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的地震预报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改变决策程序和思维方式就能有很大改变。
4月14日早晨7点49分，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这已是本月全球第三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4月7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附近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震；4月4日，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交界的下加利福尼亚州遭遇里氏7.2级强震。
两个月来，地震堪称密集来袭。除了以上强震，小震更是不断。
印尼地震当天，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发生3.7级地震。3天前，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大同县交界处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其中一次震级达4.5级。山西省今年的地震次数已达6次。
4月9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发生4.1级地震。上个月6日，唐山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将之解释为唐山大地震系列衰减活动中的正常余震活动。
四川，4月10日凌晨I时至早上7时共发生5次地震，其中3次属于汶川地震余震。
地震频频，而因为没有科学的地震预报制度，“谣言”流传，又进一步加剧了危害。2月山西“等地震”事件后，山西地震局辟谣，但话音未落地震又发，令这种“辟谣”看起来很“不合时宜”。
有评论者尖锐指出：成立地震局的目的是监测地震，在第一时间发布最准确的预报信息，可是有几次预报准确?地震局已经成了只会辟谣却毫无监测预报能力的“事后诸葛”，民众如何将身家性命托付于斯?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的地震预报制度存在着明显漏洞。
70年代“打招呼”创造地震预报奇迹
我国地震预报事业源自周恩来总理。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两次去邢台，明确提出要开展地震预报。
1970年，周恩来委托力排众议支持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当时，由于对地震机理尚不清楚，许多专家对于地震能否预报并不看好。
对于中国式的地震预测，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地球上的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地震这么大的事件，通过地震本身各式各样的变异现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可以做一种经验性的预测。当然这种预测不是百分百准确。就比如治疗癌症，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癌症的机理，只知道癌症会有发烧、疲倦等症状。但是发烧疲倦不一定就是癌症，感冒也会有这个症状。但反过来癌症到晚期通常都有这种现象。”
1935年出生的汪成民是我国最早一批地震预报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地震预报工作，他说：“当时周总理给我们减压说，你们根据你们的水平向我汇报。这就是他说的事先打个招呼。”
正是这种区别于欧美精确科学的“打招呼”方法，接连创造了地震预报工作的奇迹。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7.3级地震。而早在1974年，国家地震局就做出了中期预测。在地震发生前，辽宁省发出了临震预报，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成功预报7级以上大震的先例。
1976年，国家地震局对云南龙陵地震、四川松潘地震都进行了有效预报。唐山大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事先给青龙县打了招呼，从而创造了青龙县47万人无一人死亡的“青龙奇迹”。
漏报和虚报哪个风险更大
尽管有过多次成功预报，但由于在精确预测技术上尚无突破性进展，地震预报的可行性争议仍旧不断被提起。而在争议中，进行地震预报研究工作的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地震预报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是《防震减灾法》中地震预报制度的主要起草者。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制定该法时，专家对于地震预报的说法存在分歧。一些专家认为应该用“预测”替代“预报”，其区别在于预测工作的范围局限于精确科学研究而非社会应用。在此之前，这二者并没有明显区别，此法发布后对此做出了明确界定：地震预测是科学行为，地震预报是政府行为。
第二年，国务院在《防震减灾法》的基础上发布了《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细化了地震预报制度。
汶川地震后，2008年12月27日，《防震减灾法》通过修订，由1997年的48条扩充为93条，整个地震预报制度在新法规里有较大改变和明确规范。
新法在地震预报方面制订了四项制度：地震预测制度、震情会商制度、统一发布制度和震后趋势判定制度。“地震预测是地震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这一大方向被再次确认，一直以来国家倡导的群测群防原则也得以延续。
