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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因素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消除,各国政府都在寻求良策以谋求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这种不可回避的挑战。
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抵御这场危机的主流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也开始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反思。这种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国民生产与收入分配。其亮点分别是:在关于“国民生产”的研究领域,开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也已经在酝酿突破基尼系数的盲区。毫无疑问: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思维,对于社会建设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设计意义重大。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国际社会反危机的前沿;中国的理论思维也应该起到引领般的作用,而其价值已经不局限在向世界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
这里谈谈基尼系数,这原本是一个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进行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比较,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已经很难得心应手了,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正或补充。一般的读者都了解,运用基尼系数这一相对传统的分析工具,也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那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深刻的扬弃呢?
这是因为: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开始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而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及其系统思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继续前进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而2009年2月,访问英国——这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故乡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这样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一断言,也赢得了英国朝野的广泛尊敬。
因此,对社会收入实际功效的判断,是理解公平正义的前提。
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东西方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这也使我们发现原先的基尼系数概念,在现实的工具运用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盲区。那么,盲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新的观点是:基尼系数概念诞生80多年来,虽然是国际机构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一工具的运用前提很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极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关体系健全、统计指标和工具比较完善,等等。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尼系数作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总量概念”,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差异”,而且忽略了大国发展的空间和区域的不平衡、阶段性差异以及各地错综复杂的异质性因素。因此,这样的基尼系数比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结论,并由此来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而且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尽管基尼系数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是它作为一个反映整体不平等的指标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且它毕竟能够有效体现不平等的客观存在。若彻底放弃基尼系数,恐怕一时也难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指标,完全重新建构新的指标也非易事。因此,更可取的做法是扬弃,而非舍弃。
修正和改良基尼系数以完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评估体系
为了更好地测量经济上的不平等,并反映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剧烈程度,我们可以对基尼系数进行必要的修正和改良,或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发展更完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评估体系。
首先,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国的适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其中最显著的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甚至是缓解作用。如果简单地使用数字计算结果表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应,必然是不符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现实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逐渐获得市民待遇,特别是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确保他们能够顺畅地自由流动,在流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因此,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如果能够既考虑到静态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又考虑到动态的人口和阶层流动的效应,无疑可以增强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指示作用。
其次,综合考察包括基尼系数在内的多种指标,构建广义社会冲突指标体系。我们测量不平等存在的事实,最终是为了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预警”。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但我们在衡量社会冲突水平时却不能只考虑诱发因素,而要一并考虑到社会冲突的抑制因素。社会冲突的水平与诱发因素的强弱成正比,与抑制因素的强弱成反比。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表现出收入分配不均等危险信号,但如果某些抑制因素能同时起效,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水平仍然可以得到控制。
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冲突管理系统的效用(effectiveness of the conflict management system)被作为主要的冲突抑制因素纳入指标建构中,包括国家民主制度的成熟度和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两个方面。
一方面,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保证各类社会群体都有自由表达利益诉求、议政参政的渠道;另一方面,高绩效的政府可以更有力地推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政策,在危急面前也能表现出更强的控制局面的能力。
两者都有助于缓解矛盾和冲突。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冲突指标体系应由经济收入的差异度、民主测度和政府绩效三方面共同构成:收入差异仍然沿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民主指标包含公务人员录用制度(公正、公开、合法性等)、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依法监督、审查等)和政党竞争(参政议政);政府绩效则包含了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公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政府调控的质量。这样,社会冲突水平就可以表达为:
这一指标体系显然比单一的基尼系数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任何指标体系都是为了简化或者抽象地表达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在简化和抽象之前必须通过严谨的理论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或特性,以免遗漏任何重要成分或影响因素。基尼系数本就是为了作为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指示器”而生的,为了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它难免显得过于单薄。
最后,单一的基尼系数仅仅能够表示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程度,收入分配的不均仅仅只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的诱因之一。除了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民族、种族和文化的隔离或差异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严格而论,在社会冲突水平表达式的分子上还应该加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指标,否则那些种族或文化同质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冲突水平很可能会被高估。当然,民族、种族和文化的隔离或差异在测量上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以民族为例,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未必会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相反,某些民族成分简单的国家反而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冲突甚至敌对状态中,典型的例子是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矛盾,相比之下,巴西这个民族大熔炉显然要和谐很多(不能说不存在矛盾,但至少没有达到敌视甚至开战的状态)。文化层面的差异就显得更为微妙了,几乎很难用客观量化的指标测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可以发展出能够包含这些因素的指标体系。
总之,单一的基尼系数在当今复杂的局势下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不过我们仍应感谢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等学者赋予它许多优点,使我们可以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新的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测量体系,成为通向和谐稳定之路上保驾护航的指示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俞霏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sohu.com
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抵御这场危机的主流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也开始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反思。这种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国民生产与收入分配。其亮点分别是:在关于“国民生产”的研究领域,开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也已经在酝酿突破基尼系数的盲区。毫无疑问: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思维,对于社会建设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设计意义重大。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国际社会反危机的前沿;中国的理论思维也应该起到引领般的作用,而其价值已经不局限在向世界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
这里谈谈基尼系数,这原本是一个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进行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比较,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已经很难得心应手了,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正或补充。一般的读者都了解,运用基尼系数这一相对传统的分析工具,也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那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深刻的扬弃呢?
