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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友先生，已是年逾百岁的老报人。他于1916年2月出生，浙江湖州镇人。1935年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无力上大学，又由于早年有个当新闻记者的志愿，他考进上海《立报》当练习生，开始了新闻生涯。他当过记者、编辑、翻译、校对主任、副总编辑和主编，离休后还继续为报刊撰稿，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在新闻岗位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对新闻事业有着深厚感情的著名老报人。2006年6月，已是鲐背之年的于友先生，编撰《不服老语录》，勉励自己要有终身学习的信念，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他一再表示要继续践行终身学习、老当益壮的精神，总是表现出不自满的谦虚，富有学以致用、有所贡献的雄心。每次我要与于老分别时，脑海中都会不由自主地闪现出这样的疑问：“他终身学习的精神力量源自何方？”这也促使我从于友先生曲折的新闻人生中寻找答案。
一、处处留心皆学问，学习寓于平常中
在新闻生涯中，于友先生善于在新闻实践中学习。他说：“我的新闻业务知识和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的。对我来说，报社、通讯社、杂志社都是学校，都是训练班。……我经常面临新的挑战，有时是新的问题，有时是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我只能始终以当学徒的虚心态度，去学习、去克服困难，尽力完成任务。”正因为抱着当学徒的虚心态度，他在做好新闻工作的同时，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他回忆说：“我是个中学毕业生，英文水平不高。1942年，报社需要收录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需要翻译，我受命试译，领导给我以鼓励和具体的帮助，我终于逐步掌握了翻译技术。”当时，于友先生在衡阳《大刚报》编辑部工作，自费买了一本《英汉模范字典》，50年伴随左右，他说，这本书“帮助我逐渐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实实在在是我的一位恩师”。此后，他在翻译工作上便一发不可收，1947—1952年，他又自学俄语，并翻译了美苏书籍达十余部。这使得“于友”作为辞条，被收录进《中国翻译家辞典》。
于友先生虚心向新闻前辈们学习工作经验。他说：“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多年来有许多杰出的前辈和我一起工作，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当年《立报》集中了一批优秀的记者，他们的工作精神让于友先生大开眼界。尤其是主笔恽逸群坚持真理、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他至今难忘。“在我早年，是他引导我开始学习政治理论。”1938—1940年间，于友先生加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名记者范长江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手把手教他写通讯，教他写通讯必须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服务，他受到了坚持政治方向的严格锻炼。“范长江要求我们‘要面向群众’，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当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得群众的心思，在写稿的时候，哪些地方该详、哪些地方该略，该用什么材料，就有根据了。”于友先生回忆时不无自豪地表示：“您瞧，长江关照我们有多仔细！多周到！”从抗战初期开始，他先后五次随新闻界元老刘尊棋一起工作。“他悉心帮助我成长，他是我大半辈子的老师。”回忆起这段师生情谊时，他满怀深情地说：“他教我采访和写作，教我翻译，还教我搞对外报道，编英文报。”1949年4月，基于两人曾有“国新社”、南洋商报社的同事关系，胡愈之推荐于友先生到《光明日报》工作，并向他介绍了关于报纸的设想。1985年春，胡老又举荐他到民盟中央创办并主编《群言》杂志。胡愈之对刊物有求必应，帮助他将刊物办成“知识分子的群言堂”。对于胡老的教诲，于友先生撰文回忆说：“我时常怀念他，忘不了他。也就是他，多次领导我从事新闻工作，使我聆听到许多难忘的教诲。”
于友先生积极向外国新闻同行学习工作经验。在“国新社”期间，为了写好给外国读者看的通讯，他萌生了向外国记者学习的念头，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根室。学习他们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报道重在“用事实说话”、突出人物的评介等特点。此后，他学习的范围扩大到其他一些外国记者，如斯特朗、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法拉奇等人。1981年年初，《中国日报》为了了解非英语国家办英文报的经验，作为副总编辑的于友率队前往泰国《曼谷邮报》取经，考察了他们的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同他们的负责人谈话，做了种种见闻的记录，还索取了一些有关规章制度的文件。他说：“报社以后在组织我们自己的各项工作时，确实运用了《曼谷邮报》一些对我报适用的经验。”“办好特刊确实是我们向《曼谷邮报》学来的经验之一。”
