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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位于龙城太原汾河西畔,整个建筑群跌宕起伏,气势恢宏。主馆造型如斗似鼎,四翼舒展,真正如《诗经·小雅·斯干》中所云“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刚到博物院门口,便能远远看到主馆正中悬挂着一枚院徽。走近一看,徽上是一只凤鸟,高冠回首,昂然伫立。
“它的原型是一件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精品,也就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晋侯鸟尊。这只鸟与众不同,它背上有盖,盖顶有一雏鸟形小钮。雏鸟抬头,正好与回首的大鸟呼应。另外它的尾巴是象首,象鼻子向内卷曲。凤鸟与大象完美组合,有吉祥如意之意。” 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介绍说,它之所以成为山西博物院镇院之宝,一方面是造型独特,纹饰华美,极具艺术性,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晋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一只小小的鸟尊,何以讲述晋国历史的开端?这就要从它的发现开始说起。
自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山西考古机构的设立,晋国与三晋的遗址、城址、墓葬等不断被发现,晋国的历史也由此更加清晰起来。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和李伯谦率一众师生来到山西曲沃县曲村,对位于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调查。经多年调查研究和试掘,他们断定曲村附近是西周晋国的都城所在。此后几乎每隔一年,他们都会对该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发掘。遗址内古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其中属于周代的晋文化遗存最为普遍,包括晋侯墓在内的各级别墓葬。
2000年秋开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晋侯墓地113号、114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负责清理114号墓地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年轻教员孙庆伟,“墓葬被盗墓者用炸药炸开,虽经当地百姓制止、保护,没有完全盗掘,但损毁严重”。征询领队李伯谦教授的意见后,他将墓室北端残余的两堆“青铜碎片”整体打包,装进木箱,准备进一步清理发掘。
那年冬天,装着“青铜碎片”的木箱被运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负责修复工作的是胡东波和杨宪伟,二人在其中一箱“青铜碎片”堆里发现一些纹饰特殊的残片,几经辨认,他们怀疑是同一件器物的碎片。于是,他们便仔细收集,共得残片100余片。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反复拼对、修补、去锈,最终成功修复鸟尊主体,后经由上海博物馆青铜修复师张光敏完成鸟尊尾部修复,才有了如今的晋侯鸟尊。
在此后发表的发掘简报中,发掘者这样描述这件器物:鸟形尊(M114:210)。器体作站立的高冠凤鸟形,造型极为生动。凤鸟通体饰有羽状纹样,两翅和两足则装饰卷云纹。鸟背上有盖,盖上有一鸟形钮,盖的内侧则有铭文“晋侯乍向大室宝尊彝”……
据孙庆伟的考证,鸟尊铭文中的“晋侯”就是指第一代晋侯燮父,由此证明天马—曲村遗址就是燮父所迁的新都,这座被盗的墓葬就是燮父之墓。“这件文物乃至这处遗址之所以意义重大,正在于它把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世系都确定下来。”
燮父是西周时期唐国诸侯叔虞之子,后来为何称晋侯?这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典故“桐叶封地”。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去世,太子姬诵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叔叔周公摄政扶持。一日,周公带兵平叛古唐国,捷报传回时成王与弟弟叔虞正在院子里玩耍。成王一时高兴,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桐树叶,剪成执圭(一种古玉礼器,象征王的权力)的形状,将之赐给叔虞,并封他到唐国做诸侯。
据记载,唐国位于汾之东,方圆百里。叔虞到唐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使唐国成为丰饶美丽、安居乐业之地。他去世后,儿子燮父继位,将国号由“唐”改为“晋”,从而开创了晋国长达600年的基业。此后经过十余代晋侯苦心经营,晋国逐渐壮大,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时,已可以号令诸侯、雄视天下。
天马—曲村遗址中晋侯墓地的发现,正是晋国历史最好的见证。当年考古队几经发掘,共发现9组19座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铸有晋侯名号和史实的青铜器,考古学者由此排出9代晋侯墓葬的顺序:从改唐为晋的燮父起,武、成、厉、靖、釐(音同僖)、献、穆,一直到晋文侯。
