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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冬天，我在东北一个农场三连插队。那时候，全农场正热火朝天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而尤以三连为甚。
三连的党支部书记是不久前才从“大熔炉”里出来的，憋了满肚子的干劲。书记姓王，到三连上任的确切时间是1970年的12月。东北的12月，天寒地冻，最适宜“猫冬”。王书记发现，这个季节种庄稼不行，种树不行，挖沟修渠也不大行。面对这一片干什么也不行的冰天雪地，年轻力壮、雄心勃勃的王书记仰天长叹生不逢时。他仰天长叹半是因为不能马上建功立业，半是因为全连男女老少几百口都猫在家里，说不上会猫出什么事来。一旦猫出什么事来，可怎么向上级交代！
王书记终于想出来一个好点子：挖地道。这个点子显然是受了电影《地道战》的启发。那时候，《地道战》在农场就像现在各种小学生补习班一样，翻来覆去地上演。不料还真的产生了效果，尽管没有鬼子可打，但挖地道仍能一举三得：一，响应“狠抓战备”的号召见行动；二，挖出来的沙土运到盐碱地里能“改良土壤”；三，让人动弹的又累又乏，猫不成冬，这样阶级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到这个时候，三连的老少爷们们仍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倒霉时代”已经逼近了。
三连所在地势低洼，冻土层下去一米左右就见水。在一米高的地道里，人们干活走路只能呈对虾状，一个一个的姿势与批斗会上常见的“喷气式”极相似，但是却比“喷气式”更难捱，因为在地道里还得干活：两手握锹倒土。这自不必说。随着地道向纵深延展，问题也都来了，主要是由于空气流通不畅引起来的。首先是气味恶浊。地下又湿又暖，加上倒土费体力，身着单衣也大汗淋漓。在这种状况下，人体的各器官是有什么气味就散发什么气味。于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屁臭、脚臭、口臭、狐臭、汗臭，不一而足；又流通不出去，倒是一点儿也浪费不了。其次，尽管头上的冻土层凿有鸡蛋粗细的通气孔，但氧气仍严重不足，一盏盏油灯如鬼火，闪闪烁烁，以致一米之外就模模糊糊地看不清。因此倒土时人人都倍加小心，以防一锹在身旁人身上铲下一截什么来。在地道里彼此还看不出什么，待出了地道，却是另一番景象：鼻孔被熏得乌黑，浑身的湿气骤然遇冷，化作白气缭绕升起，像是传说故事里得道者身上缭绕的仙气。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战士们大多很少见到阳光。人们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进了地道，晚上太阳落下去了才收工。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却是在屋里。因此一个个脸色苍白得像得了痨病。又由于天天在地道里撅着，身体就有点变形，走起路来像晃晃的猩猩似的。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地道挖得一发而不可收。居住区里修了好几个入口，一旦有敌情，三连的老少爷们能很快钻进就近的洞口，通过地道转移到村外。据宣传，三连的地道纵横交错，彼此串联；这当然是《地道战》的贯彻落实。
这一年的冬天，王书记的心情非常愉快：他把三连的壮劳力都弄到了地下，累得爬不出洞口，再也无余力“兴风作浪”了，因此三连自然风平浪静，并被进一步渲染成太平盛世。春节前夕，场部在三连召开了现场会，三连被树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的典型，王书记被评为“又红又专”的模范书记。
但是，冬去春来，气候变暖，王书记的运气就不太好了。他论证的挖地道的“三得”中，至少有两“得”让人空欢喜了一场。
1971年春的某日半夜，酣睡中连梦也做不得的三连人被闷闷的一声“扑通”惊醒。许多人来不及穿衣服，奔出屋外，看天、看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又疑疑惑惑地进屋接着睡去了。天亮之后，“扑通”声才有了明白的解释：居住区东北角上的地道坍塌了。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照常吃饭、睡觉、出工，夜里再听到“扑通”声，也不大惊小怪了。后来“扑通”声多了，偶尔哪一夜没有“扑通”声，倒睡得不踏实。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三连的人都有希望当一回土行孙，像他那样身怀绝技。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拎着洗脸盆去井台打水，看见女宿舍里抢出一位，大概因为内急，朝厕所方向以百米速度披头散发地冲刺。我望着她的背影忍不住呵呵发笑，还没等我笑完，却见她的两条胳膊突然向上举起胡乱地摇了两下，便从地面上消失了。与土行孙不同的是，她没有土行孙的逍遥；消失的时候，她鬼哭狼嚎般哇哇大叫。那末日来临般的尖叫，使一觉醒来面对仲春良辰美景的三连人一惊一乍。
