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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商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日常运营及操作风险管理的好坏，是其稳健经营的基石。文章以某一城商行一次柜面检查结果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城商行运营管理中操作风险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城商行 运营 操作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207-03
一、引言
随着跨区经营和上市步伐的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第三梯队，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不少省市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力发动机，其能否稳健运行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商行内部控制管理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作为城商行最基础的管理内容，自然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对象。然而，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关于运营操作风险的文献看，更多地是把大中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主体，而且分析也更多地是规范性的陈述，把城商行作为分析对象的非常鲜见，以具体数据进行实证的更少。本文则试图以某一城商行一次柜面检查结果为样本，来分析我国城商行运营管理中操作风险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实证分析
1.数据准备。该城商行的这次柜面检查，是对可能存在操作风险的业务进行抽样检查，仅能反映这些不合规操作可能存在损失，但当时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损失。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评估方法，更多地是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事件进行计量，并不适用于这次检查获得的信息。为满足对其柜台操作风险现状进行判断的需要，利用合规与操作风险间的耦合关系，尝试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评估框架。对现场检查中形成的N份检查表的信息进行数据加工，由于检查前未对检查表中各项内容的比重进行定义，不同瑕疵的可能损失程度也没有给出，所以进行如下处理：就每一个样本点（即每一个营业网点），其对应的检查内容只有“无损失”和“可能损失”两种状态，分别赋值为0和1。
判断标准确定方面，采取风险容忍度来测试。事实上，国内同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也与其他风险一样，给出了风险容忍度，在容忍度范围内的操作风险可以被接受。但由于操作风险损失的不可观测性和难以量化，以及小概率大损失的特点，普遍的容忍度区间非常小。加之此次样本点只有N个，我们给出风险容忍度边界值95%、90%、85%，并对合规程度如表1所示规定。
如果样本点和检查项目组成的二维样本点中“可能损失”比重不超过5%的认定为合规，介于5%和10%之间的为半合规，介于10%与15%之间的为弱合规，高于15%的为不合规。
根据样本数据加工结果，我们首先得到每个大项“可能损失”比重如表2所示（共有十个检查大项）。
2.评估过程。这里采用基于最大离差和最大联合熵的分析方法，使用成本型指标规范化方法得到每一大项判断标准向量规范化值为：（1 66.67% 33.33% 0）
每一大项“可能损失”比重规范化标准值向量为：（0 7.82% 0 42.39% 0 78.05% 22.40% 67.08% 0 58.85%）
在认为被检查的各项权重相等、且信息熵最大与加权广义距离之和最小两者一样重要前提下，我们可得广义距离向量为
（24.72% 15.49% 9.53% 12.81%）
最后得到总体合规程度的隶属度向量为
（22.79% 25.00% 26.53% 25.68%）
也就是说，如果给定的风险容忍度如前所述，根据此次检查的结果以及数据加工原则，给出的初步判断为：柜台操作现状为弱合规，即存在相对较高的操作风险暴露。由于在这一评估过程对所获取的检查表数据是经过一些相对简化的处理，不可避免会出现信息丢失、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因此，此判断框架及其结果是部分地反映了该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现状。
三、运营操作风险的主要成因
1.操作风险内生特点。与预期收益的弱相关性。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呈现对应的关系，即预期到收益高时才会选择去承受较大风险，而且会对风险实施控制，一定程度上也视风险为机会加以充分的利用，谋求最大化的利益。但操作风险不符合这样的对应关系，操作风险的发生带来的只有损失，与预期的收益呈现弱相关性。多属于内生性风险。除了外部的一些自然灾害、政治动荡等因素外，操作风险主要根植于日常运营中。人为因素较大的影响了操作风险的发生，而运营操作人员素质在引发操作风险的因素中占据着直接的，重要的地位。
风险覆盖范围广。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同，操作风险尤其是运营操作风险内容繁多，覆盖的范围极广。既包括员工的工作失误等常发生但带来损失相对较低的事件，也包括发生频率低、但带来较大损失的事件；既有运营操作人员带来的也有上级人员带来的。