“这填补了杳茫失载的晋国早期的编年和史实,提供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张元成说。山西博物院40余件馆藏文物中,很多来自于晋侯墓地,跟随燮父之墓出土的鸟尊定格了晋国文明的源头,见证了晋国的强大和兴盛。
那么鸟尊在当时究竟有何功用?何以随葬君王之墓?这从铭文中可知一二。铭文中的“向”有朝北之意,“大室”即太室,是太庙的主要建筑,由此可以推断出鸟尊是燮父在位时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周时人们崇尚祭祀活动,《周礼·春官·司尊彝》曾记载周代宗庙祭器有所谓“六尊六彝”,其中即有“鸟彝”和“象尊”,晋侯鸟尊实际上就是文献中的“鸟彝”,亦有学者称“晋国国君以鸟尊祭祀,是对祖先周王室的恭敬和感恩”。
“从晋国出土文物可以发现,鸟曾经在晋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以鸟为造型的青铜器都是绝世佳作。”张元成说。如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子乍弄鸟尊,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倗季凤鸟尊,还有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国鸟盉等等,“唯有晋侯鸟尊‘身份不凡’,独占鳌头”。
鸟尊出土修复后就被山西博物院(当时是山西省博物馆)收藏。2013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文物。作为镇院之宝,它一直备受关注,但也存有一些争议。其中争论最多的就是,鸟尊尾部的大象鼻子究竟是向内卷还是向外翻。当年修复时,张光敏查阅大量资料,并从纹饰、造型、美学、力学等多方面考量,最终确定象鼻为内卷,正好与前面的鸟形双足座构成三点支撑。
近年来,北大文博学院在资料整理中,发现了疑似晋侯鸟尊缺失的残段。2018年4月,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时,鸟尊应邀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加校庆特展《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通过现场比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博物院基本确认“残段为鸟尊象鼻的缺失部分”。展出结束后,残段随鸟尊一起返回了山西。
目前,为了国宝的完整性,国家文物局已批复由山西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制订鸟尊修复方案,近日将组织专业人員对其尾部进行再修复,让鸟尊完整呈现。在张元成的眼中,晋侯鸟尊用自己的“前世”和“今生”书写了一段国宝传奇。“历经十余年后终于要实现完美合璧,期待它的争议可以由此画上圆满句号,更好地为观众讲述三晋文明的故事。”
(感谢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它的原型是一件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精品,也就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晋侯鸟尊。这只鸟与众不同,它背上有盖,盖顶有一雏鸟形小钮。雏鸟抬头,正好与回首的大鸟呼应。另外它的尾巴是象首,象鼻子向内卷曲。凤鸟与大象完美组合,有吉祥如意之意。” 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介绍说,它之所以成为山西博物院镇院之宝,一方面是造型独特,纹饰华美,极具艺术性,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晋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一只小小的鸟尊,何以讲述晋国历史的开端?这就要从它的发现开始说起。
从“青铜碎片”到鸟尊
自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山西考古机构的设立,晋国与三晋的遗址、城址、墓葬等不断被发现,晋国的历史也由此更加清晰起来。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和李伯谦率一众师生来到山西曲沃县曲村,对位于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调查。经多年调查研究和试掘,他们断定曲村附近是西周晋国的都城所在。此后几乎每隔一年,他们都会对该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发掘。遗址内古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其中属于周代的晋文化遗存最为普遍,包括晋侯墓在内的各级别墓葬。
2000年秋开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晋侯墓地113号、114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负责清理114号墓地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年轻教员孙庆伟,“墓葬被盗墓者用炸药炸开,虽经当地百姓制止、保护,没有完全盗掘,但损毁严重”。征询领队李伯谦教授的意见后,他将墓室北端残余的两堆“青铜碎片”整体打包,装进木箱,准备进一步清理发掘。
