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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民谣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75岁的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称赞他为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如果回到2500年前，你会发现荷马和萨福创作的诗歌，本身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也就表示，这些诗词本身就是为表演而做，有时还会用到乐器，就像现在的迪伦一样。”
在顾悦（独立民谣音乐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看来，鲍勃·迪伦获奖代表着民谣正式被严肃文学界认可。有人说颁诺奖给迪伦是误导了文学概念，但事实上，这才是文学概念的归正，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诗经》，其实也是民谣。
当音乐与文学相遇，
民谣便诞生了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当代中国新民谣的第一个源头便是古诗。《诗经》根据歌谣来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的“风”所指的就是民谣。当然，《诗经》中所记载的民谣，与如今的中国新民谣并非同一个含义。
当代中国新民谣的第二个源头当属美国民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渐浮表面，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那时，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离开家庭，来到郊区或乡下，组成社团，过着一种简朴的群体生活。他们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包括传统文化）、反对既有秩序。他们在服装和发型方面也反其道而行之，越古怪越好，而且还普遍服用致幻药物。因此，他们得到一个外号—“嬉皮士”，泛指生活在既定社会之外的不顺从的青年人。
在这种背景下，摇滚乐构成了60年代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反映了那一代青年的情感和愿望，说出了他们对人生、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这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民谣摇滚之中。早在鲍勃·迪伦获奖之前，就有不少乐手的自我想象是鲍勃·迪伦或是中国的鲍勃·迪伦。
至于第三个源头，就是台湾民歌运动。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胡德夫堪称大陆新民谣谱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他浓重的土地气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不加修饰、沧桑而真实的歌喉，以及对于“民谣就是生活的记录”的声明，都深刻影响了大陆新民谣最初的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新民谣脱胎于汉语诗歌传统，又浸淫了台湾民歌运动、英美民谣复兴、中国传统民歌等养分。在中国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图谱中，从曾经的校园民谣音乐热的逐渐消散，到仿佛一夜之间重新复苏，再到众多民谣歌手的不断涌现，直至鲍勃·迪伦的获奖引发的瞩目与讨论，中国新民谣终于从暗流涌到了地表，成为了中国乐坛日益声势浩大的力量。
摇滚先锋
谁又曾想过，如今蓬勃发展的中国新民谣，受到过三十年前炙热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摇滚乐的影响。
1986年5月，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空，回荡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三年后，崔健发表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将“地火”烧到了地面。
在《不是我不明白》中，崔健直接点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原有价值观全方位坍塌的社会现状—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1994年春天，窦唯、何勇与张楚以集体姿态亮相，《黑梦》《垃圾场》《孤独人的是可耻的》三张专辑同时推出，他们被称为“魔岩三杰”。这是中国摇滚乐的高潮，可就在这一年之后，中国摇滚就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乐评人李皖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气息的弥漫，深刻的苦闷感消失了，反抗的骄傲不再。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暗淡下去，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敬意。”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都将是人民的最大追求。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园民谣的勃兴。
《同桌的你》与校园民谣的诞生
1994年1月，一张由大地唱片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1》（1983-1993），上市后便开始热卖。在此之前，内地音乐从未有过如此温情的歌曲，因而迅速打动了正在经历青春乃至青春不再的人们。那个遥远的1994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民谣年，这是大陆校园民谣第一次以一种稳定的姿态、统一的命名出现。次年，老狼携《同桌的你》登上春晚，紧接着是《校园民谣2》《恋恋风尘》的推出。校园民谣迎来了它的全盛时代。