于友先生善于在新闻实践中学习，虚心向新闻前辈学习，且积极向外国新闻同行学习，使得他不仅是经验丰富的著名报人，而且翻译工作也成绩卓著，成为著名翻译家，特别在新闻工作中大放异彩。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曾两次被派到朝鲜战场。第一次是1952年春，报道美国在朝鲜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采访细菌战新闻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工作，出发前，需要打一系列防疫针。这让于友先生有时头晕、有时想吐，膀子肿了好几天，难受的反应是生平没有经历过的。汽车过鸭绿江，在朝鲜北部山间公路上行驶，遇到敌机投下照明弹，汽车得赶紧避开。于友先生一夜间几次下车，在树林里躲避轰炸。他在朝鲜北部多方了解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情况，还旁听过志愿军军官对美军战俘的审问，并让其他记者和细菌专家作为细菌战的见证人上了新闻纪录片银屏。第二次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作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他作为中国少数进入板门店签字会场的记者之一，坐在右边记者席的第二排，亲眼目睹了朝鲜战争中这一重大的事件，美国侵略军的司令官克拉克将军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打成胜仗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于友先生为报社写了题为《人民的胜利》的通讯，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新华通讯社志愿军分社也向国内各报转发了他写的通讯《新生的平壤》。1955年春，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于友先生以《光明日报》国际部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其新闻报道受到了大会新闻组的表扬。1956年4月，他被报社推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同年，全国记协召开代表大会，他再次当选为代表，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新闻记者会议。另外，他还被推选为北京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他作为中共党员带头到吉林通化三棵榆树乡去干农活，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被选为锻炼的典型，再一次上了新闻纪录片的银屏。他出色的新闻业绩，被同事戏谑地说成“五福临门”。 二、不忘初心，边学边干
庐山会议后，乍起反右倾和补划漏网右派分子的风浪。1959年，于友先生在《光明日报》被“莫须有”地以“反领导”罪名被批判。1960年6月底，他被报社定为“最后的一个右派”，成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之一。这个突变使他和家人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18年。他撰文回忆起这段痛苦的经历：“从农田到工厂，又到剧团、图书馆，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挨过皮鞭，还坐过牢；被抄过家，自己的一些论著，都被没收了。”“这时我正好年富力强，从此蒙冤……能不感到心痛吗？那年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是非颠倒，长夜难熬啊！”
1979年，拨乱反正后，于友先生在离开新闻岗位整整20年后，恢复了新闻工作。年逾花甲的他暗自庆幸自己虽然经过多年难挨的折腾，神经没有错乱，体力也尚存。他下决心不甘落后，不服老，要继续干熟悉的新闻工作，当新时期的促进派，并找回损失的时间。他立即投入新创办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杂志。1980年，于友先生被中央组织部安排筹备、创办《中国日报》。他一方面加强学习政治理论，一方面重温新闻知识，重温英文和学习新闻编辑业务。一连干了5年，主持编时事新闻的夜班。1985年，他应召主编民盟中央的综合性刊物《群言》，除了编稿以外，还尽力学习早年《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为刊物写作“小言论”。同时，他重拾翻译工作。1988年，与他人合译出版了《华盛顿丑闻》，后来又翻译出版书籍《摩托罗拉的创业者保罗·高尔文》。