地道的塌陷状况不一。有的“扑通”一声塌得比较彻底；有的自顶部一层层地陷落，直到剩下薄薄的一层。这在地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人走上去，便如《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身子一扭，土遁去也。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便见惯不惊，倒是传到外连，外连的人纷纷传说：三连又出稀奇事了。
三连人付出一冬天见不到太阳、体形变得接近猩猩的代价而辛苦挖成的地道，经过一春天的七塌八陷，已经面目全非。一道道左拐右斜的土沟深深浅浅错落有致地纵横于居住区及其外围。有人庆幸，亏得地道没有挖到房子下面，这还得佩服王书记的远见呢。显然，地道的“战备”功能是完全丧失了。但是我的外号“疯狗”的舍友李长利却辩道：
“怎么没有用？这是现成的战壕。王书记心里早有算计，冬天打地道战，春天打阵地战。”
谁都听得出这是挖苦。不过即便作为战壕，布局也极不科学。比如有的该相通的地方没有通，有的是死胡同。设若地道不塌，一旦有了敌情，老少爷们进了地道，让敌人把洞口一堵，那么，从《地道战》里学来的那个著名的战法——关门打狗，就得让敌人来实施了。
即便是做不成战壕吧，倒也还有点儿用。恋爱中的年轻人首先发现了它的用处。他们非常欣赏地道（或称之为战壕乃至地沟）的那种曲折、深邃、复杂的地形。当夜幕降临之后，一对对地隐匿其中，有地下室般的安全感，干什么都可以。可惜恋人们的好景不长，一批不懂恋爱的孩子和已过恋爱季节的中年人开始侵入其中。他们发现那里是“方便”的好去处。说它好，一是快捷，几乎一内急，马上就可找到合适处；二是比较干净，这个优点在出恭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蹲在那里，决无厕所里常见的那种手指肚大小的绿豆蝇上下翻飞地撞脸撞屁股。也无恶臭直冲脑门，不必憋得红头涨脸而可以自由畅快地呼吸。但是方便者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一天有一位方便者跳下去方便，一脚踩了一团软乎乎肉乎乎的东西，还伴随着“呱”的一声惨叫。方便者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再一看，方便者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地沟里简直成了一个动物园。除了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癞蛤蟆之外，还有屎壳郎、四脚蛇以及几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子。见有闯入者，都纷纷往可暗处躲藏，只有一条细细的花皮蛇盘成一盘，旁若无人地仰头张嘴吐纳的摇摆。 至此，地道对人们来说才完全无用。不但无用，有些塌陷处还需从别处运土来垫平，比如院子、路面。
第一得无所得，第二得也没得。盐碱地里几乎压了一层半尺厚的沙土。开春播下了种子，直到别处的庄稼长到二寸高、绿油油一片时，盐碱地里仍是毫无消息。三连人为了改良它，给它压了一冬天的沙土，它居然不领情，吞下了所有的种子连块骨头也不吐。
三连人的春天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播种的忙碌像填地道一样，把人们关于地道的记忆抹去了。这对王书记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又可以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书记适宜出现的场合发表讲话和指令了。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地道的印痕并没有被抹平。他的“头三脚”的“第一脚”一脚踢出了个臭屁，他不甘心。
播种的季节一晃就过去了。为春播忙累得疲惫不堪的三连人还没有喘匀了气，眼看着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转瞬间灰色的土地像被用大排笔刷上了一层浅绿。这极富艺术美的自然景色在三连人眼里却是另一层含意——活儿不利索的和懒汉已在心中哀叹：上趟子活儿又来了！
夏锄的三个月里，是昼最长、天气最热的季节。春困秋乏夏打盹，王书记的时间观念又极强：早上四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三连的出工号声已响彻天空。晚上七时，各排才打着红旗踏上归程；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除了午休的两个半小时之外，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间休。午休也好，间休也好，大家主要用来睡觉，而且抓紧时间睡。现在回忆起来，我对那一年夏天的印象是一片迷迷糊糊，唯一强烈的印象就是困。在地里，排长喊：“休息一会儿吧……”话音刚落，已顺垄沟躺倒一片。在无遮无拦的毒辣的阳光照射下，那一张张熟睡的脸惬意得似乎在天堂里吃宴席。