1994年，国家正经历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似乎都可以从这些风轻云淡的校园民谣里找到安慰，想起初恋的爱人，怀念睡在上铺的兄弟。彼时的大陆校园民谣被看作是学生时代无处投递的感情的倾诉场，无非是轻飘的、浪漫的、虚无的。
而那一年，盲人周云蓬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漂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个音箱，还有一只油饼到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唱老狼，也唱罗大佑。23岁的万晓利刚刚从邯郸磁县酒精厂辞职，女儿已3岁，还没有开始北漂。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不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音乐，也选择了有别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样的情怀。他们有梦想，可他们的梦想没有睡在青葱校园的温床里。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努力与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社会，争夺和守护自己的梦想。
这注定了十年后，当周云蓬、万晓利等人成为“新民谣”的领军者时，民谣成了另一番模样。
路在何方
周云蓬在一篇回忆新民谣十年历程的文章中描述道：“新民谣的兴起，并非是小贫乍富，它更像是蚂蚁搬家，一点一滴日久见人心。它得力于互联网的自由传播，人们对于宣泄自己心理诉求的渴望，以及平易近人的现场音乐的回归，仿佛多年前的天橋撂地，梨园摔角儿。”
与此前已成颓势的大陆摇滚乐不同，新民谣式的反叛看起来并不那么激烈和狂野。虽然新民谣在某种程度上接过了摇滚音乐的某些精神，但摇滚乐的高度决绝与反抗，在新民谣这里则蜕变为了以民间智慧名义得以彰显的反讽，甚至演变为与日常的某种奇特的和解。而与此前的校园民谣相比，中国新民谣总体上似乎已经走出了个体的情绪迷思，而开始以不同方式介入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
而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新民谣歌手也逐渐面临巨大的创作瓶颈，有部分新民谣歌手开始选择乡村、古诗词、自然、地域文化等题材作为创作来源，它们似乎表达着歌者身处拥挤的现代化城市而产生的乡愁，以及隐隐若现的对现实的回避态度。在被赋予了新的主题内容之后，中国新民谣迎来了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拥有多样的可能性自然值得欢欣雀跃。只是，当许多新民谣歌手从“小众”逐渐变为“大众”，从一个城市匆匆赶往另一个城市，从创作新民谣歌曲到渐渐与流行音乐的边界开始模糊，我们或许应该思考，这是不是新的开始？它的路在何方？
（摘自微信公众号“半城”，ID：banchengdushu）
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75岁的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称赞他为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如果回到2500年前，你会发现荷马和萨福创作的诗歌，本身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也就表示，这些诗词本身就是为表演而做，有时还会用到乐器，就像现在的迪伦一样。”
在顾悦（独立民谣音乐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看来，鲍勃·迪伦获奖代表着民谣正式被严肃文学界认可。有人说颁诺奖给迪伦是误导了文学概念，但事实上，这才是文学概念的归正，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诗经》，其实也是民谣。
当音乐与文学相遇，
民谣便诞生了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当代中国新民谣的第一个源头便是古诗。《诗经》根据歌谣来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的“风”所指的就是民谣。当然，《诗经》中所记载的民谣，与如今的中国新民谣并非同一个含义。
当代中国新民谣的第二个源头当属美国民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渐浮表面，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那时，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离开家庭，来到郊区或乡下，组成社团，过着一种简朴的群体生活。他们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包括传统文化）、反对既有秩序。他们在服装和发型方面也反其道而行之，越古怪越好，而且还普遍服用致幻药物。因此，他们得到一个外号—“嬉皮士”，泛指生活在既定社会之外的不顺从的青年人。
在这种背景下，摇滚乐构成了60年代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反映了那一代青年的情感和愿望，说出了他们对人生、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这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民谣摇滚之中。早在鲍勃·迪伦获奖之前，就有不少乐手的自我想象是鲍勃·迪伦或是中国的鲍勃·迪伦。