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1989年，于友先生从《群言》杂志离休。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因患严重的白内障丧失了视力，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只有0.5，右手写字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老想着“老有所为”，于是自学电脑写作。“我干了多年新闻工作，新闻界的往事还知道一些。前几年有些前辈去世，我写过一些纪念文章，也曾被编进了纪念文集。……这给我不少鼓励。新闻记者当不了，还可以学当旧闻记者。我发现我这老人写回忆文章还有点优势。”“我该为新闻界的后来人尽点力。于是……我写了些传播前辈记者先进经验的文章。先后介绍过胡愈之、范长江、刘尊棋等许多名记者的事迹，传达过我学习斯诺、斯特朗等外国名记者的心得。我还为几位前辈记者编了纪念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工作和为人的经历。”1991年，于友先生正式出版了《名记者的脚印》，评价当代中外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胡愈之、恽逸群、刘尊棋、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20多人的成功经验和生平事迹，并具体描写了他们采编与写作的特点，材料充实，文笔生动，是一篇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实录。在他的笔下，一代名记者的音容笑貌，历历如绘。
在找准“老有所为”的方向后，他积极为前辈著名记者著书立传，陆续出版《胡愈之》《中外名记者丛书——刘尊棋》《记者生涯缤纷录：献给传媒后来人》等新闻人物传记著作。他关心传媒后来人的成长，希望这些书籍对各种传媒后来人有所帮助、有所贡献。他说：“我一直感觉到，那些先进的记者前辈们，对我的教导非常有益，我应该认真领会并宣扬他们的成功经验，帮助新闻事业的后人。人民的新闻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它需要不断有所发展，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肯定是后人们的一种殷切需要。”为了写好这些书，他主张干到老，学到老。他说：“我过去长时期当新闻记者，搞消息报道，好像什么都知道，实际上什么都只了解点皮毛。我自己回顾，为读者传达信息，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排球比赛中的二传手，把名流学者和杰出人物原创的东西传布开来，由于应时，可能起过某些作用；可是我本人工作几十年，成了老记者，论知识不如专家，论文章不如作家；自己对历史、文学和哲学都实在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对自然科学也基本上（是）外行，不补点课，就明显落后了。”当年亲朋好友问他：“许多老朋友都外出旅游，你不想外出走一走？”他回答说：“腿脚不好，哪儿也不想去，只想读点书，补补课。”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补课学习还得有个重点，多读点社会科学的书，主要是历史科学。”
2006年6月，已是鲐背之年的于友先生，将自己65岁以来发表在《群言》以及《老年周报》《晚霞》《南方周末》等刊物上反映自己勉励实行“老有所学”和“老有所成”的文章整理成《不服老的报告——献给天下所有的老人》出版。他说，这是“一个老记者有关不服老心态和实践的文集”，“旨在宣扬不服老精神，是我作为本书的作者专门献给老年读者的”。他将巴金、周有光、于光远、刘尊棋、张闻天和恩格斯称赞为“不服老的典范”。他深刻体会到，老人能不服老，也就有了勇气，也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有所作为。他说：“由于我坚持学习，自己在近十年的思想可能比十年前有所长进。……老有所学能使我温故而知新，能让衰老的脑袋也逐渐清醒，保持忧患意识，保持入世精神。”2011年，他将自己学习老学者周有光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书《见贤集——喜读周有光论著》出版。他说：“读周老的书，我还学到了他终身学习的经验，其中一项是写学习笔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坚持记一些周老论著的笔记；去年连他写的文，我也仔细品味，从中学习他的启蒙精神。”他号召老人们学习周有光老人终身学习的精神，坚持学有所为，“向周有光老人看齐，勇于思考，著书立说，尽力启蒙，开创未来”。他特别欣赏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在2009年12月9日写给周有光先生的信中落款写道：“你十四学生于友。”
在关心天下所有老人的同时，于友先生笔耕不辍，继续关爱传媒后来人。2008年，增订出版了32万字的人物传记《胡愈之》。2009年，著名记者范长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将自己多年来评介名记者范长江的文章编撰成册《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说真话》出版，他希望有利于传媒后来人成为“范长江式记者”。2013年11月，他又出版《报人往事》，叙述了范长江、胡愈之、刘尊棋、成舍我、恽逸群、萨空了等新闻前辈的突出成就和先进思想，演绎着新闻记者“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在扉页上，他特意写上“谨以此书献给传媒后来人”，他说：“我衷心希望出版这本小书，对我们新闻事业的后来人有所帮助，对以往百年记者工作的境遇以及我国的国情和世情，也能增加一些了解。”真可谓：“千年古松恋青山，百岁老人爱后人。”
2016年立春时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常务副部长黄坤明一行看望了已是期颐之年的于友老先生。2月18日，《人民日报》的《足音》专栏发表《于友：期颐之年不服老》一文，称赞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外文是自学的，从事新闻工作的本领是自学的，电脑也是自学的。他恂恂谦谨，气度雍容，与人和易温粹。一百岁的于友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最年长的会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先生从美国托请现任会长陈昌凤教授转达对他的生日祝福：“于友先生是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寿星和人瑞，请代我献上一束鲜花，祝他何止于百，相期以茶，像周有光一样硬硬朗朗地活到一百一十岁、一百二十岁！”百岁老报人于友先生始终抱着终身学习的精神，仍然老当益壮，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不仅关心天下所有老年人，而且关爱传媒后来人，颇有长者风范。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编校：董方晓