按照该法，地震局对地震信息进行预测后，由地震部门组织专家会商，给出会商意见和预报意见，若通过专家评审可以发布，则统一由省级以上政府发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
但是，在孙士鋐看来，这套制度还不完善，“中间有几个环节是脱节的，需要加强。”
其中之一是震情会商中生成的地震预报意见需要专家评审，既要评审地震预报意见的科学性，同时还要提出可操作的措施，这其中就涉及决策风险：漏报和虚报哪个风险更大?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地震预报要发布后，该怎么发布，以什么形式发布。“因为从来没有操作过，实际上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发布。”孙士鋐说，“《防震减灾法》发布以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发布过一次地震预报。”
决策程序抑制预报水平发挥
地震预报正处于尴尬境地，成功和辉煌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汶川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者更是深受打击。一些老同志纷纷表示有愧当年周总理的嘱托。
对于这一局面，孙士鋐认为是地震预报本身的技术问题：“当前不管是什么手段和方法都存在大量虚报和漏报，有实效的减灾预报很少。”
据统计，目前我国地震预测的成功率为：趋势预测，即中长期预测，25％；短临预测10％，而最为重要的7级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测，成功率仅5％左右。
“这很可怕，大部分都不准，20次对一次。‘狼来了’喊三次大家就不信了，你喊十次还有人听吗?”汪成民说。
但对于这个惨淡的数据，他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大部分反对地震预报的都是这个理由。可是他们不了解，这个数据统计都是经过地震局汇总的。地震局在统计的时候有筛选，很多好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掉了。没采纳的意见事后没人统计，也不愿意统计。小地震还好，大地震不用说。事情不死人还好办，一死人就涉及责任。”
他认为，当下最紧急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震预测的决策程序，其现状使地震预报应有的水平难以发挥出来。
汪成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还没退休时，他就找到钱学森汇报自己的想法。“钱老当时在搞863计划，就让我申请了一个课题，叫地震预报智能决 策系统。”
从1992年到2003年，汪成民和一批周恩来时期从事地震预测的老专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运行实验，他们综合研究多种震兆信息的相互关系，依靠多年地震预报的丰富经验和自己的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课题组一共做了五期实验，除了没有对外的前两期实验外，后三期采用和地震局一样的素材和资料，在没有任何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将地震预测的成功率提高了2～4倍。其中第五期，即2001到2003年间全国发生的12次较大地震中，他们取得了8次较成功的预测，成功率达到66％。
“等于同一个病人，大家同时看，每人开出一个药方，换一批医生就能治愈50％～60％。这个结果是地震局认可、科技部盖章的，我非常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地震预报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改变决策程序和思维方式就能有很大的改变。”
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
如何改变?汪成民几乎将现有的预报程序完全推倒。
从地震预测之后的第一步震情会商制度开始，汪成民就颇不以为然。“会商既不研究也不讨论，开个会，处理几十个意见，很快就完了。”他敲着桌子说，“过去都是领导亲自过问，专家下去调查，预报者汇报，好几次直接把汇报者请进中南海。”
另一个重要问题，汪成民认为，会商、评审的专家用人机制有问题，这批人被他认为是不了解情况且没有实践经验。而投票表决，更被汪成民认为是地震预报决策制度中的不负责任之举。
“把一个生死攸关的严肃科学问题变成机械的投票行为，这是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推卸责任，找一批人共同承担风险。以前都是由领导最后拍板决策。”他说，“地震预报是根据经验判别，带有很多个性因素，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就像一些老中医看病，如果把中国最好的中医集合在一起投票，早晚把病人治死。”
再者，在预报速度和公开度方面，汪成民说，短临预报必须要像作战，以最快速度反应。“汶川地震后三次余震，我把预测信息报给地震局，他们走程序都走不过来。我们第一天报第二天就发生余震了。但地震局还要转给领导召开会议研究，然后决策，没有三五天怎么行?过去都是短临预报情况不过夜，严重的都是当场拍板。”
省级以上政府才有发布预报的权力同样被认为过于刻板。汪成民说：“过去在紧急情况下，以县为单位可以做决策，青龙奇迹就是证明。决策权抓得越高越麻烦。”
孙士鋐对此持赞同意见：“在特殊情况下，县一级发布更灵活，面小一些，风险也小一些。”
但对于中长期预报的公开程度，二人意见不尽相同。孙士鋐认为公开的话有利有弊，而汪成民认为，“既然要动员群众群测群防。信息越早公布越好，尽量取得统一的认识，还是应该告诉群众。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呢?”