我有一个怪毛病：越困越累越睡不着，而且经常如此。听着四周此起彼伏长吁短叹般的鼾声，我一会儿感到脖子被汗水浸得刺痒，一会儿觉得贴着垄沟的后背被潮热的地气蒸得湿漉漉的，于是翻来覆去手舞足蹈地从这个垄沟折进那个垄沟，却更是睡不着，只气得嗓子发干，舌下冒酸水，控制不住跳起来，捶胸顿足地撒气。撒完了气，间休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时王书记看中了我们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说起来也不能完全怪王书记，上级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他能不照办吗？问题是，他执行得过于认真了。
三连人都在地里“与天斗”，这只能叫“促生产”，挨不上“抓革命”的边。白天没有工夫“抓革命”，只好在晚上抓了。
收工到宿舍约七点三十分，然后赶紧洗脸（或洗澡或干脆哪儿也不洗）吃饭，然后来不及抻抻懒腰，又脚不点地地直奔集体宿舍——每天晚上八点半到十点，是“雷打不动”的“抓革命”的时间，内容是揭批“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没有“新动向”，则学习社论或最高指示。
仅仅这样也还罢了，至少十点过后有个好觉睡。但是对三连人来说，这个愿望也是一种奢侈。王书记毕竟与众不同，他能在当时各连“抓革命”的通用方法中独辟蹊径，从而脱颖而出。于是，隔三岔五地在后半夜，沉睡在黑甜乡里的三连人便会突然被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惊醒——
开始的时候，冲锋号声于我有一种无关的遥远感。但不知是哪个音符拨动了我大脑皮层的敏感神经，生生地把我从沉沉的梦乡里拉了回来。然后就听见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又有敌情了……” “哒哒哒……”冲锋号的节奏急促紧迫，催得你手忙脚乱，像是火上了房。在那以后的好多年里，夜里我一听到冲锋号声就神经骤紧，下意识地要赶快起床到什么地方去集合。
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老实，上级说什么信什么、听什么，也不敢不听——谁也不愿意成为“揭批”对象，本乡本土的被勒令到前面撅着，私下里还得成为打趣的对象。因此实在来不及了拎着鞋也得往外跑，不能迟到。我常常是随着大流晕头晕脑地跑到连部门前的会场上，王书记开始讲话了，才完全清醒过来。
把大家从睡梦里叫起来，是因为又有了新“敌情”。经常发生的“敌情”有：手电筒光在小树林里一明一灭；山脚传来发报机的嘀嘀嗒嗒声；一颗信号弹落进了玉米地里；远处有好几声狗叫……既然发现了“敌情”，就得去捉“阶级敌人”。一般来说，“敌情”都在六七里之外。通常程序是这样：王书记讲“敌情”，接着作动员报告，之后大家在连长或排长的带领下，列队跑步去抓“阶级敌人”。不过王书记从没有亲自带领全连人马去抓过“阶级敌人”。
这天半夜冲锋号又响了。
我急忙套上裤子，两只脚在地上触到了鞋，这时上衣也被摸到了手。推开门，脚随之迈了出去。于是我马上清醒了——霏霏细雨洒了我一头一脖子。
抓“阶级敌人”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怕，下雨算什么？
这天半夜我想其他人也都会像我一样，一跨出门外就完全清醒了。这么快地清醒，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清醒之后，马上就窝了一肚子气。但那个年代窝了气就窝了气，是没有地方发泄的，因此还不如浑浑噩噩地半醒不醒好。我这么说，是因为有后面的事实作依据。
一百多人排成队列，看起来也是一支好大的队伍。王书记站在房檐下——那儿雨水淋不到，他的声音透过雨幕传过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越是天气不好越出来活动。我们绝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据一位革命同志报告：在小山包那儿发现有反标，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回答不很整齐，也不大有力，回答的尾音成了一声叹息。接下来就该出发了，大家不耐烦再听王书记的长篇大论，想早去早回早点睡觉。这时不知是谁在嘀咕：“嘁！编瞎话也不会，这雨天不早把反标淋坏了？谁闲着没事往那儿贴什么反标？胡说八道……”尽管有唰啦唰啦的雨声，但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一时间静得似乎连雨声也没有了。王书记离得稍远，大概没有听清队列里嘀咕了什么，但他是一个敏感的人，那种带有抵触的情绪，他感觉到了。这无异于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就冲这一点也不能无动于衷。