一、处处留心皆学问，学习寓于平常中
在新闻生涯中，于友先生善于在新闻实践中学习。他说：“我的新闻业务知识和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的。对我来说，报社、通讯社、杂志社都是学校，都是训练班。……我经常面临新的挑战，有时是新的问题，有时是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我只能始终以当学徒的虚心态度，去学习、去克服困难，尽力完成任务。”正因为抱着当学徒的虚心态度，他在做好新闻工作的同时，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他回忆说：“我是个中学毕业生，英文水平不高。1942年，报社需要收录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需要翻译，我受命试译，领导给我以鼓励和具体的帮助，我终于逐步掌握了翻译技术。”当时，于友先生在衡阳《大刚报》编辑部工作，自费买了一本《英汉模范字典》，50年伴随左右，他说，这本书“帮助我逐渐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实实在在是我的一位恩师”。此后，他在翻译工作上便一发不可收，1947—1952年，他又自学俄语，并翻译了美苏书籍达十余部。这使得“于友”作为辞条，被收录进《中国翻译家辞典》。
于友先生虚心向新闻前辈们学习工作经验。他说：“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多年来有许多杰出的前辈和我一起工作，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当年《立报》集中了一批优秀的记者，他们的工作精神让于友先生大开眼界。尤其是主笔恽逸群坚持真理、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他至今难忘。“在我早年，是他引导我开始学习政治理论。”1938—1940年间，于友先生加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名记者范长江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手把手教他写通讯，教他写通讯必须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服务，他受到了坚持政治方向的严格锻炼。“范长江要求我们‘要面向群众’，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当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得群众的心思，在写稿的时候，哪些地方该详、哪些地方该略，该用什么材料，就有根据了。”于友先生回忆时不无自豪地表示：“您瞧，长江关照我们有多仔细！多周到！”从抗战初期开始，他先后五次随新闻界元老刘尊棋一起工作。“他悉心帮助我成长，他是我大半辈子的老师。”回忆起这段师生情谊时，他满怀深情地说：“他教我采访和写作，教我翻译，还教我搞对外报道，编英文报。”1949年4月，基于两人曾有“国新社”、南洋商报社的同事关系，胡愈之推荐于友先生到《光明日报》工作，并向他介绍了关于报纸的设想。1985年春，胡老又举荐他到民盟中央创办并主编《群言》杂志。胡愈之对刊物有求必应，帮助他将刊物办成“知识分子的群言堂”。对于胡老的教诲，于友先生撰文回忆说：“我时常怀念他，忘不了他。也就是他，多次领导我从事新闻工作，使我聆听到许多难忘的教诲。”
于友先生积极向外国新闻同行学习工作经验。在“国新社”期间，为了写好给外国读者看的通讯，他萌生了向外国记者学习的念头，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根室。学习他们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报道重在“用事实说话”、突出人物的评介等特点。此后，他学习的范围扩大到其他一些外国记者，如斯特朗、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法拉奇等人。1981年年初，《中国日报》为了了解非英语国家办英文报的经验，作为副总编辑的于友率队前往泰国《曼谷邮报》取经，考察了他们的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同他们的负责人谈话，做了种种见闻的记录，还索取了一些有关规章制度的文件。他说：“报社以后在组织我们自己的各项工作时，确实运用了《曼谷邮报》一些对我报适用的经验。”“办好特刊确实是我们向《曼谷邮报》学来的经验之一。”