2.外部事件诱致。商业银行在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的经营与经济社会环境密切联，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央行货币政策导向都对其正常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与大中型商业银行一样，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的产生同样面临外部事件的诱致，这在经济衰退期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抑制了信贷融资规模，降低了各经济实体资金的可获得性。“抓大放小”的策略直接导致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异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所有商业银行面临客户恶意欺诈、骗取或盗用行内资金的风险急剧上升。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深入，高仿真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制假售假成本，客户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在前几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期间，银监会通报的案件中此种类型占了绝大多数。另一方面，信贷配额和经济衰退，也极大削弱了商业银行业务增长能力。中小规模经济实体存活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放缓，营业收入急剧萎缩，限制了银行存款的增长，也弱化了“以贷吸存”的扩张模式，基层网点业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保增长摆在了第一位。与之相对应的，资源的配置也更多地投向了市场营销，内控让位于营销的冲动明显，运营操作风险暴露程度也急速上升。 3.组织管理和科技支持问题。一是城商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还有提升空间。绝大部分城商行的风险管理战略体系已基本适应监管当局要求，但在管理流程上，包括识别、计量、控制、监测和报告环节，还是没有形成系统化、模块化、精细化和常态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目前还是更多地使用传统的模式，在内控检查、稽核审计时更多的是注重单个、具体、分散以及显性的情况，缺乏将某一业务、流程或环节在若干个点的情况下有机归纳或能够反映整体系统性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发现隐性问题方面。在操作风险计量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二是条线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流程设计和业务处理还比较传统。不少城商行已经初步建立了垂直条线管理架构，营销、运营、风控条线的边界界定也逐渐清晰，但具体到运营工作，职责还没有进一步厘清，考核机制也还没相应跟上，使得营业网点营销与运营存在比较多的重合点。在柜台还未实现功能转型前提下，运营相对独立性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营业网点负责人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具体运营工作处理上，大部分城商行除了实现票据提入和事后监督集中处理外，其他业务品种处理还是比较传统，更多地还是在每一个网点内处理完毕。处理分散化直接的结果就是操作风险分布的分散化，与前中后台分离、流水线作业相比，同一网点操作人员的相对固定和处理的封闭性，也加大了串谋的可能。在实际过程中，受此影响对于一些新业务的设计也还是倾向于封闭式而不是便于集中流水作业。三是制度建设薄弱和执行力不强。受人力资源和人员素质制约，制度建设是一根软肋，表现为：规章制度缺乏有效性、充分性、合规性与适宜性，未能及时进行修订，滞后于新业务或新产品。如柜台上一些传统的业务，其操作标准有些甚至就是监管部门规章拿过来就用，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没有真正转化成为行内制度，有些业务甚至没有相对完整的操作指引，结果就造成在执行过程中缺少统一标准，言传身教替代操作规程现象时有发生。制度建设的薄弱直接导致执行力的弱化，制度中某些不具可执行性的条款限制了制度的全面实施，流于形式，透支了制度的可信度，制度的刚性也受到侵蚀，执行力也就大打折扣了。四是信息系统设计缺陷和低体验度。近几年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设呈几何级爆炸式增长，不少城商行由最初仅面对简单的一两个系统到现在需要处理多达十多个信息系统。系统开发越来越多采取外包方式弱化了系统间建设的相对统一性，有时兼容性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有时甚至出现程序设计有偏误、逻辑控制有缺陷、软件开发流程和业务操作流程不吻合的现象，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操作、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的作用。而且很多系统上线更多地是疲于应付基本的业务需求，缺少一个相对稳定的层次化统一的信息化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运营操作人员作为系统的直接使用者，在操作上的体验度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繁琐和不友好的交互界面也带来了更多的操作风险暴露。五是合规意识还不能说已深入人心。尽管经过近十年的稳健快速发展，规范经营和合规文化意识已逐渐渗透到城商行内部方方面面，在业务发展和合规经营之间的平衡点选择上日趋科学合理。但是营业网点在对待不同类型的风险还是有所区别，普遍重视信用风险轻运营操作风险，运营操作风险管理措施力度还不够。此外，对于运营操作人员的培训，更多的是强调业务技能，没有将操作风险及其防范要点拿出来作为不可或缺部分，关于操作风险专项培训和考试还是非常缺乏的。