“谁？说什么？革命的同志要光明正大，有话摆到桌面上说，在背后嘀嘀咕咕捅尿窝窝，算什么鸡巴东西！”
三连的党支部书记是不久前才从“大熔炉”里出来的，憋了满肚子的干劲。书记姓王，到三连上任的确切时间是1970年的12月。东北的12月，天寒地冻，最适宜“猫冬”。王书记发现，这个季节种庄稼不行，种树不行，挖沟修渠也不大行。面对这一片干什么也不行的冰天雪地，年轻力壮、雄心勃勃的王书记仰天长叹生不逢时。他仰天长叹半是因为不能马上建功立业，半是因为全连男女老少几百口都猫在家里，说不上会猫出什么事来。一旦猫出什么事来，可怎么向上级交代！
王书记终于想出来一个好点子：挖地道。这个点子显然是受了电影《地道战》的启发。那时候，《地道战》在农场就像现在各种小学生补习班一样，翻来覆去地上演。不料还真的产生了效果，尽管没有鬼子可打，但挖地道仍能一举三得：一，响应“狠抓战备”的号召见行动；二，挖出来的沙土运到盐碱地里能“改良土壤”；三，让人动弹的又累又乏，猫不成冬，这样阶级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到这个时候，三连的老少爷们们仍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倒霉时代”已经逼近了。
三连所在地势低洼，冻土层下去一米左右就见水。在一米高的地道里，人们干活走路只能呈对虾状，一个一个的姿势与批斗会上常见的“喷气式”极相似，但是却比“喷气式”更难捱，因为在地道里还得干活：两手握锹倒土。这自不必说。随着地道向纵深延展，问题也都来了，主要是由于空气流通不畅引起来的。首先是气味恶浊。地下又湿又暖，加上倒土费体力，身着单衣也大汗淋漓。在这种状况下，人体的各器官是有什么气味就散发什么气味。于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屁臭、脚臭、口臭、狐臭、汗臭，不一而足；又流通不出去，倒是一点儿也浪费不了。其次，尽管头上的冻土层凿有鸡蛋粗细的通气孔，但氧气仍严重不足，一盏盏油灯如鬼火，闪闪烁烁，以致一米之外就模模糊糊地看不清。因此倒土时人人都倍加小心，以防一锹在身旁人身上铲下一截什么来。在地道里彼此还看不出什么，待出了地道，却是另一番景象：鼻孔被熏得乌黑，浑身的湿气骤然遇冷，化作白气缭绕升起，像是传说故事里得道者身上缭绕的仙气。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战士们大多很少见到阳光。人们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进了地道，晚上太阳落下去了才收工。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却是在屋里。因此一个个脸色苍白得像得了痨病。又由于天天在地道里撅着，身体就有点变形，走起路来像晃晃的猩猩似的。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地道挖得一发而不可收。居住区里修了好几个入口，一旦有敌情，三连的老少爷们能很快钻进就近的洞口，通过地道转移到村外。据宣传，三连的地道纵横交错，彼此串联；这当然是《地道战》的贯彻落实。
这一年的冬天，王书记的心情非常愉快：他把三连的壮劳力都弄到了地下，累得爬不出洞口，再也无余力“兴风作浪”了，因此三连自然风平浪静，并被进一步渲染成太平盛世。春节前夕，场部在三连召开了现场会，三连被树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的典型，王书记被评为“又红又专”的模范书记。
但是，冬去春来，气候变暖，王书记的运气就不太好了。他论证的挖地道的“三得”中，至少有两“得”让人空欢喜了一场。
1971年春的某日半夜，酣睡中连梦也做不得的三连人被闷闷的一声“扑通”惊醒。许多人来不及穿衣服，奔出屋外，看天、看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又疑疑惑惑地进屋接着睡去了。天亮之后，“扑通”声才有了明白的解释：居住区东北角上的地道坍塌了。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照常吃饭、睡觉、出工，夜里再听到“扑通”声，也不大惊小怪了。后来“扑通”声多了，偶尔哪一夜没有“扑通”声，倒睡得不踏实。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三连的人都有希望当一回土行孙，像他那样身怀绝技。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拎着洗脸盆去井台打水，看见女宿舍里抢出一位，大概因为内急，朝厕所方向以百米速度披头散发地冲刺。我望着她的背影忍不住呵呵发笑，还没等我笑完，却见她的两条胳膊突然向上举起胡乱地摇了两下，便从地面上消失了。与土行孙不同的是，她没有土行孙的逍遥；消失的时候，她鬼哭狼嚎般哇哇大叫。那末日来临般的尖叫，使一觉醒来面对仲春良辰美景的三连人一惊一乍。