于友先生善于在新闻实践中学习，虚心向新闻前辈学习，且积极向外国新闻同行学习，使得他不仅是经验丰富的著名报人，而且翻译工作也成绩卓著，成为著名翻译家，特别在新闻工作中大放异彩。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曾两次被派到朝鲜战场。第一次是1952年春，报道美国在朝鲜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采访细菌战新闻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工作，出发前，需要打一系列防疫针。这让于友先生有时头晕、有时想吐，膀子肿了好几天，难受的反应是生平没有经历过的。汽车过鸭绿江，在朝鲜北部山间公路上行驶，遇到敌机投下照明弹，汽车得赶紧避开。于友先生一夜间几次下车，在树林里躲避轰炸。他在朝鲜北部多方了解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情况，还旁听过志愿军军官对美军战俘的审问，并让其他记者和细菌专家作为细菌战的见证人上了新闻纪录片银屏。第二次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作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他作为中国少数进入板门店签字会场的记者之一，坐在右边记者席的第二排，亲眼目睹了朝鲜战争中这一重大的事件，美国侵略军的司令官克拉克将军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打成胜仗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于友先生为报社写了题为《人民的胜利》的通讯，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新华通讯社志愿军分社也向国内各报转发了他写的通讯《新生的平壤》。1955年春，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于友先生以《光明日报》国际部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其新闻报道受到了大会新闻组的表扬。1956年4月，他被报社推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同年，全国记协召开代表大会，他再次当选为代表，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新闻记者会议。另外，他还被推选为北京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他作为中共党员带头到吉林通化三棵榆树乡去干农活，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被选为锻炼的典型，再一次上了新闻纪录片的银屏。他出色的新闻业绩，被同事戏谑地说成“五福临门”。 二、不忘初心，边学边干
庐山会议后，乍起反右倾和补划漏网右派分子的风浪。1959年，于友先生在《光明日报》被“莫须有”地以“反领导”罪名被批判。1960年6月底，他被报社定为“最后的一个右派”，成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之一。这个突变使他和家人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18年。他撰文回忆起这段痛苦的经历：“从农田到工厂，又到剧团、图书馆，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挨过皮鞭，还坐过牢；被抄过家，自己的一些论著，都被没收了。”“这时我正好年富力强，从此蒙冤……能不感到心痛吗？那年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是非颠倒，长夜难熬啊！”
1979年，拨乱反正后，于友先生在离开新闻岗位整整20年后，恢复了新闻工作。年逾花甲的他暗自庆幸自己虽然经过多年难挨的折腾，神经没有错乱，体力也尚存。他下决心不甘落后，不服老，要继续干熟悉的新闻工作，当新时期的促进派，并找回损失的时间。他立即投入新创办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杂志。1980年，于友先生被中央组织部安排筹备、创办《中国日报》。他一方面加强学习政治理论，一方面重温新闻知识，重温英文和学习新闻编辑业务。一连干了5年，主持编时事新闻的夜班。1985年，他应召主编民盟中央的综合性刊物《群言》，除了编稿以外，还尽力学习早年《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为刊物写作“小言论”。同时，他重拾翻译工作。1988年，与他人合译出版了《华盛顿丑闻》，后来又翻译出版书籍《摩托罗拉的创业者保罗·高尔文》。
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1989年，于友先生从《群言》杂志离休。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因患严重的白内障丧失了视力，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只有0.5，右手写字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老想着“老有所为”，于是自学电脑写作。“我干了多年新闻工作，新闻界的往事还知道一些。前几年有些前辈去世，我写过一些纪念文章，也曾被编进了纪念文集。……这给我不少鼓励。新闻记者当不了，还可以学当旧闻记者。我发现我这老人写回忆文章还有点优势。”“我该为新闻界的后来人尽点力。于是……我写了些传播前辈记者先进经验的文章。先后介绍过胡愈之、范长江、刘尊棋等许多名记者的事迹，传达过我学习斯诺、斯特朗等外国名记者的心得。我还为几位前辈记者编了纪念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工作和为人的经历。”1991年，于友先生正式出版了《名记者的脚印》，评价当代中外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胡愈之、恽逸群、刘尊棋、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20多人的成功经验和生平事迹，并具体描写了他们采编与写作的特点，材料充实，文笔生动，是一篇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实录。在他的笔下，一代名记者的音容笑貌，历历如绘。