4.柜员人员因素问题。一是个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人的因素是运营操作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而运营操作人员既是有限理性的，也有机会主义倾向，是个复合体。一方面，受个人业务能力、知识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运营操作人员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可能会欺骗性地追求一己之利，包括说谎、欺骗、盗窃等比较明显的形式，也包括利用有目的的误导、掩盖、迷惑、工作懈怠、不完全的或扭曲的信息披露等相对隐藏的形式。例如，有些人员在工作中一贯的表现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克己奉公，却有严重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在他们身上；有些员工工作中懈怠懒散、主观能动性低、效率不高，却会在行内利益面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敢于揭发不法行为。这些就是个人人性兼具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表现。二是业务培训的相对弱化。相对弱化并不是说培训少了，而是培训节奏跟不上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的需要。近几年城商行产品不断丰富和发展，电子银行、三方存管、理财等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与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越来越多，但缺少有针对性的操作指引。虽然有一系列业务操作流程和规章的培训力度和学习教育，但培训学习工作不系统，模拟操作不深入，人员覆盖度不够宽，风险教育不到位，运营操作人员对新业务普遍理解不透彻，对操作风险认识不全面，执行起来就有偏差。加之新产品新服务对运营操作人员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业务不熟悉就加剧了潜在的风险隐患。三是运营操作人员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年龄老化，人员梯队结构未形成。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运营操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问题，对新业务、新产品、新系统接受能力弱，因循守旧。以该城商行为例，运营操作人员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40岁及以上老员工占比超过40%，30岁以下新员工占比不到30%，部分营业网点近两三年未进过年轻人员，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现象。另一方面，双重用工机制、预期收益与实际报酬差异，增大了操作的不确定性。运营操作中AB类人员编制的存在，两者面对同样的工作条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因用工性质不同，工资薪酬也有差异，导致B类人员不安心工作因素较多。运营操作体力劳动强度大、操作风险控制责任重，处罚问责严格与预期薪酬的不匹配，一旦心里不平衡，就容易出现个别人员内外勾结、监守自盗。
四、政策建议
从上述城商行实证结果看，其弱合规说明城商行在运营操作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监测和报告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商行普遍对柜台操作风险的管理还处于一个相对薄弱、落后的局面，还是初级阶段。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工作。一是建立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实行常态化计量和监控。风险管理模式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可以在总的风险管理框架下，整合各业务条线现行管理办法，在借鉴大中型商业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以监管要求为导向，细化柜台操作风险管理流程，搭建运营操作风险检查评价体系，纳入风险管理部门日常管理范畴。二是加大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动向的把握。关注宏观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留意央行货币政策走向，把握宏观调控调子，遇到经济下行或从紧货币政策时，加大对运营操作风险的关注度，主动强化识别和监控的力度，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三是继续推进条线化管理，稳步推进运营集中化。继续细化条线化管理配套的岗位制约和考核机制，发挥各业务条线主管部门在操作风险管理的优势，依托信息技术的支撑，在系统建设方面加强开发深度，通过流程再造方式实现分散的操作风险集中化管理，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去替代封闭性操作，尽可能压缩柜台操作风险产生的空间。四是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来提高执行力，建立良好的操作风险文化。城商行总行层面首先树立制度先行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要以“运营操作人员每一个操作动作在规章制度上都能找到依据”为目标，杜绝操作盲点、操作误区。在所有运营工作都有据可依条件下，将事后监督重心逐步转移到事中监督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识别和监控，督促营业网点和运营操作人员贯彻执行，强化制度的可信度和约束刚性，营造合规操作良好氛围，从而为建立良好操作风险文化提供平台。五是继续优化运营操作人员队伍建设。推行人员轮岗机制，适当加强营业网点间运营操作人员的流动性，优化各个网点运营操作人员年龄结构，扩大其接触不同业务品种的机率。同时提高培训的频率和广度，并适当将培训重点放在模拟实操和操作风险防范上，以期降低有限理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国权，李文立，杨件.基于最大离差和最大联合熵的多方案优选方法[J].运筹与管理，2007（4）
2.谢先萍，曾玲.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对商业银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影响的思考[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11（9）