当然，在技术无法精确预测的大背景下，汪成民也不得不承认，地震预报始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漏报还是虚报。对于虚报的担忧普遍存在。不过，他还是认为“冒着虚报的风险换来一次大震的预报成功，肯定是值得的”。
在汪成民看来，正是出于担心虚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导致了本就水平不高的地震预报每况愈下。“如果我们预报到北京，就有人说‘北京那么重要怎么能报’；如果碰到是沙漠就有人说‘咱们大胆报’。现在所有地震预报专家不知道是搞政治还是搞科学。”
“但是地震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发生。”汪成民说，“周总理早就指出过，科学家就是稿科研，不要考虑政治。预测由科学家做，预报由政府做。”
4月14日早晨7点49分，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这已是本月全球第三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4月7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附近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震；4月4日，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交界的下加利福尼亚州遭遇里氏7.2级强震。
两个月来，地震堪称密集来袭。除了以上强震，小震更是不断。
印尼地震当天，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发生3.7级地震。3天前，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大同县交界处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其中一次震级达4.5级。山西省今年的地震次数已达6次。
4月9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发生4.1级地震。上个月6日，唐山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将之解释为唐山大地震系列衰减活动中的正常余震活动。
四川，4月10日凌晨I时至早上7时共发生5次地震，其中3次属于汶川地震余震。
地震频频，而因为没有科学的地震预报制度，“谣言”流传，又进一步加剧了危害。2月山西“等地震”事件后，山西地震局辟谣，但话音未落地震又发，令这种“辟谣”看起来很“不合时宜”。
有评论者尖锐指出：成立地震局的目的是监测地震，在第一时间发布最准确的预报信息，可是有几次预报准确?地震局已经成了只会辟谣却毫无监测预报能力的“事后诸葛”，民众如何将身家性命托付于斯?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的地震预报制度存在着明显漏洞。
70年代“打招呼”创造地震预报奇迹
我国地震预报事业源自周恩来总理。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两次去邢台，明确提出要开展地震预报。
1970年，周恩来委托力排众议支持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当时，由于对地震机理尚不清楚，许多专家对于地震能否预报并不看好。
对于中国式的地震预测，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地球上的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地震这么大的事件，通过地震本身各式各样的变异现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可以做一种经验性的预测。当然这种预测不是百分百准确。就比如治疗癌症，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癌症的机理，只知道癌症会有发烧、疲倦等症状。但是发烧疲倦不一定就是癌症，感冒也会有这个症状。但反过来癌症到晚期通常都有这种现象。”
1935年出生的汪成民是我国最早一批地震预报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地震预报工作，他说：“当时周总理给我们减压说，你们根据你们的水平向我汇报。这就是他说的事先打个招呼。”
正是这种区别于欧美精确科学的“打招呼”方法，接连创造了地震预报工作的奇迹。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7.3级地震。而早在1974年，国家地震局就做出了中期预测。在地震发生前，辽宁省发出了临震预报，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成功预报7级以上大震的先例。
1976年，国家地震局对云南龙陵地震、四川松潘地震都进行了有效预报。唐山大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事先给青龙县打了招呼，从而创造了青龙县47万人无一人死亡的“青龙奇迹”。
漏报和虚报哪个风险更大
尽管有过多次成功预报，但由于在精确预测技术上尚无突破性进展，地震预报的可行性争议仍旧不断被提起。而在争议中，进行地震预报研究工作的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地震预报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是《防震减灾法》中地震预报制度的主要起草者。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制定该法时，专家对于地震预报的说法存在分歧。一些专家认为应该用“预测”替代“预报”，其区别在于预测工作的范围局限于精确科学研究而非社会应用。在此之前，这二者并没有明显区别，此法发布后对此做出了明确界定：地震预测是科学行为，地震预报是政府行为。
第二年，国务院在《防震减灾法》的基础上发布了《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细化了地震预报制度。
汶川地震后，2008年12月27日，《防震减灾法》通过修订，由1997年的48条扩充为93条，整个地震预报制度在新法规里有较大改变和明确规范。
新法在地震预报方面制订了四项制度：地震预测制度、震情会商制度、统一发布制度和震后趋势判定制度。“地震预测是地震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这一大方向被再次确认，一直以来国家倡导的群测群防原则也得以延续。