在找准“老有所为”的方向后，他积极为前辈著名记者著书立传，陆续出版《胡愈之》《中外名记者丛书——刘尊棋》《记者生涯缤纷录：献给传媒后来人》等新闻人物传记著作。他关心传媒后来人的成长，希望这些书籍对各种传媒后来人有所帮助、有所贡献。他说：“我一直感觉到，那些先进的记者前辈们，对我的教导非常有益，我应该认真领会并宣扬他们的成功经验，帮助新闻事业的后人。人民的新闻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它需要不断有所发展，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肯定是后人们的一种殷切需要。”为了写好这些书，他主张干到老，学到老。他说：“我过去长时期当新闻记者，搞消息报道，好像什么都知道，实际上什么都只了解点皮毛。我自己回顾，为读者传达信息，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排球比赛中的二传手，把名流学者和杰出人物原创的东西传布开来，由于应时，可能起过某些作用；可是我本人工作几十年，成了老记者，论知识不如专家，论文章不如作家；自己对历史、文学和哲学都实在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对自然科学也基本上（是）外行，不补点课，就明显落后了。”当年亲朋好友问他：“许多老朋友都外出旅游，你不想外出走一走？”他回答说：“腿脚不好，哪儿也不想去，只想读点书，补补课。”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补课学习还得有个重点，多读点社会科学的书，主要是历史科学。”
2006年6月，已是鲐背之年的于友先生，将自己65岁以来发表在《群言》以及《老年周报》《晚霞》《南方周末》等刊物上反映自己勉励实行“老有所学”和“老有所成”的文章整理成《不服老的报告——献给天下所有的老人》出版。他说，这是“一个老记者有关不服老心态和实践的文集”，“旨在宣扬不服老精神，是我作为本书的作者专门献给老年读者的”。他将巴金、周有光、于光远、刘尊棋、张闻天和恩格斯称赞为“不服老的典范”。他深刻体会到，老人能不服老，也就有了勇气，也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有所作为。他说：“由于我坚持学习，自己在近十年的思想可能比十年前有所长进。……老有所学能使我温故而知新，能让衰老的脑袋也逐渐清醒，保持忧患意识，保持入世精神。”2011年，他将自己学习老学者周有光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书《见贤集——喜读周有光论著》出版。他说：“读周老的书，我还学到了他终身学习的经验，其中一项是写学习笔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坚持记一些周老论著的笔记；去年连他写的文，我也仔细品味，从中学习他的启蒙精神。”他号召老人们学习周有光老人终身学习的精神，坚持学有所为，“向周有光老人看齐，勇于思考，著书立说，尽力启蒙，开创未来”。他特别欣赏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在2009年12月9日写给周有光先生的信中落款写道：“你十四学生于友。”
在关心天下所有老人的同时，于友先生笔耕不辍，继续关爱传媒后来人。2008年，增订出版了32万字的人物传记《胡愈之》。2009年，著名记者范长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将自己多年来评介名记者范长江的文章编撰成册《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说真话》出版，他希望有利于传媒后来人成为“范长江式记者”。2013年11月，他又出版《报人往事》，叙述了范长江、胡愈之、刘尊棋、成舍我、恽逸群、萨空了等新闻前辈的突出成就和先进思想，演绎着新闻记者“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在扉页上，他特意写上“谨以此书献给传媒后来人”，他说：“我衷心希望出版这本小书，对我们新闻事业的后来人有所帮助，对以往百年记者工作的境遇以及我国的国情和世情，也能增加一些了解。”真可谓：“千年古松恋青山，百岁老人爱后人。”
2016年立春时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常务副部长黄坤明一行看望了已是期颐之年的于友老先生。2月18日，《人民日报》的《足音》专栏发表《于友：期颐之年不服老》一文，称赞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外文是自学的，从事新闻工作的本领是自学的，电脑也是自学的。他恂恂谦谨，气度雍容，与人和易温粹。一百岁的于友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最年长的会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先生从美国托请现任会长陈昌凤教授转达对他的生日祝福：“于友先生是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寿星和人瑞，请代我献上一束鲜花，祝他何止于百，相期以茶，像周有光一样硬硬朗朗地活到一百一十岁、一百二十岁！”百岁老报人于友先生始终抱着终身学习的精神，仍然老当益壮，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不仅关心天下所有老年人，而且关爱传媒后来人，颇有长者风范。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