那年冬天,装着“青铜碎片”的木箱被运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负责修复工作的是胡东波和杨宪伟,二人在其中一箱“青铜碎片”堆里发现一些纹饰特殊的残片,几经辨认,他们怀疑是同一件器物的碎片。于是,他们便仔细收集,共得残片100余片。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反复拼对、修补、去锈,最终成功修复鸟尊主体,后经由上海博物馆青铜修复师张光敏完成鸟尊尾部修复,才有了如今的晋侯鸟尊。
在此后发表的发掘简报中,发掘者这样描述这件器物:鸟形尊(M114:210)。器体作站立的高冠凤鸟形,造型极为生动。凤鸟通体饰有羽状纹样,两翅和两足则装饰卷云纹。鸟背上有盖,盖上有一鸟形钮,盖的内侧则有铭文“晋侯乍向大室宝尊彝”……
定格晋国文明的源头
据孙庆伟的考证,鸟尊铭文中的“晋侯”就是指第一代晋侯燮父,由此证明天马—曲村遗址就是燮父所迁的新都,这座被盗的墓葬就是燮父之墓。“这件文物乃至这处遗址之所以意义重大,正在于它把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世系都确定下来。”
燮父是西周时期唐国诸侯叔虞之子,后来为何称晋侯?这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典故“桐叶封地”。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去世,太子姬诵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叔叔周公摄政扶持。一日,周公带兵平叛古唐国,捷报传回时成王与弟弟叔虞正在院子里玩耍。成王一时高兴,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桐树叶,剪成执圭(一种古玉礼器,象征王的权力)的形状,将之赐给叔虞,并封他到唐国做诸侯。
据记载,唐国位于汾之东,方圆百里。叔虞到唐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使唐国成为丰饶美丽、安居乐业之地。他去世后,儿子燮父继位,将国号由“唐”改为“晋”,从而开创了晋国长达600年的基业。此后经过十余代晋侯苦心经营,晋国逐渐壮大,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时,已可以号令诸侯、雄视天下。
天马—曲村遗址中晋侯墓地的发现,正是晋国历史最好的见证。当年考古队几经发掘,共发现9组19座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铸有晋侯名号和史实的青铜器,考古学者由此排出9代晋侯墓葬的顺序:从改唐为晋的燮父起,武、成、厉、靖、釐(音同僖)、献、穆,一直到晋文侯。
“这填补了杳茫失载的晋国早期的编年和史实,提供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张元成说。山西博物院40余件馆藏文物中,很多来自于晋侯墓地,跟随燮父之墓出土的鸟尊定格了晋国文明的源头,见证了晋国的强大和兴盛。
那么鸟尊在当时究竟有何功用?何以随葬君王之墓?这从铭文中可知一二。铭文中的“向”有朝北之意,“大室”即太室,是太庙的主要建筑,由此可以推断出鸟尊是燮父在位时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周时人们崇尚祭祀活动,《周礼·春官·司尊彝》曾记载周代宗庙祭器有所谓“六尊六彝”,其中即有“鸟彝”和“象尊”,晋侯鸟尊实际上就是文献中的“鸟彝”,亦有学者称“晋国国君以鸟尊祭祀,是对祖先周王室的恭敬和感恩”。
争议中的国宝
“从晋国出土文物可以发现,鸟曾经在晋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以鸟为造型的青铜器都是绝世佳作。”张元成说。如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子乍弄鸟尊,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倗季凤鸟尊,还有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国鸟盉等等,“唯有晋侯鸟尊‘身份不凡’,独占鳌头”。
鸟尊出土修复后就被山西博物院(当时是山西省博物馆)收藏。2013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文物。作为镇院之宝,它一直备受关注,但也存有一些争议。其中争论最多的就是,鸟尊尾部的大象鼻子究竟是向内卷还是向外翻。当年修复时,张光敏查阅大量资料,并从纹饰、造型、美学、力学等多方面考量,最终确定象鼻为内卷,正好与前面的鸟形双足座构成三点支撑。
近年来,北大文博学院在资料整理中,发现了疑似晋侯鸟尊缺失的残段。2018年4月,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时,鸟尊应邀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加校庆特展《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通过现场比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博物院基本确认“残段为鸟尊象鼻的缺失部分”。展出结束后,残段随鸟尊一起返回了山西。
目前,为了国宝的完整性,国家文物局已批复由山西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制订鸟尊修复方案,近日将组织专业人員对其尾部进行再修复,让鸟尊完整呈现。在张元成的眼中,晋侯鸟尊用自己的“前世”和“今生”书写了一段国宝传奇。“历经十余年后终于要实现完美合璧,期待它的争议可以由此画上圆满句号,更好地为观众讲述三晋文明的故事。”
(感谢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