这是因为: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开始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而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及其系统思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继续前进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而2009年2月,访问英国——这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故乡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这样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一断言,也赢得了英国朝野的广泛尊敬。
因此,对社会收入实际功效的判断,是理解公平正义的前提。
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东西方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这也使我们发现原先的基尼系数概念,在现实的工具运用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盲区。那么,盲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新的观点是:基尼系数概念诞生80多年来,虽然是国际机构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一工具的运用前提很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极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关体系健全、统计指标和工具比较完善,等等。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尼系数作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总量概念”,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差异”,而且忽略了大国发展的空间和区域的不平衡、阶段性差异以及各地错综复杂的异质性因素。因此,这样的基尼系数比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结论,并由此来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而且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尽管基尼系数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是它作为一个反映整体不平等的指标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且它毕竟能够有效体现不平等的客观存在。若彻底放弃基尼系数,恐怕一时也难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指标,完全重新建构新的指标也非易事。因此,更可取的做法是扬弃,而非舍弃。
修正和改良基尼系数以完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评估体系
为了更好地测量经济上的不平等,并反映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剧烈程度,我们可以对基尼系数进行必要的修正和改良,或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发展更完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评估体系。
首先,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国的适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其中最显著的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甚至是缓解作用。如果简单地使用数字计算结果表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应,必然是不符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现实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逐渐获得市民待遇,特别是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确保他们能够顺畅地自由流动,在流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因此,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如果能够既考虑到静态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又考虑到动态的人口和阶层流动的效应,无疑可以增强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指示作用。
其次,综合考察包括基尼系数在内的多种指标,构建广义社会冲突指标体系。我们测量不平等存在的事实,最终是为了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预警”。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但我们在衡量社会冲突水平时却不能只考虑诱发因素,而要一并考虑到社会冲突的抑制因素。社会冲突的水平与诱发因素的强弱成正比,与抑制因素的强弱成反比。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表现出收入分配不均等危险信号,但如果某些抑制因素能同时起效,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水平仍然可以得到控制。
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冲突管理系统的效用(effectiveness of the conflict management system)被作为主要的冲突抑制因素纳入指标建构中,包括国家民主制度的成熟度和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两个方面。
一方面,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保证各类社会群体都有自由表达利益诉求、议政参政的渠道;另一方面,高绩效的政府可以更有力地推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政策,在危急面前也能表现出更强的控制局面的能力。
两者都有助于缓解矛盾和冲突。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冲突指标体系应由经济收入的差异度、民主测度和政府绩效三方面共同构成:收入差异仍然沿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民主指标包含公务人员录用制度(公正、公开、合法性等)、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依法监督、审查等)和政党竞争(参政议政);政府绩效则包含了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公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政府调控的质量。这样,社会冲突水平就可以表达为:
这一指标体系显然比单一的基尼系数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任何指标体系都是为了简化或者抽象地表达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在简化和抽象之前必须通过严谨的理论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或特性,以免遗漏任何重要成分或影响因素。基尼系数本就是为了作为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指示器”而生的,为了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它难免显得过于单薄。
最后,单一的基尼系数仅仅能够表示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程度,收入分配的不均仅仅只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的诱因之一。除了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民族、种族和文化的隔离或差异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严格而论,在社会冲突水平表达式的分子上还应该加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指标,否则那些种族或文化同质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冲突水平很可能会被高估。当然,民族、种族和文化的隔离或差异在测量上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以民族为例,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未必会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相反,某些民族成分简单的国家反而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冲突甚至敌对状态中,典型的例子是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矛盾,相比之下,巴西这个民族大熔炉显然要和谐很多(不能说不存在矛盾,但至少没有达到敌视甚至开战的状态)。文化层面的差异就显得更为微妙了,几乎很难用客观量化的指标测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可以发展出能够包含这些因素的指标体系。
总之,单一的基尼系数在当今复杂的局势下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不过我们仍应感谢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等学者赋予它许多优点,使我们可以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新的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测量体系,成为通向和谐稳定之路上保驾护航的指示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俞霏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sohu.com