地道的塌陷状况不一。有的“扑通”一声塌得比较彻底；有的自顶部一层层地陷落，直到剩下薄薄的一层。这在地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人走上去，便如《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身子一扭，土遁去也。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便见惯不惊，倒是传到外连，外连的人纷纷传说：三连又出稀奇事了。
三连人付出一冬天见不到太阳、体形变得接近猩猩的代价而辛苦挖成的地道，经过一春天的七塌八陷，已经面目全非。一道道左拐右斜的土沟深深浅浅错落有致地纵横于居住区及其外围。有人庆幸，亏得地道没有挖到房子下面，这还得佩服王书记的远见呢。显然，地道的“战备”功能是完全丧失了。但是我的外号“疯狗”的舍友李长利却辩道：
“怎么没有用？这是现成的战壕。王书记心里早有算计，冬天打地道战，春天打阵地战。”
谁都听得出这是挖苦。不过即便作为战壕，布局也极不科学。比如有的该相通的地方没有通，有的是死胡同。设若地道不塌，一旦有了敌情，老少爷们进了地道，让敌人把洞口一堵，那么，从《地道战》里学来的那个著名的战法——关门打狗，就得让敌人来实施了。
即便是做不成战壕吧，倒也还有点儿用。恋爱中的年轻人首先发现了它的用处。他们非常欣赏地道（或称之为战壕乃至地沟）的那种曲折、深邃、复杂的地形。当夜幕降临之后，一对对地隐匿其中，有地下室般的安全感，干什么都可以。可惜恋人们的好景不长，一批不懂恋爱的孩子和已过恋爱季节的中年人开始侵入其中。他们发现那里是“方便”的好去处。说它好，一是快捷，几乎一内急，马上就可找到合适处；二是比较干净，这个优点在出恭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蹲在那里，决无厕所里常见的那种手指肚大小的绿豆蝇上下翻飞地撞脸撞屁股。也无恶臭直冲脑门，不必憋得红头涨脸而可以自由畅快地呼吸。但是方便者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一天有一位方便者跳下去方便，一脚踩了一团软乎乎肉乎乎的东西，还伴随着“呱”的一声惨叫。方便者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再一看，方便者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地沟里简直成了一个动物园。除了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癞蛤蟆之外，还有屎壳郎、四脚蛇以及几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子。见有闯入者，都纷纷往可暗处躲藏，只有一条细细的花皮蛇盘成一盘，旁若无人地仰头张嘴吐纳的摇摆。 至此，地道对人们来说才完全无用。不但无用，有些塌陷处还需从别处运土来垫平，比如院子、路面。
第一得无所得，第二得也没得。盐碱地里几乎压了一层半尺厚的沙土。开春播下了种子，直到别处的庄稼长到二寸高、绿油油一片时，盐碱地里仍是毫无消息。三连人为了改良它，给它压了一冬天的沙土，它居然不领情，吞下了所有的种子连块骨头也不吐。
三连人的春天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播种的忙碌像填地道一样，把人们关于地道的记忆抹去了。这对王书记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又可以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书记适宜出现的场合发表讲话和指令了。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地道的印痕并没有被抹平。他的“头三脚”的“第一脚”一脚踢出了个臭屁，他不甘心。
播种的季节一晃就过去了。为春播忙累得疲惫不堪的三连人还没有喘匀了气，眼看着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转瞬间灰色的土地像被用大排笔刷上了一层浅绿。这极富艺术美的自然景色在三连人眼里却是另一层含意——活儿不利索的和懒汉已在心中哀叹：上趟子活儿又来了！
夏锄的三个月里，是昼最长、天气最热的季节。春困秋乏夏打盹，王书记的时间观念又极强：早上四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三连的出工号声已响彻天空。晚上七时，各排才打着红旗踏上归程；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除了午休的两个半小时之外，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间休。午休也好，间休也好，大家主要用来睡觉，而且抓紧时间睡。现在回忆起来，我对那一年夏天的印象是一片迷迷糊糊，唯一强烈的印象就是困。在地里，排长喊：“休息一会儿吧……”话音刚落，已顺垄沟躺倒一片。在无遮无拦的毒辣的阳光照射下，那一张张熟睡的脸惬意得似乎在天堂里吃宴席。