至于第三个源头，就是台湾民歌运动。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胡德夫堪称大陆新民谣谱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他浓重的土地气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不加修饰、沧桑而真实的歌喉，以及对于“民谣就是生活的记录”的声明，都深刻影响了大陆新民谣最初的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新民谣脱胎于汉语诗歌传统，又浸淫了台湾民歌运动、英美民谣复兴、中国传统民歌等养分。在中国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图谱中，从曾经的校园民谣音乐热的逐渐消散，到仿佛一夜之间重新复苏，再到众多民谣歌手的不断涌现，直至鲍勃·迪伦的获奖引发的瞩目与讨论，中国新民谣终于从暗流涌到了地表，成为了中国乐坛日益声势浩大的力量。
摇滚先锋
谁又曾想过，如今蓬勃发展的中国新民谣，受到过三十年前炙热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摇滚乐的影响。
1986年5月，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空，回荡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三年后，崔健发表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将“地火”烧到了地面。
在《不是我不明白》中，崔健直接点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原有价值观全方位坍塌的社会现状—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1994年春天，窦唯、何勇与张楚以集体姿态亮相，《黑梦》《垃圾场》《孤独人的是可耻的》三张专辑同时推出，他们被称为“魔岩三杰”。这是中国摇滚乐的高潮，可就在这一年之后，中国摇滚就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乐评人李皖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气息的弥漫，深刻的苦闷感消失了，反抗的骄傲不再。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暗淡下去，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敬意。”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都将是人民的最大追求。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园民谣的勃兴。
《同桌的你》与校园民谣的诞生
1994年1月，一张由大地唱片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1》（1983-1993），上市后便开始热卖。在此之前，内地音乐从未有过如此温情的歌曲，因而迅速打动了正在经历青春乃至青春不再的人们。那个遥远的1994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民谣年，这是大陆校园民谣第一次以一种稳定的姿态、统一的命名出现。次年，老狼携《同桌的你》登上春晚，紧接着是《校园民谣2》《恋恋风尘》的推出。校园民谣迎来了它的全盛时代。
1994年，国家正经历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似乎都可以从这些风轻云淡的校园民谣里找到安慰，想起初恋的爱人，怀念睡在上铺的兄弟。彼时的大陆校园民谣被看作是学生时代无处投递的感情的倾诉场，无非是轻飘的、浪漫的、虚无的。
而那一年，盲人周云蓬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漂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个音箱，还有一只油饼到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唱老狼，也唱罗大佑。23岁的万晓利刚刚从邯郸磁县酒精厂辞职，女儿已3岁，还没有开始北漂。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不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音乐，也选择了有别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样的情怀。他们有梦想，可他们的梦想没有睡在青葱校园的温床里。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努力与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社会，争夺和守护自己的梦想。
这注定了十年后，当周云蓬、万晓利等人成为“新民谣”的领军者时，民谣成了另一番模样。
路在何方
周云蓬在一篇回忆新民谣十年历程的文章中描述道：“新民谣的兴起，并非是小贫乍富，它更像是蚂蚁搬家，一点一滴日久见人心。它得力于互联网的自由传播，人们对于宣泄自己心理诉求的渴望，以及平易近人的现场音乐的回归，仿佛多年前的天橋撂地，梨园摔角儿。”
与此前已成颓势的大陆摇滚乐不同，新民谣式的反叛看起来并不那么激烈和狂野。虽然新民谣在某种程度上接过了摇滚音乐的某些精神，但摇滚乐的高度决绝与反抗，在新民谣这里则蜕变为了以民间智慧名义得以彰显的反讽，甚至演变为与日常的某种奇特的和解。而与此前的校园民谣相比，中国新民谣总体上似乎已经走出了个体的情绪迷思，而开始以不同方式介入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
而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新民谣歌手也逐渐面临巨大的创作瓶颈，有部分新民谣歌手开始选择乡村、古诗词、自然、地域文化等题材作为创作来源，它们似乎表达着歌者身处拥挤的现代化城市而产生的乡愁，以及隐隐若现的对现实的回避态度。在被赋予了新的主题内容之后，中国新民谣迎来了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拥有多样的可能性自然值得欢欣雀跃。只是，当许多新民谣歌手从“小众”逐渐变为“大众”，从一个城市匆匆赶往另一个城市，从创作新民谣歌曲到渐渐与流行音乐的边界开始模糊，我们或许应该思考，这是不是新的开始？它的路在何方？
（摘自微信公众号“半城”，ID：banchengdu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