后会偷偷撕走。后来，有个剧场导演来跟我自首，说他曾偷过一张。”
侯孝贤的肯定，加上社会的肯定，无疑在当时又给这个年轻人增加了前进的信心。
剧场摄影的思考与沿袭
那次剧照拍摄，也奠定了刘振祥拍剧场的风格，“我发现，剧照摄影师拍摄的是独立于导演的另外一个‘电影’，他用自己的影像语言，重新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剧照摄影师可以加上自己的观点。”
在别人的创作中，加上自己的观点，是刘振祥之后拍摄剧场的重要指南。他的镜头惯常于在台上与台下的交替之间，在舞台上的演员和走向台下的真实生活之间，不断游离。
“我比较好奇，舞台上的人一转身，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演员准备上台前，和刚从舞台下来时的状态，令刘振祥十分着迷。在拍云门时，有时他会让刚下台的演员在他面前停留一分钟，被一个人身上不同状态、情绪的迅速切换而深深吸引。“我喜欢看在后台时的他们，尤其是京剧，扮相前后，判若两人。”或许，这也是刘振祥探索人性的重要课程之一。
纪录台湾街头的愤怒
《恋恋风尘》一杀青，刘振祥便去了报社。“在那个年代，不管报社、杂志社，对摄影师来讲，都是最好的平台。它可以提供底片、器材。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讲，那是最好的工作。”
在拍摄题材上，刘振祥表现出执着和专一。对表演艺术如此，街头运动也是。刘振祥做报社记者的那几年，正值台湾解严前后的内部震荡期，街头运动风起云涌。解严前后的台湾，党外人士、民众、学生、老兵、农民、原住民等纷纷走上街头，为了不同的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那个由催泪瓦斯、强力水柱、盾牌等角逐力量的台湾街头，串联起刘振祥拍摄下来的图片，就是台湾街头运动的缩影。现在，台湾的街头运动议题，大多以环保、民生、教育、核电等为主，但无论议题如何改变，作为一个纪录者，刘振祥呈现了台湾真实情绪流露的一面。每次街头运动，刘振祥都扛着相机，在街头记录下时代的面孔。这个习惯，他保持至今，只要发生街头运动，他都习惯性地背起相机，出现在现场。
刘振祥在报社做了7年，换了几家媒体，当上了一份报纸的摄影部门主管，但最后因为不能总去拍照而辞职了。辞职后的刘振祥，在朋友的办公室租了一张桌子，开始做独立摄影工作室。当商业委托量变大后，成立了自己的摄影棚。
1987年起，他就一直是云门舞团的摄影师。经历了云门1988年的暂停，到1991年复出后，林怀民依旧找刘振祥为云门拍照。这过程中，太多的表演团体找上门来，使得刘振祥奠定了今日拍摄台湾表演艺术“第一把交椅”的江湖位置。
无论是街头运动，还是剧场表演，这些都成为刘振祥长期实践的主题。他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且照片的记录色彩更浓。这使得拍摄者就再创作所进行的诠释，变得极其暧昧，且含混不清。由此而产生的照片，即便参入个人诠释，也很难盖过主体鲜明且情绪强烈的拍摄对象。对一个有志于创造意义的摄影师来讲，拍摄此类照片存在极大的风险，极易轻飘飘地附属在一个强大的主体上，让人感受不出作品本身应该有的沉甸甸的份量。在这种情况下，照片往往既不是问题的提出者，也不是精神的生产者。如此，刘振祥的作品，虽然给外界提供了解台湾的入口，却并不能让人格外兴奋。
对于虔诚而执着的摄影者，外界有理由对其产生更高的期待。对刘振祥个人来讲，更有意义的一次拍摄，似乎是他和新港文教基金会的一个合作项目。他记录了一个地方30年的变化，结束这个项目还要两年。这个项目涉及到城乡差距等问题，他都用影像来进行诠释。主题听起来并不新鲜，但好在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他手上。我们仍旧期待刘振祥在这个项目完成时，可以给外界惊喜，让观者看到一个摄影者的自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