我有一个怪毛病：越困越累越睡不着，而且经常如此。听着四周此起彼伏长吁短叹般的鼾声，我一会儿感到脖子被汗水浸得刺痒，一会儿觉得贴着垄沟的后背被潮热的地气蒸得湿漉漉的，于是翻来覆去手舞足蹈地从这个垄沟折进那个垄沟，却更是睡不着，只气得嗓子发干，舌下冒酸水，控制不住跳起来，捶胸顿足地撒气。撒完了气，间休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时王书记看中了我们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说起来也不能完全怪王书记，上级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他能不照办吗？问题是，他执行得过于认真了。
三连人都在地里“与天斗”，这只能叫“促生产”，挨不上“抓革命”的边。白天没有工夫“抓革命”，只好在晚上抓了。
收工到宿舍约七点三十分，然后赶紧洗脸（或洗澡或干脆哪儿也不洗）吃饭，然后来不及抻抻懒腰，又脚不点地地直奔集体宿舍——每天晚上八点半到十点，是“雷打不动”的“抓革命”的时间，内容是揭批“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没有“新动向”，则学习社论或最高指示。
仅仅这样也还罢了，至少十点过后有个好觉睡。但是对三连人来说，这个愿望也是一种奢侈。王书记毕竟与众不同，他能在当时各连“抓革命”的通用方法中独辟蹊径，从而脱颖而出。于是，隔三岔五地在后半夜，沉睡在黑甜乡里的三连人便会突然被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惊醒——
开始的时候，冲锋号声于我有一种无关的遥远感。但不知是哪个音符拨动了我大脑皮层的敏感神经，生生地把我从沉沉的梦乡里拉了回来。然后就听见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又有敌情了……” “哒哒哒……”冲锋号的节奏急促紧迫，催得你手忙脚乱，像是火上了房。在那以后的好多年里，夜里我一听到冲锋号声就神经骤紧，下意识地要赶快起床到什么地方去集合。
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老实，上级说什么信什么、听什么，也不敢不听——谁也不愿意成为“揭批”对象，本乡本土的被勒令到前面撅着，私下里还得成为打趣的对象。因此实在来不及了拎着鞋也得往外跑，不能迟到。我常常是随着大流晕头晕脑地跑到连部门前的会场上，王书记开始讲话了，才完全清醒过来。
把大家从睡梦里叫起来，是因为又有了新“敌情”。经常发生的“敌情”有：手电筒光在小树林里一明一灭；山脚传来发报机的嘀嘀嗒嗒声；一颗信号弹落进了玉米地里；远处有好几声狗叫……既然发现了“敌情”，就得去捉“阶级敌人”。一般来说，“敌情”都在六七里之外。通常程序是这样：王书记讲“敌情”，接着作动员报告，之后大家在连长或排长的带领下，列队跑步去抓“阶级敌人”。不过王书记从没有亲自带领全连人马去抓过“阶级敌人”。
这天半夜冲锋号又响了。
我急忙套上裤子，两只脚在地上触到了鞋，这时上衣也被摸到了手。推开门，脚随之迈了出去。于是我马上清醒了——霏霏细雨洒了我一头一脖子。
抓“阶级敌人”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怕，下雨算什么？
这天半夜我想其他人也都会像我一样，一跨出门外就完全清醒了。这么快地清醒，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清醒之后，马上就窝了一肚子气。但那个年代窝了气就窝了气，是没有地方发泄的，因此还不如浑浑噩噩地半醒不醒好。我这么说，是因为有后面的事实作依据。
一百多人排成队列，看起来也是一支好大的队伍。王书记站在房檐下——那儿雨水淋不到，他的声音透过雨幕传过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越是天气不好越出来活动。我们绝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据一位革命同志报告：在小山包那儿发现有反标，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回答不很整齐，也不大有力，回答的尾音成了一声叹息。接下来就该出发了，大家不耐烦再听王书记的长篇大论，想早去早回早点睡觉。这时不知是谁在嘀咕：“嘁！编瞎话也不会，这雨天不早把反标淋坏了？谁闲着没事往那儿贴什么反标？胡说八道……”尽管有唰啦唰啦的雨声，但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一时间静得似乎连雨声也没有了。王书记离得稍远，大概没有听清队列里嘀咕了什么，但他是一个敏感的人，那种带有抵触的情绪，他感觉到了。这无异于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就冲这一点也不能无动于衷。
“谁？说什么？革命的同志要光明正大，有话摆到桌面上说，在背后嘀嘀咕咕捅尿窝窝，算什么鸡巴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