按照该法，地震局对地震信息进行预测后，由地震部门组织专家会商，给出会商意见和预报意见，若通过专家评审可以发布，则统一由省级以上政府发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
但是，在孙士鋐看来，这套制度还不完善，“中间有几个环节是脱节的，需要加强。”
其中之一是震情会商中生成的地震预报意见需要专家评审，既要评审地震预报意见的科学性，同时还要提出可操作的措施，这其中就涉及决策风险：漏报和虚报哪个风险更大?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地震预报要发布后，该怎么发布，以什么形式发布。“因为从来没有操作过，实际上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发布。”孙士鋐说，“《防震减灾法》发布以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发布过一次地震预报。”
决策程序抑制预报水平发挥
地震预报正处于尴尬境地，成功和辉煌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汶川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者更是深受打击。一些老同志纷纷表示有愧当年周总理的嘱托。
对于这一局面，孙士鋐认为是地震预报本身的技术问题：“当前不管是什么手段和方法都存在大量虚报和漏报，有实效的减灾预报很少。”
据统计，目前我国地震预测的成功率为：趋势预测，即中长期预测，25％；短临预测10％，而最为重要的7级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测，成功率仅5％左右。
“这很可怕，大部分都不准，20次对一次。‘狼来了’喊三次大家就不信了，你喊十次还有人听吗?”汪成民说。
但对于这个惨淡的数据，他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大部分反对地震预报的都是这个理由。可是他们不了解，这个数据统计都是经过地震局汇总的。地震局在统计的时候有筛选，很多好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掉了。没采纳的意见事后没人统计，也不愿意统计。小地震还好，大地震不用说。事情不死人还好办，一死人就涉及责任。”
他认为，当下最紧急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震预测的决策程序，其现状使地震预报应有的水平难以发挥出来。
汪成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还没退休时，他就找到钱学森汇报自己的想法。“钱老当时在搞863计划，就让我申请了一个课题，叫地震预报智能决 策系统。”
从1992年到2003年，汪成民和一批周恩来时期从事地震预测的老专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运行实验，他们综合研究多种震兆信息的相互关系，依靠多年地震预报的丰富经验和自己的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课题组一共做了五期实验，除了没有对外的前两期实验外，后三期采用和地震局一样的素材和资料，在没有任何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将地震预测的成功率提高了2～4倍。其中第五期，即2001到2003年间全国发生的12次较大地震中，他们取得了8次较成功的预测，成功率达到66％。
“等于同一个病人，大家同时看，每人开出一个药方，换一批医生就能治愈50％～60％。这个结果是地震局认可、科技部盖章的，我非常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地震预报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改变决策程序和思维方式就能有很大的改变。”
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
如何改变?汪成民几乎将现有的预报程序完全推倒。
从地震预测之后的第一步震情会商制度开始，汪成民就颇不以为然。“会商既不研究也不讨论，开个会，处理几十个意见，很快就完了。”他敲着桌子说，“过去都是领导亲自过问，专家下去调查，预报者汇报，好几次直接把汇报者请进中南海。”
另一个重要问题，汪成民认为，会商、评审的专家用人机制有问题，这批人被他认为是不了解情况且没有实践经验。而投票表决，更被汪成民认为是地震预报决策制度中的不负责任之举。
“把一个生死攸关的严肃科学问题变成机械的投票行为，这是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推卸责任，找一批人共同承担风险。以前都是由领导最后拍板决策。”他说，“地震预报是根据经验判别，带有很多个性因素，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就像一些老中医看病，如果把中国最好的中医集合在一起投票，早晚把病人治死。”
再者，在预报速度和公开度方面，汪成民说，短临预报必须要像作战，以最快速度反应。“汶川地震后三次余震，我把预测信息报给地震局，他们走程序都走不过来。我们第一天报第二天就发生余震了。但地震局还要转给领导召开会议研究，然后决策，没有三五天怎么行?过去都是短临预报情况不过夜，严重的都是当场拍板。”
省级以上政府才有发布预报的权力同样被认为过于刻板。汪成民说：“过去在紧急情况下，以县为单位可以做决策，青龙奇迹就是证明。决策权抓得越高越麻烦。”
孙士鋐对此持赞同意见：“在特殊情况下，县一级发布更灵活，面小一些，风险也小一些。”
但对于中长期预报的公开程度，二人意见不尽相同。孙士鋐认为公开的话有利有弊，而汪成民认为，“既然要动员群众群测群防。信息越早公布越好，尽量取得统一的认识，还是应该告诉群众。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呢?”
当然，在技术无法精确预测的大背景下，汪成民也不得不承认，地震预报始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漏报还是虚报。对于虚报的担忧普遍存在。不过，他还是认为“冒着虚报的风险换来一次大震的预报成功，肯定是值得的”。
在汪成民看来，正是出于担心虚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导致了本就水平不高的地震预报每况愈下。“如果我们预报到北京，就有人说‘北京那么重要怎么能报’；如果碰到是沙漠就有人说‘咱们大胆报’。现在所有地震预报专家不知道是搞政治还是搞科学。”
“但是地震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发生。”汪成民说，“周总理早就指出过，科学家就是稿科研，不要考虑政治。预测由科学家做，预报由政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