3.李宁.浅谈构建国内城市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J].时代金融，2012（3）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责编：贾伟）
关键词：城商行 运营 操作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207-03
一、引言
随着跨区经营和上市步伐的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第三梯队，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不少省市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力发动机，其能否稳健运行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商行内部控制管理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作为城商行最基础的管理内容，自然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对象。然而，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关于运营操作风险的文献看，更多地是把大中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主体，而且分析也更多地是规范性的陈述，把城商行作为分析对象的非常鲜见，以具体数据进行实证的更少。本文则试图以某一城商行一次柜面检查结果为样本，来分析我国城商行运营管理中操作风险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实证分析
1.数据准备。该城商行的这次柜面检查，是对可能存在操作风险的业务进行抽样检查，仅能反映这些不合规操作可能存在损失，但当时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损失。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评估方法，更多地是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事件进行计量，并不适用于这次检查获得的信息。为满足对其柜台操作风险现状进行判断的需要，利用合规与操作风险间的耦合关系，尝试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评估框架。对现场检查中形成的N份检查表的信息进行数据加工，由于检查前未对检查表中各项内容的比重进行定义，不同瑕疵的可能损失程度也没有给出，所以进行如下处理：就每一个样本点（即每一个营业网点），其对应的检查内容只有“无损失”和“可能损失”两种状态，分别赋值为0和1。
判断标准确定方面，采取风险容忍度来测试。事实上，国内同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也与其他风险一样，给出了风险容忍度，在容忍度范围内的操作风险可以被接受。但由于操作风险损失的不可观测性和难以量化，以及小概率大损失的特点，普遍的容忍度区间非常小。加之此次样本点只有N个，我们给出风险容忍度边界值95%、90%、85%，并对合规程度如表1所示规定。
如果样本点和检查项目组成的二维样本点中“可能损失”比重不超过5%的认定为合规，介于5%和10%之间的为半合规，介于10%与15%之间的为弱合规，高于15%的为不合规。
根据样本数据加工结果，我们首先得到每个大项“可能损失”比重如表2所示（共有十个检查大项）。
2.评估过程。这里采用基于最大离差和最大联合熵的分析方法，使用成本型指标规范化方法得到每一大项判断标准向量规范化值为：（1 66.67% 33.33% 0）
每一大项“可能损失”比重规范化标准值向量为：（0 7.82% 0 42.39% 0 78.05% 22.40% 67.08% 0 58.85%）
在认为被检查的各项权重相等、且信息熵最大与加权广义距离之和最小两者一样重要前提下，我们可得广义距离向量为
（24.72% 15.49% 9.53% 12.81%）
最后得到总体合规程度的隶属度向量为
（22.79% 25.00% 26.53% 25.68%）
也就是说，如果给定的风险容忍度如前所述，根据此次检查的结果以及数据加工原则，给出的初步判断为：柜台操作现状为弱合规，即存在相对较高的操作风险暴露。由于在这一评估过程对所获取的检查表数据是经过一些相对简化的处理，不可避免会出现信息丢失、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因此，此判断框架及其结果是部分地反映了该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现状。
三、运营操作风险的主要成因
1.操作风险内生特点。与预期收益的弱相关性。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呈现对应的关系，即预期到收益高时才会选择去承受较大风险，而且会对风险实施控制，一定程度上也视风险为机会加以充分的利用，谋求最大化的利益。但操作风险不符合这样的对应关系，操作风险的发生带来的只有损失，与预期的收益呈现弱相关性。多属于内生性风险。除了外部的一些自然灾害、政治动荡等因素外，操作风险主要根植于日常运营中。人为因素较大的影响了操作风险的发生，而运营操作人员素质在引发操作风险的因素中占据着直接的，重要的地位。
风险覆盖范围广。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同，操作风险尤其是运营操作风险内容繁多，覆盖的范围极广。既包括员工的工作失误等常发生但带来损失相对较低的事件，也包括发生频率低、但带来较大损失的事件；既有运营操作人员带来的也有上级人员带来的。
2.外部事件诱致。商业银行在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的经营与经济社会环境密切联，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央行货币政策导向都对其正常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与大中型商业银行一样，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的产生同样面临外部事件的诱致，这在经济衰退期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抑制了信贷融资规模，降低了各经济实体资金的可获得性。“抓大放小”的策略直接导致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异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所有商业银行面临客户恶意欺诈、骗取或盗用行内资金的风险急剧上升。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深入，高仿真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制假售假成本，客户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在前几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期间，银监会通报的案件中此种类型占了绝大多数。另一方面，信贷配额和经济衰退，也极大削弱了商业银行业务增长能力。中小规模经济实体存活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放缓，营业收入急剧萎缩，限制了银行存款的增长，也弱化了“以贷吸存”的扩张模式，基层网点业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保增长摆在了第一位。与之相对应的，资源的配置也更多地投向了市场营销，内控让位于营销的冲动明显，运营操作风险暴露程度也急速上升。 3.组织管理和科技支持问题。一是城商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还有提升空间。绝大部分城商行的风险管理战略体系已基本适应监管当局要求，但在管理流程上，包括识别、计量、控制、监测和报告环节，还是没有形成系统化、模块化、精细化和常态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目前还是更多地使用传统的模式，在内控检查、稽核审计时更多的是注重单个、具体、分散以及显性的情况，缺乏将某一业务、流程或环节在若干个点的情况下有机归纳或能够反映整体系统性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发现隐性问题方面。在操作风险计量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二是条线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流程设计和业务处理还比较传统。不少城商行已经初步建立了垂直条线管理架构，营销、运营、风控条线的边界界定也逐渐清晰，但具体到运营工作，职责还没有进一步厘清，考核机制也还没相应跟上，使得营业网点营销与运营存在比较多的重合点。在柜台还未实现功能转型前提下，运营相对独立性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营业网点负责人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具体运营工作处理上，大部分城商行除了实现票据提入和事后监督集中处理外，其他业务品种处理还是比较传统，更多地还是在每一个网点内处理完毕。处理分散化直接的结果就是操作风险分布的分散化，与前中后台分离、流水线作业相比，同一网点操作人员的相对固定和处理的封闭性，也加大了串谋的可能。在实际过程中，受此影响对于一些新业务的设计也还是倾向于封闭式而不是便于集中流水作业。三是制度建设薄弱和执行力不强。受人力资源和人员素质制约，制度建设是一根软肋，表现为：规章制度缺乏有效性、充分性、合规性与适宜性，未能及时进行修订，滞后于新业务或新产品。如柜台上一些传统的业务，其操作标准有些甚至就是监管部门规章拿过来就用，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没有真正转化成为行内制度，有些业务甚至没有相对完整的操作指引，结果就造成在执行过程中缺少统一标准，言传身教替代操作规程现象时有发生。制度建设的薄弱直接导致执行力的弱化，制度中某些不具可执行性的条款限制了制度的全面实施，流于形式，透支了制度的可信度，制度的刚性也受到侵蚀，执行力也就大打折扣了。四是信息系统设计缺陷和低体验度。近几年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设呈几何级爆炸式增长，不少城商行由最初仅面对简单的一两个系统到现在需要处理多达十多个信息系统。系统开发越来越多采取外包方式弱化了系统间建设的相对统一性，有时兼容性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有时甚至出现程序设计有偏误、逻辑控制有缺陷、软件开发流程和业务操作流程不吻合的现象，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操作、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的作用。而且很多系统上线更多地是疲于应付基本的业务需求，缺少一个相对稳定的层次化统一的信息化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运营操作人员作为系统的直接使用者，在操作上的体验度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繁琐和不友好的交互界面也带来了更多的操作风险暴露。五是合规意识还不能说已深入人心。尽管经过近十年的稳健快速发展，规范经营和合规文化意识已逐渐渗透到城商行内部方方面面，在业务发展和合规经营之间的平衡点选择上日趋科学合理。但是营业网点在对待不同类型的风险还是有所区别，普遍重视信用风险轻运营操作风险，运营操作风险管理措施力度还不够。此外，对于运营操作人员的培训，更多的是强调业务技能，没有将操作风险及其防范要点拿出来作为不可或缺部分，关于操作风险专项培训和考试还是非常缺乏的。
4.柜员人员因素问题。一是个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人的因素是运营操作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而运营操作人员既是有限理性的，也有机会主义倾向，是个复合体。一方面，受个人业务能力、知识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运营操作人员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可能会欺骗性地追求一己之利，包括说谎、欺骗、盗窃等比较明显的形式，也包括利用有目的的误导、掩盖、迷惑、工作懈怠、不完全的或扭曲的信息披露等相对隐藏的形式。例如，有些人员在工作中一贯的表现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克己奉公，却有严重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在他们身上；有些员工工作中懈怠懒散、主观能动性低、效率不高，却会在行内利益面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敢于揭发不法行为。这些就是个人人性兼具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表现。二是业务培训的相对弱化。相对弱化并不是说培训少了，而是培训节奏跟不上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的需要。近几年城商行产品不断丰富和发展，电子银行、三方存管、理财等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与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越来越多，但缺少有针对性的操作指引。虽然有一系列业务操作流程和规章的培训力度和学习教育，但培训学习工作不系统，模拟操作不深入，人员覆盖度不够宽，风险教育不到位，运营操作人员对新业务普遍理解不透彻，对操作风险认识不全面，执行起来就有偏差。加之新产品新服务对运营操作人员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业务不熟悉就加剧了潜在的风险隐患。三是运营操作人员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年龄老化，人员梯队结构未形成。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运营操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问题，对新业务、新产品、新系统接受能力弱，因循守旧。以该城商行为例，运营操作人员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40岁及以上老员工占比超过40%，30岁以下新员工占比不到30%，部分营业网点近两三年未进过年轻人员，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现象。另一方面，双重用工机制、预期收益与实际报酬差异，增大了操作的不确定性。运营操作中AB类人员编制的存在，两者面对同样的工作条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因用工性质不同，工资薪酬也有差异，导致B类人员不安心工作因素较多。运营操作体力劳动强度大、操作风险控制责任重，处罚问责严格与预期薪酬的不匹配，一旦心里不平衡，就容易出现个别人员内外勾结、监守自盗。
四、政策建议
从上述城商行实证结果看，其弱合规说明城商行在运营操作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监测和报告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商行普遍对柜台操作风险的管理还处于一个相对薄弱、落后的局面，还是初级阶段。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城商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工作。一是建立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实行常态化计量和监控。风险管理模式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可以在总的风险管理框架下，整合各业务条线现行管理办法，在借鉴大中型商业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以监管要求为导向，细化柜台操作风险管理流程，搭建运营操作风险检查评价体系，纳入风险管理部门日常管理范畴。二是加大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动向的把握。关注宏观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留意央行货币政策走向，把握宏观调控调子，遇到经济下行或从紧货币政策时，加大对运营操作风险的关注度，主动强化识别和监控的力度，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三是继续推进条线化管理，稳步推进运营集中化。继续细化条线化管理配套的岗位制约和考核机制，发挥各业务条线主管部门在操作风险管理的优势，依托信息技术的支撑，在系统建设方面加强开发深度，通过流程再造方式实现分散的操作风险集中化管理，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去替代封闭性操作，尽可能压缩柜台操作风险产生的空间。四是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来提高执行力，建立良好的操作风险文化。城商行总行层面首先树立制度先行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要以“运营操作人员每一个操作动作在规章制度上都能找到依据”为目标，杜绝操作盲点、操作误区。在所有运营工作都有据可依条件下，将事后监督重心逐步转移到事中监督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识别和监控，督促营业网点和运营操作人员贯彻执行，强化制度的可信度和约束刚性，营造合规操作良好氛围，从而为建立良好操作风险文化提供平台。五是继续优化运营操作人员队伍建设。推行人员轮岗机制，适当加强营业网点间运营操作人员的流动性，优化各个网点运营操作人员年龄结构，扩大其接触不同业务品种的机率。同时提高培训的频率和广度，并适当将培训重点放在模拟实操和操作风险防范上，以期降低有限理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国权，李文立，杨件.基于最大离差和最大联合熵的多方案优选方法[J].运筹与管理，2007（4）
2.谢先萍，曾玲.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对商业银行运营操作风险管理影响的思考[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11（9）
3.李宁.浅谈构建国内城市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J].时代金融，2012（3）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